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君《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出版
《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21年4月版
李智君，男，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教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海洋地理学和佛教地理学研究。著有《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在《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复旦学报》《南国学术》《社会科学战线》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部分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地理》《宗教学》等刊物转载。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七项，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三项，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项。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与东南沿海基层社会应对机制研究》、福建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汉唐佛教对中国地理学思想及景观影响研究》。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以往的学者们把学术的主要关注点，基本上是放在中国本土的地域之内，对于中国本土之外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与社会地理的联系，则较少涉及，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比较突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李智君教授的《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一书，显然又是一部弥补这些学术缺憾的重要著作。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李智君教授对于福建南部地区及台湾地区的考察，虽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但是他的学术思维，始终没有脱离长时段的历史地理学考察。在这部书里，我们不难领悟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属性，闽南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正充分地印证了这一永恒的历史命题。当然，历史的发展是由诸多的因素所促成的，李智君教授在充分考察了这一区域的社会历史变迁之后，还进一步敏锐地指出：纵观明清时期中国闽南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史，可以看出，海洋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的舞台，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其各个要素，或有程度不等的变化，但不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主导因素。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适应能力，即便是在传统时代，也并不弱。与之相对照，人类社会本身，尤其是国家行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要远大于海洋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中国的海疆和西北边疆一样，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涨落，基本上是随着国家对边疆经略的重视程度，以及国力的盛衰而涨落。这种论述，又大大超越了历史地理学本身的范畴，使得学术研究的要义，凸显得更为广阔与精彩。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 陈支平教授
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为中国历史海洋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
以帆船为主的航海时代，风是一把双刃剑，风信是航海之力，风涛则是航海之患。因此，帆船在险恶的西北太平洋上航行，如同在刀尖上起舞。本书以明清时期厦门湾为中心，以泉州府、漳州府和台湾府为研究区域，围绕着同一个海洋地理剖面，即海岸带—海峡—岛屿—远洋，分十个案例，探讨季风、热带气旋控制下闽南民众的海上生活。
——2021年5月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之《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
序
前言
第一章 内向化的文化与外向化的经济——中国闽南民众的“海陆异用”
第二章 小冰期福建省寒冷期的气候与生态变化
第三章 天地之气交逆——明清时期的风信理论与航海避风
第四章 明代漳州府“南门桥杀人”的地学真相与“先儒尝言”——基于明代九龙江口洪灾的认知史考察
第五章 近500年来九龙江口的环境演变及其民众与海争田
第六章 海洋政治地理区位与清政府对澎湖厅的经略——以风灾的政府救助为中心
