陈漱渝：我接触的第一本新文学读物
我没有想到后半生会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为职业；也没有想到我接触的第一部新文学读物,竟会是冰心本人颇为偏爱的《关于女人》，而且这本书成为了一本埋藏在我记忆最底层的书。
时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姨妈随姨父调动到唐山开滦煤矿工作，留下了几箱书籍和相册；当时又正值我家由长沙市内迁往郊区。在搬迁过程中，我无意间在姨妈留存的物件中发现了这本书。那时我正处在小学毕业进入初中的阶段，虽然谈不上情窦初开，但《关于女人》这四个字对于我这个男孩子而言，还是颇为吸引眼球的，于是我就囫囵吞枣读起来。现在估计，我接触的应该是该书的再版本。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我的学生》两篇。
冰心说，她有一个写作的习惯，就是写作时“必须在一种特殊的心境之下”，若是这种心境抓不到，她能整夜地伸着纸，拿着笔，数小时之久，写不出一个字来，内心痛苦极了。（《一封公开信》，1936年4月1日《人世间》第2期）
那么，写作《关于女人》时她是一种什么心境，能使她的灵感像一阵风，像一道闪电，突然来袭，让她的文思海潮般地奔涌呢？
1940年底，冰心从昆明来到重庆，在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出任文教组组长，还出任了国民政府参政委员会女参政员，致力于儿童福利和妇女教育事业，后来因身体不适，又想超脱于党派之争，便隐居在歌乐山林家庙5号。这是一幢土房，没有围墙，四周有点空地。她将这个寓所命名为“潜庐”。“潜”是隐藏的意思；也许跟隐逸诗人陶潜的“潜”字有关，总之是想躲避政坛的喧嚣，潜心从事创作。据冰心介绍：“歌乐山在重庆西边16多英里，在重庆受最猛烈的轰炸时节，是最美丽的 ‘疏建区’。海拔三千英尺，在渝西一带山岭之中，最为幽秀挺拔。而且山上栽遍了松树，终年是重重叠叠的松影，山径上遍布着软软厚厚的松叶……若没有猛烈的轰炸，我不会到歌乐山。”
1941年1月，冰心丈夫吴文藻的清华校友刘英士力邀冰心撰稿，其时他正主编一份周刊《星期评论》。冰心当时刚从参政委员会辞职，经济上捉襟见肘，有一年夏天连续三个月光靠吃南瓜下饭；又有空闲时间写作。缺钱又有闲，她便答应了刘英士的请求。《关于女人》第一篇的稿费，就成为了冰心一家当年年夜饭的餐费。梁实秋在《忆冰心》一文中也写道：“一般人以为冰心养尊处优，以我所知，她在抗战期间并不宽裕。”至于选择女人为题材，则是因为不仅冰心自己是女人，而且因为她结识的女性至少在千人以上，如果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关于女人〉后记》）
在重庆图书馆王志昆副馆长的帮助下，我在缩微胶卷上看到了几期《星期评论》，编辑叫高良佐，社址似乎是重庆小龙坎戴家院，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经售。这份刊物版式呆板，以刊登评论为主；也刊登一点文艺作品，主要是旧体诗。所以，冰心的《关于女人》应该是这份刊物的卖点。
冰心同意为《星期评论》撰稿，同时有个要求，就是另外用一个笔名，得到了刘英士的同意。于是，冰心就以“男士”为笔名撰写了这组文章。据我所知，谢婉莹除开以“冰心”为笔名发表作品外，她采用的笔名只有“婉莹”和“男士”这两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以男性化的笔名发表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者，恐怕仅有冰心一人。冰心笔下的“男士”，既是作为叙事者的理想的男性，也是作为女性作者的代言人。她之所以以“男士”为笔名，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客观公正的印象，避免女权主义者容易产生的性别偏执。但无论她如何转换视角，从中反映出来的仍是冰心的女性观。
1943年，天地图书出版社托冰心的一个女学生来要求出版这本书，冰心又增写了7篇，共16篇，于同年9月出版；印数为5000册。此书颇为畅销，多次再版，但只付了初版的稿酬；而且错字太多，有些错误令人啼笑皆非。1945年11月，由巴金引介，此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增订再版；再版本订正了文字，又加上了悼念几位女友的文章。
在《〈关于女人〉抄书代序》一文中，冰心抄录了《红楼梦》中的一段话，强调的是一种十分明确的“女子不让须眉”（亦即“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妇女观。序中虽然说这部作品是“假语村言”，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人物原型，其中也包括了冰心本人的人生经历。《关于女人》的开篇题为《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在这篇文章中，冰心以她理解的男性眼光，在女性种种优点中，首先列出了三个：即温柔，忍耐，细心。不过，“忍耐”似乎可以涵盖在“温柔”之中。“细心”固然是美德，不过在男性眼中，“漂亮”和“忠实”肯定会比“细心”更重要。
男人希望配偶漂亮，但自己不漂亮，并无潘安之貌，怎么办？所以冰心告诫说：“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比如我们要求对方‘容貌美丽’，就得先去照照镜子……”这的确是男性求偶者的一帖清醒剂。
