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2016.5期优先看】基于居民幸福感视角理解宜居城市

【摘要】宜居城市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以人文本，即尊重居民的生活感受，把居民的幸福感作为衡量宜居城市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本文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来理解宜居城市，以期帮助建设真正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文章从自然环境舒适性、服务设施便利性、人文环境舒适度三个维度解析宜居要素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同时，提出以居民幸福感为导向的宜居城市应当具备以下特点：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城市设计；关注不同群体，重视弱势人群的人文关怀；重视公众深度参与的城市规划。

引言

近年来，建设宜居城市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围绕宜居城市的概念和内涵、评价方法、建设方案等，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解读宜居城市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以人文本，即强调宜居城市建设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以居民的社会需求和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以人为本宜居城市建设要凸显人在城市的主体地位，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全过程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更通俗地讲，以人为本就是考虑居民的生活感受，把居民的幸福感作为衡量宜居城市的标准。

从宜居城市理念的发展历程看，早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地理学界的计量革命就催生了包括人居环境研究在内的人文地理学的人文主义转向，城市居住环境的研究开始向居民幸福感延伸。随着人居环境概念的不断完善与宜居城市研究的拓展，居住环境被看作一种福祉，进而影响到个体生活的主观幸福感。换言之，人文主义指出宜居城市不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还是居民对城市居住环境的一种心理感知，这种感知评价与居民的个人属性密切相关，因此，宜居城市的建设应该充分尊重居民的需求和愿望。不考虑居民感受而只注重物质环境建设的宜居城市，其“宜居性”仅针对人群共性而言，缺乏针对不同群体主观感受差异性的分析，抹杀个体价值及其在社会交往中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相应带来了城市社会意义空间的失落。

城市的宜居性是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支撑，宜居性差的城市很难成为居民眼中的幸福城市。因此，本文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来理解宜居城市，以期帮助建设真正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

1 什么是居民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概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幸福（happiness）是一种状态，它不仅仅指人们远离疾病，而且包括人们物理的、精神的、社会的、经济的、全面的生活幸福状态。个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认知，这种认知包括情感上的反映和判断。一般来说，主观幸福感比较稳定，不会随时间产生剧烈变化，它与个体特征紧密联系，尤其是身体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影响。西方经济学家还指出，收入也对幸福感有强烈的影响，而且不仅是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变化和期望收入等均对幸福感有影响。

幸福感是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但并非完全是主观的存在。除了个体自身的属性特征以外，个人所在的周边环境对幸福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的研究指出，幸福感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地域环境的影响甚至可能叠加到个体属性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之上。上至全球尺度的气候、地质、地形等自然环境，下至国家尺度的经济发展环境、福利制度、风俗习惯，乃至城市内部微观的居住环境等，这些客观环境均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感。人们可以在其生活的地区感受到客观的愉悦或者是厌烦，地域环境具备这样的特点。空间心理学理论及城市感应空间理论也认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满意程度部分取决于其对所在城市空间要素的认知与评估。从这个角度看，测度居民的幸福感不仅是衡量与监测居民生活质量的标杆，更重要的是对居民幸福感的量化提供了一种量尺，用以检验客观居住环境的质量。

从城市尺度来看，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社会人文环境等宜居性要素均影响居民幸福感，从居民幸福感这把量尺的视角解读宜居城市的深层内涵，不仅是以人文本城市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对新时期历经转型城市的发展内涵和质量的检验。

2 城市宜居性要素与居民幸福感

张文忠等认为，宜居城市的内涵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环境健康的城市、安全的城市、自然宜人的城市、社会和谐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和出行便捷的城市。各项宜居性要素的完善不仅是一个宜居城市的有力保障，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任何一项城市宜居性要素的缺失都会引起居民对生活的不满。

