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语想象

作者简介：邓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研究员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20179期 第161-170页

内容提要：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打上精英知识分子的印记。然而在1920年代，世界语吸引了相当大一批中等生学习世界语。其原因在于中等生从一个教育划分的概念逐渐转化为一个阶层的概念，他们对自身无法向上流动充满了恐惧与绝望，而世界语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地域与身份的界限，与世界与人类相连。通过世界语的视角，我们将能发现在1920年代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等生如何选择人生的实践策略，如何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从而拓展我们对这个时代普通人精神生活世界的认知。

1887年，波兰医学博士柴门霍夫 Ludwik Zamenhof,1859-1917)以希望博士(Espero)的名义发表世界语《第一书》(Unua Libro)，标志着世界语(Esperanto)的诞生。其目标在于本着“人类爱”，通过中立的国际辅助语，打破民族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①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打上精英知识分子的印记。在世界语传播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的名字：吴稚晖、章太炎、刘师培、刘师复、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陶孟和、胡愈之、巴金等。②在既有研究当中，也多数聚焦于精英知识分子与世界语的关系。这类研究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围绕世界语引发的公共争论的研究，如中国文字是否当废、国粹是否当保，语言属性与文明的现代性问题等；③一种是人物个案研究；④一种是世界语背后的观念研究，如世界语背后对世界和世界主义的想象。⑤事实上，世界语在中国吸引的并不仅仅是精英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世界语吸引了相当大一批中等生学习世界语。⑥其原因何在？他们学习的目的与精英知识分子有何区别？这方面研究尚付之阙如。本文将主要通过《学生杂志》“通讯栏”内中等生的心声和“学生世界语栏”的内容，来探讨中等生何以投入如此大的热情学习世界语。， 王汎森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陷入“意义虚无”的“烦闷”当中。⑦然而，对于中等生而言，不仅仅是“烦闷”的问题，而且还裹挟了对自身无法向上流动的恐惧与绝望。世界语却让他们看到了其最原始的意义：“希望”(Espero)，就像世界语是人造语言一样，世界语也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在这里，人造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词汇，因为平凡的中等生也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可以触及世界与人类，可以与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日等外语的知识精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原本都是遥不可及的。从历史的结果来看，希望和失望从来都是一对双生子，但是将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时刻展现出来，我们将可以看到中等生在1920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如何选择人生的实践策略，如何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从而拓展我们对1920时代普通人精神生活世界的认知。

　　 一、苦学生的悲哀

　　 所谓中等生，即中等学校的学生，包括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的学生。根据刘宗灵的统计，1915年全国中学校(除师范和实业学校)有493所，学生数达59835人；1916年到1917年，全国中学校人数达60037人；1918年，全国中学校学生达117740人。到1922年，全国共有中学校547所，学生数103385人；师范校275所，学生数38277人；甲种实业校164所，学生数20360人；⑧乙种实业学校439所，学生数20467人。⑨中学生群体在1910年代的逐步增长，使得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媒体的注意。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便以这些中等生作为其主要读者群，以“为全国学生界互相联络之机关，以辅助课业，交换智识为旨趣”。从1914年创刊至1920年，有将近1/5的中等生是《学生杂志》的读者。⑩新文化运动以后，随其影响的扩大，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要求旗下的各期刊进行改版，与“新文化”接轨。(11)1921年2月，杨贤江开始接手《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对杂志进行改版，并切实为学生的需要和利益着想。1922年6月，《学生杂志》增加“通讯栏”。1923年10月，增加“答问栏”。这些改变使得杂志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有读者将《学生杂志》看成是“仁慈的保姆”，(12)有读者将其看成“学生界的明星”，(13)也有读者将其看成“青年的药石”。(14)杨贤江在通讯当中，更是称读者为兄弟姐妹。(15)正是因着这种读者与编辑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读者在通信当中坦诚地将他们的心声呈现出来，“苦学生”的叙述在所有通讯当中占有很大比例。

　　 鉴于《学生杂志》有诸多学生自称苦学生，高尔松专门写了一篇界定何谓“苦学生”。他认为苦学生有五类，第一类是因经济贫困无法继续就学；第二类是家里能负担但家人不允许继续求学；第三类是家里有钱但观念落后不允许继续求学；第四类是家里有钱也允许求学，但如有违背家人，便以断绝经济作为威胁；第五类是家庭经济尚可但不足以支持继续就学。(16)总结下来，这五类的中心其实就是“经济”问题，以及诸多与经济交缠的苦。

　　 一种是地域之苦。按照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初等小学堂设于乡村和城镇，高等小学堂设于县城，(17)中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主要设于各县城。(18)这些中等生大多在县城就读，这使得他们居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也处于开放与闭塞之间。他们看到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书报，他们对知识有更大的渴望，便开始对县城的闭塞感到不满。他们频繁地用“不幸”来表达这种痛苦，如：“我处在这僻居西陲的陕西省，已不幸极了!尤其在这孤陋寡闻的华县成林中学校，既少师友指导，又乏新书参阅，实是不幸中的不幸啊!所以我平时的对象，充满了孤哀生活、忧郁生活、枯燥而庸碌的生活!”(19)“我处在这腹居内地的江西省，已不幸极了!尤其在这孤陋寡闻的吉安吉州中校，既少师友指导，又乏新书参阅，实是不幸中的不幸啊!所以我平时的对象，充满了孤哀生活、忧郁生活、枯燥而机械的生活!”(20)

