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前辈大师风范，推进经济史学发展 ——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简介：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    6期 第184-192页

2017年8月4日至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经济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经济史理论与研究——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谊宾馆隆重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经济史学大师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的隆重纪念活动，是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一次学术盛会，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建所90周年为契机举办的“纪念名家大师”系列活动的首场重大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党委书记王立胜，汪敬虞先生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吴承明先生之女、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洪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以及日本大阪产业大学、美国奥本大学等共计30余所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0余位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其中有许多两位先生所在的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学生以及仰慕两位先生学术成就和人品学风的青年学者。40多位特邀嘉宾在研讨会上发言。会议先后由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主持。

　　一、开幕式致辞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党委书记王立胜三位领导同志先后致辞，高度评价了以吴承明、汪敬虞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史学前辈大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对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和宝贵建议。汪同三先生和吴洪女士作为家属代表，在致辞中分别追忆和总结了汪敬虞、吴承明先生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蔡昉副院长首先致辞。他高度赞扬了以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者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他指出，吴承明、汪敬虞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两位先生都是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史大家，不但写出了许多传世的金字塔式著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留下了光辉的学人精神，在同仁和后辈学人中广泛流传，感人至深，是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讲话中，蔡昉副院长充分肯定了经济研究所在学科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建所近90年来，经济研究所涌现了许多经济学的名家大师，贡献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其中，经济史学者做出的成就尤为令人瞩目。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研究所形成了以严中平先生为首的经济史研究团队，从事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中心的资料整理编纂工作，以严谨的学风和卓越的成果闻名中外，一度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之一”。许多重大成果被誉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扛鼎之作，“浸透了经济史学人的辛勤汗水，闪烁着经济史学人的智慧结晶”。“这些著作的问世，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素材，具有重大而持久的学术价值。”

　　蔡昉副院长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赋予了中国经济史学新的使命，即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研究落脚点，发挥经济史学以史鉴今的作用，以纵向的历史视野和横向的国际视野解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全面系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构建。他认为，传统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诸多与中国现实不一致的教义出发，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奇迹；而制度经济学虽然旨在解释中国经验所显示的制度变迁，却因预设了特定的制度变迁轨道而不得要领。他希望中国经济史学能够对诸如“李约瑟之谜”“中国奇迹之谜”“中等收入陷阱之谜”等涵盖中国特殊经验的命题进行独创性的理论分析，从而开拓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

　　高培勇所长在致辞中总结了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的学术贡献，他说，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和领路人，他们长期致力于经济史理论方法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创与探索，著述丰硕，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两位先生对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科和经济史研究团队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他们曾经做出的这些贡献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所人所做出的贡献感到特别自豪，而且是我们进一步前行的一种动力”。要通过缅怀两位老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系统总结经济所90年发展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提炼出经济所人与生俱来、沿袭已久的学术传统，由此激发经济所人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

　　高培勇所长指出，作为经济所人，我们对前辈经济史学人的贡献倍感自豪；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感任重道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结构性的难题既需要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特别是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建国将近70年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梳理清楚，这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史学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一个基础性的工程。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学术传统，充分挖掘学术资源，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推进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科新的发展。

　　王立胜书记在致辞中从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角度展示了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吴承明、汪敬虞两位老先生的经济史研究正是把理论的一般性与历史的特殊性进行有机结合的典范”。“要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既“在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又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出发，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为中国近现代史勾勒出了鲜明的主线。

　王立胜书记指出，“政治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应该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所谓经济学的系统化，“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在这个庞大的学术体系中，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使经济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体现中国历史，彰显中国风格，包含中国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位先生在经济史方法论上所做的突出贡献，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

　　汪同三先生从政治方向、治学态度、人品、对自身的教诲四个方面追忆了父亲的一生，认为汪敬虞先生后来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人品密不可分。他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研究。在治学上，从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时刻将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挂在心头，并孜孜不倦地进行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最终在研究资料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学术遗产。另外，汪敬虞先生身上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的道德情操，单位里上至领导下至普通群众，莫不感念他是个好人，莫不为他强大的人格亲和力所感染。汪同三先生还回忆了父亲对自己的教诲，可谓既严厉又认真，从外语学习到科研方法都加以悉心教导。