2.1 自然环境舒适性与居民幸福感

人与自然和谐是世界所有宜居城市的共性特征，优美的自然景观、广阔的水域、良好的生态环境等自然本底条件为宜居城市建设增添无限魅力，不仅如此，自然景观的多样性、环境的宜人性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正面作用。在降水和光照充足、气温适宜、地质结构稳定、临近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且地形条件有利于污染气体扩散的地区，城市的宜居性明显优于干旱内陆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在此居住的居民对身体健康状态和生活稳定性有更高的评价，相应地也对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和幸福。麦克伦（Mackerron）对自然环境和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处在绿色或者自然环境中往往比处在城市环境中更加幸福。西斯（Symth）等研究了中国城市地区大气污染与幸福感的关系，文章的核心结论指出，减少大气污染对提高幸福感的作用力远高于其他因素的作用。韦尔施（Welsch）研究了欧洲10个国家污染物排放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将空气污染对幸福感的影响换算成空气质量改善为居民带来的财富值增加，经过计算发现，二氧化硫排放的减少相当于每人每年多赚750美元，铅污染的减少相当于每人每年多赚1400美元。

以优美的城市自然环境使得居民生活幸福的典型案例之一是位于加拿大西岸的温哥华。温哥华长期以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其保持宜居的亮点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温哥华于2011年开始实施《2020年最绿之都行动规划》，通过二氧化碳零排放、零废弃、健康生态系统三个目标的建设，旨在将温哥华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生态环保的城市。温哥华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视为城市核心竞争力，通过对城市开发的合理控制，有效避免了城市蔓延，保护了生态资源，形成优越的自然环境，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2.2 服务设施便利性与居民幸福感

服务设施包括学校、医院、银行、邮局、公园、休闲娱乐、餐厅和购物中心等，充足而布局合理的服务设施，一方面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有序运转，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合理的布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降低社会不公平。马立根（Mulligan）等指出，服务设施便利性可以被看作“场所或区域特有的、私人的或公共的商品和服务，使得一些区位对居住和工作有更特殊的吸引力”，与此相反，服务设施不便利“使得一些区位丧失吸引力”。马立根还指出，服务设施便利性对于城市竞争力而言只会愈加重要。在服务设施配套更齐全、服务质量更优的城市，居民的生活也更便捷美好；而在服务设施缺乏或分配不公的城市，宜居性也会降低，相应地影响到居民对幸福生活的满意度。服务设施便利性带有主观色彩，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居民而言，对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相同。例如，惠斯勒（Whisler）等人的研究指出，文化类设施对年轻的高学历人群最具吸引力，而城市安全性保障设施对年老的高学历人群最具吸引力。

宜居城市对服务设施有多层面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可达性，或者说是居民使用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高品质的城市应为居民提供高可达性、多种类、分层次配套的服务设施，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1990年代，新加坡在组屋推行邻里中心模式的新型社区服务规划，其实质是集商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等于一体的“居住区商业中心”，围绕12项居住配套功能，从“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闲”，为百姓提供“一站式”服务。邻里中心的设施群紧紧围绕人们在家附近寻求生活、文化交流的需求，实质上构成了一套巨大的家庭住宅延伸体，既缩短了这些设施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又能充分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既做到便民利民，又能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2.3 人文环境舒适度与居民幸福感

城市的千差万别不仅是物质环境的差别，还表现在人文环境的独特性上。由于发展历史不同，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遗迹和社会文化氛围也各不相同，由此塑造的软环境也是风格迥异。正如芒福德所指，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更是文化的归宿。作为城市软环境的主要构成，人文环境也深刻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悠久的历史文化及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城市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起到正面的作用，有利于居民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积极向上的评价，同时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潘帕内利和蒂帕（Panelli&Tipa）提出，除了自然环境对居民福祉的影响之外，人文环境也是福祉的重要维度，他们认为福祉对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特殊意义。因此，宜居城市的建设不仅要为居民提供舒适的居住场所等物质基础，还要铸就具有凝聚力的、独特的城市文化，培养居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维也纳的艺术文化资源就是其人文环境舒适性的重要支撑。维也纳是古典音乐的圣地，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等世界级音乐大师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城市街头音乐表演和音乐家雕塑也随处可见，浓厚的音乐艺术氛围增添了城市的人文舒适度。维也纳城市还保留了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等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例如维也纳城市地标建筑圣斯蒂芬大教堂和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美泉宫，分别为哥特式建筑和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作。另外，维也纳城市还拥有酒吧、咖啡馆、舞厅和艺术画廊等现代艺术景观，既实现了古典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完美结合，也充分彰显了城市对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尊重与包容。

