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2016.4期优先看】健康影响评估之规划师版：哪些工具有用？

近来，健康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学科交叉引发了大量关注。规划师正在寻找简明、系统和综合的方法将健康问题融入规划过程。关于这些问题已有大量讨论，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实践还是说得多，做得少。结合规划和政策对健康作出精确而全面的阐述，仍然是个重要挑战。

健康影响评估（HIA: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为那些希望将健康问题引入规划过程的人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方法。虽然HIA主要应用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并由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带头，但对于那些尝试在城市和区域规划过程中明确考虑人类健康的人而言，HIA带来了希望。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戈登堡共同议定书》（Gothenburg Consensus Paper）中，将HIA定义为“评判一项政策、计划或者项目对特定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及其在该人群中影响分布的一系列相互结合的程序、方法和工具”。同时，HIA受到规划领域和公共健康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探究了迄今为止的HIA实践，评估了其对规划行业的效用。

现有关于HIA的多数文献明显是宣传，通常只关注某一特定类型。而本文通过研究HIA的历史、理论和新出现的难点，概述了已在规划中应用的相关评估方法和指标，明确了HIA的创新性，从而更具批判性。我们认为，要使HIA对大部分规划师而不仅仅是小部分积极倡导者有用，修正现有的HIA过程很有必要。在美国，环境影响评估（EIA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类似于HIA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功能。由于美国规划师已经在运用一些类似的评估方法和参与过程，因此HIA在美国需要适度简化，起补充而非替代作用。本文结论为：HIA为解决规划过程中人类健康这一重要问题带来了重大的希望，与公共健康专业人士的协作有助于实现此目标。

为何选择HIA？起源和定义

1980和1990年代，HIA出现于世界上多个地方。其起源可追溯到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欧洲北部和澳大利亚，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其他政策。1983年，WHO发布了“评估功能完善的供水系统对健康的积极影响”（evaluating the positive health impacts of fully functioning water supply systems）的流程。同期，受到“健康公共政策”（healthy public policies）运动的影响，一些EIA流程开始检验健康问题，尤其在加拿大、中欧和东欧。凯姆和帕里指出了健康影响评估的另一个起源：来自政治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政策评估。

这些早期的实践大多数基于EIA的实施建立模型，或与EIA相结合。公共健康专业人士将EIA视为有力的相关工具。HIA则被认为是一种将测评的健康结果扩展至这些评估中的方式。

HIA在19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1990年英国海外发展管理局（British Overseas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发起了“利物浦健康影响计划”（Liverpool Health Impact Programme）。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HIA开发了一个框架。该HIA计划融合了EIA，涉及危险辨识以及风险解读和管理。从1993年开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要求通过内阁向政府提交议案时附上健康影响评估报告；不久，该省的健康和老年人管理局开发出了第一个HIA工具。

WHO一直积极支持HIA的发展；1999年欧洲健康政策中心发布的《戈登堡共同议定书》之于HIA运动的意义，正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制定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tland Report）之于可持续运动的意义。《戈登堡共同议定书》认为HIA有四种价值：民主、公平、可持续发展，以及合乎伦理地使用证据。虽然人们经常把健康定义为无疾病或预防疾病，但HIA的定义更为宽泛，与WHO宪章中的定义更为接近——“健康是指一个人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关系完全健康，而不仅仅是指无疾病、不衰弱”。

对HIA感兴趣的拥护者们各有其出发点。例如，一些HIA意图改进公共决策的制定，而其他HIA则努力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关于健康的讨论中来。两种出发点均非常重要，但是实现方式各异。艾哈迈德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参与性的方式“已经引发了公共健康专业人士的想象力，推动了该领域内的学术传播和广泛讨论”。

无论是参与方式还是技术手段，可能都对规划师具有吸引力。在规划的方案制定、规划和项目评价、环境影响评估和总体公平性规划等各个环节中，已经融入了一系列的参与性流程，同时，该领域已经发表了丰富的文献，并有了大量实践。虽然规划在这方面已收获许多关注和专业经验，但聚焦于健康话题能扩大城市居民对规划议题的兴趣。尽管尚不成熟，但更多的技术手段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吸引力，而与健康议题的交叉可以扩展规划师的技术工具。

