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 评《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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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扬，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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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体性：所谓增长主义规划与发展的本质与正确解决
4.1 增长的完整逻辑与整体性
（书中有几次提到了笔者的整体观与规划，但因为主要是从具体规划和交流而获得的印象，解释并不准确）
有效的检验逻辑，可以让我们发现增长主义规划论乃至增长机器理论显性和潜在的各种逻辑紧张。但检验只能发现已经存在的理论的问题，却不能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后者有赖于灵感找到经得起穷尽检验的猜想。笔者找到的这样一个猜想，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纯粹逻辑。我们从这一切的起点——增长——开始。
中国的规划真的“一切为了增长”吗？一方面，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人的需求、社会服务，都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增长，所以，是一切为增长，还是同时也在为社会、为环境、为人？对于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们，他们其实不需要诸如马克思主义等的抽象名词和理论，最朴素本质的理由无疑是“一切为了增长，增长为了一切”。另一方面，增长的机制是什么？是有序而智慧的社会，是人，是好的环境。所以，真正“为了增长”，就需要帮助社会、优化环境。这让我们从两个方面都到达了同一个结论：增长与其他目的的统一性，增长与其他目的处于一个彼此依存的整体中。
同样，一方面，政府获取利益是为了什么？另一方面，政府如何才能可持续地、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如此，我们就能意识到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在机制上的统一性、整体性。进而我们意识到，虽然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冲突的情况经常发生，但损害公共利益的政府实质也在损害自身利益，它的本质是没有真正理解自身利益的机制而导致的违背自身目的的行为。理解了这一点，就更容易让我们回归“政府”、“政治”的本质：纯粹个体的集合难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在个体本身有差异的同时，所有个体也有内在逻辑意愿让渡一部分权利来实现一定程度的集体意志、集体能力和集体行为，这才是政府、政治的起点。结合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政府、政治不存在原罪，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有着基本的正当性，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其实统一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将上述逻辑应用于增长机器理论。显然，在彻底的逻辑上，企业主与员工、与社会、与政府的利益是统一的，所以最成功的企业几乎很少例外不是“天地人和”的。这同时提醒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某一方不追求利益，“利益”同样是一个本源中性或者说正面的概念，“利益”不过是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表现。
也就是，无论增长还是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政府利益还是公共利益，企业家还是其他人群，它们都处于具有利益统一性的有机整体中：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之间，不存在天生的对立关系，也没有哪一方、哪一个诉求存在天生的原罪——即一定意义上自利即是利他。由此，我们已经触及解开增长主义规划论相关困惑的核心概念：整体！没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体，只不过，通常的理解远远没有穷尽这一事物的复杂内涵。
4.1.1 整体
