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進程中的史學變遷 ——近30年間大陸歷史研究的幾種主要趨勢
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第5～22页
作者简介：王學典，山東滕州人，1956年生，山東大學教授，現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長期致力於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尤長於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及思潮研究。現已出版《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20世紀中國歷史學》、《新史學與新漢學》、《唯物史觀與倫理史觀的衝突——階級觀點問題研究》、《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黎澍及其探索的問題》等多部專業學術著作，主編有《史學引論》、《山東文獻集成》(200冊)等。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史學理論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發論文近百篇。近年主持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地位研究”、山東省政府特批重大項目“山東文獻集成”、山東省社會科學重大專項“中國史論通史研究”等。其成果曾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學術兼職有：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農民戰爭史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墨子學會副會長；美國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雜誌編委、《史學月刊》編委、《社會科學論壇》編委、《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編委等。同時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
| 内容提要 | 轉型的中國 25 59134 25 14797 0 0 7025 0 0:00:08 0:00:02 0:00:06 7022動史學的轉型，這是30年間中國史學變遷之大背景。跨學科即社會科學化史學的勃興，保守主義思潮所推動的國學的復興，困頓下唯物史觀史學艱難的蛻變，以及學術自主意識覺醒中對本土化史學的追求等勾畫出當代中國史學演進的幾種主要趨勢，他們之間的起伏漲落共同演繹出轉型期中國史學的總體圖景。 |
关 键 词：泛政治化史學/跨學科史學/唯物史觀派史學/國學/本土化史學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是1949年後中國大陸史學最為活躍、繁榮和最富生機的30年。這30年間的史學創獲是1979年前的30年所不能比擬的。無論在史觀上，還是在理論、方法、路徑上，1979年後的中國史學都可以說發生了天翻地覆之變。即使算不上天翻地覆，其裂變的深度和廣度都是現代中國史學誕生以來所少見。舊有範式被顛覆，新範式迅速成長且逐步控制全局，當代中國史學從根本上發生了轉變。1979年前的30年間，佔支配或主流地位的是一種“泛政治化史學”或“革命史敍事”，這當然是這一時期的“泛政治化社會”的折射。1979年後的30年，“去政治化”和“去革命化”成為主流思潮，多元並立、分軌而行則成為中國史學的基本態勢，與世界接軌、重返中國學術本位、回到乾嘉去、堅守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成為不同學術群體的追求。唯物史觀派史學、跨學科史學以及強勁復興的“國學”鼎足而三，史學本土化取向日益強烈，它們之間的起伏漲落，構成了近30年間中國史學發展的總體圖景。
與西方史學對話和大陸跨學科史學的勃興
3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是閉關自守的中國融入世界的一場宏大敍事。正如中國經濟跨越僵死的計劃模式融入世界經濟潮流一樣，30年間，中國史學也跨越極端意識形態澆築的革命史範式，在學習、借鑒、對話西方史學的過程中逐漸轉化話語體系，與世界史學潮流交匯融合。30年來西方史學的思想、理論、方法、工具對當代中國史學的型塑，堪可比擬西方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騰飛的助推。二戰之後西方史學所經歷的主要思潮幾乎都在這30年間中國史學的實踐中重演了一遍。由於20世紀後半期世界史學主潮趨於社會科學化，因此，30年間西方史學的觀念與方法的風行，大大改變了中國史學的走向，激發了中國大陸跨學科即社會科學化史學的勃興。
大致說來，風起浪湧之間，新時期西方史學的輸入主要產生了兩次高潮，前者以法國年鑑學派為代表，後者以美國“中國學”為旗旌，這兩大史學模式不僅為中國跨學科史學的崛起提供了嶄新的話語體系和基本的作業框架，還因其理念、工具、旨趣的相異而催生出中國跨學科史學的不同取向，使中國跨學科史學呈現出多元互競之格局。
年鑑學派的引入是對中國史學“閉關自守”狀況的第一次衝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生的紅色政權在政治上、外交上與西方處於激烈的對抗當中，一種“去西方化”傾向逐步形成，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史學在相當長時間内隔絕於世界史學潮流，甚至與世界史學主潮相背而行。眾所周知，現代史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大體上可劃分為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戰前，雖然有“新史學”的躁動，但基本上仍延續著19世紀以來的史學範式；戰後，特別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年鑑學派席捲全球，社會(日常生活)史、物質文化史、心態史、民眾史等漸成主流，政治史、戰爭史、外交史、軍事史、國家史、偉大人物史等傳統史學品種大潮退落。尤其在研究方法上，年鑑學派進行了革命性變革，將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人口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方法、模式、概念大量引入歷史學，從而大大推動了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史學卻與這一潮流恰相反背。正是從50年代中期開始，在“去西方化”思潮的左右下，中國大陸史學強化了政治史、事件史、戰爭史，把民國時期一度繁榮的社會史、文化史驅逐出去。更有甚者，我們竟然把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等同於西方文化，又把西方文化等同於帝國主義文化，從而予以徹底驅逐，以致直接取消了這些社會科學門類。政治上、外交上的與西方為敵完全堵上了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溝通的大門。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文革”結束之初，當人們再次“睜眼看世界”時，才發覺正如它所廁身其中的國家一樣，中國史學已經大大落伍於世界史學。因此，當整個國家開始撥亂反正之後，年鑑學派如潮水般湧入。①大量年鑑學派的史學思想、理論以及為數眾多的年鑑學派著作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總體史、跨學科、眼光向下等年鑑學派的核心主張幾乎人人出口成誦。一時間雲合景從，幾成風潮。可以說，在中國，迄今尚無一種西方史學的傳播可以與年鑑學派的風行相媲美。年鑑派的史學主張，被中國史學界用來作為驅逐“以階級鬥爭為綱”史學的工具，用以填補階級鬥爭史學留下的空間。這一趨勢一直貫穿於整個八十年代，大大推進了新時期中國史學的結構性?{整。但實事求是地說，受當時整個社會政治狀況和精神氣候的制約，迄至80年代末，史學隊伍的主體部分並未被觸動，而且史學也僅僅向世界史學打開了大門，它本身並未走出大門、將自身溶於世界史學主潮之中。大陸史學那時還在奔騰向前的世界?學術大潮之旁徘徊、觀望。這一狀況到1990年代才得到根本改觀。
九十年代以降，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崛起，世界範圍内的“中國學”漸成顯學，其中尤以美國“中國學”最為世人矚目。柯文、黃宗智、杜贊奇、何偉亞等人以及著名的“加州學派”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從歷史觀、方法論、認識論諸方面對國内歷史研究既有體系產生強力衝擊，他們來自異域的歷史視角和獨特的研究思路使得中國歷史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場景，他們所使用的眾多社會科學工具常常使中國研究別開生面，凡此種種屢屢撞擊著國内史學界的思維。眾多史學工作者開始在方法上大力借鑒人類學、社會學的理論和工具來開展區域社會史研究。比如，施堅雅的“區域經濟理論”、蕭公權與周錫瑞等的“士紳社會”理論、羅威廉的“市民社會”分析、黄宗智的“經濟過密化”分析、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及鄉村基層政權“内卷化”的研究、艾爾曼的“文化資本”解釋方法都展現了對中國歷史的巨大闡釋力，都為中國國内史學界提供了新鮮的認知途徑和理論模式。在這些理論的導引之下，中國大陸史學越來越往跨學科的縱深推進。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史學界基本實現了兩大轉移，即垂直轉移和平行轉移。所謂垂直轉移，是把更多的力量投放到對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研究上，如果說前30年是古代史的30年，後30年則是近代史的30年；所謂平行轉移，就是在研究範圍不變的情況下，研究課題已向相應時期的社會生活史、物質文化史、民間社會史、心態史、觀念史等集中和靠近。隨著這兩大轉移的完成，中國史學也同步實現了由“革命史範式”向“現代化範式”的蛻變。
