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柏林市中心的“批判性重建”
对于欧洲历史城市中心的城市设计工作来说，柏林的贡献主要是基于“城市的批判性重建”（Kritischen Rekonstruktion der Stadt）确定的纲领与实践。1987年，西柏林举办了一次国际建筑展览（IBA: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建筑师兼城市设计师约瑟夫·保罗·克莱恩胡斯（Josef Paul Kleihues）是当时两名展览总监中的一位，他利用展览的机会向人们大力推广了这一构想（图1）。
图1 柏林弗里德里希城（西部历史中心）开展“批判性重建”的理想平面。罗布·克里尔在1987年国际建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城市的批判性重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克莱恩胡斯本人强调应该“在考虑现代生活要求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重建”，这一构想的要点包括：
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城市的平面结构是构成各种功能组合、地块划分和配套设施网络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城市平面加以保存、更新和改善；
通过调整城市空间的功能结构，界定出城市的公共、半公共和私人空间；
基于景观语境的要求引导城市发展，确保城市生活的基础并满足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这些空间类型除了公园、花园中的各种绿地以外，还包括林荫大道和街边的树木，通过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构成满足要求的绿地空间网络；
通过各种类型的建筑物，城市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自身的历史，揭示出城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内涵，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的意象。
“批判性重建”构想希望能够重现历史古城的格局，同时发展差异化的公共、半公共和私人空间，并恢复各种街道通廊、城市广场、绿色开放空间和各种建筑群的街块。一方面，整个构想本身就是对现代主义城市设计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种批判性并不是完全依照既有方式盲目向各种历史要素回归，而是希望人们从中认识到进一步创新性发展的推动力。克莱恩胡斯指出：“重建的概念是从城市自身所包含的持续更新潜力与希望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它并不会否定历史留给我们的遗迹。重建当然不是要复原出18世纪或19世纪的城市。那样的话就和盲目接受任何现代主义要求的做法一样愚蠢。城市重建指的并不是恢复之前的原貌，而是在坚持批判性的同时却又满含感情地审视城市的历史发展和当今现状，同时认真领会城市居民的期望”。
整个构想的表述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争议。1980年代，这一构想最先影响的地区是位于柏林市中心边缘的“弗里德里希城南部”（die südliche Friedrichstadt）。不过今天，人们感受“批判性重建”的成果主要是在柏林的历史中心区，对于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拥有独一无二、充满鲜明特色和认同感的空间：柏林的中心区既作为承载城市非凡历史的回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满足当前人们对城市中心要求的未来空间。
1 柏林中心区的特殊之处
柏林的历史中心在欧洲有着独特的地位：城市中心的西侧是专制主义时期（17世纪晚期—18世纪）通过扩建建立起来的城区（“桃乐茜城”和“弗里德里希城北部”），直到今天都可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不过其实历史中心的东侧才是柏林最古老的部分，中世纪在这里形成了柏林—科恩（Berlin-Cölln）的双城结构。但是后来人们对这部分地区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现代化改造，导致其历史特征完全无法被辨认出来。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从专制时代开始，所有的当权者都对中世纪古城持轻视的态度，虽然这部分城区实际上保存了柏林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关键信息（图2, 图3）。
图2 1920年代柏林东部历史中心区的鸟瞰图，左侧为北部
图3 2009年柏林东部历史中心区的鸟瞰图，附近1920年代的建筑群已经消失了。顶部为北部
一直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束，历史上“柏林—科恩”双城的规模都很小，作为普鲁士的首都显得很不起眼。18世纪，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的中等强国，到19世纪下半叶又进一步成为欧洲的顶级强国，可是柏林的发展水平完全达不到展现国家力量的要求，这让当时的统治精英觉得难以容忍。因为柏林在建城以后的500年间，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拿来显耀的辉煌历史空间，那段历史几乎已经完全从我们今天的社会记忆被清除掉了。在这方面，柏林与其他欧洲的都城如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伦敦和马德里很不一样，甚至还比不上慕尼黑、纽伦堡和雷根斯堡这些德国城市。这些城市虽然都有一些被忽视的简陋房屋和街区，但是没有哪座城市会像柏林这样如此排斥自己的历史，以至于选择拆除其历史旧城。
