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日常生活的历史
本文根据雷颐在单向街书店的沙龙整理
雷颐简介：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然后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研究员。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作：《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等。
导语：最重要的历史，不是这些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在有限的日常生活的记载中，需要甄别的资料也太多。在历史研究中，给我的感觉是一定要突破文本，不能光看报纸怎么说，文章怎么说，或者史料怎么说，它背后也许隐藏着更多的历史背景，要了解这种背景之后的真实。
中外史学可能都有一种传统，研究历史只关注历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从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逐渐，可能跟自己的阅历有关，岁月能改变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历史，不是这些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很多东西从书本上学得，和你最后在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有时候是脱节的。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历代帝王的家谱，在二十四史中你看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记载得很少很少。
我在读大学，包括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很多法国年鉴学派的书和文章，他们就强调日常生活的历史。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自己的重视，没觉得这个新潮的东西很重要。等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很重要了，突然想起曾经读过、曾经学过的，再把那些书找出来受教。历史观发生变化了，我开始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才是最重要。但这个要研究却很困难，因为要找资料，那些重要的相关材料一般都缺失记录。实际上，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记录的都是伟人或者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物，或者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一讲到1953年实行粮食统筹统销，所有的书上就讲，这一政策给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没错。所谓的粮食统筹统销就是规定农民不能随便卖粮食，只能卖给国家，国家规定了很低的价格。从前农民可以随便卖自己的粮食，当规定农民只能按照国家很低的价格卖粮食，同时工业品又用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农民，实际上每年这里都有个剪刀差，正是这个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所有的书中都说，这个政策给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多少多少资金，没错，但是，实行了这个政策之后，给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历史书中没有记录。从粮食统筹统销逐渐发展到棉花、各种农副产品都是统筹统销，现在看来，这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开始确立的时间点。我们的史书只是说它给国家工业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但它没说，因为这个政策，农民一下子就成了“二等公民”。
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前也知道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但是真正下了农村才知道，农村人和城市人身份上的差别有多大。1958年国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制，把中国人全都分为农村人、城市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说我今天去务农就是农民，明天我当工人就是工人——这是一个伴随终生的身份，你父母是农民，你生下来就必须是农民。后来还规定，小孩户口随母亲，如果有个农村小伙子当兵提干了，他又找了个农村姑娘，那他的孩子还是农民，这是一个身份问题。
这些历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小说中有反映。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典型地写了一个农村孩子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多困难，这种身份制度，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就没有什么反映。那么这个制度开始松动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但身份上你还是农民。所以最开始有个词，叫作“农民企业家”，有些农民进城经商成功了，成企业家了，但怎么叫作农民企业家？因为他一生下来的身份是农民。
同样的，很多打工的在城里都呆了十几二十年了，身份还是农民，只能叫“农民工”、“民工”，和城里人干同样的工作，但待遇和各方面福利要差得多，这还是身份制度决定的。应该承认，1979年的改革开放允许他们进城了，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说长期还维持身份制度的存在，维持这个不平等的状态，社会的前途堪忧。
我下过乡，后来当兵，又当工人，又上大学。后来我下乡做调查时就发现，1979年刚刚允许农民进城，他们干的都是最苦的活，收入比城里人低很多，但是他们兴高采烈，为什么？能吃饱肚子，能吃白面了，这一点他就满足了。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会满足这些了，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关键在于记录老百姓的生活，从老百姓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比如说统筹统销，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模式，它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模式，计划经济首先要做到什么？把城里人和农村人最大可能地固定化，没有这个固定化你怎么计划多少粮食，哪个城市要多少？乡村的居民必须固定，每个城市的居民也必须固定，不能流动。另外，像通过单位、居委会发放粮票、布票，也是一种控制方式，离开了这些你没法生活，那么，没有粮票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很可惜，这些都没有人记录下来，几十年来的日常生活都没有被记录，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作为学历史的人，我自己会有反省。比如说我们五十年代这一代人，尤其城里人，干部或者知识分子，都是读书人，都唱苏联歌曲，所以苏联老歌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并且写到书里去了。但是想想农村，农村的孩子会吗？他们根本不会，而且他们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可是他们唱什么歌？他们有什么样的时代记忆？我们不知道。这么一看，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很偏颇？