30年間，中國史學的跨學科研究主要體現在社會史的全面復興上。我們應該以新範式的眼光來看待社會史。②從方法論來講，它的主要特徵有兩點：一是跨學科研究，一是民間取向。社會史急切地從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心理學、醫學、人口學、文化學、統計學、民俗學、民族學等學科中擷取理論工具和作業方法，以實現其總體史的學術理想。從1980年代復興伊始，為走出理論匱乏、模式單一的怪圈，社會史就致力於社會學方法的引進和應用。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史學的發展突破了單純注重開拓研究領域的思維，在理論資源方面日益表現出與整個社會科學對話的趨勢。社會科學理論如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國家—社會理論、區域社會研究理論大量引入社會史研究領域，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釋框架。例如，馬敏、朱英採用“市民社會”範式對近代商會和紳商的研究，王先明採用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概念對近代紳士階層的研究，馮爾康採用社會結構概念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演變的研究，王笛關於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研究，都表現出強烈的跨學科傾向。
具體來說，近30年來的中國社會史主要表現為三種傾向，第一種是史學的社會學化。這一派的觀點主要是吸收和借鑒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上的社會結構整體及其運動、社會組織(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區、鄰里、各種社會集團)及其運動、社會行為及社會心理進行研究。在這種傾向中，重點是擴展歷史研究的領域，重現歷史中的社會整體及其各個側面。這一傾向的代表是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
第二種傾向是史學的經濟學化。傅衣淩、吳承明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以傅衣淩為代表的學術團體，把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從經濟史的角度剖析社會，在複雜的歷史網絡中研究二者的互動關係。而吳承明等人則格外注意對可計量資料的收集處理和統計手段在經濟史研究中的充分運用。當前，社會經濟史研究與國際主流學術界聯繫最為密切，可稱為目前中國史學研究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一個門類，能將西方學界最新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概念和成果及時引進到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中，甚至在某些領域獨領國際經濟史研究之風騷。李伯重的相關研究，已經產生國際影響。
第三種傾向是史學的人類學化。由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等人組成的所謂“華南學派”是這一傾向的代表。在社會史復興之初，學者們尤其注重社會學與社會史的“嫁接”。近年來，借鑒人類學、開展歷史人類學研究，則越來越受到社會史學者的青睞。從1980年代開始，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等與國外人類學者蕭鳳霞、科大衛等人就在華南地區合作開展族群與區域文化、民間信仰與宗教文化、傳統鄉村社會等領域的研究，企圖通過走進歷史現場，從中國社會歷史的實際和中國人自己的意識出發，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發展的各種現象，在理論分析中建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自己的方法體系和學術範疇。2001年2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的成立，標誌著人類學與歷史學，尤其是與社會史學科整合達到了一個新階段。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社會史的復興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事件，恰恰相反，它是以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為背景的。歷史研究的題材越來越從國家史、王朝史、上層政治史向社會生活史、物質文化史、民間社會史、心態史、觀念史集中和靠近，這實質上是國家與社會正在剝離這一歷史大趨勢在學術上的集中體現。原來，我們一直認為社會可以而且應該完全包融在國家體制裡邊。現在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一現象事實上是國家對社會的強制同化、前者對後者的全部侵吞。而現在，民間社會正從體制籠罩下逐漸剝離出來。經濟領域最先獨立出來，社會生活領域也正在獨立出來，各種社團正在形成。各種民間力量的存在，是社會史研究的最強大的社會依託，也是社會史學長期繁盛的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說，從理論和方法上看，史學先後經歷了社會學化、經濟學化和人類學化的話，那麼，從題材上看，史學則越來越走向民間的歷史、普通民眾的歷史、生活深處的歷史，近若干年來，則特別集中到鄉村史上來，鄉村社會史研究已形成為一個新的勢頭。對中國鄉村特別是對現當代鄉村進行社會史的考察，已成為21世紀初葉中國歷史知識的一個增長點。現在，毀滅和新生、未來和歷史正同時在鄉村交織。鄉村問題可以說蘊涵著中國當前最深刻的問題，鄉村趨勢的轉移意味著中國最深刻的轉移。而且，今後中國社會轉型的成敗，不是取決於城市，而是取決於鄉村。鄉村的問題，對於中國的學界始終存在著巨大的魅力。它已經征服了社會學界的學者，也將會征服歷史學界、政治學界的學者。發掘鄉村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歷史學界的知識增長點，很可能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增長點。比如，秦暉對“關中模式”的探討、陳春聲對華南鄉村社會民間信仰的人類學闡釋、馬新對兩漢時期鄉村社會結構的研究，都是較為成功的例子。通過研究鄉村，就會發現所有過去傳統的研究方法都是軟弱無力的，要使我們的研究能夠覆蓋昨天和今天所有鄉村問題，在方法上必須要有一個全新的探索，這種方法就是西方成功的社會史學家所運用的跨學科方法。
2000年前後，新文化史在中國的方興未艾代表著中國史學匯入世界史學潮流的又一努力。新文化史1980年代崛起於歐美，迅速風靡世界史壇。這一嶄新的史學形式擯棄了現代化理論流行時代的社會科學和科學方法，轉而採?{講究敍事和細節的人文的歷史學方法來描述歷史。那種以民族國家為主題的宏大敍事不再是新文化史家關注的命題，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性別、身體、形象、記憶、語言、大眾文化等領域的歷史才是他們的最愛。這一變化被冠以史學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史傳入中國大陸後，迅速成為大批中青年史學家追慕的對象，至今仍風頭甚勁。新文化史家們專注於微觀史的研究，把研究對象從對普遍性的關注轉向地方性，從抽象的概念世界轉向關注日常的生活世界，醫療史、身體史、觀念史以及時間、空間和心性等構成他們的主要研究領域。同時，他們追求歷史的情節化設置，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復原歷史現場，意圖為讀者構築的是一個“感覺世界”而非“思想世界”。新文化史在中國大陸的勃興，標誌著中國史學家已經具備了清晰的“史學全球化”意識，並在塑造世界史學主流的工程中擔當起一個參與者、共建者的角色。具體到研究層面說，新文化史對微觀歷史的挖掘與展示，極大地彌補了過去那種宏大敍事對中國歷史大而化之的處理，使得歷史上的中國具體地日漸豐滿和清晰起來，這是新文化史的存在對中國歷史研究最大的意義。
近幾年來，中國的環境問題日漸突出，原本在美國、歐洲比較發達的環境史(也可稱為“生態史”或“生態環境史”)，開始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注意。③中國史學研究者開始與西方研究者合作，或向西方研究者學習借鑒，展開中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並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成立一些研究機構。④就當前的已有研究來看，生態環境史研究涉及的治學領域不僅可以涵蓋整個人類歷史進程，而且還可以向史前與未來兩個方向延伸，需要融合利用的學科不僅涉及歷史學、社會學、考古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而且涉及氣候、地理地質等自然科學，很有可能成為當前跨學科史學頗為重要的增長點。