　　吴洪女士在回忆父亲对经济史研究的热爱时，感慨吴承明先生从23岁开始涉猎经济史研究领域到94岁去世的七十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以匠人之心研究经济史”。“这其间，天赋、内心的喜爱、无条件的坚持、环境和机遇、特别是义无反顾的付出，都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吴承明先生一生都坚定地认为经济史研究是其一生最适合从事和最热爱的事业，他“全身心投入其中，可谓达到无我的境界，常常忘记时间，忘记吃饭，甚至有时忘记身体在哪儿。”无论悲伤或是快乐，无论生活的困苦或人生际遇的不幸，都不能丝毫阻止他的学术研究事业。吴洪教授说，甚至在弥留之际，父女之间最后的谈话，吴承明先生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对学术界不断涌现的新人、新成果的殷切期许。

　　朱恒鹏副所长在主持会议时说，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百年一遇的学术盛会。两位老先生都是基于中国现实问题来研究中国历史，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希望通过对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促进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他表示，经济研究所在缅怀纪念两位老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的基础上，希望在这一代经济所人手中，重新振兴，在“两学两史”的研究上取得新的成就。这也是对两位先生最好的纪念。

　　二、嘉宾发言

　　在本次大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纷纷结合各自的亲身经历和专业研究表达了对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的渊博学识、科研成就以及高尚品格的由衷钦佩，并针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嘉宾们的发言从侧重点来看，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精湛的学术素养和开拓创新的研究视野

　　叶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指出，吴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所提出的“史无定法”“源流之说”等学术贡献都具有很深刻的思想史意义，他以学贯中西、古今融通的宏大视野和学术关怀，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成功结合，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化。他在研究视野上跨越了学科界限界域，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创的“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经济史学思维理路。他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强调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密不可分，提出若干新论点，发经济思想史学者所未发。因此，吴老的学术理念和成就无愧于“思想史上的智慧明珠”的美誉，对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两个当下密不可分的学科亦影响深远。

　　陈支平教授(厦门大学)指出，吴承明先生所一贯主张的运用发展演进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观点，在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吴老上述观点源于他的广阔视界，吴老在历史唯物主义、史料学和考据学、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史方法、系统论方法、社会学方法等领域都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后辈学人应在一些比较熟悉的领域内理解和实践他的这种理论与方法论，尤其要注意的是，研究经济史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要全面考察一定时空范围内政治、文化、思想等对经济所产生的作用。

　　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认为，吴承明和汪敬虞两位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得益于他们“十分宽阔的学术视野，超前的问题意识和独到的学术眼光”，“他们在人生和学术事业上，既有某些共同点，又有二人各自不同的风格与学术追求，但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相同的”。他们的研究思路、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给予了后辈学人深刻的启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马敏教授还介绍了吴老、汪公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深厚友谊及对其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陈锋教授(武汉大学)指出，以吴承明、汪敬虞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所研究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方法论上，坚持历史的考证之学，他们的研究实际上兼具“理论经济史”和“实证经济史”之长。他们这种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并重的治学风范，特别值得新一代经济史学者学习借鉴。他希望，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不要在意“碎片化”的讥讽，保持发扬优良的传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多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多学习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多一些亲自考述，少一些轻易“拿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张忠民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分析了吴承明先生关于市场的研究以及汪敬虞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经济走向的见解。他认为，这些成果都具有方法论贡献与启示。他们可谓是“道德学问皆高”的典范，其学术贡献、研究方法及人品操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史学人。

　　周祖文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介绍了吴承明先生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创新与推进。他认为，吴老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水平等问题时，重视定量分析，给近代中国的历史研究脉络寻觅出了一个清晰的轨迹，并启发了后世研究者在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

　　高超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回顾说，在学习中国近代企业史的过程当中，自己了解到吴承明和汪敬虞两位先生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不同观点，受到很大启发。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吴老和汪公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不过，两位大师关于工业化的许多观点却又不谋而合。如他们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同时，两位先生也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必然受到历史逻辑的约束。最后，高超群研究员指出，两位大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观点都是其自身经过严谨学术研究的产物，都体现着他们深切的学术关怀。对两位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继续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勤奋敬业、严谨包容的学术精神