3 居民幸福感导向的宜居城市特点

居民幸福感导向的宜居城市以提高所有居民的幸福感为目的，根据居民需求来制定城市评价标准和建设方向，因而与传统的城市发展导向相比，以人为本是其最大的特点。

3.1 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城市规划设计

成功的城市设计一定充分考虑了使用各种空间的居民的需求，这就要求规划设计要做到细致入微地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笔者认为，这样的城市设计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于提高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城市设计

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其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且不仅是个体自身的健康状况，还包括家人的健康状况，尤其是父母和子女。健康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周边居住环境的影响。居民的日常活动通常固定在一个范围之内，这个活动圈内的城市设计是否为居民提供了能够帮助居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公共设施，这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非常重要。例如，社区内的小片绿地广场，为居民餐后散步活动提供了场地，无形中增加了居民锻炼身体的机会；而小区的公共活动空间还能够增加社交活动，有助于巩固邻里关系和结识新友，这些活动都直接作用于居民生活幸福感。健康地理学对此作了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某些疾病与居住区的建成环境、医疗设施可达性、公共服务设施等地理环境要素密切相关。例如，希尔和彼得斯（Hill & Peters）提出，美国肥胖症的空间分布与鼓励健身活动的建成区环境相关，张兴友（Zhang）等人进一步证实了公园可达性影响肥胖症的空间分布，王冬根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社区道路连接度反映的步行性对肥胖症的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

虽然个体行为是主观能动的选择结果，但真正宜居的城市设计通过有形的框架在无形中影响居民的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态。例如，哥本哈根坚持在30~40年的时间内，鼓励人们骑自行车，城市范围内有着一张完整的自行车道路网络。自行车道与人行道放在一起，慢速的人行道旁边是稍微快速的自行车道，再旁边是停车道，然后才是快速的机动车道，这样停车道形成了一道保护墙，保护自行车道的安全。多年来，哥本哈根的自行车数量翻倍，37%的人通过自行车上下班，既减少了交通问题，也让人们保持健康，形成了一种在城市中穿行的良好方式。

（2）便于居民营建与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城市设计

个体的人际支持与社会关系扩大了个体可以获取的帮助和资源，也满足了其情感需求，对于提高个体的幸福感非常重要。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城市设计应当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活动，为生活在城市闭塞空间中的人们创造社交机会，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增进彼此了解，减少冷漠感，增强城市凝聚力与归属感。从规划层面来看，这样的城市设计应当拥有面向大众、适合小规模聚会的不同类型的活动场所与空间，如和朋友聊天的咖啡厅和餐馆，情侣约会的电影院和KTV，适于有儿童的家庭聚会的游乐场所，老人们可以叙旧的老茶馆和棋牌室，以及供特殊爱好群体享乐的体育场馆、美术馆、剧院、手工艺坊等。城市中的广场、茶馆、咖啡厅、图书馆、以及其他或隐或现的公共或私密空间等，都能激发一种生机勃勃的生活氛围，进而刺激人与人的交流。此外，这些城市空间的设计还要充分参考不同属性人群的空间布局特征，实现更高效合理的资源分配。例如，大学周边的电影院、餐馆是否更廉价，老年人集中的社区是否有足够的开敞空间，大型居住社区周边是否有足够的儿童户外空间。

对于维持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社区规划发挥着更有效的作用。社区规划的理念强调通过创造或者保护城市社区，来抵御缺乏人性关怀、不安全和缺乏社会交往等城市生活中的弊病。社区振兴决定了城市生活的非物质化，通过营造一些微观的、中心的和步行的空间，有利于人的交往活动。社区规划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建立亲密的邻里关系，并由此创造更健康的个体以及更健康的社会。就像芒福德所说，“在社区中，需要重新发现那些随着城市尺度增大和交通的快速化而消失的人们之间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3）让居民享受更多闲暇的城市设计

闲暇是指个人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利用或消磨时间。闲暇是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要部分，对于幸福感有正面的影响。以居民幸福感为导向的宜居城市，应该是能给人带来闲暇感觉的美好城市，这样的城市在设计时对闲暇设施的安置和结构给予了充分考虑，使得居民在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能感受到片刻安逸与轻松，有更多机会驻足停留，享受慢节凑的生活。正如扬•盖尔（Jan Gehl）所言，一座好的城市就像一个好的派对，不要看有多少人在城市里行走穿行，而是要看有多少人停下来享受城市中的活动。