整体是构成一个事物的相关局部的总和（整体的基本形态是单层次整体，复杂的整体具有多层次，核心圈层的局部与外层局部性质会有差别，但本文不再额外解释。关于事物和局部：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某个事物，比如“城市”、“演化”，而“整体”这个概念同样也是一个事物；局部当然也是事物，也可以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比如“研究”中的“方法”、“范畴”、“范式”等都是“研究”的局部）。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整体，但今天的人们习惯于从事物的局部去理解一个事物，并将局部理解为独立的、自我的、先验的（从而彼此间的基本属性是对立的）。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现有的认知逻辑基本是线性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都是），比如先有局部再有整体，但实际上局部是整体的局部（脱离了整体不是这个局部，从而脱离了其他局部也不是这个局部）、整体是局部之和（不说局部也确定不了整体），整体和局部之间本质是一种彼此确认的同时性逻辑（这里，如果暂时不太好理解同时性逻辑，可以先这样理解一下线性逻辑或演绎逻辑：演绎逻辑要求不断上溯，直至寻求第一前提，直至客观，但实际上人的认知中永远不存在人之外的客观，所以人的认知实际上是各种感知的整体集合——依靠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建立了对一切的认知或者说建立了一切。现有的普遍的线性逻辑当然源自现有的教育，其中的本体论、认识论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整体概念）。
4.1.2 全部
事物并不可能逃脱自己的本质性，所以人们经常意识到“整体”，意识到必须“整体”，包括国家不同时期以不同概念提出的“五个统筹”、“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等，其实所指向的是同一件事：要统筹兼顾发展的整体。但通常来说，经由事物本性所认识到的整体，既不完全且模糊不清。常识的直觉的对整体的理解是“全部”。意识到“全部”并不容易，因为事物常常非常复杂，且事物的很多方面常常难以察觉，比如思想中的隐蔽范式等。但更具挑战的是，没有对“整体性”的认知（见下文4.1.3节），对“全部”的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整体割裂后的拼贴（就像“多规”后的“合一”，或“多学科”后的“通识”）、一种“全部局部”。“全部”本身往往不可能穷尽，并且拼贴的全部，即便努力穷尽，最终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规划变成无所不包的“everything”，成果越来越厚，但人们却没有发现规划质量提高了多少，政府越管越多，但人们也没有发现越管越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1.3 整体性
整体的根本属性是“整体性”，即整体内的局部基于特定关联关系相依相生、共同导向同时又受制于总和功能的属性，全部局部间的关联关系均符合某种统一的整体逻辑（比如人体的所有器官，都指向对人的生命力的支持）。也就是，整体的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依存、互为制约的关系，一种“整体关系链”。整体性的含义包括：（1）局部、整体均非独立存在，而相互依存于其他局部、依存于整体。所以，由于“为增长”是社会演变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因此实质上没有独立的“为增长”，“为增长”一定也在影响和受影响于社会的其他方面；（2）整体不是各种局部的“堆砌”，而是各种局部之间基于某种有机关系的整合。比如我们的城市道路建设，投入巨大，但如果彼此没有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系统，就会连道路本身都在制造新的交通混乱。城市中的一切建设皆然；（3）彼此相依相生的关系，常常意味着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并没有先验的等级关系、决定关系，没有哪一个局部是上帝，很难一般地说孰轻孰重，但每一局部也都具有一定意义。比如，环境决定论固然不对，但是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同样也不对；实际上，环境、经济、社会都有一定作用，但它们的作用并没有先验的孰轻孰重；（4）局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也没有先验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统一性的可能。构建这种统一性，是局部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所以，西方规划真的反增长吗？
4.1.4 事物的理想状态是整体的有机和谐；最优整体存在多重属性；整体是特定的
