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先生指导硕博论文及其概要汇总|纪念高华先生逝世五周年

纪念高华先生逝世五周年，特摘取高华先生指导部分硕博论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后学努力，继承先生求真治史之遗志。

 陈声玥  南京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2011， 硕士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舆论界对德国的认知 ——以《大公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既十分重要又颇为独特,就中德之间合作规模及范围而言,实可与之后的中美关系相比较。然而,相对于同时期的中美、中苏、中日关系而言,目前这一阶段中德关系并未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人对德认知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至今更是空白。本文通过对当时读者群较大、评论性较强、舆论占有主导地位的《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的系统考察,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界的视角对中德关系的发展进行审视,以呈显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对德国认知情况的变迁。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中国人在钦佩和羡慕的心念下的对德认知情况,包括对德国战后复兴经验的思考、德国经验给国人带来的精神鼓舞、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后促进了中德关系的发展等。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中日关系紧张背景下的对德认知情况,包括中国人对希特勒、纳粹党、法西斯主义和其狂热追随者的态度、紧张中日关系背景下中国人对德日关系的认知情况、中国人对扩张中的德国的揣度与认知等。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民族危亡背景下中国人对德国的“致用主义”的学习,包括中国人如何被德国的法西斯独裁的高效率所吸引和启发,以及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推崇与模仿。第四部分主要讨论进入中日战争时期以后,处于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人的对德认知情况,包括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德日关系、中德关系和德国在二战中表现的认知情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德交往从初期的友好、中期的敷衍、到后期的恶化,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德国而言,都是从自身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总结来说,中国人对德国认知情况的变迁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德国对国人最初的吸引力在于其战后迅速的复兴。长期处于列强压迫之下、任人欺凌的中国,从德国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中国人梦想着通过学习和模仿,能像德国一样的迅速经济复兴、打破不平等条约、取得国际平等地位。第二,中国人眼中的德国形象从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中国人的友好无私的朋友、富强复兴的榜样,逐渐变得真实起来——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狡诈的狂妄自大者。第三,由于德日关系的日趋紧密,在国人的对德态度上,无论多愤怒,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对于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人来说,必须忍辱负重,联合一切力量,因此,对德国尽可能的不用尖锐语气进行谴责,尽可能的维持中德友谊、拉拢德国。本文期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从新闻界的认知视角重新审视中德关系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历程,为民国时期对外关系史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与补充。