直到19世纪晚期，柏林才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到这个时候，城市中心卑微的现实与统治者希望通过城市中心展现“世界名城”的要求越发矛盾。而这个时候，城市中心区西侧的“桃乐茜城”与“弗里德里希城北部”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柏林事实上的中心，以菩提树下大街、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为核心，当地已经发展成为以贸易与行政为主的城市核心区。而城市中心的东侧，那些中世纪的古城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结果从1871年开始，人们陆续提出了各种方案，希望让城市西部的街道能够贯穿东部的中心地带。在此基础上，也制定了使整个城市中心获得纪念性形象的改造方案，并且一部分计划也得到了实现。不过一战的爆发迫使柏林历史古城的改造戛然而止。
一战结束以后，一系列计划陆续制定出来，但仍然忽视东部的历史中心。不过由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佳，这些计划未能成功实施。后来纳粹当权者上台之后，立刻就通过独裁手段集中对柏林老城区的南部进行了改造。二战结束之后，清除历史中心区的态度依然持续。在东西柏林分裂之后，这部分城市中心区划归东柏林，成为社会主义东德的首都。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彻底的现代主义规划，大量历史中心区的建筑遭到拆除，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很大一部分之前的规划已经完成。这个时候，历史旧城里面只有少数片段保留下来。不过到了1980年代，反倒是东德版本的“批判性重建”项目（“尼古拉小区”的重建）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柏林城市中心发展的新篇章，而且这一变化在柏林墙倒塌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图4）。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克莱恩胡斯在西柏林提出了他的“批判性重建”构想。
图4 东柏林的中心区，在后来东德时间重建的“尼古拉小区”，竞赛优胜者Günter Stahn, 1982
有趣的是，在一战爆发之后，城市中心西部的城市空间结构只经历了少许调整，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一直没有做过什么改动。后来到了1980年代，是东德政府的领导层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除了尼古拉小区的重建项目之外，还重建了“御林广场”（当时称为“学院广场”）。而重建后现代时期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计划也才刚刚开始实施。
2 柏林墙倒塌以后的批判性重建
在柏林重新统一之后不久，新上任的城市设计部门的负责人汉斯·史迪曼（Hans Stimmann）于1991年9月推出了关于改善“巴黎广场”造型和结构的宣传册，首次详细介绍了“批判性重建”战略。“巴黎广场”在历史上是城市西部中心区最著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广场，在战争中几乎完全被摧毁，后来在东德时期也因为位于东西柏林之间边界上，没法使用而得不到重建的机会。这份宣传册里面还包括一张反映“历史城市结构网络被破坏情况”的简图（图5），除了柏林墙以外，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成果也被作者当成是破坏性因素。在本质上，这个小册子已经阐述了“柏林内城规划纲要”的基本构想，该文件于1996年底推出，算得上是柏林城市中心“批判性重建”最重要的规划文件。
注：×××柏林墙 ///// 道路穿越的位置
▃▃ 其他障碍
图5 “历史城市结构网络遭到破坏”。柏林墙拆除之后不久，公共部门委托制定了柏林市中心“批判性重建”的规划，并绘制相关图纸
第二步工作便是将批判性重建的构想推广到整个东部中心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中心区的拓展工作以1945年之前的街道网络为基准，重新恢复历史上的建筑红线和多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典型街块结构。这些街块在二维关系上将被作为私人地块的集合。而在三维关系上，人们在参照“帝国时期”建筑规范的基础上，还要求建筑檐口高度最高不超过22 m，屋脊高度最高不超过30 m。不过“批判性重建”的整体性发展构想绝不仅局限在这些方面，它同时还要求延续以前的功能利用结构——比如把这些地区作为大学和媒体等机构集中的街区等。在所有新开发的项目中，要求保证有约20%的比例用作住宅；坚持不开发高层建筑，确保实现混合使用。由于继承了前东德留下的遗产，城市政府拥有当地大多数地块的所有权，依靠这个有利条件，公共部门能够抵制私人投资者的影响，把这些规则贯彻下去。
“城市的批判性重建”的意义主要是作为基本构想引导开发活动。考虑到缺乏充分的规划基础，整个构想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获得一个明确的基本定位；同时也构建一个供人们讨论的框架，使关于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相关讨论更加规范；这个构想并不会提出什么决定性的解决方法，而是帮助各方在细节方面深化探讨的内容；它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把东德的城市设计方法排斥掉；当前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方式也会得到尊重；造型和功能方面的问题也通过这个构想被联系起来；各种鼓励消除东西德隔阂的对话也由此成为可能。简而言之，这一构想至少在纲领上保持了充分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影响。