闲暇设施的范围很广，任何可以让人们停下来消磨时间的设施都可以被称为闲暇设施，不单是公园这样的公共产品，还有咖啡厅这样的私人产品。足够的闲暇设施，是保证居民闲暇感受的重要物质支撑。如果将闲暇当作公共议题，提供公共产品类型的闲暇设施是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不仅是闲暇设施的数量，设施的空间安排和内部设计也同样影响居民使用闲暇设施的感受。城市研究者威廉•怀特对纽约办公楼前的开放空间的研究表明，广场成功吸引居民的关键在于是否提供了可坐空间以及就坐环境的舒适度，有足够可坐空间、可移动座椅、就坐环境舒适以及广场与街道连通，更加吸引人们驻足停留。

3.2 关注不同群体，重视弱势人群

城市不仅是物质空间的存在，还是不同人群汇聚于此的社会空间的映射，一个和谐宜居的城市必然是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城市。关注差异化的群体，关键在于深入理解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宜居的城市应当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1）低收入人群也可以过体面的生活

体面的生活关乎个人尊严，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基本需求之一。如果城市能够保障穷人的体面生活，这样的城市一定是具备人文关怀的和谐城市。体面的生活包括多项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体面的住房，这里以一些国家的保障房为例说明。第一个案例是美国的廉租房建设。美国人中有70%拥有自己的房产，对于没有房产的穷人，由政府提供廉租房，政府负担租金的70%，这些资金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提供。这个部门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设立，责任是“使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有一套体面的住房和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保障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第二个案例是智利伊基克的金塔蒙罗伊住宅项目。这个项目要在有限的资金下完成社会保障房建设，其目标是让家庭保持他们在中心城市附近地区形成的社交和经济关联，而不是把他们驱赶到城市的外围。设计师阿拉维纳及其团队为这些家庭提供了单靠他们自己难以独立建造的“半成品房屋”，给他们留出空间，让他们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对住房加以后续完善。“半屋”还被推广到墨西哥蒙特雷住宅项目中，经过自主改造，低收入家庭的小户住宅可以扩建为超过70㎡的体面住房。

体面的生活还包括体面的出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建有或许是世界上“最尊重穷人”的自行车道网络，这是因为政府将有限的资金用于修建连接贫民区和市中心的自行车道，而不是为富人建设机动车道。在波哥大，泥泞的机动车道与平整的自行车道并行并不罕见，对比之下，骑行在整洁的自行车道上的居民甚至比开车族更加体面。波哥大的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保障穷人体面的出行，更极大地鼓励了自行车的使用，也使得波哥大成为“全球自行车道建设推动典范”。目前全市拥有376km的封闭型自行车道和120km消遣性质的自行车道，在近800万居民中，有约45万人骑车出行，其中多数为工人和学生。

（2）避免对外来移民的排斥

自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带动城市化快速发展以来，世界城市化水平从1800年的不足10%提高到目前的高于50%，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大量乡村人口涌向城市，成为新市民，并在城市繁衍后代，不复返乡村。如何解决好移民与本土居民的发展空间冲突与文化冲突，最小化移民增加对现有城市居住环境的损害，达到借助移民实现城市化良性发展的目标，为城市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备包容与和谐的宜居城市，不应当排斥外来移民，而是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接纳移民与移民文化，让移民为城市创新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

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玛尔塔2008年之前是由毒品帮派掌控的移民聚居地，政府多年来对这里“不闻不问”的排斥导致这里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暴力的贫民窟。2008年底，政府开始致力于改善圣玛尔塔的基础设施——不仅提供基本的卫生设施、住宅建筑和运输设施，还设立现代化的幼儿机构、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等公共设施，之后政府还配备社区警卫以维持治安。与这些实质性的福利一同改革的还有对移民的身份认可，圣玛尔塔的贫民得到政府颁发的出生证明与居住地证明，这两者赋予了他们正式的市民资格，既能享受福利，也能在合法的经济体系中工作。一旦具备身份与地位，这些居民就能加快融入正常的都市生活，并把原来的贫民窟转变为吸引人居而且充满生产力的地方。