　　董志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用“敬业专注、包容豁达、开拓创新”概括了吴承明和汪敬虞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她说，两位先生留给经济史学界的宝贵财富包含在敬业、专注的人生价值观，包容、豁达的学术方法观，开拓、创新的学科建设观等三个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有必要沿着两位先生开拓的道路，积极推进科研机制、科研组织与管理形式、科学研究的评价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推进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跨学科团队的建设。他们的人文关怀有助于使我们在信息时代规避人工智能的缺陷。“学习与继承他们的遗产，我们才能不辜负经济所成立近九十年来历代先人的期待”。

　　李伯重教授(北京大学)以自己当初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与吴承明先生一度产生过学术分歧为例，介绍了吴老面对不同的学术意见，“他不仅不以为忤，而且予以肯定”。吴老勇于扬弃自己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观点，并转而提出了明清市场经济的新观点，“从而使得自己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指出，吴老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信念和实践及勇于扬弃自身学术观点、积极吐故纳新的学术胸怀，可以说是一种学术风范上的“大智大勇”。这种“大智大勇”，为后辈学人提供了最好的榜样，也是吴老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学术遗产。

　　杜恂诚教授(上海财经大学) 46 44778 46 20675 0 0 11417 0 0:00:03 0:00:01 0:00:02 11416忆说，自师从汪敬虞先生以来，自己经历了一个“从学术景仰到精神景仰的提升过程”。汪公不仅在学术上引领和影响了自己，他对生活方式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将学术视若生命的热爱更是使“自己的灵魂受到冲击和洗礼”，是他精神上的引领者和榜样。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晚年的笔耕不辍、对名利的淡泊、对人生磨难的隐忍都体现着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坚守学术道路的高尚情操，透露出他以学术为生命的敬业精神。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坚守，离不开汪公言传身教的精神感召。

　　王玉茹教授(南开大学)指出，学界纪念吴承明和汪敬虞两位经济史学大家诞辰一百周年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是学界同仁表达怀念之情，感激他们的教诲和给予的学术营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学术的传承，继承先生们的优良学术传统，光大他们开创的中国经济史学事业。她强调，吴承明先生对时髦理论“从不盲从跟随”，重视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适用性。“从史料出发，做扎实的经济史研究”的学风，是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本源之力，也是当今经济史学人应着重传承的。

　　陈争平教授(山东大学)从四个方面交流了自己对汪敬虞先生治学思想的学习心得及对自身研究的启发。第一，对于经济史重要问题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表面上，一定要努力看“透”讲“透”。而汪老看问题的“透”得益于他坚持用辩证法驾驭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第二，高度重视资料工作，汪公不但自己下大功夫进行资料收集，还乐于与周围的同事分享所收集的资料。第三，对历史研究有全局观念，反对“碎片化倾向”，努力倡导“中心线索”架构。第四，汪公在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高度重视研究人的精神，即“产业革命精神”。

　　魏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用“别出心裁，发展方法；别具匠心，坚守线索”概括了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学术风格和精神遗产，并和与会者分享了两位先生学术风范给自己专业研究的启示。他说，吴承明先生的“别出心裁”主要体现在他对方法论的孜孜以求上。“对吴老学术思想最好的继承是进一步拓展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另外，他还从汪敬虞先生与邵循正、严中平两位先生的学术商榷其及对学术争鸣的态度两个不同侧面，展现了汪公既对学术真理追寻与坚守、又对学术观点争论充分理解、包容，并对自身学术失误自省检讨的高贵学术情怀。

　　武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指出，汪敬虞先生的文章浸透着他辩证思维的深邃和性格态度的谦和，吴老的文章则不但思路开阔而且平易近人，两位先生对于学术上的观点总是能以探讨的方式进行表达，这体现了经济史老一辈学者的大家风范。另外，他还讲了吴老在与他交流关于计划经济、农民负担、三线建设等问题时的睿智见解。吴老“不能就经济谈经济，要结合政治、国际环境、文化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的观点让他受益匪浅。

