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跨越中西谈规划——专访伦敦大学学院吴缚龙教授
吴缚龙教授于2015年11月在中国工程院主办的“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国际论坛暨展览”上接受了《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的独家专访，本文依口述整理，并经吴缚龙老师审阅完善。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下称UPI）：中国与西方城市研究的差距客观存在，您认为中国城市研究该如何借鉴英美的规划理论？
吴缚龙教授（下称W）：在西方城市研究界，也提出南半球要找自身的理论，不能够把所谓西方的理论，强加到南半球。像阿纳尼娅·罗伊（Ananya Roy）、伦敦大学学院（UCL）地理系的珍妮弗·鲁滨逊（Jennifer Robinson），都强调现在到了时候，要强调比较研究，至少从方法论上来说，要产生当地的理论。
而实际上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践行起来也比较困难。我认为西方的理论更多的是解说体系，对一个现象进行解说，有很强大的解说分析范式。其他的非西方语言国家的学者去做的时候，一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而西方的这种研究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最简便的工具，于是自然而然地引用西方的说法了，因为这种说法是最简单的。然而这么做往往没有真正地考虑这些说法是不是合适，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
比如目前在学界有一些辩论。像珍妮弗·鲁滨逊、阿纳尼娅·罗伊等学者都是属于后殖民化的（postcolonial），就是强调特殊性，或者像我们搞地理研究的，就强调地理的特点，而不是普遍规律。但是在《区域研究》杂志上，杰米·佩克（Jamie Peck）就认为，光强调特殊性还不行，还要强调普遍性。学界现在对此有一定的争论，就是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论。强调普遍性的那些学者，基本上是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一个现象上升到理论范式，用理论范式再对现实进行解说。在解说的过程中，别人可以再用实际的情况来检验。
比如像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就讲到，为什么会郊区化？郊区化就是因为资本积累找不到出路，所以向建成环境外部扩散。在资本第一循环，就是生产过程中间过度积累、产能过剩，没办法以后，美国就是去开发郊区，由政府给予高速公路补助支持等等。实际上这种郊区化的过程，不只是居民选择郊区生活方式的过程，还是政府解决资本主义积累危机的一个过程，所以哈维有这么一个解说。这个解说，对中国的郊区化研究还是有启示的，可以借鉴，但不要套用。长远来看，还是要提出自己的解说理论，比如资本是否真的起决定作用。
UPI：我们中国规划界经常在说，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不适合中国，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想问您的是，西方理论界认为他们自己的规划理论是否完善？或者是否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W：他们西方自己对自己的理论都没有信心，我认为是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我在2005年的时候见过哈维，我就问他，我说西方的理论好像对中国不能适用。当时他就回答说，西方的理论对西方都不适用，对中国不能适用，我当然不足为奇。西方理论也是在不断更新的。
UPI：在我们看来，西方的理论发展非常丰富，而且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还有这么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一直没有探索出解决自己问题的理论方法？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W：我觉得西方在城市研究方面有它的问题。它的问题就是，虽然最终是要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做研究的时候，主要是解说，主要对一个现象进行解说，觉得解决措施在你解释清楚了以后，自然而然会应运而生。但事实上我看未必，实际上很多都是为了解说而解说，而最终忘记了理论要解决问题，我觉得可能有这个趋向。
这主要是跟它的目的有关系，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措施，大的宗旨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措施，但实际上在做规范性研究的时候，更多的是把实际的东西进行理论化，进行抽象化，做这样一个解说。所以国内的学生去国外读书的时候，一开始会提出比如CBD应该怎么建的问题。但是西方的教授会说这个很难，首先你要看现实的CBD是怎么建的，为什么建成这样子的。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找出原因，我们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建。往往就接受一般范式性的研究，逐渐地就会把这个最终的目的给忘记了。所以他花的更多的精力是在核实事实和解说上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解释过度的现象，就是故事越说越复杂，讲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这是一个问题。
与此相比，很多国内的学者，可能因为有很强的紧迫感，要解决问题嘛，所以往往就是问题导向。我觉得问题导向有个好处，就是很清楚应该做什么。
UPI：您觉得国内的城市研究应该怎么跟城市规划结合起来？
W：中国的城市研究和规划是紧密结合的。很多时候，规划师承接规划任务的时候，他解决的目的和导向是很清楚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规划的项目行为，所以说可能从时间进度、从甲方的要求，都不允许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批判性的解说，没时间做研究。以后进入新常态，任务少了，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有一些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想从长远来说，规划还是会要求更多的城市研究。因为你给出一个方案，总是要给出一个原因，为什么你是这样做的。你只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对现状进行一些研究。
这个意义上讲，以后可能规划师更多的像医生一样。过去是病人找到你以后，说我知道我这个是什么病，你给我开药。但是以后的病人，真的也希望医生你帮我诊断一下，希望你给出一个方案，是按照医学原理给药。现在很多所谓的甲方项目都有目的性，要求你开这个药，所以也容不得你做研究，很多时候可能有这个原因。
UPI：现在中国的规划师会有危机感，您觉得规划会何去何从？会如何转型？
W：我觉得规划最后的变动可能跟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关系变动有关，进一步说以后在国内，社会可能会发挥更多作用。规划以前基本是一个纯政府行为，后来规划师在操作层面上是市场化的。虽然是跟国家的生产任务紧密结合，但操作的时候，往往通过市场化来操作。即便是中规院，也是要签合同，也是要市场的。有一些可能是指派的任务、指令性的任务，但是量也很小，将来会不会除了这类任务，还有社会因素的出现，这个跟国家未来的宏观走势有关系，未来可能会更加复杂，社会应该会继续发育。比如说旧城改建问题的复杂性，自然而然会涉及到一些矛盾，还有一些设施要安排，可能并不是能够轻而易举解决的。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社会，规划师要适应社会对规划的要求。