第七章 清代战时台湾兵力的大陆补给与跨海投送——以乾隆朝平定林爽文战争为例
第八章 两岸一体防范——台湾战争时期清政府对海峡西岸移民社会的控制
第九章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海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第十章 此岸与彼岸之间——由《遐迩贯珍》看19世纪中叶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精彩试读
前言：生计必藉于贩洋
地理学知识，在政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人类的每个行为都会和空间产生关联。空间的全体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它由陆地和海洋构成。了解帝国这个相对较小的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采取行动，管理国家。
——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属性，也是地理学自立的基石。本书以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活动为切入点，研究中国闽南的海洋地理，即人类活动与海洋的相互关系。时间上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国的最后两个朝代——明朝和清朝。明清时期，是闽南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并通过移民海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时期。空间上，以自然地理单元——厦门湾为中心，以闽南文化区即泉州府、漳州府和台湾府，为主要研究区域，并随个案研究的需要不同而有盈缩。
一、明清闽南人海上生活的气候背景
自古以来，对地理环境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是人类获得地理学知识的主要途径。不仅如此，不同的环境，还会将学者引入不同的地理学研究领域。我与海洋结缘，是从内陆来到海边工作开始的。
来鹭岛厦门，大海是最先迎接客人的景观。2004年年底，从上海坐火车来厦门大学试讲。火车经鹰厦铁路翻越戴云山，进入九龙江流域，天空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火车在溪流和丛林间穿行，越走天越蓝，四周草木葱茏，似乎走在一条奔向光明的林荫大道上，将冬天的寒意和灰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经过厦门大桥时，蓝色的大海，波光粼粼，一派春日的景象。心想这才是大海，之前在长江口看大海的失落感，一扫而光。
厦门湾
回到上海跟家人绘声绘色的描述那片蓝色大海的美，家人心中也因此充满了期待。半年后的七月，当再次经过厦门大桥时，我早早站在车窗前，提醒家人看蓝色的大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大桥还在，那片大海的蓝色却消失不见了。不仅如此，眼前还有一大片高低起伏的黄泥滩，几条脏兮兮的小船，横卧在烂泥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家人也开始不敢相信我了，我只能尴尬在嘴里喃喃自语：“可能还没到……”“可能走了另外的道……”。其实进岛的铁路线只有一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我带着满腹的疑惑，冲进鹭岛正午的艳阳里。
上大学时，《普通水文学》课本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海洋，也知道波浪到达岸边破碎、卷起千堆雪的原因。潮涨潮落的原理，更是在课堂上讲过无数次。可是没有海边生活的经历，哪里会知道潮间带在浅海区会如此宽阔，景观变化会如此之大。其实，现在地球上的潮间带，已经是地球历史上最狭窄的潮间带了。因为吸引海水涨落的月球，以每年3.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距离越远，引力就越小，潮涨潮落的幅度就越小。现在地球与月球的平均距离是38.44万千米。5亿年前，地月距离约36万千米，那时候，潮汐现象更加频繁也更强烈。潮落时海水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潮起时海水又无情地将陆地淹没。当然，引起海水涨落的，不仅有地球之外的月球和太阳，还有地球上的热带气旋。强热带气旋过境时，强大的低压系统，会将海水高高的吸起，形成风暴潮。
潮间带示意图
大海从来没有平静过，所谓的水平如镜，在海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除了潮汐之外，风浪也从不停息。即便你所在的海域无风，相邻海域的风浪也会传播过来，正所谓“风停浪不停，风无浪也行”。遇到台风过境或登陆时，海水被狂风卷起，如同千金重锤，锤击着海岸，水花飞溅，大地为之震颤，即使隔着窗户也能感受得到。这是在风浪相对比较小的厦门湾内。到了离岸较远的平潭岛，内陆平常无风的日子，在岸边迎风的山坡上也是狂风肆虐，吹得人都站不起来。常年生活在山坡上的草木，就跟内陆高山上的地柏一样，一棵棵匍匐在地上，不敢抬头。在大风的驱使下，海浪一波接一波向岸边涌来，远远望去，如同在腾格里沙漠远望移动沙丘一般，难怪古人将沙漠称为“瀚海”。寻常日子尚且如此，一旦遇到强台风或强对流天气，海上更是浪涌如山。
明清时期，正是在如此复杂和恶劣的海况环境下，东南沿海的民众，驾驶着帆船，经台澎海道，到达台湾、琉球；沿北洋海道，到达朝鲜和日本；经南洋海道到达南洋各地，继续向西，还可到达非洲东部沿海和阿拉伯半岛。晚清，他们更是横渡太平洋到达旧金山。不仅如此，华人移民还在南洋和美洲，形成人口众多的华人社区，如唐人街。海外的华人华侨，习惯上称祖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
深度地参与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活动，正是闽南的区域文化特征之一。