 这两封信从格式到用词，如出一格，很明显是模仿之作。但是，这种对“不幸”的感受却是真实的。他们也愈发意识到中国教育的“都市化”所带来的知识的不平衡性：“我于七月间由广东来到北京，感觉各方面的环境，益信我国的教育是‘都市化’和‘贵族化’的。因为我还在梅县的时候，读了胡适和梁启超两位先生介绍研究国学的书目，当时我就想读几本他们所介绍的书。但这些志愿，不过画饼充饥，因没图书馆可去，又没钱买书，是在轮船火车不通的地方，有钱都难买书咧。”(21)

　　 与“都市化”并举的是教育的“贵族化”，这给他们带来第二种苦，即自卑之苦。中等学生的学识只能是基础教育，谈不上什么学问。北京、上海的知识精英是他们仰慕的对象，然而在向他们求教的过程中，却被藐视了，这让他们的内心受到了伤害。一位匿名的学生告诉给杨贤江，他多次写信给刊物请教问题，但是“主笔先生”都摆架子，对他置之不理。(22)

　　 钱穆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当钱穆还是一个小学老师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时任主编的李石岑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位宿儒所写，甚为赏识，用大一号字登在《学灯》的重要位置上。后来，李石岑得知钱穆只是个小学老师，便用小一号字登在青年论坛中。钱穆后来回忆道：“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18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23)钱穆先生的口吻与这些中等生感受几乎没有区别。如果去掉钱穆的名字，这便是《学生杂志》上随时可见的“苦学生”的心声。“以资格论人才品学”，(24)即使是那些号称新文化先锋的精英亦不能免于此等偏见。

　　 第三种是前途之苦。中等生的出路一般是继续升学或就业。从升学来看，在近代新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压力下，能够继续升学的中等生只能算是少数。1924年，《学生杂志》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中学毕业生升学率只有20％。(25)他们不断给《学生杂志》写信，询问继续升学的费用。在上海读大学年约200元，在北京读大学年约150元，(26)江苏省立医校年需200余元，上海同济医科年需400元，(27)上海南洋大学年需300元，(28)留学日本每年国币六七千元，(29)更不必说欧美了。可以看到，中等学生如果想要升学的话，将面临每年200到400元的花费。据统计，1923年到1939年，三分之二的城市工人家庭每年总收入介于200到400元之间。(30)城市的工薪阶层尚且难以负担大学的费用，更不用说那些出身农村和县城的人了。然而，这些上了中等学校的学生，他们进了县城或省城读书，他们不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不再是对外面的世界没有想象的人，不再是对学问没有概念的人。他们渴望继续升学，但是经济的困窘让他们对未来感到彷徨。以至于湖南江华县里高小的周继福觉得如此窘迫的境况，倒不如死了来得清净。(31)

　　 湖北郧山中校的刘光照说得更令人心酸，他说自己在中学读书吃尽了经济上的苦，现在要毕业了，连吃苦学者的苦都没有机会了。“唉!人生连苦学者的苦还不能吃到底，你说痛心不痛心呢!”(32)他们希望《学生杂志》的编辑能为他们指一条明路。四川叙永县的中学生郭熙卿即将从中学毕业，他看到许多贫苦的中学生毕业后，因为经济问题，不能继续升学，只能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为了避免自己“流落”到和他们一样，他迫切地向编辑求救，“在这未毕业的时候，请你开一条路走罢”。(33)在这些求助者面前，杨贤江向来十分冷静，他认为如果经济上完全没有可能继续升学，就不如放弃升学的打算，谋个职业，兼以自学。

　　 谋职业是中等生的另一条出路。可是中等学校毕业后，能谋得什么职业呢？从学识上来讲，他们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一点皮毛而已。杨贤江的回答，冷峻得让人绝望。他说：“普通中学毕业生除学校已有职业训练者外，以升学为原则。否则，无论做什么事，都不甚相宜；即做小学教员，若非受过相当时期的师范训练，也是不配的。”(34)“不配”二字，既是现实，亦是羞辱。除了师范生和实业学校的学生受过专业训练之外，中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谓“文不文，武不武”。(35)然而，对于师范生来说，谋得一个小学老师的教职并非易事。叶文心发现，1910年代中期以后，浙西各级学校教职员之缺基本填满。(36)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也差不多。福建第三师范的学生K.C.L.写到，像他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要获得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位，基本上是难如登天。(37)只有靠着金钱的活动，才能谋得一个好职业；只有丢掉道德底线，谄媚作态，才能谋得一个好工作。(38)现实的困境还要搭上自我的堕落，让他们年轻的心变得更加黑暗。

　　 对于能找到小学教员职业的毕业生，他们仍然是苦。京兆安次的孟质轩托人好不容易谋得一个小学的教职，却常常遭到乡民的嘲笑，认为他们乳臭未干，认为他们是洋奴。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错走路的青年”。(39)而更多是不安于做一个乡村小学老师，这也佐证了丛小平关于师范毕业生不愿下乡的结论。(40)

