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苏智良、姚霏、江文君《上海城区史》
主编:苏智良
副主编：姚霏、江文君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ISBN：9787548615880
定价：480.00元（函套装，全3册）
本书简介
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各城区的街道、古迹、民居的演变，构成了各有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在各个城区形成的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记忆的重要构成，也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和城市文明的现实载体。百年之间，上海涌现出一个个不同类型的城区。
凝聚着苏智良教授城市史研究学术精华的《上海城区史》正是上海城市史研究之集大成者。全书分三册，180万字，厚重扎实。该书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城隍庙、十六铺、外滩、杨树浦、吴淞、静安寺、徐家汇、曹家渡、小沙渡、闸北、提篮桥、淮海路、八仙桥、江湾、浦东、高昌庙等16个城市空间，通过对这些城区空间和文化演变的历史研究，还原近代上海城市是如何生成、演化与推进的；同时展示各城区的功能、特点与历史细节，并叙述各个城区既相似又有区别的文化，从而重构上海城市的历史演变，呈现上海城市复杂斑斓的风貌。通过研究这些城区来认识近代上海的地位、作用和演变，重视对传统城区的保护工作，同时为当下和未来上海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一些预判的依据，也必将能推进上海这个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以及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创中心的建设。
作者简介
苏智良，1956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人物研究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有社会史、上海城市史、抗战与中日关系等。著有《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简史》（主编）、《中国毒品史》、《1909年万国禁烟会研究》、《上海城区史》等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高校首届名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上海市精品课程等。
姚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专业教师。复旦大学博士后、上海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200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研究方向：妇女史、上海史、医疗史研究等。已出版专著《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晚清上海城市空间（1843-1911）》、《上海城区史》、《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等，在A&HCI、CSSCI等期刊发表专业论文近二十篇。曾担任教育部重大项目、国家哲社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并多次获奖。长期担任上海“东方讲坛”、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等栏目嘉宾，为《新民晚报》“海上珍档”、“夜光杯”等栏目撰稿三十余篇。
江文君，1981年生于上海。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上海史、城市史、社会史。著有《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等，并在《历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史林》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承担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两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省部级项目研究。
目录
绪论 城市空间、城区与都市变迁
第一编 城隍庙：近代城厢公共空间的形成
第二编 十六铺：因港成市 因港兴市
第三编 外滩：上海的“近代之门”
第四编 杨树浦：近代工业的摇篮
第五编 吴淞：曲折的两次开埠
第六编 静安寺：从庙到城区的演变
第七编 徐家汇：西学东渐的实验区
第八编 曹家渡：沪西的形成与“变形”
第九编 小沙渡：普罗社区的变迁
第十编 闸北：从“自治模范”到棚户区
第十一编 提篮桥：近代租界的另类区域
第十二编 淮海路：法租界的上海摩登
第十三编 八仙桥：商街、黑金与帮会
第十四编 江湾：“新”市区的前世今生
第十五编 浦东：城市化的兴起与困惑
第十六编 高昌庙：引领上海城市巨变的城区
精彩书摘
1
上海城市的历史演进
上海城市聚落首先是以老城厢为中心，城隍庙豫园地区便是一个集信仰、商业、娱乐和居住为一体的城厢中心。1843年上海开埠，两年后英租界建立，开始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城市中心逐渐转移，在上海县城以北形成了包括居民居住区域、商业区在内的新城区。1848年，美租界设立，次年法租界也宣告建立。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1899年，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张，面积达到3350亩。同样，法租界也在1914年完成最后一次扩张，面积达15150亩。
近代以降，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各类产业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外移民大量涌入，上海迅速地从一个沿海县城发展为一个超大型的城市。与之相适应，上海城市化以空前速度向前推进，一个重要的表征，是上海城市范围经历了以原英租界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辐射、扩散和推进的过程。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演变趋势是外延型城市化之路，城市的形成过程就是以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把周边市镇纳入上海城市化轨道的过程。