迄今为止，不论是更侧重技术性还是参与性，公共健康专家开发这些工具的一个潜在动机是他们认为这些工具能够发挥规划师对规划、政策和项目成果的影响力。因此，在美国及其他地方，公共健康专家成为HIA的主要支持者，而城市规划师最近才加入支持行列。许多HIA的主题不属于规划师的掌控范围，比如烟草出售监管或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咨询项目提案。然而，HIA经常涉及公共健康部门，应用于那些通常由规划师负责的项目，例如经济适用房的再开发。与此相反，公共健康部门的工作却很少要求规划师的参与。支持者将HIA看作推动实现公共健康目标、加强当地政府与相关健康部门交流的方式。凭借HIA，公共健康专业人员的影响力能延伸至与健康相关的更大范围，这是他们扩大影响力的战略。

规划中的影响评估

规划师拥有一些相似评估的技术经验。在开发HIA的早期形式时，这些技术曾被公共健康专家吸收利用。具体说来，规划师广泛参与环境评审、社会影响评估（SIA: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有时包括在环境评审中）和可持续指标的制定，因而具有全局感，能采取可行的方式来评估拟定项目、规划和政策的影响。其他工具如生态足迹分析、承载能力分析和生命周期评估提出了相关的评估策略，但应用范围较小。它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环境维度，更适用于个人或管辖权层面（即城市、州、国家），或者产品层面，而不是与建成环境相关的项目或政策。

由于HIA植根于这些评估方法，所以HIA与其他影响评估工具之间无论是外观还是感觉都有其相似之处。表1从范围、内容和结果方面总结了不同类型评估技术的关键共性和不同点。HIA与这些工具之间的差别将在下部分作进一步说明。

表1 规划分析工具与健康影响评估的比较

环境影响评估（EIA）

在美国，环境评审出现在1969年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中。NEPA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如道路和建筑、联邦土地规划以及联邦项目和政策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在州层面，州环境政策法案要求对具有一定规模、特定类型或者处于敏感区域内的项目进行环境评审。另外，若具有特定的项目特征，或与当地规划或法令有出入，区域或地方政府层面也会要求相应的环境评审。

在这些不同政策下开展的环境评审可包括（项目或政策）对自然环境、建成环境、人类健康、环境可持续性、社会环境、经济的影响，或对它们的累积影响作出评估。NEPA条文对健康的论述较为间接，只提到“倡导为阻止或消除对环境和生物圈的损害而作出的努力，促进人类的健康和福利”和“（保证）为全美人民提供安全、健康、多产、美学和文化层面愉悦的环境”。在联邦机构导则中与NEPA实施有关的内容里，有时能找到关于健康更确切的论述【例如，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FHWA: the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在交通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到了许多需要善后的环境影响（如土地利用、社会、经济、行人和骑行者、空气质量、噪音、有害废弃物堆放点、视觉影响）。除了明显的对空气和水质量的影响以外，FHWA在其导则中还明确了其他健康影响，比如邻里和社区凝聚力、出行方式和可达性变化（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如老年人、依赖公交出行的人和残疾人）、对非机动车交通设施的影响、噪音对敏感地区（如居住区和学校）的影响、有害废弃物堆放点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以及施工过程中噪音和安全影响】。虽然环境影响报告（EISs: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中谈到了健康，但研究发现，健康话题在美国的环境评估中常被忽视，即便提到也较为浅显。环境评审作为一个公共过程，提供了多种参与机会，因而可能在民选官员和公众面前暴露潜在的健康问题及其他影响，进而导致改变或者中止某个项目，提高当前环境质量，以及采取额外措施缓解环境影响。

当然，环境评审不只在美国开展。例如，艾哈迈德、普勒斯-穆洛利和维扎德指出，HIA和2000年的《英国和威尔士污染预防和控制条例》之间存在潜在的交叉，该条例旨在控制工业污染。虽然健康与EIA的进一步整合已经成为讨论和提倡的主题，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国际范围内都还没有正式的政策尝试。

