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出版日期：2018/01/30 

作者：江勇振
系列： 舍我其誰：胡適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656
開數：18開，高23×寬17cm
EAN：9789570850710
出版社：聯經

內容簡介

胡適認為：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繼《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和《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後，江勇振教授推出《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領政的偉大。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他在《新月》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其實是「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精彩戲碼。然而，這個時候的他，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一方面，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他說，日本是現代化其表，而封建其實。反之，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其實是最徹底的。在另一方面，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說中國思想史，只是一部寒傖史。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的全卷。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刺蝟心的矛盾以外，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以及他在抗戰、冷戰時期的曲筆。更重要的是，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已經味同嚼蠟，索然無味。

作者/譯者/繪者簡介

作者：江勇振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張君勱傳》（臺灣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會工程與中國社會科學,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5”（〈女性、母性與生物界通律：《婦女雜誌》的前半期，1915-1925〉）,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 519-543；《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聯經，2007；新星，2006）；（增訂版）（新星，2012）；《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聯經，2011；新星，2011）；《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聯經，2013；浙江人民，2013）；“Appropriating Dewey: Hu Shi and His Translation of Dewey’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挪用杜威：胡適翻譯杜威在華的「社會政治哲學」系列演講〉）,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7.2 （December, 2015）, pp. 71-97.

目次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從自由人權，到安定為先
從對國民黨幻滅到妥協的開始
聯美反制國民政府：中基會改組
閻王好惹，小鬼難纏：人權與約法
借反蔣的東風向蔣介石要約法

第二章　中日現代化，還是中國行
從「島夷」到「完全歐化之國」
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典範
日本：現代其表、封建其實
「杜威教我怎樣思想」──日本篇
中日比較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不絕如縷