總之，中國大陸當前的史學已經越來越與西方史學同步，課題、手法越來越接近，西方歷史觀念、史學觀念、史學思潮、史學方法在近30年間的擠入，大大改變了中國大陸史學的格局。在西方史學的映照下，不用說“文革”時期的史學觀念站不住腳，前17年的史學觀念存在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質疑，這直接左右了中國史壇的未來走向。
再續傳統與國學的復興
80年代對歷史的理論研究處於主流地位，受到史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關注，但到90年代，盛況不再。回避對重大歷史問題、重大歷史現象和大規模社會變動的研究與討論，應該說是近30年來史學界的一個基本特點。所謂國學的“復興”與此一基本特點互為表裡。⑤傳統的國學研究是典型的實證研究，排斥理論與概括。清代的乾嘉學派就基本上依靠歸?{，排斥抽象推理，他們只注意事實的還原，不想在弄清事實後進行價值的判斷和體驗式的理解與分析。考據大家王嗚盛就強調弄清事實就夠了，沒有必要再接著橫生議論。90年代的這種學術現象是否健康另當別論，這裡不妨探討一下造成這種現象的?成因。首先，這種學術傾向的出現，是80年代末期那場社會巨變的結果，不是學術自身邏輯演變的結果。這場社會巨變帶來了語境的巨變：從激進主義轉向保守主義，從西方化轉向本土化，從啟蒙轉向傳統，在這種語境下，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主張出現了。⑥受這種語境的鼓勵，許多人紛紛從關心重大歷史問題的探討轉向文獻考訂，這就是國學了。《國學》季刊、《學術集林》、《中國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原道》、《原學》等書刊在90年代初的出版及其取向，明確地表徵著這一點。其次，在我看來，這種轉向也是以當時知識階層的普遍心態為心理基礎的。這種普遍心態就是對“理論”的厭倦，而這種厭倦則又與蘇聯的解體有關。對學術研究取向的考慮，與學者對外界形勢的考慮有著密切的關係。蘇聯的解體的確表明那種教條化的“理論”對這些國家影響的喪失，甚至人們看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可能失業，丢掉飯碗。所以學者們必然關心以某種特定理論為指導的社會科學從業者的生存狀態及其命運。當時一些人認為，最為保險的是意識形態色彩最弱的傳統典籍文化研究，將來唯一可能保留下來的學術領域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在這種心態背景下，不少人轉向了國學研究，人們對“問題”紛紛避之惟恐不及。其三，主流意識形態對傳統文化研究的倡導與鼓勵。80年代社會思潮的總體傾向是西方化，而電視政論片《河殤》的播出，既是這一傾向的表徵，又把這一傾向推向極端。所以，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批判《河殤》，而批《河殤》當然就是批西化反西化，其邏輯結果，就是“向東走，本土化”。1994年，大陸召開了紀念孔子誕辰2545年的學術討論會，地點設在人民大會堂，國家領導人也出席了。這個會議規格之高，許多人感到驚奇。第二年是1995年，即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整個社會似乎沒有什麼舉動，只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會在武漢開了一次學術討論會。這表明，從較高層面的認識來看，這時最能填補人們意識形態空白的東西已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主流意識形態為什麼要這樣做?在筆者看來，可能是出於以下兩點考慮：(1)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民間的理論，是一種反體制反壓迫主張造反的理論，再進一步的說，是一種促進劇變渴望革命的理論。而當前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失業的人、在利益?{整中吃了虧的人比比皆是，所以穩定壓倒一切，原來的那種以提倡造反為基調的革命意識形態(“馬上”理論)急需調整，儒學在這時乘虛而入。與馬克思的學說相反，孔子孟子基本上都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場上並且教導王公大人們如何施政臨民的，長?期以來這一理論很自然地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東西必須是保守性質的東西，至少不能是批判性質的東西，而儒學強?{綱常名教秩序等級名分、強調中庸和血緣親情等，恰恰是最具保守性質的學說。所以孔孟取代了馬恩。(2)學界與上層傳媒的一種聯合行動。在提倡“國學”的舉動中，《人民日報》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心，甚至可以說，所謂“國學熱”與這家報紙的?“參與”有關。1993年8月16日，該報用一整版篇幅發表了《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隔一天，該報又在頭版《今日談》欄目發表《久違了，國學》，兩文均認為，研究國學就是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為何說他們是“聯合”?在反西方的問題上，他們是一致的，共同要把西化派、河殤派、激進派壓下去，把“新啟蒙”派壓下去，扶植在八十年代被邊緣化的傳統文化研究和“新儒家”。這一步果然實現了。傳統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得到復興。而傳統文化在歷史學領域最主要的體現就是考據學了。所以，在特定語境下，從“思想”到“學術”的大幅度轉移，是導致“國學”復興的基本原因。
若就史學自身的演進過程而言，九十年代的國學復興，又與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到乾嘉去”的史學思潮一脈相承。“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在新時期之初出現，實非偶然。在五六十年代，佔統治地位的是“以論帶史”，理論先行；七八十年代之交，佔上風的是“論從史出”：將史料一擺，“論”自然產生。這時，學界在反對空論之風和清算影射史學的同時，許多人自然就用考據學家的眼光和價值尺度來觀察評判史學界，遂形成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學思潮。從學界自1981年始提倡呼籲強?{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批評、指責、抑制“重史輕論”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發現這股潛滋暗長的思潮影響之大。那麼它當時為什麼沒能愈演愈烈，蔚為大觀，達到左右學壇的地步呢?這主要是受當時政治文化氛圍的乍暖還寒、學術環境民主?不足的制約。一旦外力的壓制減弱、消失，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就會高壓反彈、再度泛起。及至九十年代，這一天終於到來了。所以，九十年代的國學復興是八十年代初“回到乾嘉去”思潮的邏輯延伸。
在談到九十年代所謂國學復興而需要舉例說明的時候，沒有人比陳寅恪和“陳寅恪熱”更加恰當的了，“復興”後的國學界的盛況與走向在如何估計判斷陳寅恪的價值問題上表現的最為充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陳寅恪都可以說是一尊學術偶像、尤其是古典學術即所謂“國學”的象徵。“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這樣的順口溜直至大批“資產階級史學”的1958年，還在一些大學流傳，就充分說明陳氏學術的象徵意義。到“價值重估”的1980年前後，“回到乾嘉去”實際上已形成一股對主流史學衝擊甚大的史學思潮。對陳氏學術推崇備致的公開頌揚，在1949年後第一次在這時的報章雜誌上出現，陳氏文集也第一次在這時面世。對中華古典學術的嚮往與懷念，藉著對陳氏學術的評價可以說形成第一次“井噴”。可能是陳氏本人太敏感了，也可能是陳氏學術的“複出”肯定意味著對已成“定局”的中國現代學術史的改寫，尤其是會重新引起史觀派與史料派之間的那種早已沉寂下去的“優劣異同”之論，所以，主流史學在批評所謂“回到乾嘉去”的學術傾向的時候，再次將剛剛升溫的“陳寅恪熱”冷卻下去。問題在於“陳寅恪”三個字早已超出對陳氏本人的指稱而具有學術符號的意義，因此，如何對待陳寅恪的問題事實上已經變成如何對待學術本身的問題。這一點到90年代初已看得至為清晰。如果說，在80年代初“復活”了陳寅恪尚有點拘謹的話，那末，在90年代初再次“復活”的陳寅恪則有點“堂而皇之”、乃至“旁若無人”了。⑦下面這個細節可能有助於人們感受此時“陳寅恪熱”的盛況：從80年代末至90年代，學界連續編輯、出版了多種陳寅恪學術紀念文集。至於《史家陳寅恪評傳》、《解讀陳寅恪》、《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等傳記和傳記資料，一段時間内則充斥書店。這是包括章太炎、王國維在内的任何國學大師所享受不到的殊譽與推崇。陳氏甚至已經取代了王國維，被人許為“新史學”的開山和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中心人物。⑧應該充分估計這一現象所包含的意味。我想，其中是不是有這樣三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在頌揚陳寅恪的現象中包含的意識形態內容。陳寅恪並不是一個沒有現實關懷的書呆子。