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定要记录下来。一个政策制订出来，我们不仅要透过文本，更要看到背后他是真正怎么生活下来的，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现在有些回忆录，我就从这些不同人写的回忆录中去搜集资料。那时候说布票很紧张，一些人家要安排好，添一床被子要多少多少布票，这时候当母亲的就要筹划怎么样给谁省一床，给谁做衣服，哪个兄弟少做一件衣服，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当我的历史观一变，我就觉得这些个人化的散文和记录是很珍贵的史料。南开大学有一位中文系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写文章说，自己当年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一个暖瓶都很重要，要给婴儿热奶、烫奶，但他却没暖瓶，因为供应券不够了，买不了。邻居一个老大姐看到后把自家的暖瓶借给他用。他生怕打破了，日夜担心，好几次做梦梦到暖瓶打破了，突然从恶梦中惊醒……没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很难想象这个。我把这些都作为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我的史料一点一点积累下来。
日常生活应该是一种自由状态，或者说我只过我的日子，跟政治无关。但是在很多年代，政治要侵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规定不许烫发、不许抹口红，不许穿什么……只要超过这个范围就一顿打，或者给你关起来。我觉得，思想界的一些精英，有一些对政治、对国家的政策有独立思考、有不同意见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有，在专制社会这种人很容易受惩罚。这个容易理解。但是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利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只因为发型稍微不一样就受惩罚，这是少有的。当时有一个外贸部的人，他在外国工作，临时有事回国，没来得及换中山装，穿着西服在上海城隍庙转，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太太就跟上来了，一问他是中国人不是华侨，就把他拽住了去派出所。派出所就问他，你是中国人凭什么穿西服？这是资产阶级服装，你为什么要穿？他不得不拿出工作证解释，费尽周折才得以脱身。像这种事情，现在只能当故事听，但就在二三十年前，却是普通百姓生活的梦魇。
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确有着重大意义，除了经济上不说，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日常生活开始恢复。比如说改革开放，牛仔裤、喇叭裤开始流行了。但是这种流行也不是很顺利，刚开始时通过走私，牛仔裤、喇嘛裤进来了，一些人穿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又规定，喇叭裤、牛仔裤是资产阶级的，不许穿，一些单位的领导都拿着尺子在门口量，小青年进厂的时候，先要量量裤子宽不能宽多少，窄不能窄于多少。一直到胡耀邦指示《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说牛仔裤是美国劳动人民，是西部劳动人民的服装，这么一解释，牛仔裤才得以回到日常生活。大家现在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个波折。
还有跳舞。文革中只能跳忠字舞，文革后恢复了集体舞，后来又同意跳交际舞，但只能在举行舞会时跳，摇滚、迪斯科是绝对不许的，那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最后也是《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摇滚和迪斯科是来自黑非洲大陆的劳动人民的舞蹈，他们被贩卖到美国当了黑奴，跳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反抗，是一种愤怒和发泄。只有这样，才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还有关于贝多芬的解禁，大家可能想不到，从1964年起贝多芬在中国就被禁了，因为这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是西方的没落文化。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是贝多芬诞辰15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就跟他认识的一位文化部副部长提议，副部长说，毛主席都批评不许演贝多芬，我作不了主，只能向部长请示。文化部部长说我也作不了这主，就向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乌兰夫请示，乌兰夫说我也做不了主。当时1977年是华国锋主政，华国锋说可以在政治局提出这个事情来讨论一下。最后经过讨论才决定可以演贝多芬，其中一个合法性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读列宁夫人写的《列宁回忆录》，她回忆说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第几交响曲，是因为这个才解禁。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贝多芬，都惊呆了。播音员第一句话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交响曲。后来我看刘心武写的回忆录《我是刘心武》，他也写到了这段复杂的历史。