　　 他们处在小学教员的位置，已经看到自己不断堕落的未来。我们也许可以质疑他们为何不愿用自己的知识改造乡村教育，但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等待救拔的人，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更不要说去改变别人。也正是因为他们学识和经历的有限，对乡村社会的不满，他们才会幼稚地将“大都会”描绘成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些中等生都是无名之人，才会有如此想法。事实并非如此。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柔石毕业后，受聘于慈溪普迪小学，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小学“浅薄”“无聊”的哀叹，“小学老师，我真似吞石般的苦楚而难下咽了!”(41)即使是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时任《学生杂志》编辑的杨贤江，当年也是视小学教员如畏途，其目标则是希望有一天能到大学任教。(42)

 在民国的教育体系当中，中等学校的学生居于一个中间位置。在他人看来，他们或进入高等教育，或进入中等职业，应该可以安于现状。然而，通过《学生杂志》我们可以看到，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他们渴望挣破地域、阶层、经济等界限，避免落入“下流”，获得进入“上流”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中等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区分，也是一种阶层的意象。

　　 二、“爱斯不难读”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几乎是同步的。(43)中国无政府主义起源的两个中心，也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两个中心。一是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在巴黎办《新世纪》，鼓吹世界语；一是1908年刘师培、张继等在东京从大杉荣学习世界语，并在《天义报》上宣传世界语。(44)其后，世界语开始在中国传播。最早它被译作“万国新语”，后来又被译作“爱世语”“爱斯不难读”和“世界语”，后以“世界语”最通行。(45)1914年至191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世界语运动在西方和中国皆陷入低潮。(46)一战结束后，中国世界语运动复苏。《学生杂志》在此潮流下，于1922年8月开始设立“学生世界语栏”，(47)直至《学生杂志》1931年12月停刊，每期刊载世界语国内外动态，世界语作品翻译，世界语学习等内容(见表1)。

　　 在“学生世界语栏”的《发刊旨趣》当中，作者从世界语的理想和世界语的实用性两方面论述中等生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语。从价值上讲，世界语追求的是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青年人是人类的一分子，有责任学习世界语，造福人类。从实用性上讲，学会了世界语，中等生就能在自己生活的小地方与数百万的国外同志通信，能阅读几千百种的书籍杂志，能和各国学者交换学术的研究。作者进一步说，“学生世界语栏”以后每期刊载《世界语简易得》，使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少代价学得世界语的大概”。(48)虽然文章大谈世界语的内在价值，但是其功利主义的色彩却怎么也隐藏不了。其原因在于，作者洞悉如果要吸引中等生对世界语的兴趣，必然需要以实际的好处作为诱惑，然后才能真正地将世界语的内在精神传达出去。这篇《发刊旨趣》可谓正中中等生的心怀，已经被放弃的译名“爱斯不难读”也恰恰契合了中等生的学力与能力。

　　 首先世界语打破了中等生的“地域之苦”，他们毋须身在“大都会”，毋须留学国外，便可以和世界对话。更重要的是，世界语可以通过函授的方式学习，只要有中学及同等学力便可报名，而且费用要比升学廉价得多。(49)1920年代，几位著名的世界语学者都是通过函授的方式学会世界语。时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为《学生杂志》“通讯栏”世界语问题作答的胡愈之(1896-1986)也只有中学文凭，1913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他在浙江上虞老家报名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函授班，开始学习世界语。(50)1914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做练习生，继续学习世界语。当《学生杂志》开设“学生世界语栏”之时，他俨然已成世界语的专家。(51)当胡愈之向中等生宣传世界语的时候，中等生们难免将自己的未来投射到胡身上。尽管胡从一个中学生成为著名出版社的编辑，并非世界语的功劳，但是中等生仍不免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的负责人叶籁士(1911-1994)则是通过阅读《学生杂志》的“学生世界语栏”，看到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于1927年1月报名，利用平时的课余时间和假期，根据函授学校发来的讲义进行自学，并于1928年夏天完成全部课程。(52)著名世界语专家李奈西(1908-)也是在《学生杂志》上读到世界语的内容，他称“第一次接触就使我欣喜若狂，甚至觉得还能看懂一点，心里常常怀着要学的念头”。1929年，已经是共产党员的他因他人叛变而被关进南京的陆军监狱，这也使得他终于有时间学习世界语。他在监狱里报名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函授班，花了半年的时间将课程学完，而胡愈之、巴金等还为他批改作业。(53)1925年，在福州格致书院读书的徐继潮从《学生杂志》里知道世界语，在看到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后，立即报名。在收到课本和讲义以后，进行自修，再按期将作业寄回。(54)1933年才开始学习世界语的华寿考，是在旧的《学生杂志》里看到世界语的介绍，从而找到上海世界语协会，开始学习世界语。(55)

　　 可以想象，当他们看到《学生杂志》上宣传世界语是当今最进步的国际公用语时，内心的冲动如何被撩拨起来，但很快便会走向伤感，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总是因为现实将他们击退，但是世界语可以通过函授且便宜的价格便可以学得，这对于常常失望的中等生来说，是多么大的希望。因此在“学生世界语栏”“我为什么学习世界语”的征文当中，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达了通过掌握世界语，可以使他们参与到世界主义的潮流当中去，为人类的进化和幸福贡献力量。(56)