在这篇文章中，冰心最表同情的是既操持家务又外出工作的职业妇女——这也许跟冰心本人的身份不无关联。她感到妇女争取到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之后，就使自己承担起双倍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工作和家庭两不放弃，女性就会被这两股绳索绞死。因此她强调，婚后的男人不能把家务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太太。
中国妇女冲破家庭桎梏步入社会，萌芽于清末，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一部分女性跟男性同样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就具备了通过谋职获取独立经济来源的条件，在政界、商界、医疗界、教育界开始闪动出女性靓丽的身影。不过在党政机关服务的女性在职员中只占3%左右，大多数妇女所从事的还是从家务衍生出来的职业——主要是教育。不过，对于女性而言，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进行选择必然会面临两难的境遇。其实早在1933年10月21日，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就谈到过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两性之间“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别，女性必然在家庭中承担一些特殊的职责，比如不能“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另一方面，妇女又必须“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否则所谓男女平等“就都是空话”。（《南腔北调集》）1942年6月7日，巴金在致杨静如的信中也写到：“人不该单靠感情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33年8月）为了给束缚妇女的这“两股绳索”松绑，上世纪40年代初，沈从文曾在《战国策》刊物上提出了“妇女回家论”，但随即受到了聂绀弩、葛琴等进步作家的批判，认为妇女首先“应该是社会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只有从事更远大的事业，才能成为“新时代的贤妻良母”。
《关于女人》第二篇叫《我的择偶条件》。早在1923年4月，被称为“性博士”的张竞生教授就已经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1923年4月19日《晨报副刊》）这一观点受到了不少人反驳。这些人认为：“恋爱就是恋爱。爱情的成分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加上性的感觉或更加入性的行为，而不容渗入其他条件，否则就不是纯正的恋爱。”针对这种看法，张竞生再次强调，爱情并不神秘，无条件既无爱情。男女之所以相爱，或因为情欲的冲动，或因为感情作用，或因为社会制约，那些反对“爱情有条件”的人，都承认“爱情是各种感情结合而成”，这就无异于肯定了感情是构成爱情的第一个条件。（《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1923年6月20日至22日《晨报副刊》）
在《我的择偶条件》中，冰心模拟“男士”的口吻，提出了25个条件，包括籍贯、年龄、职业、身材、文化教养……这些条件有些很符合冰心本人的性格，比如“喜欢海”、“喜欢生物”、“喜欢微醺的情境”……这些条件还曲折反映出作者为人处世是很注重“嗜好与习惯上的小节”，而不苛求对方的容貌和财力。
冰心《关于女人》一书共写了14个女性，首先写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是冰心生命的创造者，也是她最初和最后的恋慕。“母爱”是冰心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她认为，母爱是心灵的故乡，生命的绿洲。母爱是人的一种天性，并不需要理由。母爱虽然或隐或显，或出或没，对于儿女而言都不差毫分；无论子女贫富或贵贱，母爱都不分厚薄。在《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南归》、《再寄小读者》中，读者都能看到她母亲圣母般的身影，都能听到她对“母爱”深情而热烈的讴歌。在冰心笔下，母亲是春光，她的膝上和怀里，是孩子避风的港湾。我铭刻于心的是一首小诗：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但是，冰心母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抽象的，让她立体化呈现在我心中的正是这篇《我的母亲》。这篇作品虽然叙述者是虚拟的，但内容则基本属实。