闽南宗族丁号之一：颍川衍派
闽南是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地理区域之一，然而何谓闽南，却鲜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特征诠释。本书研究证明，从唐宋至明清，闽南一词，是福建省的代名词，直至晚清才作为泉漳两府的文化地理名称，被广泛使用。在闽南文化区内，民众宗教信仰和方言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介于海陆之间的闽南，有别于其它文化地理区域的显著特征有二，其一是闽南历史文化的内向化。所谓文化的内向化，指闽越之地被纳入中原王朝教化之区，闽越原住民文化被中原汉文化逐渐取代之后，闽南民众有一种强烈的脱蛮意识和心向中原的文化认同心理。其二是闽南经济的外向化。外向化，是指宋元明清时期，闽南沿海民众为了生存，以海为田，依托国际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发展经济的趋向，即“生计必藉于贩洋”。纵观中国东南沿海，历史上兼有这两个特征的地域，唯有闽南，这从闽南语在全球分布之广泛，可见一斑。本书将其归纳为闽南人的“海陆异用”。
近代福建人口移居东南亚的数量及地理分布
闽南人能够参与全球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行动，一定是掌握了一套成熟的航海技术和应对风浪的策略，而且行之有效。否则，你很难想象，这些海商和移民仅仅是靠着好运气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往来穿梭的。那么，会是一套怎样的应对策略呢？为了一探究竟，我首先申请了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隔了一年，积累了一些资料,也有了新的想法，修改申请书，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时期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与东南沿海基层社会应对机制研究》（10BZS059）。从此，就将学术关注的重点从文化地理学，转向海洋地理学，并以热带气旋（Tropical Cyclone, TC）为研究的突破口。
台风天气系统的卫星云图
热带气旋的能量，源自于对地球影响最大的天体——太阳。太阳每天以辐射的形式，向地球源源不断的输送能量。太阳辐射对地球的影响十分深远，为地球上一系列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地球上每天接受的太阳辐射基本上是相同的，即每平方米能获得约1368瓦的太阳能。可是由于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个球体，赤道附近单位面上获得的太阳辐射，远多于地球的两极。因此，炎热的赤道与酷寒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温差，这温差驱动大气和水分，在全球范围内不停地运动，即大气循环和洋流运动，从而达到缩小温差，均衡全球气温的目的。通常情况下，通过大气环流、洋流运动、热盐环流仍然不足以平衡温差时，更强劲的极向热输送系统即强热带气旋就会随之产生。热带气旋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达到17.2-32.6米/秒时，称为台风，大于32.6米/秒时为强台风。
热带气旋的结构
热带气旋的形成机制颇为复杂。一般认为，低纬度海水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每小时有大量的海水蒸发成水蒸气，升入大气之中。在距离地面约2000米的高空中，水蒸气遇冷，凝结成云，向大气释放出热量。周围的气温也随之上升，受热的大气形成强劲的上升气流，并将云团推至距离地面上万米的高空，随后有些云团会渐渐发展成风暴，并随着地球的自转而旋转起来。当风暴汇聚成巨大的空气涡旋，热带气旋就会形成，并从赤道向中高纬度移动。
虽然台风会给所到之处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它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却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海水表面的温度过高时，台风往往能起到降温的效果。台风可将赤道附近的热量，输送到中高纬度，从而使全球的热量维持平衡。同时，台风还会为所到之地带来丰沛的降水，以福建省为例，每年降水最强的月份是6月和8月，前者受梅雨影响，后者则受台风控制。同时，台风过境或登陆，还能缓解福建的高温酷暑，起到降温的作用。
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台风，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平均每年约有9个台风登陆中国，而登陆福建的台风，每年约有2个。从台风生成的区域和移动路径来看，形成于西北太平洋菲律宾以东洋面的台风中，其西北路径的台风，对福建影响最大。这些台风的移动路线是，途径南海东部，先向西北方向移动，至20°N附近转向东北移动，然后在福建沿海登陆。近114年（1884-1998）的统计证明，厄尔尼诺年的当年与次年，登陆或过境的福建台风偏少。核心原因是厄尔尼诺时期，太平洋西部海水温度偏低，沃克环流异常，不利于台风系统的生成和后期发展。那么，明清时期闽南台风是在怎样的气候背景下发展变化的呢？
考虑到仅仅以闽南现有的史料复原其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会由于区域太小、数据量有限，难以看出气候变化趋势。因此，本书以福建省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对其在小冰期寒冷期的气候和生态变化展开研究，从中亦可以看出闽南气候和生态的变化基本情况。
1500年以来每十年福建省寒冬次数