整体性意味着，在最彻底的逻辑上，整体中任一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也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它来自于整体达到最有机和谐的状态。但每一个具体整体由于内部局部的不同，情况都不一样，从而最优状态都是特定的（比如不同地方千差万别）。同时，事物间的关联关系并不总是唯一确定的答案1+1=2，而是存在着多结论、概率、范畴、弹性以及没有结论等多种情况，人们通常习惯于对任何问题都去寻找唯一答案、确定答案，而不理解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是事物的属性，结果就会推演出极端答案，比如认为规划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规划需要一成不变得到实施，对事物的评价倾向于找到一个标签（比如对政策的评价或者为“左”，或者为“右”），对计划或市场要么反计划要么反市场，希望最恰当的“增长”最好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不是原则。很多时候很难有唯一、确定的答案并不意味着没有答案，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本身就是答案，如果应当是弹性答案的，给出弹性答案就是非常确切的答案；同时，即便如此复杂，完美的整体性事实上普遍存在，比如宇宙系统、生命体，最好的知识也是。整体是局部的总和，局部不同，整体也就不同。因此，整体总是特定的。不同的整体可能具有同样的属性，但显然，其他整体的属性运用于此整体时，只能视为猜想（有可能适用）。
4.1.5 正确的干预是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
那么，提升某一局部利益，既可能促进其他局部，也要求提升其他局部、提升整体，是不是意味着干预总是要整体全部干预？这是现实中规划越来越无所不包、大政府愈演愈烈这类现象的逻辑根源之一。但因为这里似乎有逻辑的必然，所以“无所不包”倾向的存在绝非单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个普遍挑战；现代规划理论在发展到1960年代后，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倾向，而被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阿伦·威尔达斯基（Aaron Wildavsky）质疑“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如果规划是一切，那它就可能等于零）。显然，以时、空视角看，干预永远只能是局部的，那是不是整体性根本不具备实践性、人们不可能目标于最优整体而行为？答案在于：一是最优整体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局部都要改变；二是由于事物具有局部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一个局部的改变会通过“衍生效应”或“链式反应”影响到其他局部和整体；三是事物的整体“演变”包括“过程/时间”维度，从而最优整体的“演变”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每个阶段最优整体的累积，所以正确的干预总是在寻找此刻边际效益最大的局部干预（类似此刻的主要矛盾）。这三个方面决定了干预不仅只能局部，而且应当是局部的，但是需要在理解整体逻辑、理解局部演变的整体效应的基础上，思考干预哪个或哪些局部，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这些局部。因此，寻求整体效应尽可能最优的局部干预，才是干预的正确原则。即，“局部化”具有必然性，但合理的局部化始终不应忘了“整体效应”，所谓致力于增长的任何干预，都会有社会效应、环境效应等，它们然后又反作用于增长，所以总和效应最优是最佳选择和目的。
4.1.6 有限整体与无限整体，猜想，同时性逻辑
局部与局部之间、与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直至整体性的关联关系，不是先验分等级的也不是先验对立的，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是统一的，这来自于最和谐有机整体的构建，要通过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实现，但这些抽象原则除了说明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相关误区，以及用作对是否是最优整体、最优干预的检验，却不能告诉我们从哪里入手寻找最优整体、最优干预。这里需要区分一下有限整体和无限整体。要素有限且已知的整体，如简单的技术性、工程性事物，相对存在着更确切的“套用”已知方法的可能，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涉及要素无限，即便常规理解中的同一要素，实际在不同地方也完全不一样，如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要素间关联关系也极其复杂多变，此时寻找最优整体、最优干预的基本方法必须更彻底地回归基本思维方法——猜想与检验（对于无限整体而言，实际上局部进而整体 [整体本身是局部的集合] 不可穷尽，所以任何对局部和整体的解释其实都具有一定的权宜性和猜想性）。并且由于问题的各方面没有纯粹的先验性、独立性，且每一方面的意义也是在彼此依存中体现出来的，因此猜想的进行、各个方面的意义的理解都需要引入同时性逻辑而不是线性逻辑。
4.1.7 整体是世界的本体