社会影响评估（SIA）

规划师常用的第二种影响评估工具是SIA。尽管关于SIA的确切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巴罗引用了一个常用释义：“旨在帮助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来理解变化可能带来的社会、文化或者经济影响，或者可能引发更好影响的提议”。如前文所述，在美国和国际范围内，SIA有时作为环境评审过程中的一部分来开展。但是，SIA可以在不同层次开展，包括微观层面（一项提议对人口动态统计如死亡率的影响）、中观层面（对组织和机构的影响）以及宏观层面（对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两性关系的影响）的各种项目，从监狱和军事设施到宗教圣地的设计和土地利用【应用范围体现在社会影响评估相关文献中，这些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开展的背景是一些项目和计划，如采矿、羊膜穿刺术、国际生物安全措施、区域规划、洪水控制政策和国家公园等项目】。

在美国，NEPA几乎没有为相关社会影响分析提供具体指导；1994年，社会影响评估导则组织委员会（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应运而生。其编制的导则文件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变量作为影响评估的考虑因素，包括人口特点、社区和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人与家庭改变以及社区资源。

虽然很多文献关注SIA的方法论问题，但是有限的研究也表明相关社会影响信息能在谈判协议中帮助到边缘群体。另外，因为SIA具有典型的高度参与性，所以公众参与度的提高也可获得较好的结果。如果SIA能作为更正式的环境审查流程中的一部分，就有机会利用社会影响信息来说明改变或中止一个项目的原因。总体而言，SIA中的这些问题在HIA中同样存在。

可持续性指标和评估

可持续性指标可能是被美国的规划师认作HIA前身的第三种影响评估工具。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早期，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兴趣日益增长，相关指标被视作将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如布伦特兰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转换为可实现目标的一种策略【可持续性的定义为：“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可持续性指标可在国际、国家、区域、地方或者社区层面进行测度。虽然可持续性指标的影响不能很好地被测度，但是文献指出了某些可预期的结果，包括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可持续性指标也能为决策者和个人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决策。而让公众参与指标制定过程，能潜在地增加社会资本，解决社区冲突，从而达成共识。

麦克拉伦提出了一个流程用于评测四种可持续性指标，这些指标代表可持续性固有的各项目标，以评估当地促进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其中包括（1）整合度（联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维度）；（2）前瞻性（衡量代际公平的进展）；（3）分配性（衡量代际公平进展和在种族和地理位置间的分配情况）；（4）多种利益相关方的投入（随着参与者的投入而发展）。英尼斯和布赫提出了一个略微不同的框架，该框架关注的是产生信息的类型，共有三类指标：（1）系统性能指标（如车辆行驶里程）；（2）衡量政策和计划成效的指标（如犯罪率、居民投诉）；（3）个人、机构和企业的快速反馈指标（如高速公路速度、家庭用水）。

在近期的一项应用中，由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现多称为“绿色建筑评估体系”）提供的一套评级系统可作为指标案例，该系统中的指标在不同设计和规划特征基础上达到一定数值后告终。尽管专家断定这些特征可以推进可持续性，但是这套系统不是基于特征的实际结果，而是它们的预期结果。在LEED的一些评级中，健康也成为其考虑因素。特别是绿色社区认证体系（LEED-ND: LEED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的一个背景报告就明确提到了健康问题。三重底线评估——经济、环境、社会问题的评估——也可以包括健康。

紧密相关的评估工具的综合

总体而言，上述讨论的评估工具，包括EIA、SIA和可持续指标，产生的动机与HIA一样；它们的血统也是相似的。规划师已经通过EIA、SIA和可持续指标解决了许多健康和社会问题。然而，HIA具有更大优势，包括对人类健康更明确的关注，以及与公共健康及相关领域人士合作的可能性。

对HIA的阐释

尽管HIA与普通的规划工具有很强联系，但就其实践和自身出现的新问题来说，HIA有其独特性。本节将逐一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概述当前规划中HIA的应用。