事实上这种历史是有源可溯的。早在1971年中美解冻，美国波斯顿交响乐团访问中国，后来我整理周恩来年谱发现，他提出可以演贝多芬，而且他比较喜欢《命运交响曲》。但等到交响乐团的飞机到上海落地了，江青他们却突然说不能演这个，《命运》是一种宿命论，要演《田园》。交响乐的总谱很厚，不可能都随身带着，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挥风格，根本来不及换曲排练。中美两国都很尴尬，又担心艺术家们生气罢演，只能通过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去做工作，说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对《田园》有天然的感情，并且《田园》里面有暴风雨象征着革命，最后别人才同意改演《田园》。在这后面，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但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看到国家如何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很多当权者总是觉得，我掌握权力，那么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的品位就是大家应该接受的品位，跟我的品位不一样的就是庸俗的、低级的。当时接受邓丽君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甚至批邓时，正式文件中连“邓丽君”这个名字都不能出现，叫D位音乐，那种霓虹灯、舞美灯光更是批判的对象，再看现在中央电视台各种各样的灯光、烟雾，简直是“今夕是何年”。
所以从一些小事中，最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看到一个社会的真正状况，通过一些凡人小事就能反映出来。方方面面，我觉得到处都是史料。有一次我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陈佩斯，其中陈佩斯说，文革期间你根本说不准，随时有被抓的可能，随时有被抄家的可能。经常我们看到一辆大卡车突然一停，车上跳下来好多红卫兵、革命群众抄家，所以直到现在他还是怕听汽车的刹车声。后来有机会碰到许戈辉，我说你能不能把你们节目的资料寄给我，我觉得那里面就是一本中国的日常生活历史。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种记忆有同感。前苏联的档案现在有部分解密了，说有一天斯大林在别墅宴请政治局委员和贵宾，不知道怎么争论起来天上的某个星座的问题，喋喋不休，斯大林说你们争什么，给天文台台长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就给天文台台长打电话，天文台台长是红军的政委，一听说是斯大林办公室来的电话，赶紧自己开车，去一个天文学家的家里，半夜一敲门，那个天文学家一想完了，来抓我的，当时就跳楼了。台长一看没办法，又去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家敲门，结果那位有心脏病，一下子就吓死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社会，真正的时代，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才能表现出来。可惜我们的历史书对日常生活几乎从不记录。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胡适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很多方面有开创性的人物，1929～1930年时他就在写上海志，其中的一篇序，实际上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
但这种日常生活的资料很难收集，那些理论文章、报纸、新闻什么的，很多是可以造假的。比如说计划经济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但外国人怎么办？那就各个单位传达，外国人买东西不要票，曾经有一老太太，看外国人买尼龙袜，她也在旁边买，营业员不好不卖给他，因为外国人在旁边看着呢，但走到门口警卫人员就把她拦住了，让她等下把袜子退回去。那会儿我们下乡知青回城探亲，每人都发一个纸条，背熟记牢，碰到外国人问什么问题要怎么回答。比如说问作为知识青年你在农村的感受，你要说很受锻炼大有好处；比如问你们家多少工资，你要说生活很好，不能说工资的实数——当时的解释说，说了工资的实数，外国人会从工资推算出国民经济，从国民经济推算出国防……反正什么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问你们家有几个孩子，这个问题可以如实回答。
所以，就是在有限的日常生活的记载中，需要甄别的资料也太多。在历史研究中，给我的感觉是一定要突破文本，不能光看报纸怎么说，文章怎么说，或者史料怎么说，它背后也许隐藏着更多的历史背景，要了解这种背景之后的真实。
提问：历史学家眼光是比较开阔的，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年？
雷颐：改革开放前，我们学术界称之为全能社会，这个全能社会的一个特点，你不仅仅从思想上不能反对，你的日常生活我也要干预，你唱什么样的歌，穿什么样的衣服，我都要管。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控制也在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这种体制有人称之为威权社会，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说，我只要能过我的日子了，我不需要特别关心政治，非要表达一个什么，基本上我能过我的日子，那就可以了。
提问：在座有很多是80后的，我们出生成长的时候，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发展，现在更加成为生活的主流了，我们肯定不怀念你的那个年代，那些年代听起来太荒诞。但我们80后其实生活压力也很大，房子、工作、医疗、保险……社会好像一下子逆转了，从你们特别革命化的时代，一下到了特别商业化的时代。
雷颐：你对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认识有误区。比如分房，这个应该写一部分房史，单位内部分房，你们很难体会那种残酷，有人为了这个自杀，分房怎么可能免费地分给每个人呢？资源是有限的，分给谁不分给谁，其中道道太多了。首先跟现在一样，大机关、大单位房子多，所以那时候找对象要找中央机关，大国营企业分房的可能性大一点，一般的小工厂尤其街道，你休想分房。其次，单位每次的房源是很少很少的，要斗，要闹，要拉关系……你得在权力的范围内争取你的房子。所以我就说这就是日常生活历史缺失造成的错误印象，那个年代可以免费得到房子。
分房是我们这一代人很痛苦的记忆，我在《历史的裂缝》那本书中也讲到了。但现在的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我也反对，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福利政策，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在很大程度上是劫贫致富。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又能够买到经适房、限价房，这本来是应该卖给穷人。所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你想做好事都做不成。
提问：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是经济学家主导的，他们把市场的观念带到中国来，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后，经济学家的政府已经形成了，现在该到一个立法和执法的阶段了，因为需要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还有每个人的合法权限。我想知道，你觉得在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历史学家们，以及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雷颐：历史学可能会给人一种假象，以为社会是一直往前发展，然后以过去为参照物。但历史的某个时段可能我们现在并不能正确认识，所以导致对现实也有错误的看法。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分房问题，很多人说那个年代真好，免费分房，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历史学家可能起到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怎样认识过去，因为我们寻找未来方向的时候总要看过去，不能寻找错误的参照系，不要找错误的过去来参照。
