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研究》
赠书016
第十六期赠书来啦，本期赠送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莉博士出版新书——《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研究》，
获赠方法：在文章底部留言：为何想读这本书？并转发至朋友圈获得十个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及近现代史研究资讯会从公开留言中，挑出一位真心想读用心评论者寄送本书，本次赠书共一本。（一经发现留言作伪，如从书评或者其他文章中摘录者，将取消所有赠书活动参与资格）
截止时间：2019年9月15日22时
合作伙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作者: 杨莉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9-7
定价: 98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20150262
本书简介
本书运用大量的民国档案、报刊等材料，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天津文庙修缮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在延续祀孔中天津士绅的调适与应对，以及“新庙学”在其中的积极作用。以期解析在庙学制和科举制双双瓦解之后，文庙所具有的价值和祀孔仪式得以延续的原因。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神圣殿堂，也是官学所在，还是儒家文化的承载和象征。本书以天津文庙为个案，以历史视角研究民国文庙的变迁和孔子祭祀的定位。首先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天津文庙两次重修的始末，研究天津士绅在文庙重修过程中对社会文化认同的建构、对社会文化资本的运用，以及由政体改变导致的文庙衰颓的应对情况。其次，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祭祀孔子，探讨民国时期文庙的定位、祭孔仪式的价值，以及民国时期各阶段政府对文庙和祭孔符号的利用。最后，是通过对天津崇化学会的研究，说明在庙学制瓦解之后，民间是如何接续儒家的教育传统的，以及崇化学会回归文庙的意义和当地社会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 莉，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学理论、儒学、华人华侨传统文化。在《世界宗教文化》《原道》《儒道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
目录
本书目录：绪论
一 研究旨趣
二 前人研究
三 本书所用文献说明
四 本书研究对象界定
第一章 文庙概览
第一节 文庙和祭孔的历史沿革
一 文庙历史沿革
二 历代孔子祭祀释奠礼沿革
第二节 民国时期全国文庙概况
一 清末民初文庙的处境及功能变革
二 民国时期文庙的修建热潮
第三节 民国祭祀孔子情况概述
一 民国时期祀孔政策和礼制
二 民国时期各地祀孔情况概述
第二章 天津文庙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特点和行政区划管理
第二节 天津文庙的兴建与修缮
一 明代天津文庙的兴建
二 明清两朝天津文庙的修缮
第三节 明清时期天津文庙的祀孔典礼
一 明清两代天津文庙祀孔典礼概述
二 清代天津文庙祀孔的特点及其影响
第四节 明清两代天津儒学
一 天津儒学的学额
二 天津儒学的官员
三 天津儒学的教学内容
四 天津儒学的学田
第三章 天津文庙的修缮与文化认同
第一节 天津文庙的组织及职责
一 民国以前天津文庙与祭社和洒扫社的职责差异
二 民国时期天津文庙与祭洒扫社的成员及职责
三 文庙岁修办事处
四 天津孔庙保管办事处
第二节 1923～1928年文庙大修
一 文庙大修的背景及原因
二 大修过程的始末
三 大修引发的争议
第三节 1934～1947年天津文庙修缮
一 1934年前后的文庙修缮
二 1947年前后的天津文庙修缮
第四节 从天津文庙三次修缮看天津士绅的文化权力
一 天津士绅文化身份的重构与文化权力的维持
二 官修文庙与天津士绅文化权力的消减
第四章 民国初期至1948年天津文庙的孔子祭祀
第一节 民国初期至1928年天津文庙孔子祭祀的变迁
一 民国初期至1928年天津文庙祀孔仪式概况
二 祀孔仪式主办者的变化
三 天津文庙祀孔仪式的演变
第二节 1928～1948年天津文庙祀孔仪式
一 1928年停祀孔子训令下的天津士绅乡祭祀孔
二 1934～1948年天津文庙祀孔仪式概况
三 1934～1937年天津举行的孔子纪念典礼
四 1938～1948年天津祀孔典礼仪程的多变
第三节 天津祀孔典礼演变的原因及意义
一 天津祀孔典礼演变的双重动力及士绅的抵触
二 天津祀孔仪式演变的意义
第五章 儒家文化认同的重建——天津文庙的“新庙学”
第一节 从社会教育办事处到“新庙学”
一 民国时期天津士绅的文化教育组织
二 崇化学会的成立
三 崇化学会与各文化教育组织性质和职能比较
第二节 崇化学会的价值及其影响
一 作为“新庙学”的崇化学会
二 “新庙学”与儒家文化认同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分化与叠合现象中儒教文化认同的建构
——以印度尼西亚泗水文庙为例
附图
后记
本书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稍后，他又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性面临的挑战》中强调了美国的基督教文化认同。上述著作的独特视角被“9·11”事件放大，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预言不幸被言中，而其关于中国为“儒教文明”的判断定性也在大洋此岸引起了震动和思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渐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下，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对儒教与中国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的关系进行梳理和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
如果说秦始皇与法家李斯携手确立了中国历史的政治结构，那么汉武帝则与儒生董仲舒携手确立了中国历史的文化结构。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到“东汉功臣多近儒”，再到昔日的秦人、周人和楚人被统一称呼为汉人的时候，儒教文明应该说就初步成型了。后来佛教道教虽对儒教造成了冲击，但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论》，基本框定了各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和地位，“治世”的儒教文化权重显然远非“养身”的道教与“修心”的佛教可堪比拟。宗祠、书院和文庙正是儒教与社会互动，实现或承担其功能的平台或组织系统。
关于文庙的研究已有很多积累，但以文献学、历史学为主，甚至建筑学等方面的成果也超过宗教学。十年前，我从台湾黄进兴教授处获赠《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及《圣贤与圣徒》。因为二书暗含儒家思想乃宗教之系统的预设，当时聊的时间虽短，却十分投机愉快，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黄教授从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和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角度，谈论了儒教的一些特质，将孔庙研究推进到宗教学的论域或层次。我一直希望能带学生做些个案研究，将儒教的定位判断加以验证、深化或证伪。杨莉曾说她想做文庙的神圣空间（sacred space）问题，后来却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走到了宗教社会学的进路。现在，毕业多年之后她把这样一部书稿发给我，要我写序，应该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匆匆浏览而过，对民国初期天津文庙三次修缮的章节印象深刻，不妨就此发些议论。这是她的观察和分析：
天津文庙在民国早期大修背后的意义实际上是士绅阶层借助文庙这一文化象征，在其逐渐丧失文化权威的社会中重新构筑一个文化空间，并依此获得新的文化权利。然而，这种情况到民国后期在政府主导修缮时发生了变化。在政府将文庙的象征意义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后，逐渐消解了其原本道统的象征意义。因此，即便士绅再度参与文庙的修缮过程，也难以达到民国初期时的效果。所以，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的修缮不仅是士绅文化权力的体现，同时还可以看出在文庙修缮过程中社会和政府在承续传统文化符号过程中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