HIA的当前实践

在国际范围内，HIA首先在欧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有时也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编者注】被广泛用于公共健康部门。在推动HIA方法论、开发HIA流程、举办大量会议和工作坊，以及建立从业者网络方面，WHO已经颇具影响力。

在互联网搜索HIA的结果显示，目前HIA的活动集中在欧洲和澳大利亚；同时，WHO，特别是其在丹麦的欧洲区域办事处的活动也很突出。许多会议、广播电视网和信息类网站都在传播HIA的相关信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IMPACT网站有段时间广泛收集了大量已完成的HIA案例，但该网站已被重新设计。WHO的HIA网站仍有许多HIA案例，主题涵盖能源、住房、环境，甚至矿业和文化。在英国和爱尔兰，公共健康观察站正致力于创建数据库并开发健康分析师交流网络，这些分析师能为HIA和其他健康分析提供数据。这些观察站基于公共健康署和统计署的数据，出版“报告、简报、指标和工具”，同时对健康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迄今为止，HIA主要用于评估拟建健康设施和社会项目的影响，并不用于物质规划或城市设计。例如曼彻斯特一所医院的重建，英国一水泥厂以轮胎作为燃料的提案，荷兰国家住房政策，以及家庭过冬计划。还有一些HIA被私营部门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这些评估都具有典型的前瞻性，虽然在项目实施之前就已经运用，但是可能需监测以下情况：一种是“影响的性质和严重性无法确定”（称为并发性HIA），另一种则是结果评价（称为回顾性HIA）。

HIA的应用范围记载于丹嫩贝格等人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发现了美国27份类型不同、面向公众的已完成的HIA报告。该研究发现这27份报告有半数与政策和规划相关，内容涵盖农业法案到基本生活工资条例，8份是关于独立项目（如老年人住房、发电厂），8份是从规划层面出发，如走廊、公交社区和邻里规划。虽然有一份报告是评估社区交通规划，但是没有任何一份是针对总体规划的。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剑桥郡的土地长期利用规划的健康影响评价。该项目评价了政策草案及其相关的13个目标，包括缓解房屋和燃料短缺，帮助面临危险的人群，建设更安全的道路，“改善景观和城镇风貌并亲近自然”，减少污染，提供方便的健康护理。考虑到的两个主要问题为：（1）在场所和社区部门方面的受影响主体；（2）影响的性质和规模。这些分析结果影响了最终的规划。

HIA理论

公共健康领域运用众多理论模型检验人们健康或不健康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通常涉及若干核心维度，包括生物识别、个体行为、经济背景、社会特征，各种服务的可达性以及建成和自然环境。HIA或许会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但是更倾向于关注所列要素的后几个，这些要素常被称为健康的社会性决定因素，其中发展、计划、政策和项目可能起到最大影响作用。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自然、社会和建成环境如何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当然HIA所检测的政策和项目也可能与规划相距甚远，如戒烟项目。

HIA的首要动机是相似的——评估这些规划、政策和项目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健康。HIA同城市规划中许多工具相似，只是性质、规模和形式不同。不同的形式要求用户间不同程度的参与和互动。HIA相关文献中采用的专业术语及其常见释义如下。

●筛选（Screening）：使用筛选工具过滤掉那些不需要HIA的项目。

●审视（Scoping）：HIA的这个步骤决定评价内容及方法。

●桌面或迷你HIA（Desktop or mini HIA）：与筛选工具类似，桌面HIA采用快速评估帮助决策者；有时亦称快速评估（rapid appraisal），不过这一名称更多地用于下文提到的更具参与性的方法。

●快速评价或评估（rapid assessment or appraisal）：采用可参与的工作坊形式，完全开放或受邀参与。参与者提前阅读相关背景知识。这种形式增加了包括本地知识在内的专业知识，还可能在评估过程中吸引编外人员并成为长期支持者来影响和监控实施情况。