　刘志伟教授(中山大学)认为，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在治学精神上立足于扎实的历史资料开展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重视量化资料和数字的收集整理分析，坚持经济学理论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其学术追求乃是立足于中国历史经验建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体系。这些都是后辈学人从事经济史研究应该继承遵守的学术规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该守住的‘家法’”。

　　兰日旭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用厚重、敬畏、融通三个词概括了吴老、汪公学术研究精神。他认为，两位先生的著作奠基于丰富的一手资料积累，在经济史研究上达到了“三通”(即直通、交通、旁通)的境界。他们的研究具有融通古今、贯通中西的宽广学术视野。但是，尽管拥有如此厚重的学术积淀和不凡的学术视野，两位先生对学术却仍然怀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精神，对于所有的后人均是一个值得借鉴之处。后人需要一个不断系统、深化的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当然，也要结合新的形势加以变通。

　　(三)提携后辈学人，推动学术进步

　　朱萌贵教授(复旦大学)回忆了自己在汪敬虞先生和吴承明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从事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以汪敬虞先生关于近代中国企业家和产业精神的研究以及吴承明先生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例，说明了两位先生对自己在企业史、市场史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凸显了两位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突出贡献和他们在学术领域不懈追求的开拓创新精神。他说，正是这种精神“影响和带动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风气和导向，教育鼓励了一批批年轻研究者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和发展”，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俊亚教授(南京大学)回忆说，汪敬虞先生为人谦和宽厚，学识人品俱佳，特别是对青年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关怀和帮助。汪公虽然并非自己名义上的导师，但是每当自己在学术上写信求教，汪公总是必有回应，甚至还多次不辞辛劳，为他大段修改文稿，并“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在学术研究中提出与他不同的观点”，自己的很多学术创新受汪公的启发很大。在生活等方面，自己也得到汪公许多盛情关怀。

　　赵学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说，吴承明先生在从事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过程中，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见解，并以学术顾问的身份多次指导过现代经济史室的科研工作。他介绍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动向。他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是一个年青、富有朝气的学科，目前这个学科在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应用、新领域的开拓、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交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他预计“未来的五年将是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黄金时代”。

　　袁为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介绍了从事商业账簿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统泰升号商业账簿极可能是晚清以前中国国内保存数量最多、最为完备的商业账簿，以严中平先生为代表的经济所前辈在研究银钱比价史过程中已经对这批资料的使用做出了开创性尝试。他本人在从事这项研究的初期也得到了吴承明先生的不少鼓励与帮助。目前，他借助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合作，在统泰升商号的史料简介与其学术价值、记账方法与会计体系及中外比较研究、货币使用与银钱比价、北方基层市场的节奏与季节性、批发物价、零售物价与消费、借贷与利息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龙登高教授(清华大学)介绍了吴承明先生与清华学术界的渊源。他说，吴老早年就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出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赤子之心。后来将研究重心转入经济史研究后，吴老还作为一位耄耋长者多次赴清华演讲授课，后辈学子仍能从中感到激情四射的“学术血性”。通过介绍吴老与清华经济史学的历史渊源，他指出，正是吴老、汪公等老一辈经济史学者以耄耋之年弦歌不辍，才使得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实现了跨代传承。

　　刘建生教授(山西大学)回顾了自己多次向吴承明先生请教的经历，感谢吴老对自己的提携和教诲。他指出，正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交往，深切地感受到了吴老中西会通、高屋建瓴的大师风范。他说，学术有赖传承，个体的生命虽有终点，但文化之火不熄。吴老、汪公笔耕不辍、辛勤耕耘，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奉献了一生。他们对学科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许檀教授(南开大学)分享了与吴承明先生颇有渊源的几张照片，并通过回忆与吴老日常交往中的几件小事，展示了他平易、宽容、时时刻刻关心每一个身边人的生活品格。吴老对青年学者的殷切关怀和无私指导，激励着不少像她一样的晚辈学者，使他们在科研之路上茁壮成长。另外，她还回顾了当年在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学习工作的经历，感谢以两位老先生为代表的室内老一辈学者对她的帮助和培养。

　　张利民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介绍了吴承明先生对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帮助。他回忆了吴老在学术上多次为自己答疑解惑的经历。他认为，吴老给他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研究者在编辑资料的过程中，“在眼光上、在前瞻上、在对研究的指导性上、在资料的权威上以及价值方面，应该有研究人员的特色”。他还在会上分享了一些智库建设的经验。

