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行思 | 一名规划学子的城市思考——初访越南、荷兰和日本
2016年研究生三年级学习期间，笔者经历了三次短暂的国外旅学，分别为越南、荷兰和日本。作为一名有着近八年城市规划专业背景的学生，自然会带着专业思维去分析和思考中外城市（规划）的异同。这种思考可能不够专业，亦可能杂乱无章。但是，往往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基于不同于日常的角度，才可能对事物作出真正客观的评判。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思考，如若能放眼于世界，在比较异同的同时回观自身，肯定能有所收获。
一、越南：殖民历史、多元文化的掺揉相加与自我体制的漫长探索
2016年春节期间，笔者与同门及导师共5人赴越南，用7天的时间走过河内、会安、顺化、岘港以及海防等城市。
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处于中国统治之下，后来脱离中国独立为国，但长期处于分裂及战乱之中；19世纪中叶被法国殖民近80年；1945年越南共产党发动八月革命，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86年开始施行革新开放，2001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上简单的历史回溯可以看出，越南与中国在社会背景和政治制度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两国在城市面貌、城市问题和城市文化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
1 河内市的“组合式”路网骨架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到访的第一站是越南首都河内（图1）。河内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公元11世纪起，它就是越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法殖民时期的规划建设和影响下，城市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法区”、“本地人区”和“古城区”三大片区（图2,图3）。如果注意观察，就能发现这三大片区的道路网形态各异又自成体系：“古城区”道路笔直规整；“本地人区”路网有向心的特征，呈不规则网格状且路网较密（图4）；“法区”则为规整的十字网构架形式。这种“组合式”城市道路网架构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殖民规划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图1 河内市“法区”街景
图2 河内的三大片区
图3 河内古城遗址
图4 河内本地人区
法国殖民早期（1873—1888年），城市空间由“古城区”向“本地人区”、“法区”拓展，各区的道路骨架开始初步形成。其中，“古城区”路网基本延续并保留了东西南北共5个城门的内在联系（南侧有东南、西南两个城门，图5）；在规划建设位于东南方向的“本地人区”时，因受限于古城池的封闭性，只能以城门为中心规划放射式路网（图6）；1883—1888年，南面的法区开始建设，其道路规划以“贯通内外城”为主要目标，道路线型采取十字网构架形式。1888年后，殖民统治进一步同化和融合，殖民政府拆除并重建河内城墙（图7），官方公布的原因是“防御功能过时，无法抵挡19世纪末的先进武器”（引自：Logan W S. Hanoi: Biography of a City[M]. UNSW Press, 2000: 145-147）。1897年开始，殖民政府开始建设铁路、国道、有轨电车等，城市路网步入加速更新的进程。百余年后的今天，走在河内的街头仍能看到城市片区中如此不同的“组合式”道路骨架，也依稀能感受到殖民早期规划建设的种种痕迹。
图5 1870年的河内古城
资料来源：compressé tinh Hanoi Nguyễn Đức Thọ. Đồng Khánh Địa Dư Chí[M]. Nhà xuất bản Thế Giới, Hà Nội, 2003: 8.
图6 1873年的河内（本地人区开始建设）
资料来源：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213085?rk=21459;2
图7 1902年的河内，可以清晰看出古城区（城墙已拆除）、本地人区和法区路网形态的不同
资料来源：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063324v.r=plan%20de%20la%20ville%20de%20hanoi?rk=150215;2
2 越南人怎么过春节？
在殖民文化的影响之外，千余年来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传统风俗，仍在越南城市中顽强地延续和生存着。恰逢春节，我们“入乡随俗”，跟随越南师兄一起参观文庙，加入越南人其乐融融的传统活动中。不管是庄严的“求学”和“祭拜”，还是热闹的“舞龙舞狮”及“人肉象棋竞赛”（人举旗充当棋子，大型广场充当棋盘），都让人乐在其中（图8）。越南师兄介绍，越南人春节期间有“初一拜访亲戚长辈，初二拜访老师，初三会见朋友同学”的固定习俗。相比之下，在中国“年味越来越淡”似乎成为一种共识，无论乡村或城市，春节的“仪式”少了，“规矩”淡了，年过得也“少了点劲”……诚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变革，比国家历史更悠久的“年文化”发生嬗变是必然的，但如何在发展中传承好包括“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与时代特征，是当前及未来我们重要的课题。
图8 河内：文庙及其传统活动组图