《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及大量詩文中所埋藏的大量社會政治信息早已被余英時點破(參見氏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所以90年代走紅的，更多的是意識形態化了的陳寅恪：陳寅恪已成為90年代最大的政治與學術的雙料“神話”。其次，也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一現象可能標誌著學界從重思想到重學術、從重義理到重考據這一重要變遷進程的完成。如同前邊所言，既然陳氏已成為一種學術符號，那末，高度尊崇陳寅恪，就只能是“回到純學術”這種為學傾向的委婉表達，就當然不單單是對一個逝去先人的紀念，也可能是對一種早已中斷了的學術傳統的緬懷。“陳寅恪熱”與所謂的“國學熱”連袂而來，也非偶然。陳氏是眾所周知的“國學重鎮”，提倡“國學”，可能就意味著倡導走陳氏的治學之路。而由於當時有《人民日報》的有力參與，“國學”遂由民間的學術取向一變而為官學的導向性選擇，從而陳氏熱也就愈演愈烈，直至最後形成爭先恐後、一窩蜂的局面。其三，“陳寅恪熱”的出現使得改寫近百年學術的趨勢成為不可避免。史觀與史料、義理與考據、闡釋與實證，本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但長期以來，卻形成了專事闡釋的“史觀派”和力主實證的“史料派”，這兩大史學流派，一度互相攻伐，互不服氣。民國時期，身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組長的陳寅恪是當然的頭號人物；1949年後，身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所長的郭沫若則理所當然地坐在史學界的頭把交椅上。於是，90年代所寫的一些20世紀學術史就只能以陳氏為中心了。
源遠流長而又輝煌異常的中華古典學術在20世紀的傳承出現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危機，這一有目共睹的事實的存在，給以整理和研究傳統典籍為使命的所謂“國學”的復興提供了足夠多的理由。中國的崛起又將以國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的復興上升到國家戰略。可以想見，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國學的繼承和發展都將是振興中國學術的主角。這從國學研究機構的迅猛發展即可窺見一斑。目前，國內已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等20餘所高校成立了國學或類似國學研究院，這些國學研究機構的設立，都對當下的史學研究的方向、志趣、焦點形成強力誘導。
合法性資源流失與唯物史觀派史學地位的顯著下沉
與國學勃興的盛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唯物史觀派史學研究的停滯萎縮，其地位一再下沉，備受冷落。這與此一時期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廣泛傳播密切相關。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史學界趨之若鶩的是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理論)、年鑑學派、社會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而曾經獨霸整個舞臺的唯物史觀派史學卻門前冷落。這種局面的出現，是眾多複雜因素互動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上面已經觸及。這裡還要著重指出的一點是：這也是整個國際共運遭受重挫和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正在流失的結果。這一學派長期以來與政治靠得太近，所以它既分享了它的勝利，當然也必須分擔它的挫折帶來的後果。當整個社會的中心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時，曾長期服務於階級鬥爭的唯物史觀派史學必然會感到失語和失重。這是唯物史觀派史學地位下沉的一個深刻原因。雖然唯物史觀仍然在官方意識形態中佔據主導地位，但國家政策的大幅度?{整，使它長期以來如魚得水的那套階級鬥爭語彙派不上用場。於是唯物史觀派史學只好不尷不尬地原地徘徊。在新形勢下，當它原來安身立命的那些問題都被視為“假問題”時，唯物史觀派史學的地位除了下沉，實在沒有更好的結果。這也是有人預?言唯物史觀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原因。政府的施政方針一夜之間可以有180度大轉彎，但是作為一門依附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學科，它的轉變涉及理論和方法以及新領域的開拓，因而要緩慢地多。30年來，唯物史觀派史學一直處於深度?{整期。從學術層面看，1990年代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無法延續1980年代的路向繼續推進。由於意識形態管控的驟然加強，1980年代對唯物史觀重大理論命題的反思檢討被視為離經叛道，唯物史觀派史學研究被迫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狀態。在唯物?史觀派史學方面難以施展身手的學者只得另覓新途，轉向國學或西學領域。隨著學術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唯物史觀派史學的園地日益沉寂。
唯物史觀派史學的絕對權威地位發生動搖，其存在空間被大面積壓縮，是近幾十年來有目共睹的一個顯著事實。在微觀研究領域，實證方法或傳統的國學研究大行其道：在宏觀研究層面，西方中國學的概念模式取代了唯物史觀取向的分析，正在奪走歷史解釋的話語權。在許多人那裡，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已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面對危局，老輩學者力圖捍衛唯物史觀派的主流地位。公開宣稱“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觀”的林甘泉即是一個典型代表。⑨針對當前的儒學復興浪潮，林甘泉堅決反對“用儒學取代馬列主義”、“立儒教為國教”、“儒化共產黨”、“儒化社會”、“儒化中國”等主張，認為孔子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標誌性歷史遺產，應該珍惜這份文明遺產，但如果認為孔子可以充當世界文明的教主，並為此而粉飾美化孔子，則完全是一種錯誤觀念。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宣傳孔子及其思想也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⑩林甘泉對一些引起學界熱議的西方中國學研究也有批駁。例如，對於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林甘泉認為，弗蘭克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是切中肯綮的，但把馬克思的學說也指為“歐洲中心論”則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弗蘭克認為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世界早就存在一個以分工和貿易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體系”，直到1800年，亞洲尤其是中國在世界經濟中都居於中心地位。林甘泉指出，這種“中國中心論”的觀點得不到實證材料的支持因而也是站不住腳的。弗蘭克等人主張要“徹底拋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而對世界經濟作“整體主義分析”，這個觀點是西方經濟史學界否定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一個新趨向。(11)林甘泉等人的努力體現出唯物史觀派史學在新的時代、新的思潮面前仍在頑強的發出自己的聲音。不過，由於這一聲音過於單薄，並沒有扭轉當下學界對馬克思主義敬而遠之而對儒學和西學趨之若騖的態勢。
唯物史觀派史學地位的下沉從20世紀末人們繪製的種種現代中國的學術地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劉夢溪先生筆下，陳寅恪及其所代表的史料考訂派處於現代中國學術版圖的中央位置，郭沫若如同胡適、梁啟超一樣被擠到這幅版圖的邊角地帶；(12)在一些人那裡，嚴耕望先生所推崇的“史學四大家”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和錢穆自然應佔據這幅版圖的中央；在“國學大師叢書”策劃者的心目中，這幅地圖也多被傳統學人佔據著：除了一本寫郭沫若外，范文瀾、侯外廬等眾多唯物史觀派史學重量級學人難覓影蹤。(13)另外，在北京大學，人們正在重續“研究所國學門”的學統，在清華大學，人們亦正在打撈當年“國學研究院”的遺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一幅幅新繪製出的學術版圖，四至各有不同，疆域或大或小，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唯物史觀派史學所佔有的版面正在急速縮小乃至消失。換句話說，唯物史觀派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立足之地正在被一塊塊地擠佔，這一學派賴以存在的合法性資源正在流失。無須諱言，曾經主導中國學壇達數十年之久的唯物史觀派目前仍陷入一場深刻嚴峻的合法性危機。