　　慈鸿飞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追忆了吴承明先生早年在币制改革、华北棉花商品化等学术领域对自己的鼓励和言传身教。他说，正是吴老“要想在学术上取得较大成就，关键是你要尽早地选定一个重要学术问题，然后长期坚持下去，甚至终生不变”的一番鼓励，使他最终抓住土地制度作为研究方向，近二十年始终未变。不但对该问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对此有专门研究的学生，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吴老的恩赐。

　张天虹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代表首师大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对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前辈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表示钦佩和由衷的敬意。他介绍了首师大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中心与社科院经济所密切合作的佳话：共同创办以书代刊的学术刊物《平准学刊》，吴承明先生担任顾问，宁可先生担任主编；在吴承明、宁可、李根蟠等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举办了多次“中国经济史论坛”。最后，他表示年轻一代学者要像老一辈学者之间那样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为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而努力。

　　(四)率先垂范，引领学科发展

　　田岛俊雄教授(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回忆了吴承明先生1979年末至1980年初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学术活动的往事。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来有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重视国际学术交流的学术传统。吴老在东大社研所做的报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体现着他对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在日本学术界和中国国内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结合他近期的研究课题“抗战时期的华北水泥产业”，介绍了吴老研究成果给他的启发和影响。

　　卞历南教授(美国奥本大学)谈到了自己对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思考，并介绍了自己在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和企业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说，“近些年来，美国学术界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有如下方面：1、工业资本主义；2、公司治理；3、金融制度与货币体系；4、国营工业与国营企业制度”。卞历南教授在报告中所提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可以看作吴承明和汪敬虞两位先生在经济史中所探讨问题的延续，引导着国内外后辈学人在上述问题上所引申出的扩展性思考。

　　萧国亮教授(北京大学)介绍了吴承明先生对北京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传统的重要贡献。他说，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是北大经济史研究一直传承的优良传统。吴老在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卓越成就对于这种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多次赴北大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对于北大的经济史教学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他感叹，“吴老不仅是属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更是属于整个中国和国际学术界的”。

　　邹进文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指出，对两位先生最好的纪念是把他们的事业发扬光大。他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加强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建设所做的探索。该校中国经济思想史团队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民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在留学生经济思想史、财政思想史、保险思想史、会计思想史、“三农”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一批创新性研究成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国内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中心。

　　戴建兵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因故未能出席，在他提供给本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中写道，吴承明和汪敬虞两位老先生的文章一直指引着他的治学道路。“读两位先生的文章，领悟两位先生的思想，使我在经济史的认识上有两点日益深刻，一是，经济史就是经济史，是有独立学科价值的学问；二是经济史是思想史，是人类经济思维的进化史”。

　　姜锡东教授(河北大学)说，在自己学术研究中受到了吴承明先生在方法上的许多启示。他指出，吴老的“史无定法”强调的是一种建立在宽广学术视野基础上的学术境界。他还把吴老的方法论引申到自己的宋史研究领域，指出宋史研究者不仅要注重历史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还要把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研究中来。另外，老一辈学者专注于史料收集和解读的传统研究方法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应作为宝贵学术传统传承下去。

　　韩毅教授(辽宁大学)说，恩师宋则行先生的言传身教及吴承明先生有关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著述，给了他丰润的学术滋养和诸多的思想启迪，引导了他的学术成长和学术研究，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辽宁大学的经济史研究。

　　燕红忠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指出，目前国内各个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经济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吴承明、汪敬虞等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两位先生在经济史学科发展方向的开拓、如何使经济史成为经济学的源、警惕量化研究发展偏向、中国近代传统和外部因素的作用等方面的真知灼见都是宝贵的学术遗产。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史学科与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认为，应该传承他们优良的学术传统，为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黄纯艳教授(云南大学)介绍了云南大学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努力和成绩。他说，云大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开创者李埏先生，“在李先生的言传身教和悉心培育下，云南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学科是一支充满责任、奉献、团结精神的队伍”。