　　 其次，世界语帮助他们突破自卑之苦。中等生通过阅读，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视为偶像。这些偶像不但做高深的学问，而且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外语，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计。而中等生虽然学了五六年英语，却只学得一点皮毛，外语无形当中对他们形成了一种压迫。(57)1917年，提倡世界语的钱玄同批评反对世界语的留学人士，认为他们反对世界语，是怕一般人一旦学会世界语，便失去了他们懂得外语的特权。(58)可以说，钱玄同的话道出了中学生的隐痛，也道出了他们学世界语的动力。正因如此，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在世界语的宣传中，寻找到一种解放感。学习世界语，让我们不受英语的操纵。(59)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怕!现在有了一种世界语……解除这语言的困难。”(60)当时的世界语权威盛国成在传授世界语方法的时候说，学过欧文的，先易后难；未曾学过的，先难后易。(61)这简直是为只懂一点外语皮毛的中等生量身定制的语言。几乎在每期的“学生世界语栏”里，都能看到世界语易学的文章。

　　 “平常人只读一年就够，读过英文或法文德文的更容易，只要三四个月就会得看书作文了。”(62)“读过西文的只消二三小时便能把发音完全学会，不读西文的，也只消二三天便能拼音。”(63)不仅如此，“学生世界语栏”还会刊登一些成功例子，现身说法：

　　 “我有一个朋友，高级小学毕业生，于外国智识非常低浅。但他自从购得盛著自修适用世界语讲义在家自修，四十五日后，他写给我一封很长的世界语信约二三千字，文法错误很少，而且问题也很通顺了。这可以证明世界语是易学的，只要持久。”(64)他们还特别针对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做了定量分析。他们认为中等生以上，加入函授学校以后，都学得很容易，学得愉快，而且对于中文和英文都有帮助。(65)

　　 这些看似有些轻浮的宣传，对于中等生而言却是严肃的。他们在中等学校，花了许多的精力学习英文，却无法达到自由阅读和写作的程度。世界语让他们惊奇，让他们激动，世界上居然还存在一种如此简单易学的语言。他们可以开始梦想自己能像他们的偶像那样，可以在第一时间、不借他人之转述获取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知晓最新的世界局势。这样，他们离精英们的世界近了一步。

　　 最后，世界语应对的是他们的前途之苦。中等生中能够继续升学的比例有限，无法升学而求学之心不死的学生怎么办？《学生杂志》一直鼓励学生自学，并开设“学习法专号”。问题是这些能够靠中等学历自修而来的学问，能有什么用？实际上，世界语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世界语给他们一种感觉，即使无法继续升学，但是世界的门已经为他们打开，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也是为此么。“学生世界语栏”很体贴地为中等生做了职业分析。以商业为例，“有许多学员，服务商界的也有许多，是失学青年。他们入学时，对于世界语字母都不会写，但是勤奋学习，半年以后，居然能够写简短明白的世界语，诵读浅近普通的世界语书报，这是学习任何别种语言，所梦想不及的结果”。(66)

　　 失学青年不但通过学习世界语找到职业，而且居然可以进入世界贸易的行列。“学生世界语栏”在国外世界语动态里常常提到这一信息。1923年3月，“学生世界语栏”刊登文章，表示近来用世界语经营贸易的大商店，各国都有，国际的定期市场近来也都用世界语兜揽生意。而且英国全国总商会于二三年前已议决于全国商业学校中加入世界语一科。(67)1923年7月，“学生世界语栏”报道国际世界语商业大会已经在威尼斯召开，23个国家列席，208个商业团体参加，而且各国商业学校一律授世界语。(68)失学也好，工作也好，他们的苦闷在于与这个大的世界失去联系，被世界抛弃。当他们得知世界语已经应用于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之后，无法升学的中等生也能在自己的行业当中，与世界沟通，这又是一层希望。

　　 三、无法速成的希望

　　 世界语是从各欧洲民族语言里简化出来的语言，采用拉丁字母的书写形式。它有28个字母，5个韵母，23个声母。其中15个声母与英文发音完全相同，6个和英文发音接近。世界语单词一字一音，不存在同字异义和同义异字的情况。它仅有16条语法。(69)从理论上来讲，学习者只要掌握2000个左右的单词和前缀、后缀及16条主要语法，就可以自由交流，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就能自由阅读和会话。(70)托尔斯泰曾经回忆，他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便能自由地阅读世界语；(71)而法国著名的拉丁语学者梅耶教授使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便学会了这门语言。(72)周作人在西山养病几个月，便掌握了世界语。(73)诸多的中外励志故事和“爱斯不难读”的口号，将中等生的希望激荡起来。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世界语真的那么容易学吗？一门语言的掌握情况，无非是看其听、说、读、写。现就中等生在这四方面的程度以及他们的学习条件，来看世界语是否能为他们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

