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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口述心中的文化坚守

2017-04-07 马静 开明视点



马静,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民进中央出版和传媒委员会委员。所策划和编辑的图书曾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辞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少数民族百种优秀图书奖、国际美食奖等国家级奖项。2005年被评为“中国食文化突出贡献专家”,2012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韬奋出版奖”。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却是职业生涯的全部。

  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审,自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编辑一线。

  我从事的专业是食品专业。“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食文化是一片肥田沃土、博大精深,它传承了中国5000年灿烂的农业文明。30多年来,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用激情和汗水坚守着心中的文化使命,填补了一个又一个出版空白和学术空白。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不忘出版人文化传承的使命与担当,为民进出版人争得了荣誉。

不忘出版人文化传承的使命与担当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茶文化方兴未艾,但中国茶文化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泱泱茶叶大国没有一部门类齐全、系统的工具书,有如散落的珍宝无人聚拢。为此,我们的《中国茶叶大辞典》应运而生,由此我也进入了最艰辛的工作岁月。

  出版界共识,“辞典”是所有图书门类中最难做的一种,因为它有太多的特殊性,其外在的表现为:周期长、投入大、难度高、效益慢。仅以周期为例,一部《牛津词典》编了70年,《德语词典》编了106年,大家熟悉的《现代汉语词典》编了22年……

  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版界追求短、平、快,社会风气浮躁,想踏踏实实坐下来潜心编好一本辞典就没那么容易了。由于做辞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见到经济效益,而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辞书出版的规律,加之那时我原在的出版社与现在的出版社刚刚合并,大家对我们缺乏了解,所以不少人对我很有意见。编撰工作启动后的第二年,在一次有20多位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我受到疾风暴雨般的批评,严厉的责难让我一夜无眠,以泪洗面。我想,辞典不是短、平、快产品啊!我错了吗?经认真反思,并经过向辞书前辈请教之后,我认定自己没有做错,于是,心中就坚定了一个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这之后又有了扣工资、扣奖金、扣津贴等情况出现,舆论压力非常大。那时候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六七个小时,那不是一般的劳累。我没有时间去做太多的解释与争辩,默默地承受着。再后来,当这部大书已经做到八成的时候,有关方面的同志提出,这个大包袱再也不能背了,把这本茶典卖出去吧!当时我非常悲愤,我想,不管被卖到哪里,我都将与我的茶典同在!

  茶典要卖出去的信息发出以后,很快就有数家知名出版社都表示了非常积极的购买意向,并表示连人一起要。这使本出版社看到了书的价值,于是就没有卖。在图书制作后期,有关方面不断提出,让我降低质量标准,必须尽快出版。但我心里却在死死地扛着,我想,质量上不退让,绝不退让!因为不能出现瑕疵贻害读者,我要一直坚持到把所有的流程都做完,你爱扣什么扣什么,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时我的心里状态是,我就是一只蜗牛,缩在一个壳里做自己的事情,只要我活着,就咬住牙顶着压力往前走,一定要把这本书高质量地做出来。

  这本书终于要开印了,在送出印刷版的那一天,我看着汽车远去的背影流出了眼泪。

  2001年,《中国茶叶大辞典》面世,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好评如潮。鉴于该书的文化价值、填补空白的出版意义,以及高水平的编校质量,遂先后获得国家辞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优秀设计奖等重大奖项。如今《中国茶叶大辞典》已经是第8次印刷,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坚守要有承受超负荷工作的耐力

  有人说,一个人想干出点超常的成绩,就一定要有超常的工作状态。我认可这句话。

  我是下过乡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回城后我感觉,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什么困难都不叫个事儿!30多年来,我除了编辑及复审了数以千万计字数的书稿以外,主要是干出了几个大工程。

  一旦一个大工程上马,人就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节日、假日的概念,也从不休每年半个月的年假,但心里从没觉得吃亏。在我看来,每天只靠8小时工作来完成一个大工程是绝对不够的。我每天基本工作在十四五个小时,或是十六七个小时。

  常年加班的原因,一是要想做成一本精品书,其工艺流程非常多。《中国茶叶大辞典》的主编曾对我们的工艺流程有过统计,仅最后两年的流程就已经有60多道。全书共有20个分部,也就是1200多道工序,这是一个铺天盖地的工作量,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工作班子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头来做,经年久月才能做完的。但在做茶典的前8年,只有我一个人在拳打脚踢,后两年才配了一个助手。

  为了便于这个大工程的调度和记录进度,我做了一张工艺流程表,一小格一小格地记录了每次的调度情况,两年下来已经达到两米多长。当我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辞书培训班上,为辞书班学员讲授辞典的工艺流程并展示这张表时,不少学员都十分震惊,纷纷拍照这张表。这张工作流程表已被出版博物馆数次来人征集,拟收为馆藏品,但至今我还没舍得捐出去。

  那时我和一位帮我审稿的辞书老专家,还有一位“拼命三郎”的录入人员,我们三者之间有一个“金三角”的默契,那就是,每天夜里两点以前,我们都可以无障碍地互通电话商讨稿件问题,这种默契延续了多年。

  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也是如此,经粗略统计已有80多道工序,有些工序非常精细,例如,对于其中古籍引文存疑之处,至少要用3个以上的版本做比照。这种工作极慢,耗时耗力,有时一天才能看上几页稿子。我曾经为了查证一句话,核对了6个版本,这一天我只看了500个字。

  常年加班的第二个原因是,能承担这些大工程的作者大多是中老年专家,在这几个大工程中都有边做边去世的,如著名文化大家赵朴初先生,刚给我们提写完书名就过世了,百岁老人著名农学家金善宝为我们的书作了序,但也没等到出书的那一天。这些令人心碎的现实,促使我把工作节奏加到最快最快,把工作时间延得再长再长。

生命中有一种底色叫作坚强

  长期的劳顿,我疏忽了对身体的关注。2005年,我被查出口腔里面长了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而此时《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我可以毫不作秀地说,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还有件大事没做完!这可怎么办?书,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心结。

  对于这次的病,医生说,根据手术的需要,有可能会由此丧失正常的语言和进食功能。我苦苦恳求大夫说,我必须要保留住正常的语言功能,因为我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完。在后来的两个月间,我做了两次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我,在接近最要害部位的手术时,他放弃了用锋利的手术刀,而改用钝器,一点一点去磨掉病灶,要求非常精细、精准,但是也非常费时。在医生的精心手术下,我的各项功能终于保住了。

  几个月后,我又披挂上阵了。如凤凰涅槃,我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有人问我,命都搭上半条了,这样干值不值?我说:“值!”直到现在,我仍在每天加班加点。我想,这是我业务生命的延长,将来即使我不在了,但我们用心血和汗水做出来的每一本书却都可以传之久远,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留下我们民进出版人的文化印记。

  我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大型专科辞典《中国茶叶大辞典》,成为中国首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型茶学工具书;又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九五”接转“十二五”重点项目、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结束了中国饮食文化没有大型史著的历史;还完成了对1300年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的梳理与总结,出版了国家十五重点项目《中国清真饮食文化》大型画册……

  30多年来,我以饱满的工作激情,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中国出版事业倾力躬耕而无怨无悔,2012年3月,我获得了中国出版界人物最高奖项“韬奋奖”,这是对我职业生涯的最高褒奖!

  为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愿坚守终生,永不退却!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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