上面所說現代學術地圖的被改繪，只是這場危機的主要表徵之一。這場危機的發生當然有其社會背景，這反映了一部分人對未來的觀察與困惑：在世界之交，在21世紀初葉，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學術理論到底還有無生命力，還有多少生命力?另外，在導致這一局面出現的諸多因素中，學術自身的因素也不能忽視。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甚至從唯物史觀派史學產生以來，“國學派”或史料考訂派與唯物史觀派自己在下面這一點上不自覺地達成了共識：唯物史觀派帶有突出的意識形態屬性，這一學派存在的合法性只在於它的現實功用。區別只在於他們對這一點的價值判斷相反。所以，當這一學派所效力的對象在現實中發生挫折時，人們當然要懷疑這一學派存在的理由了。問題在於，唯物史觀派作為一個史學流派，人們在評價它時，主要不看它的學術史含義而僅著眼於它的社會史含義，這樣做合適不合適?顯然有欠公正。唯物史觀派的存在有沒有科學依據，如果有，又在哪裡呢?這需要從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百年變遷中加以考察。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中，唯物史觀派與史料考訂派兩大學術譜系的對抗是20世紀中國史學貫穿始終的現象。90年代的史學格局實際上是1949年以前史料考訂派佔上風局面的重現，錢穆、傅斯年等人大受重視，而唯物史觀派則處於失語地位。
受環境所迫，如何使唯物史觀派史學煥發生機是許多唯物史觀派學人考慮的問題。在一些學者看來，應對唯物史觀做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以澄清人們在唯物史觀認識上的種種誤解與困惑。必須回到原典做正本清源的探析。(14)更重要的，應從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與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有的放矢地選擇若干專題進行系統的深入研究，並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對當代社會發展中提出的某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做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15)通過對當代社會的變遷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豐富唯物史觀的內涵，使唯物史觀成為一種永葆生命力的理論，不斷獲得與時俱進的發展。(16)但實事求是講，目前唯物史觀派學者在這些方面的努力還遠遠不夠。
唯物史觀派史學眼下正在試圖利用上層的力量重整旗鼓，收復失地。200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提出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簡稱“馬工程”)，此舉意在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工程”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編寫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教材，通過大學主幹課程擴大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學術影響。這一工作由中宣部、教育部領導，編寫歷史教材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史學概論》被列入“馬工程”首批9本重點教材，且已投入使用，《世界古代史》、《世界現代史》等其他系列教材也在編寫計劃當中。通過這些教材的推廣和使用，借助體制的托舉，史觀派學者仍然在努力拓展、維護著自己的話語空間。另外，國家級課題基金的導向鼓勵唯物史觀的相關研究，人力、財力的投入不斷加大。這些努力對唯物史觀派史學實現量的擴張產生了明顯的效果，但能否實現質的提升尚有待時間的檢驗。借助體制的力量復興唯物史觀派史學的思路與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的做法是一致的。組織因素的強勢介入必然使唯物史觀派史學重返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内，主動接受國家機器和政治權力的規訓和管束，史學政治化的傾向遂不可避免。這與1990年代以來學術獨立的潮流是不合拍的，其前景似不容樂觀。
當前，大陸史學正處在一個多元化的學術時代。這是一個群雄並起、眾聲喧嘩的時代。多種學術評判標準、話語系統並存、角力，是這一時期的特徵。正在崛起的民間話語、民間學術正在向主流話語、主流學術挑戰，爭奪資源。在很多場合，民間學術以正宗自期，蔑視主流學術，根本質疑主流話語的學術性。在這種背景下，唯物史觀派史學要想生存下去，在筆者看來，必須為自己的存在重新立法。重新詮釋自己的學術史，挖掘自身傳統所固有的學術含義，是這種“立法”工作的内容之一。與此同時，另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唯物史觀派必須重新回到民間來，重新確認自己的民間身份。唯物史觀派本來是屬於民間的，本質上帶有民間性，因為它對歷史學的最重要貢獻，就是把“王朝史”重寫成“民眾史”、“民間史”。而且，馬克思、恩格斯從一開始就是民間的思想家，他們的理論根本上就是民間的理論。唯物史觀所表達的也只是一種學術立場、理論立場。這一立場的内核是“從下往上看”。1940年代唯物史觀派的發展和繁榮，佐證了這一立場的有效性。回到民間來，是唯物史觀派史學克服目前合法性危機的前提性選擇。
唯物史觀派的學術合法性或學術史意義，在我看來主要表現為以下諸點：(1)從學術理念上看，唯物史觀派特別強?{史學與生活、時代、社會的聯繫，特別注重釋放史學在歷史創造中的作用，這固然曾產生讓“過去”屈從於“現在”、讓“歷史”屈從於“未來”的弊端和後果，但基本原則並沒有錯。(2)從歷史理念上看，也即從研究對象的取捨上看，唯物史觀派更?注重經濟因素在歷史進程和歷史變遷中的作用，把生產工具、生產力的變遷視作社會變動的最後之因，這導致這一學派和整個史學界對經濟史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從乾嘉以來就存在的“食貨之學”空白的被填補，是唯物史觀派對20世紀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3)從治史路數的取向上看，唯物史觀派追求跨學科研究，致力於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在史學領域裡的引進。以摩爾根的人類學發現為參照，從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清洗出一個類似於西方史前社會的“原始社會”來，是唯物史觀派貢獻給20世紀中國史學又一個成就。(4)從價值立場的選擇上看，唯物史觀派更同情歷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對歷史上反復發生的農民暴動尤為推崇。正是由於這一學派的努力，幾千年來鄉下百姓的生活才在史書上得以顯現。(5)從學術嗜好上看，唯物史觀派這一學術共同體特別喜愛研究歷史上的大規模社會變動，殷周之際、春秋戰國之際、秦漢之際、魏晉之際、明清之際這些歷史上的大關節、大轉捩點之所以能得到相對透徹的清理，與這一學術嗜好密切相關。總之，唯物史觀派的學術史地位是不應該被忽視的。還應該看到，唯物史覲派興起的最主要背景是人們對乾嘉考據學風的反動。中國史學界被“乾嘉情結”整整折磨了一個世紀，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折磨力度尤為劇烈。但“乾嘉路數”在二十年代顯然受到現實生活的巨大挑戰，也受到了來自學術自身的沉重壓力。在這種背景下，唯物史觀派應運而生。如果說，史料考訂派存在的主要根據是對歷史事實的清理與還原的話，那麼，可以說，唯物史觀派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致力於對歷史發展大勢脈絡和法則的追討及對歷史事實的詮釋和解讀。唯物史觀派的學術根基在此，它存在的歷史合理性在此，它此後的生命力亦在此。唯物史觀派在當時，不僅在學界邊緣蔓延滋生，也在主流學術圈内佔有一席之地。
如果把中國的唯物史觀派置於整個世界史學的潮流中加以觀察，可以看出，它與法國年鑑學派從治史理念、為學旨趣到作業方式，都如出一轍，它重視史學與時代、與生活的聯繫，它重視對重大問題的研究，重視長時段歷史現象研究，重視社會經濟史研究，重視宏觀整體研究等，它主張“從下往上看”，關注民間社會、下層民眾的歷史，它大規模借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跨學科研究。這些寶貴的學術品質是這兩個學派所共有的。就20世紀的世界史學而言，法國年鑑派史學乃是一種主導範型，中國的唯物史觀派與之不謀而合。假如“年鑑學派”在“二戰”後成為西方的主流學派不是偶然原因所致的話，中國的唯物史觀派後來從邊緣向中心的跨入，恐怕也應主要看作是現代中國學術自身演變的邏輯結果。唯物史觀派史學是問題史學、社會科學化史學、民眾史學，是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真正代表。唯物史觀派史學曾經充當了與世界史學合流的媒介，今後也應當繼續發揮這一優勢，與時俱進，重新定向，以期在中國史學國際化的進程中做出更卓越的貢獻。
從西方話語中拯救中國歷史：“本土化”史學的回歸
