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和、马勇、左玉河等编《抗战时期中文期刊篇目汇录》出版

编辑导读

这是一部汇录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出版的中文期刊篇目的重要文献。本书从编纂到出版历时近三十年，由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历史学家刘大年，知名学者马勇等联袂编纂，汇辑近四百种抗战时期中文期刊，内容涵盖文艺、史学、戏剧、音乐、外交、边疆地理等多个方面丰富内容，其中不乏稀见资料，为抗战期间中文期刊目录的首次集中呈现，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全面、来源可靠、视角独特的抗战文化史料工具书。

编者马勇先生在下面这篇序言中为我们介绍了这套重要的抗战史料工具书的编纂背景和学术价值，提醒我们注意抗战史不只是战争史，更是有着复杂多样的面相，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方可呈现这段历史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后半段的抗日战争，在我看来，包括这十四年在内的前后大约三十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而且极大改变了世界、亚洲政治版图，其后续影响至今并没有结束。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至关紧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并不只是抵抗，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场景，是一个拥有共同历史，而又具有不同历史记忆的时期。所谓“共同的历史”，就是这场战争几乎将东亚所有国家、地区都卷进来了，中国、日本、朝鲜、缅甸，甚至印度、越南，或直接卷入，或间接卷入了这场战争。战争结束后的亚洲版图，与战前具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国家重新统一了，比如中国，一些国家新生了，如东南亚诸国。在这样一个多方参与的事件中，历史自然是共有的，是各国共同介入共同参与的。但是对历史的记忆，肯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多元的。不要说中日两国的历史记忆具有本质差异，即便是中日两国之外的世界诸国，也一定会各有各的立场、观察与评判。真实的历史记忆，一定是多元的，多样性的，单一的、绝对的历史记忆并不是多元复合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个人多年来在阅读、讨论这些涉及多国多方面“共有历史”时，一直主张历史共有，史料共享，各自认知，各自反省。甚至可以如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时的历史讨论，历史共有，“各为正统”。历史是消逝的过去，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去揭开历史的伤痛，而是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除了真实，历史学家别无诉求。多元、复合、共有，是一般多国、多方共有历史的大致情形，单一的历史叙事，肯定不是历史真实。
复杂的历史面相，需要多元的历史记录及其史料呈现。这不仅因为国别、区域、党派差异而不一样，而且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看，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抗日战争历史阶段，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要说明中日战争或抗日战争，如果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进行讨论，就不能将注意力仅仅放在战争上，而是要注意这个历史时期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不仅仅在战场，而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如此理解，中日战争的内涵才更为丰富，所要讨论的问题也更为广泛。这是这部《抗战时期中文期刊篇目汇录》编纂的基本思路。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史，而是这个时期更为复杂全面的历史。所以，中文期刊的选择，就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只要是这一时期（依然限于1937—1945，个别有前后延伸，见编例）之中文期刊，按照原来规划，都尽量抄出它们的篇目，以供查考。
这个项目得以立项和启动，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20世纪晚期的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那时中国改革再出发，中国与外部世界也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因而在那之前大约一两年的时间，抗日战争，或者称为中日战争的研究，确实获得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由于曾经的抗日战士逐渐离去，所以一批具有历史情怀的老人倡导“科学的”抗日战争研究，期待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岁月留下青春记忆，以昭示中日两国青年与未来。这一批抗战老战士中，就有我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所长刘大年先生。

▲刘大年

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让大年先生接手主持一套抗日战争研究丛书、一个抗日战争研究会、一份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但我知道那本后来被命名为《中国复兴枢纽》的书稿，原本是另外一家研究机构组织的。大约稿子送给大年先生审读，或者想请大年先生主编，大年先生看了稿子后，肯定不太满意，于是重组了一个以近代史所那时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工作班子，对已有的稿子，能改则改，不能改则重写。

这个工作班子在位于远郊的北京市政府疗养机构住了一段时间，集中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了修改、重写原则、体例。我个人也参与了这一系列工作，负责新写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之所以说“新写”，是因为原稿并没有这些内容。其实，不仅原稿没有思想文化部分，而且实事求是说，到那时为止，全世界学术界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也缺少系统的研究，甚至也没有多少史料积累。
在大年先生手把手指点下，我从最基本史料收集开始，写出十几万字的初稿。大年先生看过之后，又提出一个全新的思路，指导我写出不到十万字的二稿。大年先生处理了第二稿，之后又委托丁守和先生审读、修改。这就是后来收入《中国复兴枢纽》中的《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部分的由来。
参与这项研究对我来说影响巨大，不仅使我直接受到了大年先生、丁守和先生如何写文章、做学问的指导，而且极大开拓了自己的研究空间、研究视野。我后来断断续续还就20世纪一些问题做点研究、写点文章，都与这次研究经历有直接关系。
丁守和先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他早年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早已成为这一学科中的经典。学术界之所以对这一作品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丁先生这一研究基于原始资料的爬梳。为此项研究，丁先生用很大力气收集整理“五四”时期的报纸期刊，主持或参与编辑有《五四运动文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等文献。这不仅成就了丁先生“五四”研究，而且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无数方便之门，嘉惠后学不少。

▲《五四运动文选》 1979年版    

▲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1959年版

注重收集期刊报纸史料，是丁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五四”研究之后，他还主持完成规模宏大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这套资料编辑的时候，我正在读书，从师友处听说相关信息不少。只是这套资料没有像《五四时期期刊介绍》那样更多地提供期刊目录，因而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得益于这套书提供的信息，但直接使用困难不少。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1983年版

在丁先生原来的规划中，或许就有接续五四、辛亥向后向前延伸收集整理期刊目录的计划，或许因为参与《中国复兴枢纽》的工作，迅即激活了丁先生的兴致，具体的细节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确实在《中国复兴枢纽》完工不久，丁先生就提出了编辑抗战时期中文期刊目录的构想。那时，抗日战争研究属于刚刚兴起的“显学”，甚至日本方面也提供资金设立有“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因而“抗日战争时期中文期刊”立项后，又由于丁先生在社科院、学术界极好的人缘，很快获得了立项批准，并获得了在那时看来令人欣羡的巨额资助。
我1986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之后，一直在丁先生领导下工作。他那时开拓的大项目，我差不多都是主要的参与者，而且负责与编者、参与者、出版者等诸多方面的具体联系事务。因而这项抗日战争时期中文期刊的工作从提出到开始，直至完成，我全程参与并具体负责与编者、出版者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协调事务。那时毕业不久留在所里的左玉河先生参与了课题的谋划；近代史所图书馆刘丽女士在具体实施方面承担了最大的工作量；那时刚来所读书的柴怡赟同学毕业论文划定的范围为抗战时期，因而也就便参与了此项研究，并在其中与刘丽配合出力最多，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内外但凡藏有抗战时期中文期刊而我们又没有见到的图书馆，柴怡赟都想办法前往查阅或委托朋友查找、抄写。这些图书馆，当然特别是我们几位的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都为这个项目提供了极大方便，在此一并感谢。
学术研究是一个持续的接力过程，尤其是资料的收集整理，谁也不敢说能毕其功于一役，一网打尽，无所遗漏。我们的工作只是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衷心期待研究者在使用的同时添砖加瓦，使之日臻完善。

       （本文为《抗战时期中文期刊篇目汇录》序，有删节）

《抗战时期中文期刊篇目汇录》（全四册）

丁守和、马勇、左玉河、刘丽、柴怡赟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4月

定价：1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