在明清小冰期的寒冷期，地处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福建省，其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是频频遭受冷空气的侵袭，寒冬次数增加。降雪、河流冻结和水面结冰的南限向南迁移了2个纬距，气温降低约3.16℃。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过渡区，由霞浦至福州之间，南移到福州至莆田之间。三个寒冷期寒冷程度也有差异，其中第二个寒冷期最冷，较第一、三个寒冷期，气候要素的南限在极端年份又向南移动了1个纬距。生态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生态区，有向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生态区演变的趋势。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中亚热带出现了动物被冻死的状况；二是荔枝生态敏感区南移到福州至莆田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和第二个寒冷期，福建局部地区的“陨霜杀禾”和“瑞雪丰年”，兼而有之。第三个寒冷期则因霜冻史料缺失，无法讨论。总体而言，受黑潮暖流和武夷山脉的双重影响，福建比同纬度中国其它地区气温要稍高一些，但也是小冰期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明清小冰期，尤其是寒冷期，全球气温偏低，东亚夏季风偏弱，整体上不利于台风的生成和发展。同时因赤道太平洋西部海水的温度高低不同，台风生成的数量亦有变化，拉尼娜（La Niña）年登陆台风的数量，明显多于厄尔尼诺（El Niño）年。
二、海岸：海陆交互作用下闽南民众的生存模式
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环境因素对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以台风为例，虽然台风对东南沿海乃至中国季风区民众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也只是诸多环境因素之一。因此，在选择研究框架时，本书放弃了只着眼于单一因素的研究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人海关系”中的一个因素加以分析。所以本书既不是热带气旋的气象气候学研究，也不属于灾害史研究，而是海洋地理学（Marine Geography）研究。在方法上，本书采取了主题式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热带气旋为纽带，系统地研究海洋海岸带、海峡、外洋岛屿、大洋等不同海区中，人类活动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研究空间上，选取了厦门湾—台湾海峡—台湾岛—太平洋这一纬向剖面，展开个案研究。
台湾海峡剖面图
前科学时代，与海洋地理学有关的现象和问题，跟大陆一样，很早就进入了人类观察的视野。譬如，海洋和陆地之间的关系，战国末期齐国人邹衍就称：“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在邹衍看来，被小海环绕的州共有九个，中国是其中之一，即赤县神州。在赤县神州所在的九州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九州，它们各自被大海环绕着。因此，类似于赤县神州这样的州，共计有八十一个，都是被海水分隔开，人民与禽兽皆无法往来。这一海陆关系的论述，跟佛教三千大千世界的论述，在思维方式上有相通之处。而对于各个水体之间的关系，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百川归海的道理，如《诗经》所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不仅如此，明代人王逵还认识到了水循环的道理：“气因卑而就髙，水从髙而趋下。水出于高原，气之化也。水归于川泽，气之钟也，以是可见夫阴阳原始反终之义焉。盖气之始，自极卑而至于极高，充塞乎六虚，莫不因卑而就高也。水之始自极髙而至于极卑，泛滥乎四海，莫不从髙而趋下也。”
在发现万有引力之前，古人虽然不知道潮汐涨落是由月球吸引造成的，却对月亮与潮汐之间的关系了然于胸。正如东汉王充所云：“涛之起也，随月盛衰。”明清时期，滨海民众，不仅掌握了潮汐涨落的准确规律，且利用潮汐出没于海上。如潮入同安县溪之候，康熙《同安县志》有详细的记载：“初一初二十六十七，午时。初三初四十八十九，未时。初五初六初七二十廿一廿二，申时。初八廿三，酉时。初九初十廿四廿五，卯时。十一十二廿六廿七，辰时。十三十四廿八廿九，已时。十五三十，已未午初。”该书对“海道潮汐”亦有记载：“同安滨海，总东西二溪之水，东行五十里而趋于大海，茫茫风樯，瞬息千里，孰料其道里远近哉！然以潮汐验之，亦略可覩。自溪边渡乘，潮退而出，至于白屿五十里。自白屿乘潮东至浯洲五十里。又南至嘉禾五十里，又乘潮至晋江县七十里。由是东西南北则无不之也。日夜潮候，信若符契，凡浙、粤、漳、泉贩舶往来者，莫不待潮而入于溪云。”
张燮《东西洋考》书影
准确的导航、航道识别、航速测量和船舶空间定位，是航海者的必备的技能。明代漳州府龙溪县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海门以出，洄沫粘天，奔涛接汉，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也。长年三老鼓枻扬帆，截流横波，独恃指南针为导引。或单用，或指两间，凭其所向，荡舟以行。如欲度道里远近多少，准一昼夜风利所至为十更。约行几更，可到某处。又沈绳水底，打量某处水深浅几托。（方言谓长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赖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岛所在，与某处礁险宜防。或风涛所遭，容多易位；至风净涛落，驾转犹故。循习旣久，如走平原，盖目中有成算也。
南澳Ⅰ号出水 测深铅锤
