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药品、疾病与社会》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9月出版

内容简介

      《药品、疾病与社会》为《近代中国研究集刊》丛书之一种，共收录蔡忠志、陈光华、皮国立、游智胜、苏精、张仲民、罗婉娴、陈重方、刘士永、周永生、孙煜等来自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长庚大学、中原大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有关医疗史的论文11篇。本书论文研究时间跨度较大，有助于我们长时段看待和理解医疗史，有助于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变因和多元面貌。

作者简介

      本书为论文集，作者蔡忠志、陈光华、皮国立、游智胜、苏精、张仲民、罗婉娴、陈重方、刘士永、周永生、孙煜等来自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长庚大学、中原大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

节选

张仲民《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总结前人经验的人文科学，编者以为，医疗史研究者应该努力从历史的现象中，不断挖掘医学、身体、疾病、卫生、药物等面向的发展，包括各种知识的成形、运作与转型，以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变因和多元面貌，如此医疗史才有可能成为认识历史的一条重要路径。职是之故，编者特别筹划了这一系列的主题，邀集学者集思广益，展现集体研究成果。

      若依相关主题来介绍，蔡忠志的《两汉时期本草学文本形成的历史图像——兼论法象药理学的萌芽》，将历史上本草知识的系统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有别于传统研究者多将药学史放在医学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切入点很有意思。该文指出，两汉是本草文本基本成形之关键时期，早期本草知识的集结，与博物学有关，后来发展出作为中药药理主流的“象”（形、色、味等等外显特征）以及抽象之数（阴阳、五行的对应）两大原则，而本草学的形成期，作者推定在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之间。作者虽然以两汉为主，但也兼及后代本草发展脉络，前后对比，对于帮助读者构建中国本草史的知识系统，具有一定的贡献。

      接续着古代的药学知识，刘士永的《科学中药与抗生素： 台湾社会里的医药想象》则为读者讲述对近代东亚药品知识的理解与想象。该文用俯瞰的角度，将台湾一地的医药观念变迁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梳理。全文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的药业发展，论及“科学中药”或“科学汉方”等名词在1930年代后的日本诞生，在制作上以科学方式浓缩萃取传统中药或方剂中的有效成份制成，其包装常与西医成药相仿。第二部分则牵涉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在美援物资的背景下，其“先进的”医学观念对台湾人服药和健康观念的塑造。正如作者所言，本文“看到的是台湾用药传统千丝万缕的交错，以及现代与传统对药物想象的重层交迭及销融”。

      而接续着谈到商品与市场经济对医药生产与消费的影响，本书收录了两篇论文。首先是张仲民的《当糖精变为燕窝——孙镜湖与近代上海的医药广告文化》，作者延续其长期以来对近代医药广告史的研究，在史料运用上可说驾轻就熟。该文把焦点放在分析晚清孙镜湖及其“创造”出来的“没有燕窝的燕窝糖精”，同时还揭露了各种药品广告造假、炒作、包装之手法。这些源自孙镜湖的把戏，可说将晚清医药广告造假文化推向繁荣，并产生广泛影响。

      周永生的《建国初年上海中药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以1949年后上海的药材业为考察对象，探讨当时的政策对药材业的改造与药材短缺之间的关系。在新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全面改造的背景下，政府逐步限制与排挤私营药材商，同时增强国营与合作社的药材购销力量，其中出现的显著问题就是上海药材私商接受改造，导致药材购销受到诸多限制，营业能力大为削弱，由此引发当时药材短缺的现象，整篇文章扣紧经济政策与药材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文章中也可见到此种现象对中医营业和民众服药的各种负面影响，从中可见医疗史与政治史之互涉，从医疗史中可看到政治发展之趋势与影响，这篇文章是一个极佳的范例。

      围绕历史上疫病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应对进行的讨论，本书也有不少相关内容。陈光华等人所著的《论证中国疫病史之难： 以金末“汴京大疫”是否为鼠疫为例》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该文的主题是探讨金末的“汴京大疫”，过往许多历史研究指出该次疫情可能为鼠疫，但这位出身医师的作者，在分析了包括死亡率、季节、文献描述后，再以西医的流行病学眼光来审视，认为过往的推论都有待商榷，并提出了用传统文献解读疫病史的困境。该篇综合文献学、医学科学等视角，来审视现下疾病史研究困境的思路颇发人省思。

      至于中国近代防疫的例子，则仍可以从兴盛的鼠疫史研究来理解。罗婉娴的《防疫与殖民管治危机： 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以香港的例子解说殖民政府对鼠疫的应对，恰可与晚清政府做一对比。作者运用香港政府的档案资料、报告、报刊，试图理解现代化的防疫知识如何在殖民政府（英人）和被统治者（华人）之间拉扯，这种冲突也体现在中西医知识和具体实践之上。最终，殖民政府藉由防疫事务逐渐将西医知识和卫生制度引入香港，西医在香港得以普及和进一步发展，渐渐成为该地主导的医学。

      相对于罗婉娴所论西医知识的攻城略地，皮国立《近代中医的防疫技术与抗菌思想》一文，则延续探讨近代中医在面对西医防疫知识的强大压力下所作的响应与反思。该文以民国报刊数据内的中医知识作为主要探讨的对象，辅以医书，探讨以往常常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中医防疫”知识，具体呈现了当时中医的研究与实际操作方式，试图探索一种中医式的日常杀菌思维。

      在医学知识的生产与操作方面，本书也有几篇佳文，都涉及西方医学知识在近代的生产及其影响。长期于法医史文献中耕耘的陈重方以《清末民初以来检验吏、检验员的境遇》一文，阐述了民国时期法医制度的建立及其训练与内在知识转型的困境。从法医制度建立的复杂性，向读者揭示了历史发展并不能用一种单线的思考来理解。特别是民国以后，《洗冤录》的现实意义、价值并未完全消失，这本原应该丢弃到故纸堆中的文献，竟然还于法医学的现代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分界常在近代知识领域中产生拉扯与跨界。苏精则写就《合信〈全体新论〉的生产与初期传播》，全文围绕着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和他的著作《全体新论》展开。合信是一位非常重视在华传播医学知识的传教医师，他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对近代中国人的医学知识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本文之作自有其新意，因为该文使用了合信本人所留下的文献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包含伦敦传教会档案中的书信报告，以及伦敦卫康图书馆内所藏的文献，综合讨论合信藉由印刷出版来传播医学知识与基督教义的理念，还有编印《全体新论》的背景与构想、印刷技术、费用乃至流通等问题，并分析晚清医疗和传教这两个重要且相关的现象，这些信息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近代中西医汇通与西医知识流通等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目录

药品、疾病与社会

编者的话

专题研究

两汉时期本草学文本形成的历史图像——兼论法象药理学的萌芽  蔡忠志

论证中国疫病史之难： 以金末“汴京大疫”是否为鼠疫为例  陈光华 皮国立 游智胜

合信《全体新论》的生产与初期传播  苏精

当糖精变成燕窝——孙镜湖与近代上海的医药广告文化  张仲民

防疫与殖民管治危机： 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  罗婉娴

清末民初以来检验吏、检验员的境遇  陈重方

近代中医的防疫技术与抗菌思想  皮国立

科学中药与抗生素： 台湾社会里的医药想象  刘士永

建国初年上海中药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周永生

约翰·德贞晚年史事补遗  孙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