在批判性重建的框架下，西柏林市中心在1990年代对巴黎广场、总管广场和莱比锡广场这些历史上的广场进行了重建（图6—图9）。巴黎广场的重建是按照严格的规则实施（1993年），相关规定对建筑临街面的划分、房屋高度、材料与色彩都进行了详细规定。如今巴黎广场已经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广场之一，被作为大型跨年节庆活动的舞台。总管广场在千禧年之际完成了重建，吸引了无数游客，这个项目是批判性重建的一次成功实践，围绕广场具有多种不同建筑形式交汇的房屋取得了相互协调的效果。八角形的莱比锡广场与四角形的巴黎广场都是巴洛克时期的城市建设产物，现在重建工作终于完成。这两个广场以前位于东西柏林的边界地带。而复兴历史街道最重要的例子要属弗里德里希大街。在1990年代初，这条大街还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今天却是柏林市中心最具活力的街道。所有这些场所都是批判性重建构想指导下的杰出范例，成为欧洲历史古城中心城市设计的样板工程。
图6 2012年重建之后的巴黎广场，附近为勃兰登堡门
图7 2012年重建之后的总管广场
图8 2012年重建之后的莱比锡广场
图9 2012年重建之后的弗里德里希大街
在最后的第三步，这一构想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柏林市中心，1996年由市政府负责城市发展的部门委托制定了“柏林内城规划纲要”。作为一项非法定规划，“规划纲要”为柏林的城市中心更新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工具。这个规划本身也构成了批判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运动的主要一环（图10）。
图10 柏林内城规划框架（局部）。规划人员希望以批判性重建的方式，通过各种新的建设计划（以红色标出）恢复1933年以前的历史中心平面
初看起来，整 54 29052 54 15792 0 0 2920 0 0:00:09 0:00:05 0:00:04 3123个规划纲要只是一张图纸，上面用二维的方式标出了需要新建或者改建那些街道，可能建造房屋的具体用途。借助电脑模拟的手段，规划师把一部分城市空间用三维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出来——不过只是展示了建筑的体量模型，而非具体的建筑。由此，规划纲要复兴了“城市设计总体规划图”这种长期以来被认为过时的规划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规划纲要的战略思路反映了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观点：对于“欧洲城市”来说，城市中哪些内涵是好的和值得追求的，算得上是值得人们保存的遗产，涉及到关于可持续城市中心发展的问题。“可持续性”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下列目标设定中：放弃服务机动车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尊重历史古城尤其是历史城市的结构，批判现代主义城市设计，提高现有城市空间的开发强度以便替代郊区化，鼓励新的都市中产阶层选择在内城居住，在促进功能混合的同时克服功能分离，认可城市中心存在的重要价值，推动东西柏林的共同发展和相互融合。整个一揽子计划应该在不拆除任何现有建筑实体的条件下实现。
规划纲要明确把整个战略的核心任务放在城市区域层面考虑。1996年底，汉斯·史迪曼宣布：希望通过在历史城市中心的大片空地上开发各种吸引人的设施，让中产阶层选择留在内城地区。与在外部开发相比，建成区内部开发获得了更加优先的地位。提高建成区的建设密度就可以帮助控制城市蔓延。为了留住那些“城市市民”，规划部门向大家展示了位于城市中心的用地，这些土地将用于修建新的独户住宅，此外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负责规划工作的副市长指出：“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在内城地区兴建住房，防止城市周边出现那些像粥一样蔓延的居住区。坚持这种开发方式非常有必要。很明显，如果柏林选择在（城市周边）珍贵的绿地上修建房屋的话，那根本就比不过作为邻居的勃兰登堡州。我们希望采用这些措施能够阻止郊区化的趋势”。城市中心的大片空地应该首先作为居住用地，服务那些具有较高收入的居民，使他们成为房产的所有者，然后才会考虑修建各种办公楼、宾馆和商业零售设施。规划纲要的表现形式尽管较为粗糙，但其中的控制内容并不只是为了标出那些新的建设用地，也不只是规定建筑的体量，更关键的是要努力促进形成合适的功能利用结构。
规划纲要当中最重要的政策涉及到其中对公共部门的要求，希望通过城市设计形态方面的调控来引导柏林的城市发展。基于欧洲城市设计的定位，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公共部门应该发挥的角色。公共部门不能仅仅做到不干涉，而是应该针对城市设计工作中各种私人开发行为（不仅是投资者，也包括那些只考虑小群体利益的市民）主动明确自己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规划纲要所追求的宗旨就是要从城市市民的整体理念出发制定相应的计划。
规划纲要本身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对象。经历了长年的争论以后，1999年5月18日柏林市政府最终通过了规划纲要，并在1999年5月27日向市议会把这一结果“报备”了一下。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最终确定的成果与1996年11月一开始提交的设计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落实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有一个项目需要特别注意：从2003年起，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开始在旧城内部开发联排住宅这种新建筑类型（图11）。该计划希望为柏林中心地带的住宅开发引入一种新的产品类型，而且这种住宅类型在美国早已非常普及：联排住宅的建筑类型具有紧凑和多层的特点，在城市设计的布局方面，这种建筑类型有助于形成传统的公共空间，同时建筑底层还可以作为服务业用房。这一计划的成功实施，除了说明在充满吸引力的地段存在修建住房的需求、而且由私人出资开发确实可行，同时也反映出“柏林内城规划纲要”的实施其实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