人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归根到底全部是基于感知的同时性的关系链，起点是一些无意义的偶然主观（比如某种感觉，或无意中发出的某个声音），随着关系链的构筑而逐步建立了意义，建立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感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获得的意义全部是随机的，而是所有关系之间的彼此依存和制约，最后会到达某种特定的整体性状态，就像所有的语言系统、意义系统，一开始似乎独立发展，但最后却能达到很高的统一性，虽然并不排除其中一定的多样性（即关系属性并不都是1+1=2）。事物的意义来自于它所处的整体性，是它在这个整体性中的角色。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常常误解土地收益的本质，要求“同地同权”的人觉得这个收益就是土地使用者或占有者的，却没有看到城市土地价值生成的整体机制是人们在城市以集聚效应的劳动创造更多财富，所以这个“区位”的价值是获取集聚效应的财富增值，从而其价值实质来自于创造了这个具有集聚效应的区位的人，这显然是城市的广大劳动者；对于政府收取出让金，也只看到钱进了政府的口袋里，看不到整体意义上出让金是政府替全民收取、是公共财政（当然，一旦政府不将公共财政公共使用，也就同样破坏了其中的最优整体性，最终也将危及自身的合法性）；当涉及拆迁人群，人们往往也只看到他们的实物损失和重置代价，却看不到他们社会环境的损失、选择权的损失等等。无论如何，只有充分理解了整体逻辑，进而找到相对最优的整体逻辑，才能提出对所有方都相对最有利的解决方案。
4.2 中国规划、发展的问题不是“为增长”，而是如何才是“真正为增长”
整体和整体性的完整内涵使我们可以理解，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事物，而是处于一种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中。“真正为增长”，一定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合理照顾，一定包含着增长的收益合理地投入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一定包含着始终努力让整体社会结构、功能结构、生态结构等处于最优状态；若非如此，其他短板、整体系统不 46 34396 46 15989 0 0 3895 0 0:00:08 0:00:04 0:00:04 3895同步提升反过来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毋庸置疑，中国的规划、发展存在问题，但将问题归结为关注了某个方面比如“增长”，这种看法强化了各方面之间的对立性，忽略了局部具有整体效应，忽略了局部与整体、局部与局部之间互为支撑和制约的统一性。在这一思维下，未来问题的解决之道就会从“为增长”转为“为社会”或者“为生态”（比如“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从而政策行为就很容易过于简单地要么这个极端要么那个极端。将问题归结为“没有统筹兼顾”，似乎可以；但究竟什么是“统筹兼顾”？是不是每个方面都要“撒点胡椒面”？在没有正确理解整体性概念之前，统筹兼顾往往实际上成为各个局部都照顾到、都妥协，最后真正的整体和整体性还是没有。正确的统筹兼顾，答案只有一个：整体性最优！同样，什么是最优局部，比如最优增长？答案仍然只有一个：整体性最优的增长。所以，“最优局部”＝（真正的）“统筹兼顾”＝“整体性最优”。中国规划、发展的问题是什么？正确回答可以是“整体性不够好”，但在整体性概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与现有逻辑具有延续性（从而也肯定了过去和现在的积极方面），又能够从逻辑上启示正确改进的回答则是“没有能够最好地为增长”，即，增长依赖于包括资金、市场、劳动力以及教育、文化、制度、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整体支撑，真正为增长，就应该系统分析支撑增长的整体基础，针对这个整体的短板或结构精准施策，而不是否定增长或其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以，第一，让我们清晰地证伪：问题不是“为增长”；第二，让我们建设性地指出：问题是如何才是“真正为增长”。
同样的逻辑也告诉我们，所谓过去若干年处于“增长主义时代”，那时候增长是不是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实现了最好的增长？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果更好地理解了增长的整体机制，实现了全社会、全要素、政治经济体系全方位更好的整体结构性提升，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增长。当然，纵向横向比较，虽然没有做到最理想，但中国已经足够优秀。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真正为增长”，也就是整体性最优的局部干预？对整体性的阐释给出了获取答案的方法论，普遍意义上也只能有共同的方法论，因为城市与社会发展是一类无限整体，没有唯一确定的标准答案。同时，在具体情况下寻找具体答案时，不应忘记很多时候没有唯一确定答案，而可能有多种可能性、弹性，这要求我们在面对不同方案时要有宽容的准备。