租界为上海的近代市政做出了榜样。1865年，英商上海自来火房设立；1876年，吴淞铁路通车；1882年，上海电气公司开业；1883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开始向公共租界供水。所有这些使得租界更加方便市民居住，大大增加了地区吸引力。同样，近代医院、邮局和法院的设立，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844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脱创办上海首家西医医院中国医院（仁济医馆）；1863年，工部书信馆设立，9年后，江海关建立了寄信局；1869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设立。
1874年英国怡和洋行的吴淞铁路公司,以修马路为名修筑的吴淞铁路
在租界的带动下，南市老城地区也有发展，随着辛亥革命后老城墙的拆除，南市城区向南向西延伸。自清末始，苏州河以北的闸北城区逐渐兴起，并成为华界振兴的“模范城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实施卫星城计划，逐渐形成嘉定、闵行、金山等新城区。上海卫星城规划和建设1958年首先从闵行开始，至1960年，又先后规划建设了吴泾、松江、嘉定、安亭等卫星城。1972年，结合杭州湾北岸建设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规划建设以大型石油化工企业为主的金山卫卫星城。1983年，结合长江南岸宝山钢铁总厂建设，规划建设以大型钢铁企业为主的吴淞—宝山卫星城。7个卫星城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依托条件较好的县城为基础，如嘉定、松江；第二类以某种工业为主，大、中、小型工厂相结合，如闵行以机电工业为主，吴泾以煤的综合利用为主，安亭以汽车制造和勘探设备制造为主；第三类以大型联合企业为主体，居住区与市政公用设施配套齐全。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对上海经济发展、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分散市区人口起了积极作用。至1990年，卫星城共占地95.4平方公里，居住人口65万，工厂803家，工业产值达287.2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6.7%。全市的石油化工、钢铁冶炼、化工原料、电站设备、汽车制造、火力发电等重要工业生产基地和重要科研单位主要分布在卫星城。卫星城的发展，还带动全市公路网、电力网、电信网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为郊区农、副、工、贸各业发展，特别是乡镇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开始了大变革、大发展。尤其是1990年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旧城更新和新区拓展并举，城市建设迈入高速发展时期。浦东新区规划和建设了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杨路商业购物服务中心、张江高科技园区等，成为最有活力的新兴城区。与此同时，上海致力于旧城的更新与改造，徐家汇城市商业中心的建设，豫园的整体改造、人民广场地区的建设、新天地的建设等，均较为成功。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2年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后，上海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视野和高度再度提升。黄浦江两岸世博会园区的建设成为最亮点，同时，虹桥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商业区已基本建成。徐家汇、五角场、真如和花木四大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和建设已确立和实施。松江、南桥、安亭、宝山等新城的构筑正在热火朝天地展开，尤其是面向大海的临港新城，作为中国上海自贸区新片区的核心，正在展示出一个新的核心城市的风采。苏州河、黄浦江畔的绿廊和步道日益为市民所钟情。60个人口导入新镇的建设不断提速；600个新中心村正在成为新农村计划的核心。
从南京路远眺外滩
思南公馆
概括上海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对城市中心的变迁作一梳理。在元明清时代，以城隍庙为城市中心。开埠之后，租界的建立与扩张，外滩成为城市中心。1929 年后，国民政府试图打造新的市中心区——江湾，但由于日本对上海的侵略，这一努力最终夭折。1949年后，人民政府改造跑马厅地区，构建人民广场为城市中心，这一功能延续至今。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陆家嘴 CBD区域的崛起和外滩的改造，使得浦江两岸成为举世瞩目的上海中心区域；而城郊化和多个辅城的建设，以及在七大中央商务区（CBD）及世界城市建设史鲜见的地铁高速推进等因素的刺激下，上海城市正在出现新的蜕变和提升。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2018年，自贸区继续扩容，并开创世界首创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正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节选自《上海城区史》绪论
2
作为文人雅集空间的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的风光，曾被传统时代的文人反复描摹，只因他们有丰富的个人体验。一个传统时代的文人可以因为信仰，也可以因为信仰之外的原因去往城隍庙。从每年定期的看戏、登高、观花会，到一时兴起的游园、品茗、购书画，城隍庙社区足以满足传统文人的各种精神需求。从清代的文人笔记来看，寓居上海县城内外的士绅文人，几乎都在城隍庙园留下足迹，尤以“海上狂人”王韬与庙园的渊源最甚。携带一身“狂”气的王韬是晚清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弄潮儿。在他和他的同道好友身上，纠结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徘徊于中西间的矛盾与彷徨，邑庙的茶馆酒楼见证了他们“掷杯挥剑”的狂态和怀才不遇的伤感。从王韬的日记来看，西园的群悦楼、凝晖阁、绿波廊等茶馆，都是狂士们“饭罢无事，聚众剧谈”的佳处。在那里，他们拓宽着交友圈，也交流着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看法。