可见，航向主要用指南针导航，航速则用测更法测量，而水深以及船舶定位，则用重锤法测量。清人李元春对此三种方法在台湾海峡的使用情况，介绍得更为详尽。
海洋行舟，以磁为漏筒，如酒壶状，中实细沙悬之，沙从筒眼渗岀，复以一筒承之；上筒沙尽，下筒沙满更换，是为一更。每一日夜共十更，每更舟行可四十余里。而风潮有顺逆，驾驶有迟速，以一人取木片赴船首投海中，即从船首疾行至船尾，木片与人行齐至为准；或人行先木片至，则为不上更；或木片先人行至，则为过更。计所差之尺寸，酌更数之多寡，便知所行远近。所至地方，若有岛屿可望，令望向者（曰“亚班”）登桅远望；如无岛屿可望，则用绵纱为绳，长六七十丈，系铅锤，涂以牛油，坠入海底，粘起泥沙，辨其土色，可知舟至某处。其洋中寄椗候风，亦依此法，倘铅锤粘不起泥沙，非甚深，即石底，不可寄洎矣。
通洋海舶，掌更漏及驶船针路者，为“火长”，一正一副，各有传抄海道秘本，名曰《水镜》。台厦重洋往来之舟，水程颇近，中有澎湖，岛屿相望，不设更漏，但焚香几行为准。针路则以罗盘按定子午，自台抵厦，向乾方而往；自厦抵台，指撰方而来。若由厦北赴江、浙、锦、盖诸州，南抵广、粤、惠、潮各府，沿海傍山，逐日具有埯澳可泊，不用更漏筒。
航行中测向、测速和定位的方法都因海域海况不同，而酌情使用。总体来看，这些方法，都是船舶在旧大陆近岸海道上使用的方法，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获得横跨大洋的航海知识和方法。
帆船时代，风力是船舶从此岸到达彼岸的动力，也是船舶在海上损坏乃至沉没的罪魁祸首。明清时期，闽南人是中国民众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移民的主力。而闽南人的始发港，无疑在厦门湾内。明代，厦门湾内形成了以月港为核心的港口群，清代则形成了以厦门港为核心的港口群。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内属以后，厦门更是成了两岸对渡的基地。正如周凯所言：“盖自台湾入版图，我国家声教所暨，岛夷卉服，悉主悉臣，求朝贡而通市者，史不绝书。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也。”从厦门湾出去的商人和移民越多，积累的海洋风信知识就越丰富。
本书研究证明，在前科学时代，中国航海者拥有什么样的风信知识和避风措施，是一个事关航海者能走多远的大问题。尽管明清时期，西方的“三际”理论已经被传教士带到中国，但传统士人的知识系统中，飓风仍是天地之气交逆的结果。屈大均还敏锐的观察到了飓风与太阳辐射之间的关系。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已经基本掌握了飓风活动的各种现象和规律，譬如飓风的分类、飓风预报、天气过程、季节变化、空间分布等等。飓风预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用现代气象学来解释，而且大多数符合事实。海上航行避风，涉及的项目不外乎空间、时间、船舶和操舟者四个方面。空间上，明清的大部分时间从厦门湾出发的航线，主要是贴近旧大陆的近岸航线，因此，航海者在航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立一个避风澳，一旦遭遇大风，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入澳避风和樵汲。时间上，主要从一年之内的不同季节和一月之内的暴日分布两个方面着手，选择最佳的出航时间，避开大风天。福船的抗风技术，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已基本成熟。至清代，政府为了防止民众私自出洋，严格控制船舶的规模和造船技术。可见，操舟者能力如何，既受气象气候学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受造船技术水平的羁绊，而此二者发展水平如何，完全取决于操舟者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一个政府钳制海洋贸易意识和船舶技术的国度，民众是没有机会探索新世界，发现新大陆的。
看北辰星、灯笼骨星、南门双星、织女星、布司星过洋牵星图
（明 茅元仪《武备志》）
在西方，地学的重要思想大多是从神学知识体系中萌芽，并经过“尝试、再试”（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的校训），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学说。比如宇宙中心在哪里的问题。神学时代，人们认为宇宙中心是神的居所，对宇宙中心的讨论和研究，是对天神的冒犯，所以被官方禁止。托勒密（Tolomeo，约90-168）将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并认为它是静止不动的，是一个完美的，规则的存在。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说”，是支撑天主教教理的基石。14世纪，人的观念在转变的同时，天主教会分裂出阿维尼翁派和罗马派两大阵营，他们将各自掌握的学者数量，作为双方竞争的指标之一。法国天文学家列维·本·吉尔松（Leviben Gershon,1288-1344）受到阿维尼翁派的支持，因此，他的理论没有受到教会的任何审查和阻碍，得以顺利出版。在吉尔松看来，中世纪流行的宇宙论，并非不可更改的规范，而是一套需要靠试验验证的理论。吉尔松的观点，为日心说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德国学者尼古拉·古萨诺（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提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绕太阳公转，而太阳也只是宇宙中成千上万颗星辰中普通的一颗。最终，哥白尼（Mikołaj Kopernik，1473—1543）从数学的角度解释了地心说的错误，也证明了日心说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对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给予有力的挑战。可见，如果没有天主教会的分裂以及望远镜的发明，虽然“日心说”最终会取代“地心说”，但时间上会晚很多。
