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中的企业档案利用 ——基于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考察
作者简介：常旭，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第51-61页
内容提要：企业档案是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中的一座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宝库，能够为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在利用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充实背景知识，二是抓住中心工作，三是具备问题意识，四是重视调研访谈。立足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典型案例的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能够增进对国有企业性质的理解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信心。
关 键 词：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档案/天津航道局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的新阶段。回顾和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史，不但能够为现阶段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制度创新层面的借鉴，而且也能够为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提供丰富而具体的案例。本文通过对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航道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与档案内容的系统梳理，探索利用国有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的思路。
天津航道局由成立于1897年的海河工程局演变而来。海河工程局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是中国现代疏浚业的开山鼻祖。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天津航道局承担着全国(尤其是北方)各地港口、航道的疏浚任务，是中国港口建设的主力军。天津航道局还编制了疏浚行业技术操作和管理规范的许多文件，培养并向其他航道局输送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作为国有大型疏浚企业，它不但是中国疏浚事业的领军企业，也是享誉国际疏浚市场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航道局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天津航道局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1998年政企分开，与交通部脱钩；2006年完成公司制改造，隶属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天津航道局奉行“立足北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经营战略和“诚信经营、科学管理、优质服务、恪守信誉”的经营方针，积极开拓国内外疏浚市场，足迹踏遍中国沿海30多个主要港口以及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天津航道局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疏浚)的全资子公司。
一、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现状
通过“历史性地审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历程和基本规律，能够为当今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现实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既要遵循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规律，又要立足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困境，同时还要符合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逻辑”。[1]无论学者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还是政府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制定，乃至企业进行具体的企业改革实践，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历程都是首要功课。目前，相关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历史考察，主要利用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统计资料以及地方志、行业年鉴、新闻报道等，整体考察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如周叔莲、汪海波、张卓元、董志凯等人的研究[2]，均属不同时期对国有企业改革阶段的系统回顾。章迪诚按年度收集整理了从1978年至200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与文献，尤为不可或缺的翔实论著。[3]另一类侧重于理论分析，从经济体制论、产权理论、发展模式论等理论视角，以政企关系、企业制度建设、企业社会环境为主线，考察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研究了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的性质、经营管理方式和改革演进特征，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深入剖析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如陈芬森、黄海嵩、黄速建、金碚、林毅夫、马建堂、魏杰、卫祥云、姚东旻、章迪诚、朱乐尧等人的研究。[4]
无论是侧重于历史考察还是侧重于理论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都是基于宏观的视角，缺少基于企业档案而开展的微观研究。企业档案是指企业在研发、生产、服务、经营和管理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记录，是企业知识资产和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除了一些部委和研究机构主编的大型企业史、行业史丛书(如“中国水运史丛书”)外，利用企业档案开展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的论著还比较少，无论从成果数量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都未能尽如人意。胡乐明、宋云中主编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例》[5]全面总结了近30年来中国海洋石油业发展的成绩和经验，通过对企业一手资料的客观分析和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史提供了一个范例。此外，李亚雄和赵明华在研究上都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收集和利用企业厂志、内部报刊等档案资料，并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相结合。[6]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难以系统地接触到国有企业的企业档案。如果能方便地获取和利用企业档案，不但从微观层面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成果将会大量涌现，而且还可能极大地弥补田野调查等方法的不足，使研究成果更为全面客观。