　　 首先从听和说来讲。当时中等生学习世界语，多是通过函授或自学的方式，缺乏相关的听力和对话训练。尽管当时的宣传说“读音是学习世界语最容易的一步”，(74)但实际上对中等生来说，发音始终是个障碍，因为世界语的发音多用英语或中音标注。1928年，张明理(1913-2004)开始在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他很快便发现只有英文发音准确的人，才有可能读准世界语。(72)然而，英文本身就是许多中等生的一个门槛，而它又成为学习世界语的基础，多少有点令人泄气。一位叫人俊的世界语学习者谈到自己最初不敢自学世界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音”，但是他还是鼓励读者不要因为“发音”的问题，而放弃学习世界语。(76)这种陈词滥调式的激励，恰恰反映了“发音”问题让很多中等生对世界语望而止步。

　　 福州格致书院的徐继潮的经历最为生动地反映了世界语学习者的听与说的情况。1925年，徐继潮通过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开始学习世界语。虽然一起学习的同学英文程度都不错，但是发音始终是个问题。1929年秋，他听说文学家、世界语爱好者王鲁彦(1901-1944)在集美学校任教员，特往拜访请教。王鲁彦在世界语圈小有名气，1923年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俄国盲诗人、著名世界语者爱罗先珂(1889-1952)的世界语助教，在长沙平民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开办过世界语班，1928年一度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并且翻译了不少世界语小说。(77)不无遗憾地是，王鲁彦只能在语法上给他一些指导，因为王本人的世界语发音也存在问题。(78)这并非特例，1931年，一个名叫“冉”的作者写过一篇文章讽刺世界语权威、曾任北京大学世界语教师的孙国璋，他听说《世界语高等文典》的编纂者孙国璋曾经去鲁迅居所拜访爱罗先珂，结果两人对谈起来，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世界语，最后是爱罗先珂讲日本语，然后由鲁迅翻译。(79)这件事的真实性，暂时无法考证，然而它却间接反映听与说是当时整个中国世界语界的问题，即使是所谓的世界语权威都不能在听与说上达到自如的程度。其后，徐继潮回忆了他与外国人的一次世界语交谈经历。1935年，他在日本的火车上碰到一个日本青年。由于徐继潮不会日语，而日本青年不会英语，情急之下，徐笔问日本青年会不会“Esperanto”，没想到日本青年居然会世界语。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余虽能明所云为何，惟不能全以世界语答……再过一站，此人下车，行时，以世界语对余言‘再见’。我不能，仅用英语说声‘Good bye’，此为余在国外与外国人用世界语交谈的第一次，亦只有这一次。”(80)

 徐继潮断断续续学习世界语将近十年，甚至算得上是比较认真的学习者，却连最基本的“再见”都无法出口，可以想见其世界语“听说”水平。无独有偶，1930年代，萧红也曾在上海世界语协会学过世界语，她回忆道：“现在算起，这‘再见’已经说了三四年了，奇怪的是并没有比再见更会说一句完整的话。”(81)不能说徐继潮和萧红代表了总体水平，但仍不免让人怀疑其他世界语学习者的“听说”水准。徐继潮等中等生学习世界语的时候，曾梦想着通过世界语与外国人相遇、交谈，然而现实的情况定然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他们沟通世界的愿想。

　　 再就是读和写。当时学习世界语有一 55 49004 55 27426 0 0 11739 0 0:00:04 0:00:02 0:00:02 11735个共识，“读得懂世界语——容易，用它写作或对话可就难了”。(82)胡愈之认为不经过两三年以上的研究，熟读数十种文学，是无法达到自由写作的水平。(83)在中国知名的世界语者当中，世界语能足以用于写作的屈指可数，大约只有巴金、王鲁彦、楼适夷、叶君健、胡绳等人(84)，而大部分都处于初学者的水平。(85)正如周作人所言，世界语并不比任何一门外语更好学(86)，而他能几个月里掌握世界语，跟他懂得英语、希腊语等欧洲语言不无关系。退而言之，中等生对世界语最现实的期待便是能够读懂世界语，通过文字的想象，越过身份与地域的界限，与世界相连。

　　 那么，到底又有多少学习者能读懂世界语？1929年，孙用(1902-1983)开始学习世界语，他在清楚地知道自己发音不准确的情况下继续学习，逐渐可以阅读浅近的文字，其后能用世界语阅读文学书，并做些翻译。(87)同样，1929年开始自学世界语的周尧(1912-2008)不久便与不少外国人进行通信，其中包括苏联园艺学家米亚林，并翻译世界语剧本和诗集。(88)叶君健(1914-1999)也是在1929年得知世界语的存在，身为乡下人的他心中燃起了希望，开始自学世界语，之后尝试用世界语翻译和创作。(89)现在来看，他们是中国世界语史的名人，但是在当时他们只是寂寂无名的中等生，世界语确实为他们开启了打开世界的大门，通过文字，他们触及了世界语的希望。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世界语史上留下了名字，才更显得他们只是特例。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人能读懂世界语，但是我们可以在世界语学习者和指导者的字里行间去推算，能读懂世界语的人很少。在介绍世界语和如何学习世界语的许多文章里，“半年”学会世界语几乎成为一个共识。萧红在准备学习世界语时，设想在半年之内能够读报纸，在一年之内翻译关于文学的书籍。在上了第一节课后，她觉得世界语比想的更容易，应该三个月就可以看短篇小说。(90)结果是她并没有学好世界语，勉强地读完了一本《小彼得》，然后书便不知所踪，也不再与世界语发生联系。她总结的心得是：“为什么学世界语的人不少而能够读书或讲话的却不多呢？就是把它看得太容易的缘故。”(91)