如果說跨學科治史這一中國史學融匯世界史學主流的努力是在“西方化”背景下進行的話，與此相伴，30年來，中國史學還出現了一股強勁的“本土化”趨勢，其實質即是要克服百年來挾制中國史學的西方普世主義歷史敍事，“從西方話語中拯救中國歷史”，意義更為重大。它代表著中國史學自主意識的增強，更代表著中國史學的發展方向。中國史學復興的希望也在於此。“以中國區別於歐洲的歷史特質和歷史經驗，建立起中國自己的歷史尺度，重新發現和編撰長期被歐洲歷史遮蔽的中國歷史，建立起區別於歐洲史觀的中國史觀”(17)是這一趨勢的最終目標。
晚清帝國的崩潰，直接導致以“正史範式”為主流的中國史學傳統敍事體系的終結。此後一個世紀，中國史學為西方歷史敘事框架所約束。梁啟超所揭櫫之新史學，其最具革命意義在於用西方進化論觀點重構中國歷史。馬克思主義史學崛起後，源自歐洲的“五種生產方式”被用來演繹中國歷史。“就當代中國的史學思想而言，以五種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社會形態論始終佔有無可爭議的獨尊地位，它規範著史學研究的構架並指導著它的方向”。五種生產方式說被當成自然科學規律一樣的規律，並由此出發，在邏輯上先驗地得出了一系列的歷史定論。在這種情勢下。歷史學家的任務並非是要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理論，只不過是找出一些事實來填充或者證明那個現成的理論。(18)當從歐洲歷史提煉的歷史尺度成為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權威標準後，中國史學史上的20世紀，基本上就呈現為一種“中國史在西方”的狀態。用西方模式來籠罩中國經驗，用西方觀點來加工中國材料，用西方話語來描述、歸?{中國文明和思想的特徵，用西方程式來對中國的歷史重新編碼，是這一狀態的真實寫照。一部中國歷史就這樣被硬塞進“五種生產方式”的結構序列之中。由於這套結構序列無法包容中國的歷史經驗，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五種生產方式”理論與中國?歷史經驗之間的長期緊張。雖然深受二者緊張關係的折磨，但懾於“五種生產方式說”本身更多是一個政治學命題，史學家們不僅不敢挑戰這一學說的權威性，反而挖空心思去“牽就”，削中國歷史之足以適西方模式之履。這就難以避免地出現史學家們成群結隊拿著放大鏡找奴隸、翻箱倒櫃尋資本主義萌芽的窘況。
受特定政治環境的影響，建國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史學家一項中心工作就是按圖索驥，以“五種生產方式說”來編排中國歷史。其間，中國史學界的話題多與此有關。以長期聚訟紛紜的歷史分期為例，其目的就是坐實中國的奴隸社會，從而維護“五種生產方式說”鏈條在中國歷史進程當中的完整性，為“五種生產方式說”與中國歷史的一致性尋找依據。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也是為了論證即使沒有外國人侵略，中國也一定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五朵金花”中的幾乎每一朵都植根於“五種生產方式說”與中國歷史經驗之間的緊張中。由於長期徘徊於五種生產方式說的籠罩之中，中國史學的現代歷程雖已開啟百年，但在社會形態的探索上剛一出發便陷入泥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史學一大遺憾。十七年史學之所以受到諸多詬病，其因多在於此。突破“五種生產方式說”，無疑是為重建本土化史學的關鍵!而這，有賴於學術的自覺。
大體說來，30年間，“從西方話語拯救中國歷史”來自海内外兩種力量。幾乎在改革開放一開始，“五種生產方式說”即受到質疑。其標誌就是所謂“無奴派”的崛起。1979年，黃現璠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第2、3期發表《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仍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觀點迅速得到張廣志、胡鍾達等人的支持，擁護者眾。否定奴隸制的文章如雨後春筍。(19)“到了1982年，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的看法，殷商並非奴隸社會幾成歷史學界的共識。”(20)奴隸制的否定，是“從西方話語中拯救中國歷史”的第一個重大成果。
30年間，關於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道路的討論一浪高過一浪。最近幾年，隨著馮天瑜《“封建”考論》的出版，使關於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討論又成為焦點。馮書以歷史語義學為工具，試圖證明被用來指稱中國自秦代以降社會形態的“封建社會”不過是徹頭徹尾的概念“誤植”，從而從根本上瓦解了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中國歷史敘事框架。這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個總體反思和考查”，目的在於“給歷史重新定性”。(21)2010年5月2～3日，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舉行“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人文高端論壇，並在雜誌上開設專欄，專題討論所謂“中國封建社會”問題。有關“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討論，在這一年達到高潮，甚至被列入“2010年十大學術熱點”(22)。否認“秦至清末”是封建社會，是這些討論的總基?{，從而把佔據中國有記載歷史三分之二多的歷史從“五種生產方式說”的鏈條上卸載下來。
通過多年的討論，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研究中國的問題，不能將馬克思、恩格斯的論斷生搬硬套在中國古史的頭上，而應當花主要的精力研究中國古史的歷史實際，提出符合中國古史的相關理論。中國社會形態研究應當建立起自己的話語系統。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形態理論並給中國古代社會形態一個可信的說法，條件已經基本成熟。這個問題的基本解決，將是中國歷史學具有重大學術意義的長足發展的一步。(23)只有通過研究歸?{出中國歷史研究中新的概念系統和理論範式，才能重建中國史敍事的理論體系。(24)即使過去堅定的“五種生產方式說”信奉者也已認識到“用五種生產方式斧削中國歷史，是不適宜的”，“五種生產方式是按照歐洲的歷史提出來的，所以只適用歐?洲的歷史，與中國歷史是不切合的”。並進而主張“必須放棄用五種生產方式套改中國歷史的做法，另行考慮解決中國歷史發展體系的途徑和方法”。(25)
海外漢學則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示範了如何從“西方話語拯救中國歷史”，由此出現了一股“中國史重返故土”的思潮。其中美國歷史學家柯文是一個代表人物。嚴格說來，“中國史重返故土”作為一種史學思潮大體出現於90年代中期，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在中國大陸的問世(1989年7月)堪可作為在這一思潮的標誌。柯文認為，帶有種族中心主義的西方人對中國歷史的歪曲自不待言，但是“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的過去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著從西方借用來的辭彙、概念和分析框架”，從而使中國人研究自己的歷史也不能以中國為中心。他呼籲，要“尋求中國史自身的劇情主線”。柯文的“中國中心觀”要義在於：力圖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並儘量採取内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總之，“中國中心觀”要求是“一種根植在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中國中心觀”已經成為9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最響亮的口號。
2000年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中文版的出版也對“中國中心觀”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該書以極具挑戰性的姿態，對1500年以來世界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繫作了一個氣勢恢宏的論述。其最引入矚目之處在於在對“歐洲中心主義神話”進行嚴厲批判的同時，把中國置於亞洲的中心，把亞洲置於全球經濟的中心。他認為，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經濟史中佔據著極其突出和積極的地位。該書在中國史學界所引起的巨大轟動效應，使得“中國中心觀”更加深入人心。