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不断延续，一方面改革开放史研究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7]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日益将企业史的整理和研究纳入企业文化建设和制定战略规划当中。自2007年以来，经济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陈家贵任主编、黄群慧任副主编的《中国国情调研丛书·企业卷》，其中《浙江尖峰集团公司考察》、《山东鲁北企业集团考察》、《中国中钢集团公司考察》、《海航集团考察》等30余家企业的调研考察，应为这一趋势的一个反映。因此，企业界与学术界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行企业史研究和宣传将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这将为学术界接触和利用企业档案开展微观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带来可能。本文对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研究即得益于其为筹备120周年庆典与高校合作的企业史项目。
二、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逐渐恢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国有企业的发展进步，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日益得到党政管理部门和企业自身的重视。1986年《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和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出台使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有了正式的法规依据。1996年国家档案局印发了《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办法》，参照一系列详细的考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企业档案管理等级认定，这一举措对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六部分“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要求国有企业要“重视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8]。2002年《企业档案管理规定》颁布，规定：企业档案部门要“监督、指导本企业所属机构(含境外机构)的档案工作”，企业要“加强对知识产权档案和涉及商业秘密档案的管理”。[9]2009年《企业档案工作规范》出台，对企业档案工作提出了框架性以及实操业务指导。2013年2月1日国家档案局颁布的《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开始实行，该规定指导企业正确界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准确划分档案保管期限，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规范管理。
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文书、会计、生产经营、产品科研、基建设备、人事、声像、实物等类型的档案都分门别类进行管理。与此同时，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档案的保管和利用提供了便利。企业档案不仅仅是企业活动的记录，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企业的信息中心，为企业制定各项决策提供服务。国家层面有关企业档案规范化管理的进程，呈现出以下规律：一是由缺乏领导向规范系统化发展；二是由单一类别向综合性发展；三是由微观到宏观再到深入微观。[10]
天津航道局素有重视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传统，其前身海河工程局的档案资料就有9盘缩微胶片，共计2.3万余幅。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料也保存得比较完整。1979年4月在机构调整中，天津航道局机关办公室即设有档案室。[11]1990年天津航道局档案管理工作已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为了实现“局档案1998年底通过国家二级标准认证，1999年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目标，1998年档案科完成了关于《局文档一体化管理系统》的立项报告，天津航道局建立了档案管理委员会和档案鉴定小组，重新清理了库存档案24344卷(册)和声像档案440张(盒)，归档文件完整率达到98％，年底以高分顺利通过企业档案目标管理国家二级认证。①2001年，天津航道局获得“天津市档案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并通过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国家一级认证。2005年，天津航道局获得天津市档案局颁发的天津市企业档案工作评估AAA级证书，这也是国家最高标准。此外，天津航道局还多次获得天津市档案局、中交集团授予的“档案工作先进集体”荣誉。
从1998年开始，天津航道局就档案管理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以规范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如：2002年制定《文书档案立卷归档办法》、《机关各部门兼职档案员管理办法》；2003年修订《档案保密规定》、《档案借阅规定》；2004年修订《档案管理办法》，编制《档案信息化发展规划》；2005年修订《档案管理办法》；2006年制定《工程项目资料登记、验收与归档办法》；2007年下发《档案借阅规定》、《档案保密规定》、《库房管理规定》、《档案管理办法》；2008年下发《关于规范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2009年在《行政管理手册》中重新下发了修订和补充后的《档案管理办法及流程图》、《工程项目资料登记、验收与归档办法》等；2010年制定《项目档案标准化等级评估工作实施方案》；2012年制定《总部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疏浚船舶档案资料管理办法》；2013年按照国家《档案编制规则》中全宗号的编制要求，制定公司各单位档案的全宗编号；2014年制定《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②
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数量极为庞大。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天津航道局每年都生成大量档案，积累下来就浩如烟海。截至2014年底，天津航道局档案室共藏档案76544卷(件)，其中完成档案数字化扫描的有15863卷(件)，同时建立并完善了实物档案、照片档案、光盘档案等各类数据库。③2002～2014年天津航道局档案室历年接收档案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见，企业档案内容日益丰富，档案分类日趋规范。