 丁以德  南京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 2011， 博士

《江苏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考察》

 解放后,中共运用阶级方法分析当时社会状况,认为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等各种势力依然存在并随时会进行破坏活动。考虑到当时不熟悉新区情况和社会基础尚未建立等因素,中共选择了先稳定社会秩序。解放初期一年多时间内,中共着手建立工、农、青、妇、商等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界代表会议帮助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开展政治教育向社会各界灌输新意识形态,使社会成员明确阶级角色；并遣散流民、难民和散兵游勇,打击匪特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活动。这些措施帮助恢复社会秩序,也掌握了社会的基本情况,为镇反准备了前提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匪特活动增加,社会上出现的人心浮动局面,中共增强了敌情意识。中共在抗美援朝时期发动镇反运动以综合解决各类反革命分子,既是解放后一直考虑的问题,也有巩固战争后方的现实考虑。镇反期间,中共分别以清理外层处理社会上,和清理中内层来解决政权内部及中共自身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采取从社会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权内部的步骤,并在不同层面采取了不同模式。各地在打击社会层面各类反革命分子时大张旗鼓开展镇反,通过全面地宣传动员活动来配合镇压行动；而针对中共及政权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清理中内层时,采取了整风审干模式审查清理政权内部异己分子。镇反初期,中共中央批评前期镇压活动中的“宽大无边”,推动各地开展镇压活动。但一些地方对打击目标和程度不明确,一些城市地区也因各种原因使得镇反运动相对落后。1951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镇反政策,给各地镇压活动提供了惩罚标准,也为普通人提供了判别反革命分子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通过批示转发各地镇反报告和经验来指导各地开展镇反。而各地特别是城市地区大张旗鼓开展镇反,通过各单位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镇反行动,推动镇反运动走向高潮。“双十”指示颁布后,江苏各地检讨前期镇反状况,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收集各类反革命分子名单,开展镇压和宣传活动。解放后,中共原准备花较长时间有序进行土改,以减少失误和社会震动。江苏各地在土改试点和初步推开阶段相对谨慎和注意政策,但地主的不满言论和破坏行为被视作有“变天”思想。一些干部也感觉受到了政策纪律的束缚。抗美援朝后,华东局决定加快土改进程。各地通过加强镇压活动推动土地改革进程,但在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时伴随很多打骂地主等暴力行为。各地结合镇反运动完成土地改革过程中,在处理不同各类人员时也改造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镇反运动的中心逐渐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城市地区通过全方位宣传动员活动配合镇压行动和营造镇反氛围,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其中,南京市解放后通过剿匪肃特等活动稳定了社会秩序,但中共中央领导对南京镇反活动的力度不满,多次要求加大镇压力度。南京市结合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开展镇反运动,进行反动党团特成员登记活动,通过各机关单位和群众组织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及进行镇压行动。南京在第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后,镇反进入高潮时期。南京还结合抗美援朝和宗教革新等运动收回了一些外国教会办理的教育医疗机构,驱逐了教皇代表黎培理等一些外国人出境。镇反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给各地镇压活动提供了量刑标准。依据追溯和类推原则打击解放前的经历,不仅给通过镇反来肃清旧政权基础以依据,也给一般人提供了相对容易的判断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各地依据民愤、血债和数字等标准开展镇压活动,以杀、关、管、放等方式处理了大量各类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提出了“打得狠、打得准、打得稳”的原则,但一些打击标准的规定本身相对模糊,一些干部受镇反氛围压力和自身水平限制,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状况,并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镇反期间,一些人受到乡土亲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了同情镇反对象的状况。中共根据意识形态建构镇反解释话语和生产宣传产品,通过报刊和宣传网等途径将镇反宣传解释落实到社会基层,并结合控诉活动来营造镇反氛围,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镇反,并推动各界人士与镇反对象划清敌我界限。大规模开展镇反后,各地出现了捕杀过多过火等状况,并造成了案件和犯人积压过多等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疑虑的声音。中共中央因此提前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对镇反进行收缩调整。会上决定,从1951年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同时规定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数量限制；会上还要求各地开展清理积案,组织劳改和管制等工作以巩固原有镇反成果。会议后,各地减缓了捕杀行动,组织犯人开展劳动改造和管制活动,并在此基础逐渐形成了劳动改造和管制等制度。各地还在运动期间普遍建立起群众性治保组织整合为治安保卫委员会,接受单位领导和公安局的业务指导,配合镇反运动和维护地方治安。1951年5月,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后,镇反运动逐步转入清理政权内部异己分子。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在951年夏秋以整风审干模式进行清理中内层,重点审查留用旧人员和录用新人员。清理中内层一般采取学习相关镇反文件,坦白交代个人过去经历,并通过组织来审查处理的方式展开。清理中内层实际上持续了较长时间,并结合当时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司法部门的司法改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来审查清理政权内部。机关、团体和企业部门在审查清理个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造。解放前后,中共自身组织和党员数量有很大发展。镇反期间,中共进行整党建党活动清理自身组织,对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政治教育并审核党员的以往经历。由于对解放前国统区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地下党员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镇反期间,一些民主人士也因与旧时代和旧政权的关系而受到一定的冲击。中共在发现一些地方对民主人士的过火状况后,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同时推动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民主党派在支持中共开展政治运动的同时对自身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进行了清理改造。镇反经过收缩巩固前期成果后,1951年9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分析前期镇反开展状况,认为未进行土改的地区、湖沼地带等沿海沿边偏僻地区是镇反不彻底地区；一些新解放区对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打击也不够,会议决定结合各种具体工作和其他政治运动开展镇反补课。但镇反补课活动一度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影响,因而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决定完成前期补课任务,并开展取缔会道门和水上镇反等活动。在前期镇反基础上开展取缔会道门活动,通过逮捕会首、登记会道门分子、揭露会道门使用的欺骗手段等方式号召道徒退道。水上镇反则是消灭原有镇反死角地带,结合打击水上犯罪活动和逃亡和隐藏在船上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清查船民情况建立水上管理制度。中共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发动了镇反运动,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政治运动方式综合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其他各种威胁新政权和社会秩序有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各类力量。经过不同阶段不同侧重点的镇反运动,打击了社会上大量各类反革命分子,政权内部的人员也被普遍进行了审查和清理,巩固了政权和建立了新社会秩序。