3 越南的土地制度到底是私有还是公有？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城市中心“一地一户”、“窄面宽大进深”的用地分割形态导致临街面“门挤门”的情形让笔者一度认为这个国家实施的是“土地私有”制度（图9）。查阅资料后发现，这种与日本等土地私有制国家极其相似的城市街景，竟然误导了不少研究者。例如，研究土地制度的几位中国学者，对于越南土地私有或公有的争议持续至今。1987年以来越南陆续出台了三个版本的《土地法》：1987年的第一部、1993年的第二部（1998年、2001年修订）及2003年的第三部（2013年修订）。虽然法律的内容在持续更新，但是其本质——“越南的土地属全民所有，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代表，实际上国家不占有、使用土地，而是交付土地、出租土地”却未曾改变。
图9 河内“窄面宽大进深”的临街面
之所以容易掉进“土地私有”的误区，一方面与上文提到的城市界面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种制度的实施细节相关。越南城市土地也是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方式，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其使用权中详细规定了包括“出让、转让、出租、再出租、继承、赠送、抵押、担保、投资”等九项权利，其中住宅用地没有使用年限的要求。这种更为宽松的土地使用政策，其实与“私有”的本质已经较为接近。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私有地产和建筑都被严格管制，住房以集体公寓形式分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集体公寓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政府开始允许在达到一定标准的前提下私建房屋。由于监管力量和法律措施的不足，从1990年开始，非法建筑增长迅速。如今，相关的法律措施与制度建设逐渐完善，但在法制探索初期因现实问题而草草妥协的应对措施，造成了如今土地制度与城市建设的诸多矛盾，当然也是“土地私有”误区的重要根源。
特殊的殖民历史，在越南的城市中留下了不同时期政权更替层叠的历史印记，也带来了西式的“舶来文化”，并与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在城市中掺揉相加。相较其他国家，有殖民历史的国家在对待“舶来”与“传统”的态度上，要多一些思考，在探索符合自身发展体制的历程中也会多遭遇一些曲折。
二、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城市各司其职所体现的特色
2016年7月，借参加“第17届代尔夫特国际城市规划历史年会”的机会，笔者用约一周的时间，走访了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和鹿特丹等城市，对荷兰有了初步的印象和认知。
荷兰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406人/k㎡，2011年数据），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2011年城市化率为83.2%），它是著名的“低地之国”（27%的国土面积低于海平面），同时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和“风车王国”。
1 荷兰人对自行车有多热爱？
“自行车王国”恐怕是初到这个国家的人最直观的感受：自行车大军、自行车停车场以及道路两侧醒目的自行车标志，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图10）。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多次误走上自行车道，都有路过的当地人善意地提醒。荷兰人对于自行车道及其他自行车设施权利的重视和捍卫，让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行车的热爱。事实上，荷兰城市的自行车出行率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1950—1970年代，自行车使用率因小汽车数量的急剧增长而逐步降低；而1970年代之后，以自行车为主的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在荷兰逐渐成为主流。这种变化不仅与荷兰紧凑型的城市结构有关，更与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紧密联系。
图10 自行车王国荷兰（上左：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大军”；上右：自行车“垂直”停车场；下二图：带有标识的自行车道）
小汽车的大量使用给城市带来了环境、安全和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提倡以步行、自行车及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方式。在法律制度方面，颁布了《国家自行车道路建设基金法例》等法规；在城市规划方面，制定并实施了《荷兰交通结构规划》、《国家自行车总体规划》等。除了制定法律和规划，政府还在多个城市开展试验，笔者参会所在的城市代尔夫特就是其中一个成功案例。1982—1987年，政府在代尔夫特投资修建了自行车道路体系，分城市级、城区级和社区级三级，以提高这座城市的自行车使用率。政策制定与城市试验同步进行，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导，后者为前者提供反馈。从此，以自行车为主的城市居民出行交通方式在荷兰逐渐形成。可以看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具备明确的目标导向思维，并且通过多次实践获得反馈，及时纠正和改善。在具体的试验过程中则较为注重法规、政策、规划及观念方面的整体协调。
2 荷兰发展现代设计的最初原因是为了生存？