三、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的分类与研究
(一)企业档案的分类
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主要有党政工团文书、船机、财会、基建、工程、科技成果、审计、专题、实物、声像等类别。党政工团文书，即党委、行政、团委、工会的文件，与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关系最为密切。这部分档案按照文件保存的期限分为永久、长期、短期三类。其中，行政永久类文件的价值最大，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会议记录，即天津航道局领导会议记录；二是公文，即交通部、天津市、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上级单位向天津航道局转发、下达的文件，天津航道局向上级汇报和向下级下达的各种公文，分公司上报的文件，各种通知、办法、意见、请示、批复、报告等；三是生产、经营、管理资料，即生产计划、基建计划、经营计划、工程合同、项目评估、财务资料、统计资料。
以行政永久类档案为基础，辅助其他类别的企业档案，对天津航道局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档案进行收集、筛选、整理，可以得到一些最成系统、最有价值且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档案。按照档案系统性、方便性及价值高低的程度，概括如下：
1.《统计资料汇编》。包括1979～2014年历年《统计资料汇编》。以2011年《统计资料汇编》为例，其内容主要包括：天津航道局公司及所属法人单位的概况、新签合同额情况、工程完成情况、船舶生产与消耗情况、人力资源情况、装备设备情况、资产情况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
2.企业年鉴。包括1998～2014年企业年鉴，共计9册，分别为：《天津航道局年鉴(1998～2000)》、《天津航道局年鉴(2001～2002)》、《天津航道局年鉴(2003～2004)》、《天津航道局年鉴(2005～2006)》、《天津航道局年鉴(2007～2008)》、《天津航道局年鉴(2009)》、《天津航道局年鉴(2010)》、《天津航道局年鉴(2011)》、《天津航道局年鉴(2012～2014)》。以2012～2014年卷为例，企业年鉴主要包括文献(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党委会报告等)、企业管理、基层概况、附则这4部分。其中企业管理部分又包括综合管理、战略管理、经营管理、船机管理、工程管理、安全管理、技术管理、人资管理、财务管理、信息化管理、党建工作、企业文化、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等内容。
3.文集。包括历任企业主要领导人文集、讲话集汇编。
4.发展规划。包括“七五”至“十三五”企业总体发展规划。企业总体发展规划既有对前一时期发展的回顾，也有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分析以及战略目标的制定。
5.工作报告。包括1985～1997年历年工作总结和1998～2014年历年“四大报告”，即公司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党委报告和工会报告。
6.专题报告。包括1979～1998年历年生产计划、基建计划，1982～2003年历年安全工作报告。
7.内部出版物。包括企业内部编著的史料，如《天津航道局史》、《与天航同行》、《磨砺——媒体看天航》；企业内部流通的报刊资料，如《天航报》、《国外疏浚信息》、《技术成果集》、《中交天航》、《磨砺》以及不同时期的各类宣传册。
8.零散材料。包括组织机构变动，中远期规划，企业改革方案，评审国家级、省部级材料等。
9.公文。包括历年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上下层级的重要公文往来。
10.会议纪要。包括厂长办公会、局长办公会、董事会理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会议记录。
根据以上的梳理，可见天津航道局企业档案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由于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企业档案相对完整、规范，特别是统计资料非常连贯，统计口径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这对于进行长时段、连续性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非常有利。其次，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天津航道局的性质、归属、业务、管理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档案文件的名称、规范、体例、内容也随之改变，这些改变虽然给研究增添了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改变本身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在不同阶段的最直观反映。再次，企业不断整理和利用以往的档案以形成各种新材料，不可避免地出现内容重复、参差不齐的现象，因此对资料的选取、补充、校正工作至关重要。
(二)企业档案的研究思路
利用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充实背景知识。利用企业档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必须了解一些背景知识，如政治、经济背景和行业知识。政治和经济背景主要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宏观政治经济发展过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进展，并与具体企业进行改革的时间节点进行对照；行业知识主要是了解企业所在行业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情况，从技术、市场、行业等因素寻找企业发展的内在经济规律。企业改革的各类文件是主要研究线索，研究各类文件出台的背景、所要达成的目标、改革的举措和步骤等，对于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在具体企业的落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层次的文件相互交织，呈现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多面相。
第二，抓住中心工作。企业档案内容庞杂，需要抓住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应该围绕企业的中心工作及主要的生产经营项目展开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企业年鉴中所收录的企业“双代会”，即职工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上的领导讲话及会议纪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司工作报告和党委工作报告，这两份报告包括对上一年度相关工作的回顾和本年度的工作要点。如再辅以工作务虚会、年中工作会以及董事会理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会议资料，基本可以准确把握企业的中心工作。
第三，具备问题意识。国有企业改革史的研究重心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因此需要对企业改制不同阶段的绩效进行量化和比较。量化研究需要注意考察企业特有的经济指标及统计口径，对天津航道局而言，重要的经济指标大类有：产值利润等财务情况、项目工程合同情况、装备制造项目情况、船舶生产情况、在岗职工情况等。比较则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的比较就是长时段考察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对其改制、经营、管理、生产等方面进行评价；横向的比较则侧重于考察市场集中度和行业竞争状况。对天津航道局来说，可以与中交疏浚下属的上海航道局、广州航道局进行各种层面和角度的比较。