图11 弗里德里希维尔德的联排住宅：为柏林市中心重建作出贡献
东柏林的城市中心以前是中世纪古城的所在地，规划纲要对该地区提出的建议十分有限。整个批判性重建的构想把在这一部分城市中心的任务放在整个工作的最后，也就是第四阶段，这方面的工作在2009年前后才逐渐加速推进。与此同时，以前几乎被人们完全遗忘的古老中心区又开始慢慢引起公众的兴趣。近年来举办的两次展览（2010—2011年的“柏林被遗忘的中心”和2013—2014年的“被夺走的中心”）获得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后者在政治和城市设计方面都取得了颇为轰动的效果，人们由此对柏林旧城的兴趣也进一步提高。
在1990年代初，负责城市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机构委托建筑师编制过东部城市中心的改建计划（图12）。1992年6月公布了“施普雷之岛”的城市设计方案，其中整个指导思想就是希望能够为“城市的批判性重建”做出突出的贡献。规划方案希望能够把东部的城市中心与历史古城联系起来，同时避免大规模拆除东德时期留下来的各种建筑遗产。这些建筑物包括“共和国宫”和东德的国务院大楼。计划还希望保留施普雷河到亚历山大广场之间的开放空间，不过其宽度会适当变窄。可惜这个建议如今已成为历史，并没有被公众广泛讨论。这个开放空间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地带，主要是1960年代的产物。电视塔（建于1965—1969年）是该地区的起点和中心。南侧占主导地位的是市政厅的钟楼。紧邻电视塔的建筑群（建于1969—1972年）最终决定了整个开放空间的造型和结构。后来修建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坛”雕塑（1985—1986年）则作为西侧的端点（图13）。
图12 公共部门委托后，针对柏林东部历史中心的重建建议，设计者为ArbeitsgemeinschaftSpreeinsel （施普雷岛工作组），1992年公布
最近几年，有人又提出了新的建议，希望在宽阔的交通用地上重建房屋，类似的建议也考虑把亚历山大广场与施普雷河之间的大型开放空间作为建设用地。但是也有人呼吁应该维护前东德城市设计在大型开发空间方面创造的成就，并保持目前东柏林城市中心以服务机动车导向的特征。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两个至今都不愿彼此妥协的阵营。在柏林这片最古老的城区到底要采用何种城市设计形式，人们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3 展望
通过回顾柏林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近500年时间里，小小的柏林—科恩双城基本上处于最沉默的黑暗当中。而在普鲁士统治期间，也就是“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这段相对较短的时代，柏林在大约200年一直是专制王权的所在地。对于那些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个时代的城市面貌得到了较大改善。在这之后不足150年的短暂时间里，柏林成为欧洲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都市。人们希望对昔日旧城的造型和结构采取相当彻底的现代化改造措施，整个规划工作持续了整整50年时间，相当于柏林作为大城市时期的三分之一。但是后来留给规划实施的时间却还不到25年，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使人倍觉惋惜。
在此背景下，对昔日古城进行再开发的问题就变得高度复杂。如果我们不愿遗忘历史——而这无疑是今天的一项首要任务——那么我们就必须保持对全部历史的回忆，其中也就要涵盖东德、纳粹和普鲁士时代的历史。其中最大的挑战则是“三十年战争”之前对柏林的回忆，这部分内容被后来的精英们刻意遗忘的好几百年的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言辞，而是要确定一整套文化战略：使历史逐步得到重现，并被人们所感知到，同时人们还要克服对以前二流古城的那种自卑感，让人们同样为柏林最初阶段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从柏林的特殊之处中恢复其伟大和独特性，理解一个位于德国东部的小小双城是如何逐渐崛起并赢得世界性地位的过程，而这段时间几乎与美国的历史一样长久。不过在每一个致力于复兴城市中心的项目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坚持限制机动车交通，欧洲城市的中心首先是属于步行者的。最后，“批判性重建”的构想还要求公众广泛参与讨论，因为这一构想的实现根本就不是由单个因素能独立决定的，这就需要人们从历史和未来要求出发进行综合考虑。
作者：哈罗德·博登沙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荣退教授
译者：李双志，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易鑫，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工学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原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2期，p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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