UPI：您在书中提到了西方采取了简化规划来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是采取了相反的模式，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W：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至少以政府的眼光看，通常认为规划的程序如果比较复杂，会导致建设比较拖延。特别对保守党执政的政府来说，他们觉得为了推进经济发展的话，最好减少一些规划审批的程序。所以历史上也搞过企业区，就学习香港的经验和做法。从规划的地位来说，在保守党执政以后，对规划进行了压缩。但是在中国，规划还是在加强的。大概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规划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至少市政府是这样认为的，蓝图非常重要。主要因为规划是政府驾驭市场的手段。
UPI：作为同事，您怎么评价彼得·霍尔爵士（SirPeter Hall）？
W：我觉得彼得·霍尔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是少有的真正的对城市中的人民生活福祉有关怀的那种学者，他跟所谓的专业人士是不一样的，他有知识分子的情结。他真的是为了更美好的城市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关注的很多问题真的是大问题，当然他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这一点是很少有的。他不是说仅仅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做一些雕虫小技的东西，做得很精美，他不是单纯考虑这些问题，他很注重社会意义，很注重对生活、对人民福利的改善。
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他跟平常我们所谓的学者不同，学者只是拿实践的东西来检验现成的理论，发现这个理论不合适，我再改进理论，这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学者，虽然这种改进理论可能最终会对社会福利有所改善，但是这一环是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彼得他是一直有这样的使命感的，他对改善城市的生活有使命感，之后他是把理论放到实际中来看的，他不是简单的一个理论专家。
他的知识层面很多，大多来源于他参与的一些实践，这些项目包括地方的和中央的，他就是很实际地关注这个事情，关注城市、乡村里的事。
他受到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影响，在他后期的研究里面一直有这个思路，因为田园城市就是研究怎么样寻找一个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方式，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觉得他这个使命感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对政府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影响了政策的制定，这都是源自于他的使命感。他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他的研究不是为了制造理论。
UPI：您对英国规划教育的感受如何？
W：英国规划教育，我感觉好像比较注重软环境，比如政策方面和理论分析，还有就是对问题的反思能力（critical thinking）这方面。跟国内相比，国内可能比较强调动手能力吧。但是，在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的学校，如巴特雷特的建筑系，会非常强调动手能力。
UPI：您对中国新兴的社区规划有什么想法？类似这样的规划思路、规划理念、规划方法，在英国情况如何？
W：英国很注重社区（community），我觉得这个跟英国很多理念还是比较契合的。可能规划师将来会多元化吧，规划的方法也更加多元化。我们系就有这样的全方位参与社区规划的老师，他跟社区互动得很频繁，参与组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长期招募志愿者进行社区互动。
我自己认为，未来可能不光是规划师多元化，而是其他地方的人也参与进来做规划。比如说做城市设计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传统的规划教育训练出来的人，他照样能够给市政府做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有市场。
我觉得形式上会有一些多元化的现象出现。但是在规划体系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范式存在。从规划管理的角度来说，还是需要专业技能的。而社区参与规划可能是趋势。
UPI：您近期经常谈到绅士化，您觉得中国的绅士化有什么特点？
W：我认为绅士化这个词在中国不是特别好用。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纯粹用西方的一个理论来解释目前中国所有的旧城改造的状况，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目前所有的旧城改建。不排除可能有一些有绅士化的现象，但是不是所有的改建都是绅士化。我同意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观点，就是实际上以后很多的改建，更多的是为了生产，跟资本主义的生产脉搏相符，而不是仅仅考虑中产阶级消费。它并不只是一个把工人居住区改变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出现，包括把旧城居住区拆建成一个综合体、建科技园等等。因而，在绅士化的话题上，需要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和启示。
衷心感谢张庭伟教授和李志刚教授对本次专访所作的贡献。
吴缚龙教授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教授（Bartlett Professor of Planning）。曾就读于南京大学、香港大学。先后任教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卡迪夫大学。任《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主编、城市研究基金会董事、十几家国际杂志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城市的转型与规划。近著有《为增长而规划：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已发表120多篇英文论文，30多篇中文论文，据社会科学论文索引（SSCI）排名为全球前50名的地理学家。英国国家经济社会基金会（ESRC）2013卓越国际影响力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城市研究的世界级权威。主持并参与多项英国、加拿大、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重点基金研究项目。
目前，他关注中国城市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多年参与规划实践，致力于推动城市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由此提升中国城市规划的国际地位。
采访时间：2015年11月
地 点：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采访：孙志涛，《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主任，高级城市规划师
秦潇雨，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学院硕士，《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编辑
原文刊发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2期，p123-125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请在明显处注明出处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