（3）对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给予更细致的关注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城市人文关怀的最佳表现，即便仅占少数，宜居的城市依然不会忽视这类群体的需要。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生活需求有别于普通人，对城市各种设施、功能组织等有着特殊的要求。对儿童来说，户外活动空间的安全性和可达性最为重要，其次活动价值（对于儿童智力及体能的培养）和促进父母与子女的交流也不能忽视。除营利性机构与学校的活动设施外，社区的户外活动空间和城市广场是儿童经常玩耍的空间，这些空间中的设施并非都专门为儿童设计，而儿童作为频繁使用这些空间的成员，其使用与活动的安全性和可达性应被考虑到。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提出《活动场地：城市》远景宣言，目标是：整个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设计为适合少年儿童玩耍的场所。该宣言提议通过改进城市开放空间的可达性、安全性、游憩质量和多用途性，使整个城市成为适合少年儿童玩耍的区域；并提出了配套标准来检测城市开放空间的少年儿童友好程度及其改善措施。

对残疾人而言，城市经常对他们的移动性和通达性制造大量障碍，典型的包括道路阶梯、较陡的台阶、无轮椅通道的斜坡、狭窄的门和缺乏盲文信息。专供残疾人使用的电梯常常设在并不引人注意的位置，没有很好的标识以及按钮不好用。公共交通系统同样给残疾人制造麻烦，没有给残疾人的出行提供便捷的服务。建筑师、规划师和公众的大多数都认为是残疾本身导致了行动不便，因而，残疾人的需要被忽视，但其实大多数建筑物和公共交通系统的使用不方便才是问题所在。这些障碍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社会和心理的。所以，提供残疾人通道的成本制约反映了更广泛的对待残疾人的社会价值观念问题。这些障碍限制了残疾人充分参与到诸如就业等社会生活中去。宜居的城市应该是社会形成合力，让残疾人能够方便地在城市移动，鼓励残疾人出门参与更丰富的城市生活。

3.3 重视公众参与

阿恩斯坦（Arnstein）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程度划分为由浅入深的八个层次，分别为操纵、引导、告知、咨询、劝解、合作、授权和公众控制。其中，操纵和引导并非真正意义的参与，告知、咨询和劝解只是不同程度的表面参与，合作、授权和公众控制才是深度公众参与。以居民幸福感为导向的宜居城市，其城市规划的亮点之一便是深度的公众参与。深度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尊重居民意愿，保证居民的生活需求被充分考虑。在城市规划的决策制定中，公众的声音对于满足公众需求至关重要。美国户外休闲设施联邦委员会（Interagency Committee for Outdoor Recreation）指出，能够代表不同利益的多样化社区的居民参与，在城市规划的整个过程中，将会形成一个对社区的多样化需求更加负责的系统。既然任何一种规划决策都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那么公众声音应当被严肃对待。公众有权利知道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周边的环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权利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决策制定中。城市社区需要分析其特有的问题，给予居民充分表达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的权利，以及对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支持。

二是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成功。公众既是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者，也是公共服务设施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服务设施质量的评价来自于居民的使用感受，因此公众的声音对于建设优质的公共服务至关重要，高效利用和合理分配的公共服务设施需要公众参与来保证。

三是保障城市规划的社会公平性和提高居民幸福感。公众参与是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声音的采纳，尤其是为穷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权。这种参与式的发展建立在“受益人参与”的基础上，更通俗地讲，这是一种当地人参与到地方规划的类型。参与居住城市的规划，有助于提升居民的责任感、被尊重感、成就感和自己做主的城市主人翁感，而这对于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至关重要。

4 结论

从居民幸福感视角解读宜居城市是新时期以人为本城市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检验宜居城市建设质量的标尺。自然环境、服务设施、人文环境等宜居要素与居民幸福感密不可分，城市任何一项宜居要素的缺失都会引起居民对生活的不满意。以居民幸福感为导向的宜居城市，其城市规划设计更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更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更崇尚公众深度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去。

作者：党云晓，浙江财经大学土地与城乡发展研究院讲师。[e-mail]

周亚明，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规划师。[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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