　　 这时，“爱斯不难读”成为一把双刃剑，最初它激起中等生学习世界语的热情，同时又让他们掉入“速成”的陷阱。(92)一旦他们发现希望无法速成，他们很快便放弃了世界语的学习。

　　 《学生杂志》的“学生世界语栏”是由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该学会是世界语的第一线教师和宣传者。他们越接触和指导年轻的学习者，愈发觉得“易学”对学习者是个误导。1923年，编辑过“学生世界语栏”的胡愈之在一篇谈论世界语的学习方法中，特别强调半途而废的问题。他自言见到许多人学习世界语，开始的时候很热心，一旦对文法和读音略微有些了解的时候，便放弃世界语，此后也不与世界语再发生联系，过段时间便忘记了。(93)1924年，“学生世界语栏”的编辑在第一篇文章里便提醒学习者注意，为什么世界语易学而最后学会的人少，其原因就是学习者将世界语看得太容易，不肯用心学，时学时辍。(94)曾于1926年到1928年间负责“学生世界语栏”编辑的钟宪民也谈到类似的问题，他认为许多青年学习几个月世界语后，要么厌弃世界语，要么完全不能阅读，一是缺乏决心和恒心，一是“容易的观念害了他们”。(95)

　　 萧红的典型案例与这几位编辑的一再提醒，都间接说明学习的人不少，而真正掌握世界语的中等生不多。“爱斯不难读”式的轻视态度是中等生没有学习好世界语的主观因素，但是还有更多客观因素将世界语的学习打断。1923年，广州高师的学生凝之写信反映他们的困境，由于广州政局一变再变，且教育经费一直欠发，学校连课都开不了。学生连基本的学习环境都没有了，哪有心思继续自学世界语，他只能写信请求《学生杂志》给他们介绍一位热心传播世界语的教师。(96)同一年，苏州一师的学生许从龙也表示他们开设世界语班遥遥无期，(97)推测原因在于无世界语教师。1925年，一位叫索原的学生在学了一阵子世界语后，为了参加“革命”，离开了学校，也放弃了学习世界语。(98)1927年，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员符恼武(1903-1932)在镇江成立世界语学会，并开办世界语讲习班，随着时局的动荡和他的去世，镇江世界语发展基本上停滞。(99)可见，即使学生主观上想学好世界语，但是他们很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时局的动荡和师资的缺乏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从整体来说，能够掌握世界语的中等生很少，但是少数的成功者仍然在向人们证明，学习世界语不完全是一个泡影。那些与世界语相关的精英人物，如蔡元培、刘师培、鲁迅、钱玄同等，他们并不会这门语言，而真正掌握这门语言的，如胡愈之、叶籁士、张明理、孙用、叶君健等人，他们不正是当年“往上挣扎”的中等生么。所以直到今天，世界语背后的希望仍然吸引着一些人。然而，对于当时大部分中等生来说，学习世界语是他们一步一步退却的过程。在最初，他们想要全方位掌握世界语，救拔自己，全面地接近世界主义的希望，但是在接触世界语后，他们因着主客观原因逐渐放弃听、说、读、写。每一点放弃，世界语给他们所描绘的世界便随之变小，世界语带来的希望之光也一点点暗淡。最终，他们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速成的希望。

　　 四、结语：努力上月亮

　　 1923年，开封一师的李义炳在给杨贤江的信当中写到自己的苦生活。他觉得自己在这苦海当中，唯一可盼望的便是上月亮。“上，上!那里光明，那里霄凉；没有人间的尘烟，又无人类的心肠”(100)，而世界语为他们造了一个月亮，这是世界语在1920年代风靡于中等生当中的根本原因。

　　 在民国的教育体系当中，中等教育的学生居于整个教育体系的中间，而他们的痛苦也多来自无法突破这“不上不下”的窘境。他们接受教育的地方多在各地的县城，他们不但无能力走出这闭塞的寸土之地，更加无法企及知识精英的世界，更不用说参与到那更为广阔的世界事业当中。在他们所感知的现实里，“不上不下”便是沉沦。当中等生从一个教育划分的概念转化为一个阶层的概念时，它便成为一群人的命运。是固化还是打破，既是问题，也是选择。

　　 然而，在1920年代，世界语从精英运动转到一般人，特别是中等生的身上时，它恢复了世界语最原始的意象：希望。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这门语言的时候，不是为精英设计的，更不是为先知先觉设计的，而是希望在世界语的帮助下，消弭狭隘的国家主义，实现人的平等。从一开始，它就是弱小者的福音和希望。所以，当自称苦学生的中等生一接触到世界语的时候，便觉得世界语切中了他们的痛苦与渴望。因为学会世界语，他们便能跨越空间和阶层的限制，摆脱语言的障碍，学他们想学的知识，结交他们想要结交的人，自由地在这个世界行走。如果人的希望可以如语言一般制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代的中等生曾经用世界语一起编织了一个希望，假想登上了那光明、没有霄凉的月亮，这难道不是他们的自救吗？这就是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注释：