在前科学时代，当儒家士人所掌握的知识理性与信仰发生冲突时，他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有一次去陈支平老师办公室办事，看见先生桌上有一本中华书局新点校出版的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因之前在做九龙江口三角洲研究的时未曾见到，就从陈老师那里借了回来。翻看时发现，南宋时，位于九龙江西溪之上的漳州府城南门桥，因有人将浮桥改为石桥，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洪灾频发，甚至漂屋杀人，南门桥也被频频冲毁。从地学的角度来看，除非是在建桥的地方建了一座水坝，否则一座石桥很难引发如此严重的水灾。此事蹊跷，得弄个明白。
漳州府城图
在重建了明代九龙江洪灾的发生过程后，我发现九龙江的洪水“杀人之祸”是气候、区域地貌、天文大潮、台风风暴潮和水系时空分布等因素耦合的结果，与漳州府城南门桥改建无关。然而，当“本土圣人”，即朱熹的弟子陈淳(1159～1223)质疑了南门桥选址的合理性之后，形成于南宋的南门桥杀人之说，就被其巨大的影响力所绑架，成为定论，以至于明清方志都对其百般回护。就漳州南门桥梁而言，方志文本如此“迷信”陈淳的言论，不愿意深入探究洪水杀人的地学真相，充其量是蒙蔽那些不明真相的读书人而已，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南门桥本非罪魁祸首。然而，一旦这样的“迷信”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会从精神层面扼杀民众追求自然真相的愿望。这与以探索自然真相为目的的现代地学精神完全相悖，也制约了现代地学在传统中国的萌芽和发展。
可见，任何形式的宗教都会阻碍人们追求真理。
九龙江江东桥
径流、潮汐、波浪、风暴潮，不仅一刻不停地改变着河口区进口段的地理景观，导致桥梁被反复冲毁，冲积、海积平原地区洪灾频发，同时也在一刻不停地塑造着河口段的地理景观，堆积出河口三角洲。台风暴雨，河流洪水、风暴潮，天文大潮，一旦在九龙江口“四碰头”，处在九龙江北溪和西溪汇合处下游沿岸的石码和海澄等城镇遭受的洪水灾害比漳州府城更为严重，诸如“海澄等处，民舍悉漂去，溺死者不可胜数 ”“浮尸蔽江”之类的记载，在明清方志中屡屡出现。那么，明清时期，月港、浦头港所在的九龙江河口段的地理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九龙江口是冰后期海侵所形成的溺谷型河口，明清以来河口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河口沙洲广泛发育。148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许茂洲、乌礁洲和紫泥洲，最晚至1763年，乌礁洲与紫泥洲已经合并为一洲，从而奠定了九龙江口沙洲与河流“两洲三港”的分布格局。自1692年至今，沙洲前界自西向东大约推移了5公里，每年平均推移约19米，且沙洲推移的速度越来越快。沙洲的发育，抬高了河床，降低了行洪量，加大了洪水期海水淹没范围，使河口两岸和沙洲土壤盐化，地皆斥卤。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人们被迫与海争田，如堰海以田、引潮洗田和“以海为田”的走私贸易等。民众在与海争田的同时，还“与人争田”，因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引发中国东南社会震动的小刀会，就是许茂洲争田引起的。
大河入海的河口区，是地理环境变化最剧烈的区域，海洋与陆地在这里转换，淡水与海水在这里交融，径流和潮流在这里交锋，流入和流出的水流在这里交替，因此，河口是海岸带生态多样性最丰富，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九龙江口也不例外，是全流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遭受台风灾害后，损失最严重的地区。
三、海峡：于狂风、巨浪、咸雨中求生存
九龙江河口的浦头、石码、海澄和厦门，也是明清时期厦门湾海商和移民的始发港。船舶驶离海岸带，便进入了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地图
受武夷山脉和台湾山脉的影响，台湾海峡是一个夏季风的雨影区、风场的狭管效应区和不同性质洋流的交汇区。这些典型的海峡自然地理特征，在海峡中央的澎湖列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扼守台湾海峡中部的澎湖列岛,政治地理区位非常重要,但其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风灾频发。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澎湖被纳入清朝版图,清政府为了控制台湾,对这个“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这一点在清政府对澎湖风灾的勘察、奏报、赈恤和会勘等环节,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清政府治理下的200余年里,澎湖人口增长迅速,没有发生一起叛乱事件,社会稳定,并成为控制台湾的军事基地,有效地制止了海寇对东南沿海的滋扰。无论是长江三角洲、福建沿海,还是珠江三角洲,其社会安定与富庶繁华,无不得益于清政府对大陆外围岛屿的成功经略。