提到荷兰的设计，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鹿特丹布宁根博物馆馆长、设计家威廉·克罗威尔说的那句话：“只有依靠设计，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可以日日生存的地方。”来到荷兰之前，对于这句话没有切身的感受，也不太能理解设计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真正走在城市中，接触到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设计产品，才开始有些许体会。比如，在铁路出行中体会到的设计“系统化”：列车与售票机统一的色调（图11）；城市中偶遇的各式自行车体现的设计“生活化”（图12）；从接触到的纸币中感受到的设计“艺术化”（图13）等等。在这里，“设计”已经融入每个人的血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人人热爱设计、尊重设计。在制度支持与法律管制等原因之外，最应该提及的是“低洼的地势”所带来的影响。狭小的陆地面积与高密度人口的矛盾，迫使这个国家习惯从设计入手去解决问题，例如设计并修建运河水闸等排水设施以应对洪涝灾害等。在与大海的斗争中，荷兰人依靠设计思维争取了生存的空间，设计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至此，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荷兰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现代设计的国家之一，并一直在设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也终于理解了威廉·克罗威尔那句名言所蕴含的深意。
图11 列车与售票机的统一色调
资料来源：来自网络
图12 造型多样的自行车（上：“黑胶唱片”自行车；下：“客运式”家庭自行车）
资料来源：来自网络
图13 荷兰纸币的设计
资料来源：来自网络
3 荷兰国会居然不在首都？
各司其职的区域城市体系是荷兰的另一特征。首都阿姆斯特丹在中世纪末期（13—16世纪）还是个小渔村，在其黄金时代（17世纪）规划建设了富有特色的运河体系。因商贸发展，它一度是17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城市的发展，阿姆斯特丹港口从运河往滨海迁移，新海港取代了老城的运河港。在城市复兴发展的关键抉择点，阿姆斯特丹在规划时选择完整地保护运河体系，并对运河沿岸进行功能转换。运河由黄金时代的港口功能向居住功能转变，水岸被规划为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城市开放空间（图14）。同时，运河以内的环状城区被确立为历史文化街区，并于21世纪初成功入围世界文化遗产。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遗产的真实性，荷兰政府拒绝调整或改变街区内（看似）影响美观的城市布局。基于以运河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了荷兰最具历史厚重感及水乡特色的都市（图15）。
图14 阿姆斯特丹运河
图15 阿姆斯特丹运河两岸完整保留的历史建筑
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有着不同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文化和气质，是一座新型的“现代化都市”——建筑造型独特、颜色亮丽，城市街道笔直而宽阔（图16）。像笔者这样在国内习惯了“千城一面”的人，初到这座城市时难免会觉得兴奋，而且这种兴奋感持续体现在更多对其他城市的体验中：如“知识之城”代尔夫特安静、典雅，弥漫着深厚的文化与学术气息，城市分为三个片区——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和国际水利环境工程学院为核心的校园片区，包括教堂等老建筑的历史街区，以及现代商业街区（图17）；又如荷兰第三大城市海牙，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她庄严、肃穆，荷兰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最高法院等机构、组织均坐落于这座城市中（图18）。
图16 鹿特丹风格各异的建筑
图17 代尔夫特三个风格迥异的城市片区
图18 海牙国会大厦
在荷兰，区域体系明确，不同城市各司其职，体现了国家对城市等级和功能的总体布局。半个多世纪以来，荷兰在尊重自然地理特征和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立了“分散化的集中”这一城市发展模式。它是一种将城市中心职能安排在不同等级的城镇体系中，并在不同等级城市集中布局核心功能的理念。这一理念与芬兰学者埃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于1943年提出的“有机疏散理论”有相似之处。有机疏散理论是为应对大城市过分膨胀带来的弊病而提出的疏导大城市的理念，它强调疏散城市功能，并实施多中心的发展模式。荷兰的“分散化的集中”与“有机疏散”略有不同，它是将大城市的中心职能分散到同等级的不同城市中，建立区域化的“多中心体系”，而非单中心的城市区域。有趣的是，多年后的今天，荷兰的城市规划因地制宜地实践了有机疏散理念，为城市中心提供了便捷的公共交通体系，避免了拥堵问题；而遥远的东方国家中国，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构想的拥趸，正走在“郊区城市化，城市高层化”的道路上。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芒福德曾这样评价“光辉城市”：“缺乏对复合型人类社区多样性的表现；集中绿化不能满足公共空间效益；忽视了城市历史文化的丰富性”。确实，城市过度高层化不仅导致交通拥堵、环境卫生等问题，更容易造成人与人交流的缺失。
三、以人为本，以环境为基——人本主义的日本城市规划价值体系
2016年9月，借参加仙台东北大学举办的“第11届亚洲建筑与城市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的契机，我与同门师生共5人，在仙台、东京两个城市停留了约一周的时间。
1 日本如何向发达国家学习？