在重新認識和發現中國歷史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關於中國朝貢貿易體系的研究具有和弗蘭克理論同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濱下武志針對“西方原發的現代化模式是否適用於亞洲”的問題，提出了一種類似“地區”(areas)或“區域”(regions)的概念以建構區別於西方民族—國家及其國際條約體系的分析框架。他認為“可以把亞洲的歷史理解為一個系統的歷史，這個系統的特徵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貢貿易關係。這個朝貢體系是後來的‘近代’亞洲的前提，而且它的影響在當代亞洲歷史的重要方面都有所體現。”(26)在濱下武志對中國朝貢貿易體系的開創性研究中，原來在歐洲史學框架中被高度漫畫化的中國帝國形象得到了更為細緻和準確的描述，它不僅僅是一個借助龐大的官僚體系以實現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聯接中心和邊緣的有機的關係網絡，其中包括各省和附屬國、土司和藩部、朝貢國和貿易夥伴，由此構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以朝貢體系為紐帶、以東亞國家和亞洲大部為輻射地帶的經濟共同體。(27)濱下武志認為，對中國朝貢貿易關係的體系性理解對於重新審視東西方關係有重大寓意，因為西方人在最初進入亞洲直至形成對亞洲的擴張和衝擊時，均受到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約。他的研究暗含著這樣一個深刻結論：中國和亞洲在西方衝擊下所發生的現代社會轉型，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變過程，以及從朝貢體系向條約體系的轉變過程。應當“將亞洲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體系來把握。”(28)“弗蘭克和濱下武志的研究體現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歐洲中心史觀的史學敍事，這種史學敍事是立基於中國或亞洲的歷史特質和歷史經驗，是依據它們區別於歐洲的社會性質、國家或民族間的關係、以及獨特的歷史進程而總結出來的，其意義不僅在於重新書寫被歐洲史觀所複製或歪曲了的中國史和亞洲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敍事。”(29)
另一個以中國為本位研究中國歷史的代表人物是黃宗智。長期以來，“中國史”只是給西方“觀點”提供有待加工的材料，從而成為西方“思想”的附屬物或註腳，而它自身似乎並不能形成“觀點”、“通則”和“模式”。但以黃宗智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的論著，卻第一次將中國歷史經驗擺到與西方歷史經驗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並用前者來補充甚至修正後者。例如，源自英國經驗並上升為所謂世界歷史通則的一種看法認為：“商品化必然導致近代化”、活躍的市場交換一定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現在，學者們經過細密的實證考察後認為，這一通則與中國經驗特別是與明清以來江南經驗截然相悖。而江南經驗所昭示的事實是：近500年的商品化並未導致資本主義萌芽和所謂近代早期的發生；小農經濟能在高度市場化或高水平市場擴張條件下持續，因此，“商品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典認識明顯是不對的”。這些觀點在在證明了中國經驗與歐洲模式之間的方枘圓鑿，從而為中國史學的本土化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
時至今日，用西方框架西方模式來籠罩作為整體的中國歷史經驗這種現象在主流史學界已銷聲匿跡。這是近十年來中國史學給人的最深刻感受。今天的史學界，已經很少有人還在那裡談論中國史的“奴隸制階段”、“封建制階段”和“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雖然人們想用“族邦時代”、“帝制時代”或“貴族社會”、“選舉社會”、“郡縣制時代”等概念來取而代之的努力尚未得到普遍認可，但以西歐歷史經驗為基礎的歷史框架已被拋棄卻已是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史學家開始在研究中刻意保持與“五種生產方式說”的距離，甚至徹底擺脫它的束縛。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就謹慎地避開了古史分期問題，採用按純粹時間順序構建起來的編年體敍事模式，按“遠古時代”、“上古時代”、“中古時代”等概念來劃分中國歷史。《中國大通史》的編者則公開宣稱“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變模式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並且“避免籠統使用涵義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具體的所有制和生產方式的概念，如均田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租佃經濟等，把夏商周三代稱作“宗法集約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把秦漢至清稱作“專制個體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30)田昌五則按洪荒時代、族邦時代、封建帝制時代或帝國時代等三大時代構建其中國歷史體系新論。(31)可以說，現在，“在各種分期的新說中都已不見‘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的字樣，說明奴隸制不等於奴隸社會、奴隸社會不是必經階段、三代不是奴隸社會等觀點已被很多人接受。”(32)
把“中國史”從外來模式中搭救出來，脫掉長期穿在中國軀體上的並不合身的“西裝”，應該說是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史學界的一個重大進步。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史學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枷鎖是在轟轟烈烈中進行的話，那麼90年代中國史學從“西方歷史框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則是在不聲不響中完成的。“中國史重返故土”的歷程就在這樣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語境中啟動與展開。
在一些學者看來，“自下而上”的區域社會史應該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實踐和主要趨向。走向田野與社會，回到歷史現場進行“在地化”的考察、體驗和研究，實為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必由之路。(33)“中國史重返故土”的趨勢在90年代中期以後，越來越扎根於“走入田野”這一新形成的學術風尚之中。在這一意義上，“中國中心觀”事實上早已變成中國的“地域中心觀”。這突出表現為社會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田野?{查方法與技術向歷史學特別是其中的社會史研究的大規模移植與滲透。一種以本土研究中的微型問題、中型問題為核心的多學科互動局面業已出現，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正在共同把歷史研究導向微觀層面。微型社會史研究在90年代的中國?幾乎以“井噴”的方式流行開來，令整個史學界側目，實在不是偶然的。如果研究只是局限於宏觀或面上的分析，就難免“把某一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一些聯繫套用到另一種歷史過程中去”，一度出現的“中國史在西方”的狀況與長期流行的以“全國”為單位的“泛泛而論”的偏好密不可分。而來自“微觀層面的信息，尤其是從人類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認識”，卻導致若干早已形成並且深入人心的“定論”被削弱、被動搖、乃至被顛覆。最近湧現出的大量社會史研究成果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以深入村落、置身鄉土、沉潛檔案、采風民間、發掘口述、參與觀察等等為内容的“走入田野”的作業方式可以說在世紀之交已經形成氣候。“中國史重返故土”的歷程也只有在這一作業方式中才能向縱深走去。
在此，我們也不能不提出，“中國史重返故土”這樣一個過程，現在畢竟還處在起步階段，在它面前，註定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任重道遠，歧路彷徨，可能是對它當下境況的寫照。說它“任重道遠”，或許還好理解，因為它不僅無法與輝煌的“紀傳體”這一自足的歷史編纂學形態相比，即使要達到“中國史在西方”那種成熟程度也不容易——它們畢竟都各有一整套專屬的預設、框架、宗旨和概念，配套成龍、驅遣自如。相比之下，有待重建的“鄉土化”史學，真可以說是“歧路彷徨”。第一，理想的“重返故土”後的完全基於中國歷史經驗的“中國中心觀”的史學，究竟是一種什麼面目，老實說大家並不清楚。目的地在哪裡，還亟需深入討論。第二，如同上文所說，“中國史將重返故土”的歷程也由美國中國學家及其東方弟子與追隨者們啟動，我們又怎能保證這一歷程最後不會重陷“中國史在西方”的境地?“奴隸制”、“封建制”、“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固然已被拋棄，但“公共領域”、“市民社會”、“早期工業化”、“近代早期”等概念，不也同樣來自“西方經驗”、同樣與中國經驗相悖?一位強?{“本土化轉換”的學者坦言：他和他的同道們的研究仍“大多是在西方社會理論資源提供的脈絡中發言”，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史家們已“幾乎無法擺脫西方設問方式的影響”(34)。那麼，我們所要定位和探尋的“本土化史學”，路又在何方??
