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编《史研双峰：<上海史>（1989年版）<上海工人运动史>（1991、1996年版）是怎样写成的？》出版

编著者：马军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页数：314页

价格：68.00元

作者简介

目录

序

陈祖恩

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研究所，位于徐家汇的漕溪北路40号。曲径通幽处，有一幢罗马风格的建筑物，庭园树木繁盛。据说这里曾是修女的宿舍公寓，除了资料室与会议室外，四层上下均是小房间，研究人员二、三人一组，倒也非常自在。只是一切的公共设施似乎都是为虔诚女性服务的，时时可以觅见修女昔日的生活痕迹。

历史研究所的历史早于其上级单位的上海社科院，已不是什么公开的秘密。1956年，历史所作为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而诞生，三年以后才划归给新成立的上海社科院。首任所长是有“革命家兼学问家”之称的李亚农先生，他制定的办所方针有两条，一是寻求真才实学的研究者，二是建设一个好的图书馆。同时主张排除对科研人员的一切干扰，让他们静心研究。历史所的曲折之路，证实了领导懂行的重要性。

1978年，历史所在“文革”劫难后重生，新的人员大部分是从各处调来的，有的是蜚声海外的名学者，如唐振常先生，有的是饱经风霜的学界“老运动员”，也有一批名校历史系的历届毕业生，在经历各种杂业以后重新回归专业。那些幸存的编译组老头也回来了，如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吴绳海、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的章克生。编译组具有英、法、日、俄等多种外语的厚重功力，“文革”前编译出版了四部重要的资料书籍：《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还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未刊译稿。但是，在书籍的封面上，人们看不到他们的姓名。重新复出后的那些民国老人，微笑待人，依然低调平和，骨子里的傲气凝聚在学术译著的信达中。其实，对外文史料的勘探和选译也是研究的过程，编译组的工作是历史所研究与翻译两大主线的独特表现，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上海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国际都市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上海的重要事件与重要人物，无不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影响。上海的地位，决定了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性。恢复后的历史研究所，生机勃勃，其制定的第一个科研规划，便是将上海史列为首要项目，并由副所长沈以行、研究员唐振常亲自组织参加，于是便有了《上海史》、《上海工人运动史》这两本被称为“史研双峰”的集体著作。

《上海史》于1989年问世，这是一百多年来第一部由中国学者通力合作写出的自古至今的上海通史著作，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对租界问题均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次年获上海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上海工人运动史》于1991年出版上卷，5年以后完成下卷，为建国以来第一部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学术性专著。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上海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生、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对上海工人运动史的全面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上述两部是历史研究所最早的中大型集体学术著作，而马军先生编纂的这本《史研双峰》则藉历史所的各种档案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两书是如何写成的历史，也向世人公布了那个时期历史所研究工作的秘密所在。

有关历史所学术的那点事儿，本人认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

1、丰富的史料积累与非同一般的资料室：

历史所在1980年代能够取得上海史研究的大型集体性成果，得益于首任所长李亚农先生制定的长期研究规划，即积极引进人才，广泛收集历史研究资料，从而奠定了历史所的“所格”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历史所的资料室，其实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有20多万册藏书，无论中文、外文，旧籍、珍籍均不在少数，在学术界颇富盛名。不少中外学者专程来此查阅史料。当年为了收集史料，所里每年都有一笔不菲的购书款，资料管理员与研究者一起经常出入市内外的旧书店和文物仓库，挑书选书，整批整批地往所里运，有一次甚至拉回了一卡车，在短短几年内就极大地丰富了史料藏书。例如宗方小太郎文书，系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内容包括日记、海军报告、诗稿、杂著、书信、藏书、传记资料、照片等，总页数超过一万页。这批文书是资料室相关人员于1957年在苏州书肆购得的，据说化了一百元，装了一麻袋运回的。据本人所知，资料室还有一些珍贵的日文书籍，都是花二、三元在旧书店买来的。如若干年份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上海金风社编辑），现存数量极少，在日本也不易看到。

在上海工人运动史的资料方面，由沈以行为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广泛搜集上海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史实的过程中，积累一千多万字的文献手稿、报刊摘编、调查材料、会议记录、口述资料，以及从两个租界档案中翻译的相关史料，为上海工运史运动打下厚实的基础。该委员会主要科研骨干和大部分资料后来都移至历史所，为此而建立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上海工人运动史》史料详尽、确凿，不仅采用报刊文献中有关资料，而且重视口述史料，其中涉及数以百计的老工人访问记录。

此外，历史所与徐家汇藏书楼毗邻而居，彼此关系良好。藏书楼为历史所研究者提供便利，甚至开辟专用阅读室。那时，逢到赴所的日子，上午在所里开会、讨论，下午到藏书楼查阅史料，成为研究人员的工作常态。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时藏书楼提供的近代报刊杂志都是原件，泛黄的纸质触感，带有历史的特殊气息，与现在读复印件、电子版是不同的感受。

1980年代，几十人的历史所，拥有20多万图书的资料室，隔壁就是开放的藏书楼，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是造就上述研究成果的有利条件之一。