在寻求真正为增长、整体性最优的解决时，需要宽容的另一个问题是：真正的统筹兼顾、整体性最优是否意味着某种“绝对公平”，即不同方面绝对公平获益？（1）在演变的过程中，由于干预、演变总是由某个局部、某个时间开始，所以受益方存在先后是逻辑的必然；（2）从结果来看，可以存在某种所有局部都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此时的最优整体，各局部之间常常是有机分工整合的关系，所以各方之间很难直接比较，绝对公平就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3）第三种对公平的评价，来自于以某个“完美整体”为参照系，各局部符合的程度代表着公平程度，但如果意识到不同的整体意味着不同的最优整体性，也就是不应先验确定彼整体是我整体的标准、归宿，那么这种评估显然也没有确切的合理性（除非对象本来就是“有限整体”）。所以，“绝对公平”概念是一个伪命题，真正合理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最优整体性（这并未否定局部，因为整体本身是由局部构成）。认识不到“绝对公平”的伪命题性质，所有局部都要求自身、此刻利益的绝对公平，不愿意付出有限的局部“牺牲”去换取整体性的优化，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意识到局部利益的整体性和整体优化的过程不可能绝对公平，从而局部愿意付出必要的牺牲，这才是道德的正确逻辑。类似“绝对公平”的诉求隐含的是强调局部之间的“对立”性，结果就会导致“破坏性民主”——总在强调不公平、总在强调整体的各局部间的对立性、独立性，并因此永远都能够找到理由，进而阻滞整体性优化过程的发生，然后矛盾更容易找到，最终进入矛盾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与之对应的则是“建设性民主”，意识到局部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性，意识到考量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始终不忘他方利益和整体利益，并彼此愿意适度包容和牺牲。
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存在利益不公平受损的群体？当然存在。但这首先是成本与收益的分摊与分配的问题，而不是否定城市化、城市发展这个进程本身；这个进程本身的内在逻辑所指向的也是整体性最优，因为这对每一方也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向。但在未能理解复杂的整体性的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设计的确不够“远谋”，最终也让政策和政府自身以及发展进程都受到冲击。在笔者看来，中国发展最忽略的“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一是整体制度设计没有将发展红利更好地导向并普惠于全社会公民，而是过多地进入狭义的生产部门，对人的发展、稳步推进的福利化（从而消费、创新）是生产整体的核心组成部分重视不够；二是政策等方面没有让持续的诚实劳动和整体性最优的增长成为上升的主要通道，而是始终给投机留下了巨大空间；三是没有让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制度等的整体性的提升成为更加主动积极的政策导向，而市场自觉地意识到这点并传导开来会比较缓慢——虽然这也是市场的内在需求。
4.3 规划的独立价值、专业技术性与真正挑战
规划一定是依附于政治经济的吗？现在的答案是：始终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但政治经济同样也受到包括规划在内的人类社会其他局部（包括思想、文化、外来舆论、自然环境、历史等等）的制约。在彼此关联的各种局部中，除了笔者以为思想具有先导性并有能力具有独立性（当然人们总是愿意强调其受制于其他因素），没有哪一个是真正决定性的。但在相互关联的整体中，包括规划在内的所有局部也都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每一局部的独立价值在于它是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基于自身的整体效应发挥着影响整体塑造的作用。这告诉我们，因为整体包括很多局部，从而让每个局部变成整体或其他局部，例如让规划变成政策、变成经济、最终变成“everything”并不符合事物的内在逻辑，规划要清晰定位自己是人类社会整体中哪个不可或缺的局部，在那个局部努力做到整体效应最优。
答案其实清晰：物质空间和对物质空间的安排正是规划的领地，但规划要让自己的局部尽可能协调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科学的政策⋯⋯归根到底规划要让自己的局部最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的整体。这个答案在规划诞生之初在理论和实践的实际性质上曾经清晰，但由于对普遍联系的世界的内在逻辑的理解并不透彻，理论进行了无效的简单化和复杂化（理论的无效的简单化，如把最初的规划简化为“物质规划”，而实际上任何成功的物质规划，无论理论的或实践的，都必定是整体效应优异的物质规划。理论的无效的复杂化，如范畴的无限扩大化直至“everything”），导致了自我角色的混乱；但在实践领域，因为面对客观的整体效应，尽管在形式、方法、工具等方面不断变化，但实质上从来没有远离物质空间规划，问题只在于是否做到了力求整体效应最优的物质空间规划。