这些茶馆中，备受中外人士推崇的要数湖心亭茶楼。郑逸梅在《上海最早的楼台亭阁和园林》中写道：“谈到亭，当然要推豫园的湖心亭了。亭翼然而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这桥目前是用水泥造成的，过去却是石桥，旁设木栏杆，饶有画意。池中植莲，堂前临大池，夏时红莲盛开，面面皆花，绛霞炫目。可惜在道光二十二年，英兵占据城隍庙，九曲俏头所植红莲首遭厄运，后来池中已找不到翠盖红裳，只有人家放生的鳞介了。湖心亭设炉卖茶，一些书画家、文人，住在南市的，大都天天在此集会，品茗谈艺。”以画佛闻名的万佛楼主钱化佛也说：“湖心亭设炉卖茶，我们同道的一班书画家，在南市的，大都集在亭中，品茗谈艺，很自优游快适哩。”
豫园湖心亭
事实上，同治以后，确实有不少国画团体在庙园活动，丰富了城隍庙社区传统文化中心的内涵。
清代后期，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画派——上海画派、岭南画派和刘奎龄画派。上海画派是清代后期中国画派中成员最多的一个。据清末杨逸所著《海上墨林》记载，自宋至清，上海土生土长的和由外地来上海寓居的金石书画家就有741人。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金石书画家人才辈出，无疑为“上海画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纵观上海画派的前后活动，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书画家的结社活动频繁。近代上海开埠以后，新的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要和消费。而伴随上海周边地区大量的书画家咸集上海，形成了一支依靠卖印、卖字、卖画的职业金石书画家。他们的金石书画作品只要基本符合市民阶层的艺术欣赏趣味，就能有很好的销路。而当时上海的金石书画家为了更好地创作适应市民阶层欣赏口味的作品，便常常联系艺术上有共同志趣的人，聚会交流或作必要的相互帮助，这就是大量书画结社岀现的背景。
在当时的城隍庙园内就有几个书画结社。飞丹阁存在于同治至宣统年间，设于九曲桥荷花池南岸飞丹阁内，为当时上海书画家必到的游憩之地。飞丹阁这一书画社团组织很有特色，既类似书画店兼营客栈，又类乎书画家俱乐部，因为它设有书画买卖部、书画家集会室（内有笔墨纸砚和书画桌等设备）和专供书画家借宿的住宿部。从史料来看,上海画派的重要人物改琦、王秋言、吴庆云、胡公寿、吴滔、吴谷祥、杨伯润、任熊、任薫、任预、任伯年、张熊、蒲作英、吴昌硕、吴友如等,经常岀人于飞丹阁。好些外地的书画家，如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任伯年，在未定居上海前,来上海时也往往借宿于飞丹阁。任伯年来上海初期的作品，常常落有“作于飞丹阁”的题记，便是一种标志。
1880年的九曲桥
清代光宣之际，上海的一班书画家常以茶馆为集合地,纵谈古今书画、艺林经验，品茗博弈，兴致来了便当场挥毫当场售卖。文明雅集便创立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创始人为俞达夫，就因当初在汉口路文明雅集茶楼结社而得名,后迁至城隍庙西园的凝晖阁，后来又活动于松月楼。
在清代后期上海的书画社团中,豫园书画善会的组织机构是比较健全的，活动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宣统元年（1909年）,豫园书画善会创立，会址设在荷花池东侧得月楼内。发起人包括高邕、钱吉生、杨葆光、马瑞西、沈心海、王一亭、汪仲山等29人。直至1937年上海沦陷，豫园书画善会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抗战后又恢复活动了一个时期，前后历时达四十多年。上述具名者分别担任了历届会长。
之所以称其为“善会”，因为豫园书画善会除了进行频繁的艺术创作、交流、研究活动外,还有一个很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慈善和书画界同仁经济上的互助。在其章程中明文规定：会员售画所得润资，照章储蓄半数于会中，存钱庄生息，遇有慈善事宜，公议拨用。而豫园书画善会之所以能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保持正常运作，与善会的章程组织严密合理有关。
豫园书画善会曾出版由杨逸著、高邕审定的《海上墨林》一书，记述上海历代金石书画家的小传并作扼要评价。初刊于1920年，以后陆续增补、重印。第二次的重印本，凡1928年前的上海金石书画家的简要情况都搜集在内。
宛米山房书画会创立于1909年，由陈石痴、徐竹贤、袁天祥等书画家发起，假西园内放鹤楼为会所。会员有杨逸、哈少甫、徐晓村、汪钟山、钱云鹤、朱文侯、蒋通夫、许铸成、程瑶笙、沈心海等数十人。程瑶笙、杨逸、沈心海先后当选为会长。自建会日起，较长时间的会务工作均由驻会会员徐晓村负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会址毁于战火，会员星散，活动停止，到抗战结束后曾恢复过一段时间的活动，但成员人数已大不如前。该会曾假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举办过多次书画展览。抗战初还曾在浦东同乡会举办过为难民筹募寒衣的书画展。
豫园湖心亭与九曲桥
与书画社比肩的是扇笺书画店。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记载：“庚申春间兵事起，法国驻兵于此，后经丁观察与法国清理，仍还旧观，栽植花木，特标名胜。惟许设书画笔墨古董等铺，以点缀景物，迥异向时之甚嚣尘上矣。举动风雅，自异俗吏，而经济亦寓焉。”一直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邑庙中的扇笺书画业仍然繁盛，具名者有 22 家，即笔花楼、丽云阁、二雅堂、艺兰堂、瑞芝阁、九经堂、黄仁昌、翼雅堂、漱墨斋、青莲室、蔡仁昌、萃华堂、十二楼、得月楼、丽华堂、耀华堂、萃新阁、益锦堂、槐荫堂、堃华堂、饱墨斋、椿华堂。这些店铺“非但出卖楹联幛轴之类，而且收罗的名家书画也着实不少。所以文人墨客来游邑庙，也常在那里徘徊”。
流光溢彩的豫园夜景
邑庙中另一个引人逗留的地方是旧书摊。“邑庙内的旧书摊，非常之多，重要而普遍的书籍，大概可说是规模粗具”，其中又以“国粹”为强，后期也有西文书籍。不少后来的大作家、大学者都曾在城隍庙的书摊旁消磨时光，如有着“新文学家”之称的郁达夫“无聊之极便跑上城隍庙去”，常常是“独自一个，在几家书摊上看了好久”。
节选自《上海城区史》第一编
《城隍庙：近代城厢公共空间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