　　常明明教授(贵州财经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学界后辈，两位先贤的著述是我们的必读书目，是我们的研究基础和效法的范本。纪念吴老、汪公，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融通古今中外，学习他们扎实、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史学做出我们应尽的贡献，这才是对两位先贤最好的纪念。

　　熊金武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说，中国经济史学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术共同体，有悠久的学术传承。这个学术共同体之所以传承至今不朽，就在于一代代学人对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贡献。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的学术理念，汪敬虞先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学风范让人醍醐灌顶，更让青年学者受益。中国政法大学企业史研究所自然应当坚守先贤开创的学术道路，拓新企业史学的新园地。

　在自由发言环节，专家学者们对吴老、汪公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表示崇敬，纷纷表示要以扎实的研究工作、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来纪念和传承两位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传统。钱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认为，在继承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发展两位先生的研究，这对当今学者来说尤为重要。王文成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回顾了吴老等老一辈学者对地方社科院经济史研究的许多指导。李春伶老师(科学出版社)介绍了科学出版社近期再版“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的情况，回顾了科学出版社长期以来与经济史学者的合作，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经济史著作的出版事业。徐毅教授(广西师范大学)谈到了在经济所学习期间与吴老、汪公接触的往事，表达了自己要在他们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坚定前行的决心。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发言。他盛赞吴老和汪公无愧于德识才学兼备的名家大师，并以两位先生关心《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和中国经济史学会的成长为例，介绍了他们对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他说，两位先生的殷切教诲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给《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和中国经济史学会在学术发展道路上指引了方向。他指出，吴老、汪公的学术遗产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要从学术精神上继承、丰富和发扬两位先生留下的厚重学术传统，倡议将两位先生的优良学风在经济史学科建设中薪火相传。

　　三、会议侧记

　　吴承明、汪敬虞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荣誉学部委员。两位先生都是新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奠基者和领路人，他们长期耕耘于经济史研究领域，著述丰硕，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他们不但写出了许多传世的金字塔式著作，而且留下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术传统，严谨勤奋、执著坚守的治学精神，谦和宽厚、帮扶后学的品格与乐观通达、奋斗不息的人生态度，在同仁和后辈学人中广为流传，感人至深，是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承明先生(1917-2011)，河北滦县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经济系，1936年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作为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助手并归国任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1947年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职于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主持“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工作。1977年起专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先后担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为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他先后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吴承明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即致力于经济史理论与研究。他主编有三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著有《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二元经济》《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等论著，在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方法论等重要领域做出了前无古人的探索，提出了在学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史无定法”、“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等学术观点。

　　汪敬虞先生(1917-2012)，湖北蕲春人。他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4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同年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读研究生，1946年任助理研究员。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任副研究员。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79年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同年被选为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1988-1998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9年，以82岁高龄退休，但仍笔耕不辍撰写专著。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同年，其子汪同三先生也被评为学部委员。

　　汪敬虞先生早在1943年就与巫宝三先生合作编著《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一书。他陆续出版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唐廷枢研究》等学术专著，通过深入辨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内部机制，探索其产生的特殊途径和过程，全面评估其发展状况。他提出的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等学术成就深为学界尊崇。

　　除了学术上的特殊贡献，两位先生对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学科和经济史研究团队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在他们以及经济研究所严中平、李文治、姚贤镐、章有义、彭泽益、聂宝璋、张国辉、宓汝成、方行、魏金玉和吴慧、经君健、陈廷煊等其他经济史学者的推动下，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学曾一度产生了许多重量级的学术成果，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史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创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会的成立，可谓群星璀璨，成就辉煌！其中不少人后来进入高校和其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为经济史学科的更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老所”“大所”，是兼具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等学科而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经济研究机构。它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所。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先后在此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目前，经济研究所的学科总体布局形成了以12个研究室为基本单位、以“两学两史”为基础的“三大学科板块”。其中，“两学”是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史”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三大板块”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线索的理论经济学研究，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索的应用经济学研究，以及主要服务于以史鉴今目的的经济史学研究。2017年7月18日，经济研究所正式启动了建所9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进行，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会议不仅寄托了与会代表对两位先生大家风范的缅怀之情，而且激励和促进了学界同仁在回顾总结两位先生学术遗产的基础上，继承前辈学者的未竟事业，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