2、史学“三老”与懂行的领导：

熟悉历史所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三位资深学术大师，即“方、汤、唐”。

方诗铭，194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1956年进所工作，曾任古代史研究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虽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也有上海史研究的成果，如《上海小刀会起义》（1965年）等。

汤志钧，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56年进所。1978年任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又任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确定以上海史研究为全所科研项目的重点之后，即组织近代史室对上海史资料的调查，并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1840—1918），于1986年出版。该书注视全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侧重近代上海的大事记述。

唐振常，194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曾任《大公报》记者、电影厂编剧、《文汇报》文艺部主任。1978年到历史所工作，为上海史研究室创始人和上海史研究的“带头人”。继《上海史》后，又参与《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主编工作。其主编的另一部书《近代上海繁华录》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列名排行榜首。唐先生是新闻、文艺、史学的“通才”，“史论结合，文情并茂”。同时，吃遍上海名馆，有“美食家”之誉。记得有一年，他请我们年轻人到位于十六铺的“德兴馆”吃饭，点的都是上海名菜，其中一道“虾子大乌参”，色泽乌光透亮，汁浓味鲜而香醇，软糯酥烂，真是绝品。现在的一些百年老店，徒有虚名。职人已逝，职业精神已亡，金子招牌只是挂挂而已，不必当真。由此想到，唐先生既有繁华都市的生活阅历，又有对这块土地的人文情热，其上海研究的视野与文字才真是令人信服。

除了“方、汤、唐”三位史学大师外，当时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副所长沈以行先生也是难得的一位懂行领导。

沈以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主编由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工人刊物《朋友》、《劳动》、《生活通讯》。解放初期，从事工会宣教工作。1953—1958年任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副总干事长，积极倡导、组织工运史研究，先后搜集资料几十万字，访问近千人，编印公用、棉纺等行业的工运史27种，计160万字，编辑《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丛刊6辑。1960年11月起调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任副所长。1978年历史所恢复后，虽然依然是副所长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主持工作的所长。他除了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外，也出版专著《工运史鸣辨录》（1987）。

从《史研双峰》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沈以行先生绝不像某些领导一样热衷于当挂名主编，而是积极组织、参与研究，并给予指导。在当年的《历史所简报》里，他在两个月里连续写了四次述评，“就我能看出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供编写者思考修改，在指导思想上逐步靠拢、统一。”他对于《上海工人运动史》撰写的八点意见，被美国学者作为研究上海工运史的代表性论文，收入英文《中国史研究》（季刊）杂志。

3、开放的学术研究成果：

1978年，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历史巨变的转折关头，历史所的命运也开始发生变化，科研人员能在开放的学术氛围中进行研究。

恢复伊始，沈以行副所长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风调雨顺的景象。现在也刮风，叫改革之风，那和以前不一样，不以整人为目的，而是鼓励我们搞专业。”唐振常先生也直言：当此举国昌言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际，一部上海近代史应该有很多经验可以提供，很多教训可以借鉴。今后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要冲破禁区，解放思想，才能搞好上海史研究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里，历史所的研究成果才得以精彩呈现。在上海史研究的筹备阶段，先后举行了三次上海史志的学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活跃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同时对于海派文化与租界问题作出了新的评价。海派文化，是在近代西方文化输入后才开始产生的；所谓海派文化，并不就是洋泾浜文化，也并非就是“洋场恶少”、“惨绿少年”的同义语，其勇于吸取与创造的精神，应为研究文化史者所注意。对于租界问题，提出双重影响说的新见解：租界的双重影响，主要是由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所决定，一是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二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导致了租界对上海近代化过程同时产生着两种深刻的影响：租界的存在，便利和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此同时，租界的存在又提供了一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展览馆”，便于中国人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在告别长期思想禁锢的1980年代，《上海史》正是将上述见解作为近代上海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贯串于全书有关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研究成果。

在工人运动史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其避免了与中共革命史雷同的通病，在结构框架上有所创新，建构了具有工人运动史特点的体系。有些篇章不仅突出了上海的地方特色，还为全方位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黄色工会为例，一般指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以往缺乏明确、具体的分析。《上海工人运动史》以上海邮务工会的演变为例, 指出“中国特色的黄色工会”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以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建立和维护工会的统治地位，二是在组织上依靠帮会社团势力，控制工人群众，强化工会统治。三是在政治上反共，在经济上施行小惠。这就具备了黄色工会的基本形态。依据上述分析，该书认为由于不具备产业发达的经济基础，旧中国的黄色工会是不多的。一般史书上把黄色工会写得多如牛毛，并不符合史实。

本书编纂者马军先生于1992年进历史所工作，现在是历史所“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的首席专家，也是活跃在德、法、日、澳、韓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上海学术新秀。近年来，本人多次在东京、奈良等地的有关上海史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他相逢，日本学者对其评价极高，认为他是上海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之一。

马军先生对历史所所史资料的保存与研究具有一定的使命感，此书是其继《重会海外汉学界（1979—1983）——<史学情况>集粹》、《史译重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翻译事业（1956—2017年）》之后的又一本资料集，既是学术史、功劳簿，也是教科书，既为历史所所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也为见证1980年代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考。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