真正的规律，理论上说不说它都在那里。规划的专业技术性，在于以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自然整体的关联关系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通过整体性思维，找到帮助社会、经济、自然实现整体性最优的物质空间解决方案。这个任务极具挑战性，就像最好的为增长，需要既要增长，又要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就像可持续发展，难在要让常常看似冲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统一起来、彼此增益；就像新型城镇化，不是只要绿水青山，而是要将“增长”和“新型”统一起来。是的，很多事情不是单靠规划就能解决，但规划的任务是：如何从自身这个局部作出正面的贡献而不是成为拙劣的非整体性解决的共谋？
4.4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因为整体中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具有关联性、统一性，所以从空间一定可以解释出一定的经济逻辑、社会逻辑；反过来，从经济、社会等其他局部，同样也可以解释出一定的空间逻辑。整体具有某种所有局部间共通的整体逻辑，所以，从任何一个具有整体关联性的局部都一定可以解释出某种整体逻辑。也就是，事物的整体性本质决定了一定可以有诸如空间生产、空间的政治经济性这类逻辑，而且解释力惊人。在人们只是看到了局部是局部，而没有看到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相关性时，解释出其中的相关性，而且是非常深刻、有趣的相关性（或者说整体效应），的确是对认知的巨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对货币运行逻辑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发现，韦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经济、社会效应的发现。但是，在没有注意到事物的“整体—局部关联”属性，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整体观时，对局部的整体效应的理论发现（比如空间的政治经济属性）就可能导致对局部的重要性的过度拔高，以及将本来具有统一性的各种局部解释成彼此对立，并将本来是相互关联、没有绝对先后因果的关联关系解释成某些因素是决定性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资本、市场、逐利、政府等等这类本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中的正常局部的事物，一方面被无限拔高为决定性因素，以至于都快忘了还有“整体”，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意义又被简单、先验地标签化了。在地理科学的早期，曾经出现过环境决定论，后来又被简单批判，环境决定论其实是一再出现的未被彻底正确理解的“整体性局部”理论的样本。
5 结论
5.1 增长主义规划论落入的理论与逻辑陷阱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文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中国的增长主义，本质不过是政府将“发展”简单降维为“增长”，将“增长”又进一步简单降维为“扩张”而已，根本没有什么高级原因，把“增长主义”换成“扩张主义”就行了，实质不过是治理的低智商化而已。吴教授也多次提到了中国城市的“增长”实质是“扩张”。这种解释的确是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不是问题的根本。这类“偷换概念”式的问题，不会因为恢复“复杂化理解”就能得到解决。对复杂事物的局部化具有必然性，只是不应忘了局部是整体的局部、不应忘了整体。由于局部化具有必然性，所以基于现状逻辑的“复杂化”，由于没有清晰正确地理解“复杂”的内在机制（整体性、同时性逻辑等），最终仍将不可避免地走入其他的简单局部化，从而，同样的问题将会以新的形式重复，比如从扩张主义转为存量主义，转为生态主义，转为新兴产业主义，转为道德主义，转为民主主义，等等。不理解整体性，就一定落入“简单局部化”的陷阱——即便精巧如增长机器理论。简单局部化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本质——简单局部性解决的整体边际效益已经趋近于零乃至于负值。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是认识到导致简单化理解的原因并不简单，进而解决它，这才是最有建设性的。
《为增长而规划》无疑也遇到了整体性这一事物的真正的复杂性及其微妙陷阱：发展、城市、规划，增长、公平、生态以及不同人群、不同人群的得失等都处于同一个整体中，整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关联着——自身的任何变化都会传导引起其他要素直至整体的变化（虽然有时极其细微），所以用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一定程度地解释其他要素直至整体，并且因为只要是这样一类整体，就总是存在这样的要素和这样的关联关系，所以在任何经验中都有办法找到支持这样的解释的证据——让理论看起来通过了检验。当这个要素与其他要素直至整体的关联关系被意识到（或者说被发现）并被抽象地表达（或者说建构），一个形式上的理论既已形成；然后，由于人们满意于对理论进行（其实只是有限的）检验证明，加上自身的某种立场性，以及急于得到简单美妙的“科学”答案的内心诉求，三者相结合，就使人们开始兴奋于新的事物本质（因为可以解释全部事物）的被发现，并且越想越对——只要他们一直沿着上面的路线思想、检验。
