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企业征服：商业、国家和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族群不平等的根源》出版
Corporate Conquests：
Business,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Ethnic Inequality in Southwest China
作者：C. PATTERSON GIERSCH
出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页数：312页
价格：$32.00
ISBN: 9781503611641
内容简介
民族和经济不平等的顽固模式仍然存在于中国北部和西南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这种不平等通常归因于地理位置、资源获取和最近的政治发展。在本书中，作者C. Patterson Giersch 通过追溯近代中国少数民族部落的权力结构与抵抗，挑战了以往的认识。本书聚焦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云南省私营和国有企业的兴起，揭示了企业家如何集中企业权力。商人们将财富和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他们的家乡，他们也以牺牲西南地区许多土著少数民族社区为代价，获得了更多的商品。与此同时，新的发展概念形成了国营公司，进一步将资源集中在地方之外的手中。这本书揭示了新的思想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而不是在中国的内陆边境地区形成的。对于想了解中国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本书将引起相关讨论。
作者简介
帕特森·吉尔希(C. Patterson Giersch)，达特茅斯学院学士、耶鲁大学博士，现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和内亚史，尤其17世纪帝国与民族交集研究，20世纪跨国贸易网络。曾著《亚洲边疆:清朝云南边疆的转型》（2006，哈佛大学出版社）。
目录
致谢
导言
一、骡夫
第一章阐述了19世纪中国云南省主要商业社区创建的私营企业的起源。它侧重于公司治理，包括利润分享和簿记做法，使云南企业家能够将公司内部的亲属关系和友谊关系转变为基于激励的所有权-员工关系，从而将公司权力集中在总经理的总部。这使这些公司得以在保持相对自律的公司治理的同时，将业务范围扩展到遥远的东南亚地区。由于中国企业在这里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机构，而不是基于理想化的儒家家族价值观的永恒实体，本章将说明为什么成功的企业是由汉族企业家和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创建的。
二、家庭
第二章揭示了中国云南的商人群体如何适应现代企业生活的压力和机遇，让孩子们为一个男人和男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的世界做准备。这一章利用当地的资源来揭示，尽管企业内部的亲属关系被淡化，但商人群体还是依靠重新配置的性别规范和亲属制度来维系分散的、流动的家庭，方法是编写家谱和建立世系寺庙。用企业利润创造的宗谱和庙宇代表了一种新的义务文化的构建，这种文化理想地会迫使人们回家。此外，妻子们还承受着要求她们严格管理家务的压力，这很难做到，因为财富的增加带来了通过建造豪华住宅和大肆消费来彰显声望的愿望。
三、革命者
第三章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来自中国云南的国际商人，他们虽然在国外工作，但却在家乡寻求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章从参与1911年反抗末代中国革命的缅甸商人开始。然后，它调查了那些积极推动缅甸中国儿童教育改革的商人，并利用这些经验推动农村改革，特别是国内的教育改革。这一章认为，改革者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助长了他们对英国殖民教育制度的反对，因为它导致了他们的孩子被同化。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落入另一个民族”，改革者们制定了一套课程，提倡学习现代学术科目、汉语和民族主义。
四、被排斥者
第四章考察了云南贸易公司向西藏东部地区的扩张。本章从跨地区性的概念出发，解释了外部公司如何在康区的大部分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有效地将土著人民排除在商业化的利益之外。为了充分了解这段历史，贸易公司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揭示了汉族民族主义者如何越来越多地将边疆少数民族描绘成落后的民族，以及“屠夫”赵尔丰等激进官员如何研究国际殖民主义，以此作为根除本土政治和经济领导权的指南，以国家和私人公司取而代之。这些趋势引发了至今仍困扰着中国的现代民族不平等模式的进程。
五、矿业
第五章介绍了1876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创建国有企业实现云南矿业机械化的强大愿景。19世纪80年代，当第一家现代矿业公司在云南成立时，它是国家为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本章从边疆地区的角度重述了这一故事，首次展示了对工业发展的关注是如何受到种族观念的改变以及从多元帝国实践（土著精英是合法领袖）转变领土治理方案的影响的，在民族国家的直接统治下，文化和种族差异不再被容忍。在现代工业化的头五十年里，中国的发展观与民族和种族差异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
六、技术官僚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缪云台（ Miao Yuntai），他是一位官员，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了开创性的金融和工业机构，旨在发展中国云南。苗以个旧锡矿起家，1905年成立，成为一个成功的精炼锡出口商，后来又成立了其他成功的公司。苗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基于他在美国的经历，以及他对云南落后和民族多元化的看法，这促使他创建了创新型的国有企业，强调管理自主权、对所有权的响应以及创造有竞争力的产品。在中国，无论是对国有企业的合理化改革还是对国有企业的实施，缪氏都走在了政府的前面，在从地方人民手中消除对地方资源的控制方面，他都是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七、公司、国家和民族差异
第七章考察了中国的战时和内战时期(1937年—1949年)，并汇集了这本书的主要故事私营公司、国有公司和边境地区的发展。1937年日本侵华后，云南省政府首先利用私营企业进行战时建设。在西南地区的国家政府成立后，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云南经济和企业机构，将与中央机构结成复杂的伙伴关系，寻求更大程度的国家控制。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通过从私营企业手中收购企业来增强自身实力。这些努力是更广泛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试图将国家权力强加于私营企业和边境地区的资源和社区，包括滇西傣区，这些努力预示着共产主义政权下国家权力的非凡增长。
结语:企业的征服
结语延续了该书50年代的主要叙述，解释了滇西傣人如何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获得“自治”，却发现新政权下的自治意味着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政府机构的剥夺权力和不平等。它进一步解释了私营公司如何首先为战后经济复苏作出贡献，但随着新的国家关闭市场而衰落，然后有目的地拆除培养了几代公司的跨省通信和组织网络。它们被新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所取代，而新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是为基本上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而设计的。创新型的云南国有企业将成为云南省计划经济的基础，云南省本应是新时代的基础，而这个新时代实际上是在旧时代涌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