你刚才的那个说法我很赞同，现在确实最主要的是建立健全法制社会，就是规定个人权限，政府权力的边界。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随意侵犯个人权益。
提问：你觉不觉得，政治史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来一直是历史的一个中心，是因为政治首先就是历史的重要推动者，具有非常大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而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经济，是被政治史所影响的。那么作为日常生活的历史，比如说服饰，或者说某个年代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它与政治是不可分的。
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日常生活的历史它研究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它涵盖了太多的个人主观因素在里面。那么作为严肃史学来说，你在研究中间是如何去除这种因素的，比如你如何判断一个人他是否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有那么多农民、手工业者、军人，到底谁能够代表这个年代？
雷颐：好。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说的并不矛盾，我只是说，从前的历史几乎完全是政治史，而没有日常生活的历史，我并没有说要否定政治史。第二点，我觉得恰恰要了解日常生活的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史，才能更好地了解过去的某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了解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仅仅根据一些政治，一些文献，对历史的判断会有偏差的。
第二个问题，就像你说的，确实，日常生活的历史资料很少，过去我下乡，这几年又采访过很多人，但农民他们自己不写作，不记录，社会媒体刊载、记录下来的主要还是精英的历史，你要找相关材料非常困难。第二，日常生活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以各个细节来全面展现时代，各个阶层是怎样生活的，军人怎么生活的，工人和农民又是怎么生活的。我不觉得工人或者军人的生活就可以代表全部社会。这恰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他们的生活，从政治史到日常生活的历史，而这些，是不管你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的前提。
提问：我觉得日常生活从三十年前已经开始回到我们的身边，但主要是从生产消费的角度来讲，而从公共的生活角度，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回归？
雷颐：我觉得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虽然总体而言我不是乐观的。如果你是指在一个咖啡馆看书、和朋友聊天喝茶，这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咖啡馆在1949年以后很快就消失了，那么现在是逐渐在恢复。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一些问题。我用了比较，这个比较是相比从前。我觉得这是逐渐在恢复的过程，这是改革开放的意义之一。
提问：之所以以前我们这种日常生活历史不是很发达，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众表达媒介太少，而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可能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记述历史，那么你觉得以后，在民间史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应该如何面对和采集史实资料？
雷颐：我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DV将改变历史的书写》。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新闻图片可能会造假，是因为当时个人不可能有摄像机。从技术上、经济上和社会的管制角度，都决定了你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去拍摄、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要说记录，文革中甚至很多年大陆没有自己的电影故事片，全靠引进朝鲜、越南、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然后中国只有没完没了的《新闻简报》，每年有几千个新闻简报，就是毛主席接见谁谁谁，周总理接见谁谁，中央领导接见了谁，或者就是工农业生产多么好。所以当时有个段子叫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比如说，当时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少数人是响应号召，多数人是不愿意的。每一次送行的时候，火车站一片哭爹喊娘。但是每一次《新闻记录》都要找一些人，背着背包，拿着毛主席选集和语录，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再把这个拍下来做成《新闻简报》，说我市又有第几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但真实的情况没人记录。我就说，如果历史只有这一个记录，几百年以后的史学家他们就看不到真相。所以DV的出现我觉得很了不起，以后再有重大事件，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照相、用DV视频来记录，就不会再是垄断式的影像记录。
提问：听了刚才的讨论，我的困惑是，社会的历史到底是谁推动的？世界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比如我们现在看中国，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挺有成就，但未来往哪儿走这是很大的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来作决定？是公共层面的力量呢？还是政治阶层在推动中国往某个方向走？