　　 ①后觉：《世界语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1-62页。

　　 ②侯志平编著：《世界语运动在中国》，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第1-105页。

　　 ③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熊秋良：《试析〈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讨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张宝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福建论坛》2007年第5期；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周质平：《晚清改革中的语言乌托邦：从提倡世界语到废灭汉字》，《二十一世纪》(香港)2013年6月。

　　 ④在中国的世界语研究中，以侯志平的研究最多。他对近代中国精英人物与世界语的关系，基本上都写了相关的文章，如蔡元培、鲁迅、胡愈之、巴金等。可参考侯志平：《中国世运史钩沉》，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有辛莹：《胡愈之与中国世界语运动(1913-1940)》，郑州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4年；周春英：《王鲁彦的世界语翻译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等。

　　 ⑤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学术研究》2015年第3期；张仲民：《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⑥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第4页。

　　 ⑦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5年，第263-304页。

　　 ⑧1913年8月，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令》，规定实业学校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与中等学校同等，四年毕业；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与高等小学堂同等，三年毕业。甲种以省立为原则，乙种以县立为原则。《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1913年8月4日部令第33号)，《教育杂志》第5卷第6号，1913年9月；《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1913年8月4日部令第35号)，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22-730页。

　　 ⑨刘宗灵：《媒介与学生：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学生杂志〉(1914-1931)》，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1年，第22-23页；《民国十一年度之几种全国教育统计表》，《教育杂志》15卷10号，1923年10月20日。

　　 ⑩刘宗灵：《早期〈学生杂志〉与学生自我意识的呈现——以“论说”栏为中心的讨论》，《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1)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运动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15页。

　　 (12)叶工哲：《叶工哲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0卷第5号，1923年5月。

　　 (13)吴守复：《通信》，《学生杂志》第10卷第11号，1923年11月。

 (14)楼建南：《楼建南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0卷第12号，1923年12月。

　　 (15)杨贤江：《致宓汝卓》，《学生杂志》第9卷第6号，1922年6月。

　　 (16)高尔松：《苦学生生活》，《学生杂志》第10卷第5期，1923年5月。

　　 (17)《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1912年9月28日部令第12号)，《教育杂志》第4卷第8号，1912年12月。

　　 (18)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59-661页。

　　 (19)张秉仁：《张秉仁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0卷第10号，1923年10月。

　　 (20)C.H.：《C.H.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2卷第1号，1925年1月。

　　 (21)文方：《文方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3号，1924年3月。

　　 (22)佚名：《通信》，《学生杂志》第10卷第7号，1923年7月。

　　 (23)钱穆：《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24)刘巍：《刘巍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8号，1924年8月。

　　 (25)陈东原：《十三年度中学毕业生升学调查》，《学生杂志》第12卷第6号，1925年6月。

　　 (26)杨贤江：《答成都温光熹君》，《学生杂志》第13卷第9号，1926年9月。

　　 (27)杨贤江：《答梅东巫君》，《学生杂志》第13卷第7号，1926年7月。

　　 (28)杨贤江：《答徐师鲁君》，《学生杂志》第13卷第7号，1926年7月。

　　 (29)杨贤江：《答胡献美君》，《学生杂志》第13卷第6号，1926年7月。

　　 (30)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31页。

　　 (31)周继福：《周继福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3号，1924年3月。

　　 (32)刘光照：《刘光照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3号，1924年3月。

　　 (33)(36)郭熙卿：《郭熙卿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3号，1924年3月。

　　 (34)杨贤江：《答四川成都绮黎痕昧》，《学生杂志》第11卷第8号，1924年8月。

　　 (35)叶文心：《保守与激进——试论五四运动在杭州》，载汪熙、Frederick Wakeman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37)K.C.L.：《K.C.L.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8号，1924年8月。

　　 (38)刘巍：《刘巍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8号，1924年8月。

　　 (39)孟质轩：《孟质轩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1卷第12号，1924年12月。

　　 (40)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48页。

　　 (41)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5、97页。

　　 (42)杨贤江：《杨贤江日记》，《杨贤江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0、262、270页。

　　 (43)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早期世界语运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4)刘公铎：《二十五年来世界语运动面面观》，《真光杂志》第26卷第6期，1927年。

　　 (45)愈之：《国际语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学生杂志》第9卷第8号，1922年8月。

　　 (46)程诚：《清末民初中国世界语运动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7页。

　　 (47)有学者误以为“学生世界语栏”设于1923年1月，实际上1922年8月已经开设。这种误会可能跟《学生杂志》改名有关，1922年杂志名称是《学生》，1923年杂志名称是《学生杂志》。如果按《学生杂志》查询，最早只能查到1923年1月的“学生世界语栏”。李存光：《巴金与上海《学生杂志》“学生世界语栏”——巴金佚文寻探》，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你是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407页。

　　 (48)《发刊旨趣》，《学生杂志》第9卷第8期，1922年8月。

　　 (49)1931年9月1日，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函授学校增加学费，学费加讲义费7元，课卷纸7角。如不能一次付清者，可以分期付款。第一次缴3元，课卷纸7角。以后每月缴1元5角，第五次缴1元。增加后的学费跟升学的费用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可以说，一般的中等生都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世界语函授学校近况》，《学生杂志》第18卷第10期，1931年10月。