 王舒驰

【导师】 高华； 张生

 南京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

 2012， 硕士

中苏友好话语体系下苏联形象的建构 ——以《中国青年》为考察对象（1948-1962）

本文通过对1948至1962年《中国青年》杂志的文本分析,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解读,尝试将《中国青年》对苏联的宣传进行归纳整理,从而找出《中国青年》所建构的苏联形象所具有的多重涵义,以及《中国青年》建构苏联形象的方式、逻辑和实际效果。《中国青年》对苏联形象的建构是在中苏友好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中苏友好话语体系是基于中苏友好运动而存在的,而中苏友好运又是一场经过组织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因此,《中国青年》对苏联形象的建构需要符合中苏友好的大背景和总体要求,但同时,《中国青年》并不是该话语体系内的旗帜刊物,且主要面对青年知识群体,因此在塑造苏联形象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本文的第二章主要回顾《中国青年》的办刊史。《中国青年》是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期刊发展史的重要期刊之一。它诞生于大革命时期,后多次停办,屡经更迭,直到1948年末再次复刊。它一直作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及其前身的机关刊物而存在,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且具有相对庞大的发行量,这使得它成为新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之一。《中国青年》对苏联的宣传是极丰富的,但同时也具有阶段性的特征。本文在第三章主要通过宣传力度和宣传内容考察《中国青年》宣传苏联的阶段性变化。在考察宣传力度时,本文主要借助“直接介绍苏联或由苏联作者撰写的文章的数量”、“在重要时间节点或重大事情发生时,针对性宣传的力度”以及“文章本身的分量”三个指标,由此发现《中国青年》在宣传苏联时经历了繁荣、调整和弱化三个大的阶段。而通过对宣传内容的考察,本文发现《中国青年》在宣传苏联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一般性知识介绍为主”和“以工作方法、文艺作品、中苏友好交往为主、其他知识为辅”两个阶段,同时根据不同时情有所偏重。本文将宣传力度与宣传内容结合后,将《中国青年》对苏联的宣传归纳为“强盛大国的隆重登场(1948-1949)”、“由‘器’向‘道’的转变(1950-1953)”、“调整(1954-1956)”和“从弱化到消失(1957-1961)”四个阶段。本文第四章对《中国青年》所建构的苏联形象进行了解读。这个苏联形象可以被分解为“强盛”与“友好”两大版块,而每个版块又都具有多方面的内容。苏联的强盛主要体现在了四个方面,一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具有的制度上的先进性,包括社会制度的先进和国家机器的各个具体环节的先进；二是在先进制度之下发达的生产与优越生活——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三是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这其中既包括科学技术在研究水平上的领先,也包括科学家的道德品质的领先；四是崇高的道德品质,既包括一般群众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包括作为崇高道德品质化身的英雄人物辈出于此。另外,作为青年杂志,《中国青年》还特别为读者展示了苏联青年工作的先进和青年生活的幸福,这也是其国家强盛的一个体现。苏联的友好也主要体现在了四个方面：一是其多年以来对中国一以贯之的帮助,这里包括了一个重新建构起来的中苏友好交往史,以及对在苏联帮助下走向未来的信心；二是苏联援华的特殊产物——苏联专家群体所具有的杰出的专业水平和崇高的道德风尚；三是中苏两国人民在人际交往中所自发的近乎于狂热的情感表达；四是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坚决维护以及中苏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背景下所结成的国际主义情谊,在这其中,原子弹问题作为关键点被用独特的方式解释了。在本文的第五章也就是结论部分,本文总结后提出《中国青年》塑造苏联形象的方式是“通过青年人喜欢的方式建构出一个青年人认可的国度”。同时,本文厘清了《中国青年》宣传苏联的目的——直接目的是宣传目的,本质目的是动员中国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而从其塑造的苏联形象来看,一个强盛而友好的苏联形象确实能够达到动员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刘彦文