无论如何，现实的问题几乎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存在的合理性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多，这提醒学术需要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深思，虽然同时社会又应极大地宽容自由的猜想。这两方面的整合不难——需要的是真正把猜想当猜想而不是确切的答案，即需要我们提高让猜想通过检验的门槛（当然，即便通过检验，答案也仍然具有猜想的本质）。同时，这还提醒我们，学术需要更有独立性。这方面，习惯了“为政治讳”的我们，习惯了不批评，从而导致一些似乎有点政治敏感性的西方批评性理论逃避了真正地被彻底检验，导致我们在学术上的薄弱环节，最终落入未经充分检验的西方话语中心化的陷阱。学者的独立性，不是学术要不同于政治，而是学者要能够独立于一切思想而思想。
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复杂性，也就是不断突破最优整体性的天花板的挑战性。整体中的各个局部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决定了如果整体和谐性不能进一步提升，那么总和水平就只能停留在一定阶段，比如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普遍存在的强调单方面重要性、突出不同方面矛盾性、满足于“证伪”（批评）的思维，只会误导人们更加从看似安全、简单的各种局部理论、局部政策，线性演绎局部解决方案，误导人们看不到事物的不同方面和相互间统一的可能，看不到寻找整体性解决的复杂性，甚至也理解不了现实中出现的整体性思维和整体效应很好的局部性解决的创造性和建设性。首先从局部性思维中摆脱出来，进而理解整体性解决不是很多方面的堆砌而是不同方面的有机整合，是要寻找能够实现最好的整体优化的局部干预，并用“整体价值观”替代“局部价值观”（实质是“未能远谋”的局部利益观），结合思维的同时性逻辑和穷尽猜想，才能最有效地帮助现实拥有越来越多的正确解决方案，进而突破发展的天花板。
5.2 尾声：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
编辑部明确“字数不限”，但其实本文也只不过是力求彻底地认真研究透一个问题——达到研究的最优整体性。这也是学术的本分——学术之为“社会良心”的本质，不是站到“良心”或“道德”的高地，而是坚守真理的高地。
现在，让我们把脑洞再开大一点：吴教授无疑作出了勇敢的突破，且同样是整体性的突破——中国要拿出自己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改革开放的黄金三四十年，也是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黄金三四十年；如果“为了增长的规划”的中心思想可以商榷，且事实上我们所能读到的没有未经主观“看见”和裁剪的客观，从而对这卷已经铺展开的“史书”的“撷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继续下去，那么，一个更好的中心思想可以是什么？
以整体主义的视野，一定程度上，这恰恰是一部人类前所未有的整体主义规划和实施的史书：试图把庞大复杂至超过10亿人、960万k㎡、拥有5000年历史、处于现代社会的复杂空间进行整体规划和实施，即便将视野放回到区域和城市尺度，也庞大到一省如一个世界大国，或一城如欧洲一国。这一整体主义的壮举不仅涉及巨大的尺度、复杂的功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的变与不变、干预与自组织，还有我们的改革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总之努力去统筹了压迫过来的各种因素和需求。在这些过程中，中国规划想了很多办法试图使如此大规模的整体统筹与发展得以实现。而从结果来看，同样以整体主义视野放眼世界，中国当然值得自豪，因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整体战略性从而放任自流，要么考虑的全面细致程度远远不如我们——放任自由其实是所有人都最会做的一件事。