●综合HIA（Integrated HIA）：HIA与其他影响评估方法相融合，通常是EIAs和SIAs。这种融合可能由一些平行报告组成，或者是一项综合研究。

●中阶版（Intermediate）：这种HIA包含了许多系统的分析，但工作内容不像EIA那么多。

●完整版（Full）：这是HIA最常用的一种形式，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大致上像一个完整的EIA。

HIA能够鉴定潜在的健康问题，帮助减缓或防止消极影响，增进健康，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参与式HIA通常能让社区成员接触到更多关于健康影响的技术信息——他们参与的初步评论和讨论——使得他们思考这项工作并运用本地知识加以充实（无论是支持技术结论还是否定它们）。

较简单的工具（如前文表1）只需要少量的信息，而较复杂的工具通常需要更多数据。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才惊奇地发现，各种各样的信息对于健康影响评估已经够用了。一些信息是基于常识——甚至轶事——或机构里专业人员的知识或意见，这些信息几乎不附加额外的分析，甚至在获取相关信息的领域内也没有任何分析。其他信息则利用了非常专业的研究证据、详细的实地调查并融合了大量本地知识。例如针对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史基浦国际机场扩建项目的评价就应用了大量的定量分析，包括对噪音、气味以及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检测。另一些HIA并不是如此的定量，但需要充分了解本地情况、社区认知和早先关于健康影响的研究。例如，戈尔曼等分析了怎样利用爱丁堡交通政策减少健康的不平等。该研究包含大量丰富的分析矩阵，展示了对于富庶群体和穷苦群体而言交通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调查对象包括年轻家庭、青少年、老龄人口、上班族以及失业者。但是，也有HIA很简单且不够精确，相对而言，它们表现出对规划问题或者目前健康研究较少的认知。我们会在下文再谈及这个问题。

新的担忧

随着关于HIA讨论的增多，新一轮问题和担忧也随之而来。正如克里格等人所说，“HIA的启动、执行和完成标准需要更明确，包括与规则相关的决策、实施和履行。”具体而言，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1）质量。HIA的质量是否好到能直接影响政策或者规划过程，还是它们主要被用作“导则”来引导讨论？预期性的HIA是否能准确地预测提案的健康影响，并明确地判断如何调整方案，以减小消极影响，提升健康效益？评价过程是否透明和包容？虽然HIA评估出现较晚，但需要推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构建评价所需证据以及参与程度的标准。从预测健康结果的能力到提高参与的成熟度，HIA的质量均亟须提高。

（2）HIA自身的花费和效益。HIA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其结果衡量起来也较为困难和昂贵，因为HIA推行的是一些较模糊的观念，如提高认知、跨部门合作和避免伤害。特定HIA对于较大政策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利于决策修订）、广泛的（提高公众意识但不会改变提案）、机会主义的（利用HIA的初衷是希望它能支持提案，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可能直接被忽略。另外，这些影响效力的量化或许是个难题。直到最近才有关于开展HIA评估所需花费和所得效益的系统性分析，而且这些工作仍旧处在初级阶段。进一步说，HIA或许在世界上资源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作用最大——在这类基金的使用中，HIA是否应该优先于其他研究或项目？

（3）HIA中分析的议题。虽然许多HIA因其涉及面宽而出名，但是一些HIA主张纳入更广泛的议题，甚至延伸到精神健康方面。另外，重要性与测度之间的权衡也需要考虑。检测一些不重要的因素较为容易，而检测一些重要的因素却不太容易。缺乏良好的测度方法，如何将这些议题引入HIA中也是个问题。如果要把HIA融入现有的EIA程序，那么HIA中使用的一些健康测度工具恐怕经不起环境评审后常有的法律方面的质询。

（4）有积极或者消极结果的压力。随着HIA运用的愈发广泛并受人重视，对于产生特定结果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此外，当研究反映了现有证据但不符合共识的时候，公众可能会失望。决定开展、资助、设计和运行HIA的人会影响结果的走向，而目前仍欠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

（5）与政策的关联。一项HIA一旦完成，它该如何与政策取得最好关联仍不明晰——当其他机构里的公共健康专家在规划、项目、政策和计划上开展HIA时，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要解决这一问题，HIA的报告应采用更富有吸引力、更明确、更具有相关性的表达方式。