雷颐：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历史哲学，争论了千百年了，历史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有人说英雄创造历史，有人说是人民创造历史……各种观点争论不休，很难作一个最后的斩钉截铁的结论。我是搞具体研究的，还是倾向于实用研究，但我觉得这其中恐怕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有时候领导人的几句话会决定历史的转向，有些时候恐怕是公共力量，更多时候是双方的合力。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最近讨论辛亥革命比较多，如果追求细节的话，像武昌起义也好，还是后来的各次起义也好，“立宪”、“三民主义”这些意识都不算成功，反而是一个简单的“反清”的口号，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系列成功。那么，到现在为止，在政治意识上，国人是否有了些许进步？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您提到经济适用房也好，特权也好，腐败也好，这是一个跟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制度根源有关。那么你觉得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制度制约得比较好的时间段？
雷颐：我还是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认为台湾和香港是中国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地方的法制有可借鉴的地方，包括新加坡也是华人为主的居住区，他们也建立了比较好的法制社会环境。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建立起这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但它是可以期待的。
你刚才讲到辛亥革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种公民权、公民意识的觉醒，这是以后良好社会的一个基础。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是很偶然的事件，它的爆发是偶然的，但清政府的垮台是必然的。清政府的失败之处在于，当时他的政策是多数人都背叛了他，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阶层是商人，绅商阶层，这些绅商阶层比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还要富有，权力更大，是当时的社会基础。从1907年开始，清政府的政策一次次地压制绅商阶层，到1911年的时候，深商阶层完全背离开清政府了。1907年清政府提出来预备立宪，那商人和一般的老百姓还是热烈欢迎，大家主动上街游行，打着口号说大清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预备立宪的草案一出来，预备立宪草案一出来，皇帝权力太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很少很少，比日本明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少太多，一下子大家就觉得上当了，这一下就有很大一部分人离他而去，心里就不支持清政府了。所以，1911年的5月清政府提出铁路国有，把商人的利益侵犯以底，同时说要搞内阁制，但内阁制一出来里面皇族成员占了一大半，这样绅商和百姓一下子就意识到他的改革都是假的，他一点权力不想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亥革命的枪声才响起来。
武昌起义之后，朝廷财政也很紧张，那些商人根本没人给朝廷捐钱，反而有人悄悄地给革命党人捐钱，就这样，清政府把他自己的社会基础给丢掉了。我觉得这是统治者的重要教训。革命之所以暴发出来，成为社会运动，并不一定是革命的能力有多大，而是这个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统治者又不进行改革和疏导，必然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被最激烈的革命吸引。
提问：从刚刚很多听众的提问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80后，他们其实对政治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可能是因为到了瓶颈的原因，很多80后一代人生活没有安全感。虽然说每个人的生活，对于整个大的历史进程来说只是很小的，但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自处提出一些建议。
雷颐：我从没想过充当什么人生导师，但像现在，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政策变化特别快，所以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这也正常。比如说住房制度，严格来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觉得首先应该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第二，如果能够抓住机会，要判断出这个机会，抓住机会，尽量争取自己的成功，这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我们搞历史研究，可以看到，现在政策洗牌的过程往往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抓住这个机会，很多人都成功了，像马云他们，当年都是二流大学的老师，但他们心态好，抓住了机会，对大势的判断准确。所以我觉得还是首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吧，尤其我觉得是青年人，哪怕家里条件还不错的，也应该争取早日独立，哪怕暂时过得比较艰难。房子这些并不是你们眼下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跟大学生交往比较多，另外，我很多朋友都在大学里当老师。但是学生实习的时候，他们都说，被单位选中留下来的多数是农村的孩子，他们相对比较成熟，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比较能吃苦，比较会察言观色，而城里的孩子多数比较简单，又没有眼力，不太注意这种细节。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差别的。
提问：现在可能一个国家制度的体制不太完善，医疗、教育、福利、房子的压力比较大，我们很多同学，可能到国外留学，或者是工作就不回来了，关于经济和人才外流这个问题，我想知道您有什么看法？
雷颐：外流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我们曾经被剥夺权利不许出国，现在恢复了这个权利，首先这是个人的权利，我觉得无可指责。第二，我想说的是，要么用脚投票，要么就反映出人们对你制度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作为个人来说，我觉得个人权利不值得去指责，他们爱不爱国。但是作为执政者就要反思，为什么这么多精英都想走？那就应该引起重视，是不是我的政策有问题？我最反感的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一方面强调要爱国，一方面想法设法把子女早早地送到外国。我曾经看过一句希腊谚语说，告诉我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就知道你是谁。我想改一下这句话，告诉我，你把你的小孩送到哪里，我就知道你实际上最喜欢的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