在东京，我们体验了“泡澡”、“穿和服”等日本生活传统，也参观了寺庙、神社等历史建筑，还经常能见到街头身穿和服的日本人，深深感慨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自然衔接和融合。在日本人看来，只要是优秀的、值得传承的就会留存，只要是值得学习的就可以“拿来”，无关时间（古今）和空间（国内外）。公元645年，日本向唐朝学习，进行大化改新，体现在城市规划上，则是全方面学习甚至照搬唐朝都城的规制；1868年，明治天皇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开始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此后的日本迅速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在学习和参照先进国家的城市规划制度，这种看似“功利”的学习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赶超和上进心理。学习国外经验时，日本往往“全盘照搬”，这表面上看是一种“偷懒”的方法，而实质上，在“照搬”之前，关于“适不适合”与“该不该学”的思考与讨论应该才是其成功学习国外经验的要领吧。
2 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很“变态”？
提及日本的发展价值观，“环境至上”和“人性化”是最明显的两大特征。日本的街头非常干净整洁，经常能看到经过细分整理的垃圾袋。日本在全国普及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分类标准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因此各个城市的垃圾分类要求不同，从几类到20多类不等。为了有效实施垃圾分类，违规者会受到严格的处分；同时，环境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便被纳入必修课程当中。所有经历过快速城市化的国家都被迫应对城市与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在法治、教育以及规划等方面的不断努力，不仅解决了环境问题，还培育出“环境至上”的全民价值观念，使其成为治理环境问题的佼佼者。
“人性化”体现在空间利用中，可以概括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普通的生活设施到公共空间的使用，日式的“小而精”模式早已久负盛名：生活设施小而便利，公共空间小而丰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朋友介绍日式生活用品时这样形容其人性化程度：“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出来。”在城市中，体现人性关怀的设施随处可见，比如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避难场所指示牌（图19），公共卫生间设施齐备（图20）。这些看似“微小”的设施，有助于人们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的内在本能。当然，除去物质层面的“产品”和“空间”带来的方便舒适，这里的消费体验也非常好，所有服务员始终笑容满面、态度温合。这些都反映出“人性化和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深入日本人骨髓的基因，体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图19 东京市内随处可见的“避难场所”指示标志
图20 设施齐备的公共卫生间
古语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几次国外出行让我学习到，行万里路也需立于读万卷书的基础之上。任何城市现象都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只有更多地去了解其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体制，梳理其发展脉络，才可能触摸到现象背后纷繁复杂的本质。
注：文中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诚挚地感谢《国际城市规划》张祎娴编辑对此篇游记的细致指导和耐心修改。感谢导师李百浩对于笔者观点的梳理，感谢越南籍师兄丁替英、阮皇林给予资料查询的帮助，感谢师兄富晓强、李朝的建议。
作者：邬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wusha6625@163.com
【编后记】近5个月前，大概是去年12月中旬，本号的专用邮箱（upiweixin@163.com）里收到了这篇投稿。坦率地讲，整篇文章不但文字稚嫩，观点也不太经得起推敲，小编以近乎“粗暴”的态度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将写满批注的修订稿返回了作者。没想到作者很快回了信。这位90后研究生，虽然被小编打击得够呛，但依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其实是暴虐的编辑，嘿嘿），勇敢地改回了第一稿。此后就是持续近半年、来回共五轮的修改和探讨。其间不但慢慢捋顺了文章的内容、逻辑和文字，作者和小编之间也建立了近乎姐妹的感情，节选作者邮件为证——
虽然之前说过太多的感谢，最后还是要感谢姐姐，您是我去年到今年的幸运女神，哈哈。现在写东西，会更加注重逻辑，思考如何去论证，尝试着多读书，多思考；多走走，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个世界……最后再煽情下。这么长时间跟姐姐的通信我异常珍惜，很久没有过这种“慢”悠悠的感觉了。想起那首诗：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作为编辑的我，也真是很久没有如此“用心”地编一篇稿子了。不是说编其他的文章不认真不仔细，而是因为其他稿件相对成熟，很少需要从“根”上挖掘问题。另外，说实话，面对这篇文章中的很多知识和概念，我也经常需要查找和“验真”，比如越南的历史和土地制度，比如荷兰的规划框架……因此也学到很多，甚至对规划教育，或者说对整个教育体系的价值导向和方法都有了一些思考（此处略去8000字），在此诚挚地感谢作者。与邬莎同学一样，我也很珍惜这段缘分，在这里预祝她顺利毕业，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继续认真学习、快乐旅行、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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