（6）亚群。不同人群受到的健康影响不同，因此识别这些群体，评估影响并恰当地用于政策相关的方式报道出来具有一定困难。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包括：如何定义这样的人群，相关的风险如何评估，传统认知和本地知识如何融合，以及公平问题如何解决。

（7）管理机构。HIA是一个跨学科的工具，需要多个机构的参与，但任何一个机构都不是它的大本营。未来最有新意的想法可能是HIA是不同学科合作的产物，而这些学科在过去通常互相之间没有联系。正如在规划和公共政策领域内许多开明的尝试一样，健康影响评估需要一个捍卫者，但是到底谁才是这个捍卫者仍不得而知。

上述七个方面对HIA的适用范围或以往使用过的工具提出了难题，而新衍生出的若干工具有可能成为解决之道。

规划中的HIA实践

在美国的规划和政策背景下，以HIA为名义已经进行了各种尝试，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成果。一些是快速检核表，一些是冗长的报告，另一些则对快速评估类的工作坊作出思考。本节重点分析三个最近在美国开发的将健康问题融入规划评价的评估工具或应用。其他人或其他地区肯定也开展了HIA和相关评价，但是并未发展成为可复制或能被更广泛的用户所使用的模式。鉴于每个HIA工具仍在发展中，表2展示了它们2008年3月以前的状态。

表2 2008年早期以前的HIA之间的比较

健康发展测量工具（HDMT: Health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Tool）通过一款包含多个指标和一个详细清单的在线工具来检查各种问题。虽然该工具所用标准针对的是规划问题，但是也涵盖了更大范围内可能有健康影响的问题。尽管它通常与标准的EIA程序相融合或结合，但其显著的长处是其范围的广度和关于各种标准的系统思考。但是，许多议题超出了城市规划的范畴（例如投票率、儿童看护津贴、有病休福利的工作）。另外，许多议题可能存在一些健康影响，但这些议题所在的领域目前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或许是为了提出一种促进全方位良好发展的工具，这一工具常借鉴良好的规划实践作为基准。例如，每1千人配置10英亩（约0.4h㎡）的开放空间或将25%的屋顶可用空间作为屋顶花园等准则能为城市空间创造令人愉悦的便利设施，但是这些做法可能缺乏基于健康影响的特定研究证据。伴随着该工具的还有一些信息量很大的网络案例，包括一些极好的地图。

绿色社区认证（LEED-ND）开发的一种环境记分卡能够解决上述一些问题，许多人认为这是HIA的一种变体。LEED-ND提供了很长的清单——总共约50个标准——解决四大类的多维度问题：区位及与社区的联系、邻里模式和设计、绿色建筑和技术、创新与设计过程。这50个特定议题中的大多数关注规划和用地相关问题。这些标准中有许多都以保护环境为动机，目的是减少排放，保护土地和减少机动车的使用。虽然主要关注生态健康，但其预备工作包括一项人类健康评估。清单关注的是人类健康问题，评估则关注体育运动和相关疾病问题。该工具采用积分制，当某种情况更好地满足特定标准时将获得更高分数。如同HDMT一样，各类标准基于大量已公布的证据；考虑到该工具的普遍性和多用途性，其通常反映的是良好的规划实践而非特定健康证据。目前，这个工具正在北美多个地方进行广泛试点。

基于这次对研究和实践的回顾，“为健康而设计”（DFH: Design for Health）项目开发了一套工具来填补可能会存在的空缺。已由明尼苏达州社区检测过的这套工具，专为减少规划师的负担而设计；它关注那些规划能够影响到的问题，并且明确借鉴了关于人类健康的研究证据。这套工具包括三个HIA工具和一个特别针对规划师的规划评审清单，重点关注那些有明显证据证明健康影响与建成环境相关的领域。这些工具包括以下部分。