第三章　天字號學閥，明星級教授
人在上海、心在北大
中興北大
締造北大成為「文科的北京協和醫學院」
努力作學閥：作得大、教得棒、活得好

第四章　中國思想史，一部寒傖史
中國哲學史詮釋的斷層
重新定位中國哲學史的詮釋：1920年代
寒傖中國思想史觀的成形：1930年代
抗日愛國史觀
反共史觀

幕間小結

選文

第一章　從自由人權，到安定為先
胡適在1927年5月20日結束他歐美之遊回到上海。這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最為膾炙人口的一段，原因就是他膽敢用約法跟國民黨要人權。胡適的好友高夢旦的九兄在讚佩之餘，為胡適取了一個「龍膽公」的諡號。事實上，胡適「龍膽公」單挑國民黨的這個故事已經被演繹成了一個「神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大家不去深究胡適約法與人權的來龍去脈，以及他所抨擊的對象；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家懵懂於這是胡適一生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上大起大落的階段。把這個「神話」拉回人間，此其時也。
胡適在1927年確實是帶著滿腔對國民黨的憧憬回到上海的。他回國以前，特別是在英國、美國的時候，根本就是國民黨在海外義務的宣傳員。當他抵達日本，在報上讀到國民黨清黨、屠共的消息以後，他為國民黨辯護，認為國民黨已經清醒、找回自己了。他的朋友、學生都勸他留在日本觀望一陣子。然而，他執意回中國為國民黨效勞。只是，他一回國就立刻掉入了失望的深谷。胡適對國民黨憧憬的幻滅，反映在他足足一年多的沉默。幻滅不只讓他疏於記日記，也讓他對國外的朋友封筆。然而，就在他幻滅與沉默的時候，他與國民黨妥協的種子已經開始埋下了。
就在胡適已經開始跟國民黨妥協的時候，卻發生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改組的風波。這個1928年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的事件，所知的人並不多。歷來的研究，都把這個事件詮釋成為胡適維護中基會獨立的努力。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在改朝換代之際，罷黜曹錕所派任的中國董事，以新朝所任命的董事取而代之。此舉違反了中基會董事出缺由董事自行遴選的原則。誠然，這個中基會改組的事件是牽涉到了政治干預基金會獨立運作的問題。然而，其所反映的，同時也是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試圖展現其主權，貫徹其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國民政府與列強角力的外交事件。中基會不但是管理美國所退還的庚款──中國近代帝國主義滄桑史上最為屈辱的一頁──的機構，它而且是北洋政府時期所成立的。國民政府要外抗強權、內除軍閥，還有什麼比改組中基會更能作為展現其主權的試金石？
這個中美外交角力事件，國民政府在一開始就注定是要失敗的。中國駐美的公使不只是不戰而降，而且根本就是倒戈輸誠。在中國，胡適又處處與派赴中國斡旋的孟祿（Paul Monroe）配合，一直到逼使國民政府收回改組中基會的成命為止。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失敗，除了是在中美外交角力上吃了一場敗仗以外，它更意味了留美菁英陣營的分裂。留學生回國以後，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政治勢力。改朝換代之際，既是政治勢力的重組，也是歸國留學生保護並推展各自利益與理念的時刻。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基會的改組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兩層深意：一、以胡適為代表的親美菁英擊潰了民族主義派的留美菁英；二、他們成功地聯美反制了國民政府。
胡適聯美反制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是在他發表約法與人權政論的前夕。這是胡適一生當中最看不起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時刻。胡適跟國民黨爭約法、人權的政論誠然膽大、犀利、而且鏗鏘有力。然而，歷來的研究與分析都只著重於政論的本身，而忽略了其來龍去脈以及胡適抨擊的對象。首先，我們必須把胡適約法與人權的政論放在他當時的政治思想的脈絡下來分析。人權並不是胡適跟國民黨要約法的初衷。在他右傾法西斯主義的巔峰，胡適所憧憬的是有組織、計畫、與幹勁的政治。他回國以後，對國民黨幻滅，但仍然不改他對有組織、計畫、與幹勁的政治的憧憬。換句話說，在胡適1927年回國的當初，他追求約法，是在為中國立下一個建設現代國家的根本大法，與人權是無關的。
約法之所以會從建設現代國家的根本大法轉而成為保障的人權基礎，完全是一個意外。那讓胡適此可忍孰不可忍地起而向國民黨要約法來保障人權的人，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宣傳部長暨上海市教育局長陳德徵。胡適約法與人權的政論一共三篇。他所抨擊的就是這些狐假虎威、把羽毛當令箭的地方黨工。對胡適群起而攻之的，也是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為代表的地方黨部。這些地方黨部呈請嚴懲胡適的議案誠然一直上達國民黨中央黨部，而且還由國民政府指令教育部向胡適提出警告。然而，胡適在1929年「龍膽」單挑國民黨，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閻王好惹、小鬼難纏」的故事。而且，胡適自己也很清楚，他所棒打的不是「閻王」而是「小鬼」。試想：如果胡適所激怒的是「閻王」，則何須等待區、市、省黨部層層「等因奉此」的呈請嚴懲胡適呢？如果「閻王」真的有心要懲治胡適，則所有「撤職」、「緝捕」、「逮捕解京」等等令人怵目驚心的隆隆雷聲，如何會化解成為霑衣若濕的「警告」的小雨點呢！
胡適約法與人權的政論看似犀利與尖銳。事實上，他在當時的日記以及其它言論裡，已經處處表明了他與國民黨妥協的意願。我們記得胡適在1920年代初期宣揚「好政府主義」。到了1930年，胡適公開宣布他已經退而求其次，只要「有政府主義」就可以了。「好政府」他已經不奢求了。他只求中國有一個能「保境安民」的政府。邵建一向好說胡適不懂洛克，不懂古典自由主義。其實，胡適這個能「保境安民」、「有政府就可的主義」，就是回到了洛克的「政府越小越好」（limited government; little government）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這個「有政府就可」主義，胡適在1930年代，又會把它進一步地引申成為「無為的政治」或者「幼稚園的政治」。但這是第四部第一章的主題。
當時的胡適仍然不看好蔣介石與國民黨。然而，放眼當時的中國，他找不到可以取代蔣介石或國民黨的權力中心。胡適從1929年到1930年的日記裡黏貼了許多汪精衛、改組派、閻錫山、馮玉祥、擴大會議派等等口誅筆伐蔣介石的電文。在許多場合裡，胡適也似乎擺出他與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政敵有共識的所在。所有這些，都容易讓人誤解胡適當時的政治立場。比如說，陳漱渝就認為：「在國民黨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胡適是腳踏兩隻船。」同時，他更進一步地認定：「人權與約法問題就成為了胡適和改組派反蔣的共同武器。」事實上，這不但高估了「改組派」在胡適眼中的地位，而且也沒瞭解到胡適已經押寶在國民黨的事實。胡適並沒有跟「改組派」合作，而毋寧是借反蔣的東風向蔣介石要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