这部具有了整体主义规划与实施特征的史书，仅仅源于规划吗？当然不是，其背后有中国的具有整体主义特征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早就意识到了事物之间的相依共生关系和整体系统性，意识到了事物价值的非先验性、辩证性，从而最擅长于全局视野、通盘辩证确立目标和施策。但我们的文化显然未能彻底深入这种性质的确切内涵和逻辑，形成严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指导对具体事物的“全部”和“整体性”的自觉认知。最终，在社会前进所必然遇到的越来越复杂的整体性挑战面前，加上常常表象为线性的西方理论（最好的知识在本质和产生的认识论、方法论上其实都符合整体性以及其中的同时性逻辑等，但在整个思想领域并没有形成整体论自觉的情况下，解释出来的都成了线性的。这也启示我们，“尽信书”的几乎一定被误导）的冲击，我们的社会虽仍然有整体主义风范，但在实践和思路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先验、线性、局部化（包括局部堆砌化）的特征。于是，就出现了吴教授实际上批评的不顾社会发展、牺牲资源环境而局部性地追求增长的规划；就出现了只顾强调自己局部的重要性，却不顾城市整体发展的机会成本，也不顾自身如何更好适应整体、协助构建有机整体的专业规划和专业部门；就出现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只关注大项目、大空间、增量空间、强政府和资本导向，却不重视小项目、小空间、存量空间、自组织和人本导向的规划和发展。而一旦某种新概念、新思想、新政策出来，又走向另一个局部、另一种极端，或者就是各种局部的简单堆砌，因为不知道要寻求和如何寻求在局部间构建有机整体性、不知道不应该先验化局部、不知道应该具体整体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寻求整体性最优的有限干预。就像当前，既要转型，又要稳定，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改革，又要依法治国，如何统一？先验化任何一个局部，显然都有问题，而含糊其辞的理论解释，只会让人更加不知所措。事物的整体性给我们的启示是：需要只唯真、唯实，而不唯任何先验绝对性，在具体整体中目标于最优整体性创新寻找具体的合理干预；并且我们能够想象，在最优整体性中，其实所有这些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需要改革意味着现状整体性不优，而法律、政策等等构成的制度无疑是社会整体性的核心结构从而也需要改革，从而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宪法的根本价值正是要在很多都应该可以变（包括法律、政策）但又要保持稳定、保持整体性最优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一个让合理的改变可以有序发生的最基础支点。显然，整体性和整体主义规划的复杂性为中国规划和社会设置了巨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力求整体思考、提供整体性解决、构建最优整体，应该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迄今为止的努力远没有达到最优的整体性，但对于中国规划师们为了协调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和并不完美的现实进行整体思维和规划的真诚与努力应该有一种基于理解的认同。
最后，回到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这本书的规划专业性的主旨，是回答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一个职业、一种行为以及一种知识或思想产品，如何演变了，变成了什么。他的一个中心结论——虽然并不是他的创造——是规划成了一个过程。但是，当规划成了过程之后，是否就不再是蓝图了？其实不是，蓝图也还在，只不过可能变得更多，可以调整。所以，过程论只是认识到了规划这个整体的一个被遗忘或低估了的局部。而我们的规划理论，固然需要不断发现这样的被遗忘的局部，但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第一原则，却是整体，是把所有问题放到一起，是把整个空间放到一起，是把所有合理的原理放到一起，是把过去不可解释但其实是我们所面对的同一个世界的悖论解释清楚，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更加和谐一致的知识、解决方法和世界，是从物质空间的局部帮助创造整体性变得越来越好的世界。笔者认为，规划理论从来就没有真正清晰地意识到和阐明这一点：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的诞生，不是因为社会改革的理想（很多理论家以为我们误读了《田园城市》，但实际上社会改革思想很多，为什么只有《田园城市》奠基了现代城市规划？），也不是因为物质空间（对物质空间的处理也一直都有），而是先驱们给出了具有极为出色的整体效应的物质空间方案。整体主义的主题，是规划学科的最大主题，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规划已经撤退到越来越看不清自己是什么，或者“只做小规划”的时代，中国规划能够带给世界的虽然不完美但足够“示例性”的实证经验。
这样一本书的名字可以是：《不彻底的整体主义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Unthorough Holistic Planning: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让它来预见中国真正的整体主义规划和发展时代的到来。
作者：王红扬，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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