读了这篇作品，我才知道冰心的母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善于相夫教子，跟子女之间建立了一种亦母亦友的关系；而且“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文中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大约是1908年一个大雪夜里，冰心“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原来当时正值反清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冰心的几位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她母亲就是这样秘密协助他们从事革命活动。文中所说的《天讨》，是《民报》发行的一种临时增刊，章太炎主编。该刊刊登的《讨满檄文》，历数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十四宗罪状，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
新中国成立后，冰心又有两篇写母亲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篇是1979年发表于《福建文艺》4、5期合刊的《我的故乡》，另一篇是1988年3月8日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我的母亲》。
《我的故乡》写的是冰心的家世。文中给我印象至深的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冰心之父作为“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此时她母亲悄悄买了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如果父亲一旦殉国，她就立即服毒自尽。这件事的意义已经挣脱了封建“节烈观”的樊篱，而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主义色彩。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知道这位让儿女引以为荣的母亲，名字叫做杨福慈。
1988年发表的《我的母亲》，应该是冰心一生中写母亲的绝笔。这篇文章又增补了关于她母亲的一些“微末细小之事”。比如，袁世凯窃国称帝时，曾将黎元洪软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由于黎元洪与冰心之父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窗，所以冰心之母常提醒他父亲去探望这位身处逆境的“副总统”，而不是如一般世俗之人那样疏远落难者，甚至落井下石。这些描写，更增添了我对冰心母亲人格上的景仰。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机缘巧合，我也有一次写母亲的人生经历。那是在1957年夏天，我从湖南长沙第五中学（现已恢复原名，叫雅礼中学）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而高考作文题就是《我的母亲》。按理说，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这应该是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抒发的应该是真情实感。无奈的是，在1955年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我母亲被中南工业大学（现名中南大学）卫生科开除，罪名是“盗窃一瓶链霉素”，而并无真凭实据。这个冤案直至1981年底才彻底平反。曾经参与领导文艺界反胡风运动的林默涵同志问我：“你母亲只不过是卫生科的一名药剂师，怎么会受胡风集团牵连？”我回答说：“您忘了吗？反胡风运动从文艺界波及到全社会，成了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说什么处处都有反革命，人人身边都有‘老虎’。 我生父当时在台湾军中任职，母亲虽然是弃妇，也摆脱不了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不开除她开除谁？”在考场上，我无法替我母亲陈情喊冤，又无法真实描写我母亲被开除之后几乎走上人生绝境的苦痛遭遇。灵机一动，我只好把母亲虚构成苦大仇深的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为掩护八路军伤员而壮烈牺牲。母亲成了“烈士”，我也就成了“烈士遗孤”，混进了“红五类”队伍。这篇只有准考证号码而不署真名的作文因而也得了高分，帮我考上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我在感到短暂的得意之余，内心却充满了长期的愧疚。因为我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无法像冰心那样如实描写母亲的音容笑貌。我后来写文章说：“我不愿再经历那种不能如实描写母亲的时代。这种‘大时代的小悲剧’，对于时代固然是小而又小，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却关系着他（她）的半生乃至一生。”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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