【导师】 高华； 张济顺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 2012， 博士

《水利、社会与政治 ——甘肃省引洮工程研究（1958～1962）》

本课题通过对甘肃省引洮工程的研究,来考察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百姓的生存用水问题,不断运用政治手段、调集种种社会资源,营造出的一个特殊工地社会。“大跃进”为这样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绝佳的试验舞台,但毋庸置疑,这一试图改善甘肃中东部21个县市、450万人口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的“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本是一个民意工程。一句“古今早有引洮愿,共产党领导才实现”的民歌,表达了旱塬百姓对引洮工程的美好诉求,更饱含着他们对在中共领导下能够实现工程目标进而解决困扰其生存的干旱问题的殷切期望。迫于“跃进”的形势,地方政府提出“苦战三年,引水上山,消灭干旱,造福万代”的革命口号,与早塬百姓的诉求和期待遥相呼应。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动用十几万民工,平调难以计量的粮食和物资,并动用国家投资上亿元；受“民办公助、就地取材”口号制约的所谓“受益区”,为引洮工程提供宝贵的劳动力和粮食、工具等各种物资,在某种程度上挤掉了本地区其他百姓有限的生存资源；被动员的数万民工背井离乡,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自愿或被迫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工地上为这乌托邦的革命口号而胼手砥足竭尽全力。在这一特殊的工地社会上,民工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听从上级安排和指示,被无限拔高为统摄一切的“万能政治”起主要作用,政治以强有力的态势影响整个工地社会的正常运行。引洮工程的整个过程,体现了这样一个被政治所紧紧左右的工地社会形成、运行且坍塌的过程。本课题以引洮工程为切入点,研究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层次。首先利用未被挖掘使用的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勾勒出这个新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其次,揭示出透过这个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有关甘肃省“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历史细节。最后,在此基础上表现水利、政治和社会的多重变奏。叙述线索为被政治所紧紧左右的引洮工地社会的形成、运行和坍塌的过程,主体部分共分为9章。第1章介绍甘肃中东部的自然环境与“大跃进”前期的社会背景。第2章介绍引洮工程的雏形在半年的时间里急速扩大,且工程草草上马,都有政治干预的痕迹。第3章考察工地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民工的生活状况,包括普通民工的人数、来源成分、吃、穿、住、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等,这是工地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第4章考察为了工程目标的实现,工地社会的人们所进行的主要劳动。第5章考察高压政治如何作用并影响工地社会的运行。第6章考察在高压政治的作用下,工地社会的三个群体——干部、普通民工与在此改造的“五类分子”各不相同的生存策略。第7章介绍面对强大的外力——粮食短缺乃至饥饿,工地社会如何反应。第8章介绍工地社会的瓦解及善后处理。结论部分总结新中国视野下的工地社会的特点,以及水利与中共政治之间的变奏关系。

 曾辉

【导师】 高华；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 2014， 博士

《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

 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国巴黎。本论文围绕“青年党为何失败”这个中心问题,以专题的方式尝试对青年党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探究。笔者将首先对青年党的缘起、巴黎创党等史事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对其主要领导人作一简单介绍,其后以左舜生为个案,来分析青年党人的思想底色及性格特质。在这一基础上,对其经费、宣传、组织、武装、党际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就经费来说,青年党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收入税及特捐；二是社会各界、地方实力派捐助；三是国民党的资助。这些收入并不能解决其经费困难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多。于是,青年党想方设法,或精打细算、削减开支,或“以脑养胃”、“以报养报”、发展党营事业、创办党务基金,凡此种种“节流“与“开源”的努力,也并未根本上缓解其经费困局。自始至终,青年党几乎都处于经费困难的情形之中。青年党领导人重视宣传,他们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印发大量国家主义读物,并且充分利用开办书店、讲演、集会等手段来宣传其主张。青年党人也懂得一些宣传策略和技巧,在其宣传鼓吹之下,国家主义一度成为一股重要思潮,吸引了众多信众。不过,因为青年党自身行为的不当、经费的短缺,因为旗帜的污名化,因为没有把握住党报党刊的“党性”,因为以研究之心来做宣传之事等原因,青年党的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制约,其效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组织而言,青年党有较长的历史,较普遍的组织,而且人数众多,其自称为“第三大党”并非虚妄之语。青年党也试图追求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性,曾设置严厉的惩戒法令和严格的准入制度,拥有所谓“四道防线”,并有一定的党内清理淘汰机制,冀图把青年党打造成为拥有“钢的纪律”的“新革命党”。不过,青年党究竟是一个书生集团,青年党这种追求与青年党的党派性格格格不入,“书生集团”的个性使得青年党这种努力被自我消解。另外,青年党内的高层曾、左、李等人之间纠葛及引起的派系斗争,也削弱了青年党的内聚力。青年党从1926年开始培植武力,随后多方努力,或派遣党员进入军校和军队,或试图掌握既有军事势力,或创办民团,一度培植了为数可观的武装力量,并进行了一些抗日和革命活动。但是,青年党人并没有根本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也没有成功培育自己的党军,最后选择了放弃革命,放弃武装。青年党与国民党曾长期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1931年后,面对国难,青年党主动提出“政党休战”,但并未得到国民党回应。1933年,在内外交迫的情形下,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向国民党妥协和调适,这次得到积极的回应并获得蒋介石的邀请。随之,蒋、左“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1935年1月的“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1936年西安事变及次年春天的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密切化,并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完全合作。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两党正式合作形成。青年党选择了放弃革命及与国民党合作之后,开始利用抗战时期的公开合法平台,积极参与推动战时的民主宪政运动。青年党人或连署提案,或创办报刊,或开座谈会,或推动成立民主促进机构,乃至秘密与其他中间人士抱团结成组织,热烈鼓吹,极力倡导,躬行实践。在省县市地方民意机构的成立及几次宪政高潮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辛勤浇灌却并没有开出宪政之果。