中國崛起是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的一場深刻巨變。歷史的變遷將決定思想和學術的變遷。中國崛起與其說是經濟史的重大事件，毋寧說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我們正有幸見證這一偉大歷史時刻。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中國文明正在經歷比春秋戰國年間更深刻、規模更為龐大的轉型。這是古代文明對現代文明進行的一次驚心動魄地、史詩般地穿越。如果這一轉型能夠成功，那將會證明中國經驗確實具有足夠的理由獨立於普世主義敍事框架之外，以往的籠罩全球的現代性敘事必須做出重大修正。如果這一轉型最終未能如願，也將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中國道路自身及其與西方文明的關係。無論這一轉型能否成功，都將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學的未來。在中國崛起的大時代裡，如何建構自主的歷史敍事和現代性敍事框架，將會是21世紀後半葉中國史學最大的懸念。
注释：
①張芝聯《法國年鑑學派簡介》(《法國史通訊》，1978年第1期)一文被認為是新時期正面介紹年鑑學派的開山之作。何培忠翻譯日本學者井上幸治的《年鑑學派成立的基礎——昂利·貝爾在法國史學史中的地位》(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80年第6期)，王晴佳的《年鑑學派對我們研究歷史的啟迪》(上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趙世玲、趙世瑜翻譯美國學者伊格爾斯的《歐洲史學新方向》(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姚蒙編譯法國學者勒高夫主編的《新史學》(所選文章皆出自年鑑學派主要代表之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陳啟能的《蘇聯學者對年鑑派看法的變化》(北京：《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4期)，李伯重的《“年鑑學派”——一個重要的歷史學派》(北京：《百科知識》，1996年第6期)等論著都對年鑑學派作了大量介紹。姜芃的《十年來我國對年鑑派——新史學的研究述評》(北京：《世界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11期)對1989年以前我國史學界有關年鑑學派的研究做了系統的學術性總結。
②最早將社會史學理解為一種“範式”的是趙世瑜。他在《社會史研究呼唤理論》一文中認為：“社會史根本不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而是一種運用新方法、從新角度加以解釋的新面孔史學。”(北京：《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此後趙世瑜又在《再論社會史的概念問題》(北京：《歷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中“試圖把社會史與‘新史學’，或者與年鑑學派追求的‘總體史’畫上等號，從而論證社會史絕不僅僅是歷史的一個分支學科，而是一個新史學範式，一個取代傳統史學的政治史的新範式”。
③《歷史研究》在2010年第1期刊發了一組“中國環境史研究”的論文，探討了中國環境史研究的理論、方法、文獻等問题。在《中國環境史研究·編者按》中，編者認為“隨著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凸顯，生態環境史研究日漸成為國際史壇之大宗”(北京：《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④南開大學在2008年成立了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在2012年成立了生態史研究中心。
⑤中國史學向來重視史料收集，重視對史料的審查，最有代表的就是清代的乾嘉學派和民國時期通過“整理國故運動”發展起來的史料考訂派。1949年之後，“破字當頭”，傳統學術統統被認為是“封建主義腐朽文化”，考據被認為是“買辦資產階級的實驗主義方法”，在1958年“史學革命”的運動中，中國傳統的考證之學受到猛烈批判，被徹底否定。
⑥1991年1月18日，陳平原、王守常、汪暉等13名學者在北京召開學術史研究座談會，集中表達了“思想淡出，學問凸顯”的為學旨趣。王守常在會上“提倡一極舊的新學風：認認真真讀書、老老實實做學問”。這次會議被認為是90年代學風轉變的標誌。1992年底，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推出“國學大師叢書”，錢宏在為此叢書執筆撰寫的序言《重寫近代諸子春秋》大聲呼唤復興國學，創造國學繁榮的新時代，“唯其貫通近代諸子，我們這代學人方能於曙色熹微之中，認清中華學術的發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趨勢，從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學術位置”。
⑦1988年5月26日，中山大學召開“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劉大年做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地位》的講話，認為陳氏是“中國近代歷史學的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並指出“評價陳寅恪在歷史學上的地位，不論看法有何出入，一個前提已經肯定了，那就是我們尊敬這位近代傑出的有代表性的愛國主義歷史學家，希望從他那裡總結出新的東西，推進學術研究，豐富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這代表長期受到批判的陳寅恪獲得了來自官方的認可。
⑧唐振常在《陳寅恪先生與中國新史學》(上海：《文匯讀書週報》，2000年1月29日)提出了“陳先生是傳統學術之殿軍，新史學之開山”的觀點。
⑨林甘泉：《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觀》，北京：《人民日報》，1998年6月20日。
⑩林甘泉：《孔子與20世紀中國》，北京：《哲學研究》，2008年第7期。
(11)林甘泉：《從“歐洲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論”：對西方學者中國經濟史研究新趨向的思考》，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2)參見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3)參見錢宏主編：“國學大師叢書”總序《重寫諸子春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
(14)陳先達指出：“我們對什麼是生產力、什麼是生產關係、什麼是經濟基礎、什麼是上層建築、什麼是社會存在、什麼是社會意識，至今仍然不很清楚”。見《唯物史觀在新中國的五十年》，北京：《哲學動態》，1999年第10期。
(15)于沛：《21世紀唯物史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北京：《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6)參見吳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2期。吳英認為，唯物史觀派學史學目前需要回答三個宏觀問题：一是如何理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沒有表現出腐朽、停滞、垂死的疲態，反而出現一定的繁榮和發展，並在當今世界全球化進程中居主導地位，似乎在主導著世界歷史的進程；如何理解以蘇聯為首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幾十年發展，最終不但沒有實現解放全人類的目標，反而重新回復資本主義制度；三是如何理解中國在經歷艱難探索後，實行市場經濟改革，成功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
(17)榮劍：《中國史觀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現代轉型的思想路徑》，上海：《中國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12月冬季卷。
(18)何兆武：《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北京：《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9)除黃現璠的幾篇文章外，這一時期“無奴派”發表的文章還有張廣志的《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成都：《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2～3期)；祝中熹的《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一點淺見》(西寧：《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3期)；韋文宣的《泗城府屬地區封建農奴制度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4期)；曹成章的《“滾很召”的來源及其性質》(北京：《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徐溥的《原始社會解體後必然是奴隸社會嗎》(成都：《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6期)；縱瑞華的《試論歷史上最初的國家都不是奴隸制國家》(西寧：《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2～3期)；胡鍾達的《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說》(北京：《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3期)；曹成章的《關於傣族奴隸制問题的質疑》(北京：《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李汝能的《茂汶羌族地區沒有經歷過奴隸制社會階段》(成都：《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等等。
(20)陳淳：《社會進化模式與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性質》，上海：《復旦學報》，2006年第6期。
(21)方維規：《一個概念一本書——讀馮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論〉》，北京：《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9期。
(22)《光明日報》理論部、《學術月刊》編輯部：《2010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北京：《光明日報》，2011年1月11日。
(23)晁福林：《探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形態理論》，北京：《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4)張國剛：《本土化：重建中國社會形態理論的根本》，北京：《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5)田昌五：《中國歷史發展體系的新構想》，北京：《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田昌五主張中國歷史可分為洪荒時代、族邦時代、封建帝制時代或帝國時代等三大時代。
(26)(27)(28)濱下武志：《中國、柬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王玉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7、17～18、34頁。
(29)榮劍：《中國史觀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現代轉型的思想路徑》，上海：《中國社會科學辑刊》，2010年12月冬季卷。
(30)曹大為：《關於新編〈中國大通史〉的幾點理論思考》，北京：《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
(31)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濟南：《文史哲》，1995年第2期。
(32)葉文憲：《關於重構中國古代史體系的思考》，開封：《史學月刊》，2000年第2期。
(33)行龍：《中國社會史研究呼唤本土化》，北京：《人民日報》，2012年5月31日。
(34)參見楊念群：《導論：東西方思想交匯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一個“問题史”的追溯》，見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