●初步检查清单。它是一个结合了筛选和审视功能的两页纸的文件，用于桌面演练或工作坊。其使用的评分系统能帮助规划师快速判定规划或项目是否值得评估，或者在一些关键健康问题上能否触发补充分析。

●快速评估工作坊。HIA的参与式版本，直接以已经在英国开展过的工作坊为模型。

●阈值分析。以工作簿的形式起着中间HIA的作用。它包括15个问题，每个问题可在浮动分数范围计分，以期提供一个全面的健康影响分数。有些问题是“阈值”，有些问题则是“相关值”。如果研究有强大数据指向某个特定数值目标，那么“阈值”即可明确；在其他情况下，证据充足却不能提供定量阈值则为“相关值”。阈值分析起到的作用更像是LEED-ND工作簿的简化版，但是特别关注人们的健康和规划师的工作内容。

●规划评审清单。清单将这些材料的大部分内容总结为简化版的桌面提醒，其中的关键问题和结果将在总体规划或地方规划中得以解决。清单按照典型的规划要素进行分类。

在权衡健康及其与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的联系时，这四个HIA工具略有差异。每一种工具在诸如质量、成本和收益以及与政策的关联等一些关键问题上各有优劣势。但是，它们的综合运用为那些期望针对特定情况找到工具的规划师提供了诱人的选择。它们代表了目前规划中HIA应用的前沿领域。

规划师真的需要HIA吗？

讨论完当下HIA的研究和实践后，我们现在退一步来更多地了解关于HIA已经被采用甚至已成为规划师日常工作所必需的一部分这一对话。为简约起见，我们将下面的讨论分成两大阵营，逐条陈述赞同和反对采用HIA的双方观点（表3）。

表3 规划中应用HIA的赞成与反对观点

被指责应该对各种问题负责，已经成为城市规划从业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较之于肥胖、空气污染、全球变暖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显得尤为突出。然而许多规划师认为对健康负责是一种负担——一种没有直接和切实结果的额外责任。在既有的工作负荷（如制定和更新规划、为规划委员会提供咨询、同其他代理机构合作）之上，规划师难以在潜在的问题和对策范围内优先考虑健康问题。

然而，健康在城市领域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世界持续城市化，城市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HIA能够协助应对这些挑战，为将健康融入规划提供规则。同时，借助它们，规划师能系统地对人们在健康方面的各种担忧作出解释，成为评估规划、政策和发展提案的一个工具。但是，考虑到HIA的现状，对于怎样或何时使用HIA及最后产生的结果，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许多案例中，HIA对于规划的适用性并不是立竿见影。城市规划领域需要直接而全面的工具，帮助规划师用一种没有风险且易行的方式去推进这项事业。

许多潜在工具现在可以获得，实务知识基础也正在发展。LEED-ND，旧金山市的HDMT，以及“为健康而设计”项目所创的一套HIA工具为规划师提供了多种选择。它们都发布于2007年，这说明该领域正在蓬勃生长。一些工具是为了减少可预知的因健康评估产生的负担而特意设计出来的。HIA也能运用于参与式过程中——从一个完整快速的HIA工作坊到将一些健康相关问题插入标准规划流程之中，同时相应的指导也越来越多。在正确的场合使用正确的工具，这些HIA工具代表了一种有价值的方法——它将城市规划领域推到与健康相关的规划、政策和项目评估的前沿和中心。随着工具的改进和信息越来越易获取，这些工具能为规划提供新的支持和依据，同样也能完善规划过程本身。

致谢：

感谢阿利•彭努奇（Aly Pennucci）、阿曼达•约翰逊（Amanda Johnson）以及迈克尔•胡贝尔（Michael Huber）就此主题与笔者进行的探讨。感谢劳拉•鲍姆（Laura Baum）、阿什利•米勒（Ashley Miller）和凯伦•鲁夫（Karen Roof）对相关项目的宝贵的研究支持。

作者：安•福赛思，现哈佛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原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卡丽莎•希弗利•斯洛特拜克，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凯文•克里泽克，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授

译者：蒋希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学硕士研究生，[e-mail]；唐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主治医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4期，pp32-43

（公众号排版：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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