第四，重视调研访谈。调研访谈是辅助了解企业档案的重要手段。在调研访谈之前应该了解企业的基本状况，包括企业历届主要领导、企业组织机构沿革、企业主要经营业务范围、行业发展情况等，这些信息一般见于企业宣传册、企业年鉴、企业领导人文集。只有提前做足功课，才能使调研访谈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调研访谈的首选对象最好是企业文化部门和战略规划部门，这两个部门往往最了解企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企业档案的基本情况，也能为进一步和专题的调研访谈提供合适的人选名单。
四、企业档案利用的意义
利用企业档案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史，意义何在？一方面，企业档案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的原始记录，是企业发展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反映，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是全面深入了解企业改革与发展史的最可靠资料。利用企业档案，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发展的考察，可以管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微观层面企业发展的经济规律。换言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经验正是由一个个国有企业艰辛、曲折的探索汇聚而成的。利用企业档案，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更为完整地勾勒“党中央、国务院——部委、省市、国资委等主管部门——国有企业”的历史图像，将使之更具立体感，从而为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贡献。事实上，中国采取了先试点总结经验再推广形成制度或政策的路径，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渐进式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央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中，作为微观主体的国有企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主要表现在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
以国有企业改革中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阶段(1984年10月至1993年10月)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例。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者”[12]；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3](pp.110,156)天津航道局早在1982年就大胆实践，进行试点探索，1984年制定颁发了《天津航道局直属单位经济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了局属各单位的经济责任，并在此基础上稳妥地推行承包制，如1984年在下属的第三航道工程处筹备处签订单项工程承包合同，1985年进一步完善承包合同，合同内容除了工程量和质量外，还包括安全、设备和其他经济指数在内。[11](pp.249～250)1986年1月1日，天津航道局正式由差额预算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改为企业后，更加积极地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规范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天津航道局的内部承包有了很快的发展，当年年底天津航道局与下属的第一公司、第二公司、船厂、开发公司等单位签订了《1989年度承包经营合同》，各公司、厂也与下属的船队、船、作业队、车间签订承包合同。1989年，天津航道局下发《天津航道局与疏浚公司经营管理机制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以“双挂钩”(即工资总额的80％与产值挂钩、20％与利润挂钩)、“五保”(保质量、保工期、保安全、保修期、保劳动生产率)为主要内容的承包分配办法，并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指标，做到量化考核、严格兑现。1992年，天津航道局与下属的公司、厂、所推行分档选标、全员承包的方式，承包内容调整为“两包”、“五保”、“双挂钩”，其中产值、利润指标分为低、中、高三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1997年交通部发布《交通部直属企业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天津航道局据此制定了《天津航道局资产经营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自1998年不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代之以局与下属单位分别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11](pp.305～307)由此可见，天津航道局根据国家和上级的政策，不断调整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具体实施办法，充分体现了企业在国有企业改革探索中对政策环境的主动性和适应性。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间，国有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持，从根本上支撑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13]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个案研究，有助于了解国有企业在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国有企业的性质、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一点对于像天津航道局这样的基础施工企业而言尤为凸显。
疏浚业在国民经济、社会进步、国土安全和环境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港口、航道、防洪、环保和吹填造陆等服务，对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城镇发展和开展旅游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疏浚产业需要疏浚船舶、挖泥船等大型设备，操作上需要船长、轮机长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投资高、技术高、周期长的特点，行业门槛非常高；而且疏浚行业还需要船舶设备研究、设计、制造业和勘探设计等上下游行业的支持。天津航道局一贯注重将技术进步作为引领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1980年建立了设计研究所，随后又建立了技术中心，创造了中国疏浚史上60多项第一，站在中国疏浚技术的最前沿。[14]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天津航道局加大设备更新投入力度，“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69亿元，装备实力大大增强，建造了我国北方最大的耙吸船“通旭轮”、国内最大的耙吸船“通程轮”，建造了亚洲最大的非自航绞吸船“天麒号”，建造了中国首艘、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自航绞吸船“天鲸号”，建造了亚洲最大的高精度反铲船“津泰轮”。通过对天津航道局企业史的考察，说明有近120年光辉历史的天津航道局，不仅是我国第一家专业疏浚机构，而且作为国有大型疏浚企业，它已经成为中国疏浚业的脊梁，同时它也成为享誉国际疏浚市场的重要力量。