台湾海峡的风浪，不仅是澎湖列岛民众生活中最大的致灾因子，也是清政府经略外洋岛屿的最大障碍。本书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发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是台湾岛内属后最大的民变事件。由于台湾人口以泉、漳二府及粤东移民为主，两岸声息相通，因此清政府的兵力投送，既要考虑战争前线的台湾，也要兼顾林爽文的家乡——漳州，正如闽浙总督李侍尧调拔军粮时所论:“是米在漳、泉，固所以绥靖地方；而米之到台湾，尤足散贼党而省兵力。”为了稳定海峡两岸社会，此次兵力的补给区，涉及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其中，兵丁主要从福建、广东、浙江、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和广西征调；饷银主要从福建、广东、浙江和江西支取；军粮主要采买自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以及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其中内陆省份运粮路线有两条，一是从长江进入鄱阳湖，沿抚河逆流而上，至江西建昌府新城县五福镇，再由旱路至福建省邵武府光泽县水口镇，顺闽江而下，经海路至泉州晋江蚶江港和厦门港；一是由长江顺流至江苏上海港、浙江乍浦港，再沿近海航线南下至蚶江和厦门。在台湾海峡，则由蚶江—鹿仔港、厦门—台湾府城四个港口对渡。随着战争的发展，兵力补给区域，由福建延展至毗连沿海省份，再延展至长江流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空间经济规律制约、交通运力不足、往来文报迟滞、乾隆皇帝个人的好恶，则是影响此次战争兵力投送的主要因素。
平定台湾得胜图
以台湾海峡的风浪为例，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投送到蚶江港、厦门港的官兵，几乎没有不守风待渡的。如福康安，从京城接受了乾隆皇帝的密令，一路风尘仆仆，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十四日抵达厦门，恰遇飓风频作，连日不止，只好在大担门登舟候风。守风旬日，洋面依然风信频作。十月十一开船，又被风打回。直至十月“十四日，得有顺风，与海兰察同舟放洋。驶行半日，风色又转东北，船户即欲在料罗地方暂泊。臣仍令折戗开行，无如侧帆迎借旁风，往来转折，水道迂回，不能迅速。二十二日巳至外海大洋，日暮时大风陡起，不及落帆，水深又不能寄碇，随风折回。至二十三日卯刻望见崇武大山，将近泉州惠安县洋面。维时风信愈烈，询据船户佥称，现值暴起，三四日方能平顺。当令收入崇武澳中湾泊，普尔普、舒亮及巴图鲁侍卫等船只后随至。臣遣人赴各船看视，皆因不惯乘舟，又遇风涛倾簸，呕吐不能饮食，间有患病者。臣以现在湾泊候风，并须添带淡水，该侍卫等既多疾病，不必在船坐守，即令登岸稍微歇息，一遇顺风，即可开船。”直至二十八日申刻第三次放洋，二十九日申刻至鹿港后，又因潮退不能进口，十一月初一日清晨才登岸。火速前进的福康安，为渡台湾海峡，就耗时四十八天，比黔兵赶到厦门的用时还要多三天。至于在台湾海峡，因风急浪高，溺毙官兵、沉失粮饷、延误文报等事故，几乎无日无之。
富饶的台湾西部平原，很早就吸引了大量的福建泉州、漳州和粤东移民。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内属后，移民的数量更是爆发式增长。清政府为了控制移民规模，想了各种办法，方法之一是严格控制东南沿海民众所建造船舶的尺寸和船型。台湾海峡风大浪急，潮流复杂，正如蓝鼎元所言：“台、澎洋面，横载两重，潮流迅急，岛澳丛杂，暗礁浅沙，处处险恶，与内地炯然不同。非二十分熟悉谙练，夫宁易以驾驶哉？……不幸而中流风烈，操纵失宜，顷刻间，不在浙之东、广之南，则扶桑天外，一往不可复返。即使收入台港，礁线相迎，不知趋避，冲磕一声，奋飞无翼”。所以尺寸太小的船舶，根本无法横渡台湾海峡。尽管如此，在短时间内，仍有大量的闽粤民众通过各种手段移民台湾，使两岸一家亲。以至于有朝廷官员怀疑，林爽文战争期间，派往台湾剿匪的闽籍官兵，压根不是战死在前线，而是跑到台湾的亲戚家喝茶去了，并通过这种方法实现了平时无法实现的移民夙愿。然而当台湾出现大规模的民变事件，甚至出现割据势头时，两岸声息相通，使海峡西岸变成了台湾战场的一部分。那么，台湾战争时期，清政府该如何控制海峡西岸的社会秩序，防止战争扩大化呢？
研究证明，乾隆朝晚期,海峡两岸政治、经济和文化已逐步走向一体化,因此,当漳州府移民林爽文在台湾举事时,清政府既要在台湾府与林爽文及其部下作战,还要维持漳州府的社会稳定。为了控制漳州社会，清政府采取了控制漳州天地会组织、补齐漳州粮食市场缺口和提防漳州军人等措施。从打赢外洋战争,防止其殃及漳州和维持国家统一等方面来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无疑是成功的。从社会控制的方法来看,常青、李侍尧、福康安等,都无一例外把漳州府内生息的民众,当做一个无内部差别的乡族团体,即“漳州人”,而没有当做一个个独立的公民。因此在控制漳州社会时,才会不分良莠,广泛怀疑,甚至不惜利用漳州人、泉州人与广府人之间的嫌隙,控制漳州社会。相比之下,乾隆帝对漳州人的态度则以国为家,在打赢外洋战争的同时,还不忘适时地体恤苍生。
四、远洋：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艰难时世
浪涌如山的台湾海峡，使清政府经略外洋岛屿困难重重，而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西北太平洋更是危机四伏。受亚欧大陆和浩瀚太平洋的影响，风向季节性变化显著，强对流天气和台风也不时出没，加之洋流复杂多样，因此，这里是帆船贸易时代世界上最危险的海上航道之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船舶，在西北太平洋海域遭风漂流或沉没。其中有不少遭风的船舶和漂流民，因风向和洋流的原因，会漂至台湾和附近岛屿。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载康熙朝封舟（福船）图