　　 (50)胡愈之：《我的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页。

　　 (51)其后，胡愈之流亡法国，在不懂法语的情况下，完全靠着世界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他风靡一时的《莫斯科印象记》更是世界语的励志故事，他本来不被允许在莫斯科停留，但是在莫斯科世界语者的帮助下，参观了莫斯科。胡愈之：《我的回忆》，第12-16页。

　 (52)叶籁士：《〈学生杂志〉给我的影响》，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开卷有益——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53)李奈西：《我和世界语：我对世界语学习和工作的回忆》，http://www.elerno.cn/emhistorio/rememoro/rememoro003.htm。

　　 (54)徐继潮：《我与世界语》，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卷教育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

　　 (55)华寿考：《忆我的世界语老师乐嘉煊》，乐美素主编：《世界语者乐嘉煊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50-51页。

　　 (56)陈宗芳：《我为什么学习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0卷第7期，1923年7月；敬舆：《我为什么学习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0卷第7期，1923年7月；方中和：《我为什么学习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0卷第8期，1923年8月；徐桓耀：《我为什么学习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0卷第8期，1923年8月。

　　 (57)何炳棣先生认为要评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英语教学的成就与不足很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根据他所描述的中英庚款的留学考试情况，与我们的一般结论大致不差，除了重英文教学的教会中学，一般中等学校的英文水平不能算高。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143页。

　　 (58)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4期，1917年6月。

　　 (59)记者：《内外杂话》，《学生杂志》第10卷第7期，1923年7月。

　　 (60)符恼武：《大家快快投到绿星旗下》，《学生杂志》第14卷第4期，1927年4月。

　　 (61)盛国成：《学世界语的方法》，《学生杂志》第12卷第10期，1925年10月。

　　 (62)愈之：《国际语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学生杂志》第9卷第8号，1922年8月。

　　 (63)幼雄：《世界语发音法》，《学生杂志》第10卷第1期，1923年1月。

　　 (64)记者：《怎样学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1卷第4期，1924年4月。

　　 (65)(66)《世界语函授学校近况》，《学生杂志》第18卷第10期，1931年10月。

　　 (67)鲁化：《商业上的国际语问题》，《学生杂志》第10卷第3期，1923年3月。

　　 (68)记者：《内外杂话》，《学生杂志》第10卷第7期，1923年7月。

　　 (69)愈之：《世界语学习法》，《学生杂志》第10卷第6期，1923年6月。

　　 (70)李思源：《重修通天塔：世界语的过去与现在》，《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0月16日。

　　 (71)需要指出，是阅读，而非写作。埃德蒙普里瓦特：《柴门霍夫的一生》，龚佩康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9页。

　　 (72)埃德蒙普里瓦特：《柴门霍夫的一生》，第62页。

　　 (7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414页。

　　 (74)愈之：《世界语学习法》，《学生杂志》第10卷第6期，1923年6月；《怎样学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1卷第4期，1924年4月。

　　 (75)张明理：《读了世界语入门以后》，《会报》第32期，1928年。

　　 (76)(82)人俊：《我怎样自学世界语》，《语文》第2卷第1期，1937年。

　　 (77)《王鲁彦传略》，曾华鹏、蒋明玳编：《王鲁彦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78)徐继潮：《我与世界语》，第495页。

　　 (79)冉：《世界语学者，不懂世界语》，《文艺新闻》1931年第35期。

　　 (80)徐继潮：《我与世界语》，第497页。

　　 (81)萧红：《我之读世界语》，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散文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305页。

　　 (83)愈之：《世界语学习法》，《学生杂志》第10卷第6期，1923年6月。

　　 (84)赵毅衡：《胡愈之与世界语乌托邦》，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85)张仲民：《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8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14页。

　　 (87)孙用：《学习世界语的经验》，《联合周报》1944年第21期。

　　 (88)周尧：《我和世界语》，黄石市世界语协会编：《世界语者们》，第85页。

　　 (89)叶君健：《我和世界语》，叶君健：《从秋天飞向春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第24-27页。

　　 (90)(94)萧红：《我之读世界语》，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04、306页。

　　 (92)1960年代初，刘心武接触到世界语，立即被世界语的译名“爱斯不难读”吸引。他说“‘爱斯不难读’，“这‘不难读’的世界语，能不爱它吗？”当然，结果是同学习其他语言一样，他也没有学好世界语。刘心武：《爱斯不难读》，邓九平编：《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下)，北京：同心出版社，2004年，第442-443页。

　　 (93)愈之：《世界语学习法》，《学生杂志》第10卷第6期，1923年6月。

　　 (94)《怎样学世界语》，《学生杂志》第11卷第4期，1924年4月。

　　 (95)钟宪民：《读书法：世界语及其学习法》，《读书顾问》1934年第1期。

　　 (96)凝之：《广州高师世界语班》，《学生杂志》第10卷第5期，1923年5月。

　　 (97)许从龙：《苏州一师组织正音会》，《学生杂志》第10卷第5期，1923年5月。

　　 (98)索原：《从英语教学说到世界语》，《教育杂志》第27卷第7号，1937年。

　　 (99)郭长传：《镇江早期的世界语运动》，《镇江文史资料》第21辑，1991年。

　　 (100)李义炳：《李义炳致杨贤江》，《学生杂志》第10卷第10号，19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