通过对比分析(详见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津航道局虽然在生产效率、工艺技术、高端项目运作能力、运营能力、融资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海外业务贡献能力方面偏弱，但是在资产、合同额、收入规模等方面已接近国际四大疏浚公司。而且，从2009年与2015年天津航道局与国际四大疏浚公司在资产、营业收入、利润、财务状态以及装备情况的比较看，也可以得出较为积极乐观的结论。天津航道局抓住机遇，在6年间取得了飞速发展，如在资产总额方面超过范德奥和德米，绞吸船总装机功率一直居于第一，耙吸船总仓容量增速最快。但天津航道局在利润、财务指标等方面的情况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④
总之，企业档案是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中一座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宝库，以此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能够增进对国有企业性质的理解和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收稿日期]2017-03-20
注释：
①《天津航道局年鉴(1998～2000)》，2003年，第30～31页。
②参见《天津航道局年鉴(1998～2000)》、《天津航道局年鉴(2001～2002)》(2005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03～2004)》(2007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05～2006)》(2007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07～2008)》(2009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09)》(2010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10)》(2011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11)》(2012年)、《天津航道局年鉴(2012～2014)》(2016年)各册“综合管理”下的“档案管理”。
③《天津航道局年鉴(2012～2014)》，第51页。
④相关数据参见《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十三五”总体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2016年7月。
原文参考文献：[1]黄速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度安排与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2]周叔莲：《中国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理论学刊》1998年第4期；周叔莲：《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1期；汪海波：《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进程(1979～2003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张卓元：《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企业文明》2008年第1期；张卓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重大进展、基本经验和攻坚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10期；董志凯：《由“拨改贷”到“债转股”——经济转型中企业投融资方式的变迁(1978～2015)》，《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3]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4]陈芬森：《大转变——国有企业改革沉思录》，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黄海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黄速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度安排与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金碚等：《中国国有企业发展道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马建堂、刘海泉：《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魏杰、李东红：《30年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评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1期；卫祥云：《国企改革新思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姚东旻、李军林：《国有企业多元功能与运行效率：1999～2016年》，《改革》2016年第3期；章迪诚、张星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正式制度变迁》，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朱乐尧等：《走向明天的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备忘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5]胡乐明、宋云中主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例》，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
[6]李亚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从政企合一到分离——以江厂为个案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赵明华著、范酉庆译：《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人——中国纺织产业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张星星：《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
[8]《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2页.
[9]于常佩主编：《档案工作政策法规汇编(1904～2004)》，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634、682页.
[10]陈苗：《我国企业档案工作规范化进程分析及启示》，湖北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11]《天津航道局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
[13]金培等：《中国国有企业发展道路》，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