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清政府在朝贡时代，对海上遭风船舶和漂流民的救援，与其宗主国的地位非常相称。最彻底的救助对象，是肩负着政治使命的贡船和船员，以及护送中国遭风漂流民回国途中再次遭风漂流的外国船只，救助数量最多的是海上往来频繁的商船。由亚洲大陆与西北太平洋第一岛链围成的海域，即黄海、东海和南海所在的区域，相当于亚洲的地中海。大国与小国，虽然从表面上看，地位并不平等，但本质上并没有形成大国殖民小国的关系，因此，相距遥远的岛国吕宋，才会想方设法要加入这一朝贡体系。西方殖民者的出现，使得东亚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海上国际救助体系，被彻底打破。尤其是英国入侵后，原本是大清国通过海上救助“宣示圣恩，俾该国之人咸知我皇上怀柔怙冒之至意”的区域，转眼间变成了各国相互厮杀的战场。原本被列为“化外之民”的台湾原住民，因他们生存的“化外之地”，有别于清政府建章立制的“教化之区”，而成了西方列强急于趁机掠取的“无主空间”。清政府被迫改变现状，“开山抚番”，以保住外洋岛屿。然而，这一举措固然顺应了国际地缘政治关系的转变，却没法改变自己日趋衰落的国势。最终台湾还是从大清国的手里，被东亚新霸主日本吞并。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制度的变化，如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了有清一代东亚海域国际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化。
乾隆十年九月二十日 闽浙总督马尔泰等 奏折
晚清国力衰微，海、陆社会一同失序，民不聊生。为了生存，沿海民众不得不扩大生存半径，跨越占地球面积三分之一的太平洋，前往美洲打工。在一个缺乏国家法律保护的远洋世界里，海洋风浪对民众的影响更加致命。比如，在太平洋一次海难中遇难的人数就多达251人，而朝贡时代，台湾海峡遭风的船舶，遇难人数最多是5人。同时，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的彼岸世界，也绝非乐土。
19世纪中叶,海洋是一个权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区则是一个典型的“边际地带”。此岸,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绅,在边际地带的控制力有大有小,从而导致洋人和地方会党在通商口岸的势力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权力之间角逐所造成的民众移民海外的内推力也就有大有小。在公共地海洋上，有限的秩序来自口岸城市权力的辐射。辐射区之外,移民的命运就由海盗、奸商、台风等来决定了。彼岸,又是一个边际地带,不同的是踏上彼岸的中国民众变成了客居者。作为中国公民,国家这把伞,不再为他们遮风挡雨。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发行于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的《遐迩贯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本文把《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连缀成一个空间过程和历史事件,即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中国民众海上生活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首先从国家制度来看,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自然对其“无可悯惜”。其次,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制度性冲突。再次,客居的中国民众,因性别比例失衡,不仅自己无法在海外落地生根,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华洋之间严重对立。长期存在的西方种族主义和中西宗教差异,进一步激化了华洋之间的冲突。这种隔阂与冲突,最终导致中国民众没有在大洋彼岸获得相应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
《遐迩贯珍》杂志书影
纵观明清时期中国闽南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史，可以看出，海洋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的舞台，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其各个要素，或有程度不等的变化，但不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主导因素。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适应能力，即便是在传统时代，也并不弱。与之相对照，人类社会本身，尤其是国家行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要远大于海洋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中国的海疆和西北边疆一样，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涨落，基本上是随着国家对边疆经略的重视程度，以及国力的盛衰而涨落。明清政府无能且愚蠢的海禁政策，导致海岸带社会几乎完全崩溃；清政府着力经营台湾时期，促使澎湖社会经济的繁荣；晚清中国劳工像猪仔一样，失去人身自由，在新大陆打拼生计；清政府眼睁睁看着宝岛台湾被日本吞并，无不彰显了中央政府的“有力”和“无力”。相反，闽南民间的力量，在不同时代，都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对海洋环境的熟稔，不断地扩大海洋生存空间，从台湾岛，到南洋，再到新、旧金山，无不如此。这种现象，在中国众多滨海民众中，并不多见。
（注释从略）
说明：以上内容由商务印书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历史地理学研究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文字整理而成。
编辑：张家喜
推送：刘诗古
来源：厦大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