【作者】 姜超

【导师】 高华； 韩钢；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研究（1949-1965）》

1950年代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在全国展开,服务于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内政方面,全面移植苏联模式、走苏联式发展道路；外交方面,巩固中苏同盟,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上海是开展中苏友好宣传教育的重要对象。随着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相继发生,政府对上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及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同一时期,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形成合流。随着中苏两国矛盾日益尖锐,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发生变异,转为重点宣传中国成就,尤其是“三面红旗”。1960年中苏两国矛盾公开化,中苏友好宣教运动随即成为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苏共争夺话语权的工具。1965年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标志着中苏同盟瓦解,中苏友好宣教运动随之终结。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受到欧美文化影响,最终使上海成为一座带有欧美情结的多元文化都市。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则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将苏联革命文化灌输给上海社会,试图将多元文化和心理的上海改造成单一文化和心理的城市。苏联革命文化与欧美文化属于异质文化,代表不同的思维模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府向上海社会灌输苏联革命文化时,把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层面内容作为宣传重点。近代以来形成的心理积淀使一些人认为欧美在这些方面比苏联优越,所以他们对苏联革命文化持保留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文化的影响对政府宣传苏联革命文化并非都是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代欧美艺术表现形式对上海社会影响颇深,尤其是俄罗斯文艺,所以人们对政府在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中采用的美术、电影、音乐、舞蹈等宣传手段并不陌生。上海社会在中苏友好运动中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图景,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近代受欧美文化影响。中苏友好运动开展之初认同、漠视、怀疑、抵触等各种声音并存。随着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全面展开,认同苏联的言论愈发普遍。不过口头表态未必能反映内心想法、沉默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怀疑。同一时期,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始终存在,包括怀疑苏联和崇尚欧美,这类言论在“鸣放”运动中大量出现。由此可见,认同苏联的言论愈发普遍这一现象并不能全面呈现上海社会的心理图景。此外,很可能存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度产生认同感的人,由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形势变化而心存疑虑。这就是中苏友好宣教运动中上海社会心理图景的复杂性所在,认同、漠视、怀疑甚至抵触等心理始终处于博弈状态,正所谓“此消彼长”,部分人的认知很可能出现过反复和波动。此后,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和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入们近乎“一边倒”地表示拥护苏联,怀疑苏联、崇尚欧美的言论则基本销声匿迹。这种现象固然与政府开展的各项宣教活动有关,反右运动亦不容忽视,在当时那种氛围下保持沉默或迎合主流话语显然对自己更有利。1960年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多数人对中国政府批判苏联表示认同,不过对于政府长时间内宣传的苏联“老大哥”突然蜕变成“修正主义”,部分人亦心存疑问。由此可见,一些人对政府通过中苏友好宣教运动塑造的苏联形象确实产生了认同感,所以当政府转而批判苏联时他们会感到疑惑和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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