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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三本第二分

左冢棋局及博塞遊戲相關問題探究

黃儒宣

左冢棋局的形制特點與戰國楚墓出土的六博棋局相符,圖案與傳世典籍稱為「格五」的塞戲,及漢代畫像石相同,推測是塞戲棋局。參照孔家坡漢簡《天牢》、北大漢簡《居官圖》六十甲子次序,將棋局文字書寫方向當作指引,嘗試復原行棋路線。左冢棋局同心方的構圖反映畿服制度的概念,內框與外框分別代表「內服」與「外服」;中央圓圈代表「地中」、「土中」、「天下之中」,天子擇此建立王國;中央垂直交叉的十字道代表「周行」、「周道」,是周王室向外聯絡最高等級的道路。最內一欄方框的文字代表天子的灋典,第四欄代表分封諸侯,第五欄代表蠻夷戎狄。圖案和文字共同呈現戰國時代理想的政治地理格局。博塞遊戲原以投擲六箸為主,之後出現代替六箸的博骰,因此博骰最大數值為「六」,超過此數皆是酒令骰。戰國秦漢時期博骰有三種類型,西辛戰國牙骰為十四面體,王家臺秦墓木骰為正立方體,箭臺村漢代陶骰為具有中軸的六面體,多樣化博骰突破過往的認識。關鍵詞:格五 六博 骰子 賭博 畿服


漢代功次升遷制度考

黃怡君

以「功次」晉升是漢代多數官吏升遷的途徑,在官僚制度的日常運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本文分析功次升遷制度具體如何運作,並探討考課如何構成這項制度的一環。「功次」指的是排列同秩級官吏的功勞多寡次序。當上一階秩級的官職出缺時,即依據此種排序挑選功勞多者遷補。因官職的任命機構有異,比較功勞的範圍也有差異,大抵是所選任官職的層級愈往上,比較功勞的範圍就愈大,由縣而郡,再及於全國。官吏每年可憑積累出勤日數獲得基本的功勞,同時也需要接受考課,或許可依每年的考課成績獲得額外的賜勞或奪勞。官吏的任職表現以「得筭」、「負筭」來量化計算,猶如得分與扣分。負責考課的官府分項給予官吏積分,所有項目加總得出總分。受同一官署管轄的同秩級、同職務官吏所得之筭相互比較,以筭的多寡定出九個等第,每等可有數人,前三等為「最」,末三等為「殿」,此即為「課殿最」。官吏可能因課最、課殿獲額外的賜勞或懲罰奪勞。考課成績能影響官吏的功勞多寡,與累日積勞共同構成功次升遷制度。此種制度是一種不斷互相比較的制度,並非任職期滿或累積一定數量的功勞即可保證升遷。若透過相互競爭任官績效能獲取額外的功勞,功次升遷制度也可發揮揀選人才的作用。


僧一行改曆與唐玄宗制禮

郭津嵩

唐開元年間由僧一行主持的改曆及其成果《大衍曆》,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此次改曆是唐玄宗自開元十年起漸次展開的禮樂運動的組成部分。一行出身於學術與事功並舉的魏郡張氏家族,他受徵入朝,與家世背景及儒學修養有關。改曆的實施與禮典的修撰及郊祀、封禪等儀式活動的籌畫,同由玄宗禮樂事業的中樞機構集賢院負責,一行亦是集賢院的特殊成員。改曆在開元十二、十三年的集中推進,包括測影、制器等活動的展開,與封禪的準備和宣傳密切配合,用於表達復興唐虞聖政的象徵意義。玄宗禮樂運動的整體安排體現出周密的設計和對漢武帝禮儀活動的刻意模仿,曆法是其中的關鍵要素之一。開元十六年《大衍曆》修成之際,玄宗君臣又將改曆塑造爲「握乾符」之瑞應。一行利用經傳和緯書中的數術內容,將一套天命、德運的徵應編織於新曆中。其《大衍曆議》又闡發「應食不食」的祥瑞,不惜貶抑曆數的可靠性,而爲傳統災祥論辯護,體現出以「政教」爲旨歸的立場。一行的天文曆法思想是在玄宗制禮作樂的具體脈絡中知識與政治互動的產物。


吐蕃帝國興佛運動與西藏早期中觀傳統——《大乘經纂要義》以及相關文本研究

任小波

吐蕃贊普墀祖德贊敕頒《大乘經纂要義》(822),是繼墀松德贊敕頒桑耶寺建寺《第二詔書》(779) 之後最為重要的吐蕃官方佛學綱要。如上兩部文獻,堪稱吐蕃帝國興佛運動的文本坐標。二十世紀三○年代以來,學者陸續發現敦煌漢文《大乘經纂要義》寫本四種。然而對其藏文文本,前輩學者久尋未得。直至近時,筆者確信地發現了敦煌藏文《大乘經纂要義》寫本五種。這一文本發現,使得筆者有幸重啟上山大峻先生以後沉寂多年的對於《大乘經纂要義》以及相關文本的語文學研究。基於《大乘經纂要義》藏漢對勘,可為更加廣泛、深入的文本比較和義理溝通架設一座橋樑。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其與吐蕃譯師那囊‧智軍、吳‧法成等人的相關論疏以及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乃至禪宗文獻,多有可資比較、印證之處。通過這項研究,可以獲得如下兩條全新認知:(一)《大乘經纂要義》幾乎可以總攝藏傳佛教前弘期吐蕃官方認可的大乘顯教的全部義理,實以「二諦」、「三乘」之說為其核心,而以「經部行中觀」思想為其旨歸;(二)《大乘經纂要義》基於漢地論師曇曠以及吐蕃譯師那囊‧智軍所傳「大乘三宗」之說,進而依循「經部行中觀」傳規,正是吐蕃時期漢藏佛學深度交流的產物。對於中觀宗見尤其經部行中觀的依循和發揮,堪稱藏傳佛教前弘期和後弘初期大乘顯教的一個基本特徵。《大乘經纂要義》的頒行及其影響,折射了吐蕃時期大乘顯教發展史的外在約束性和內在自覺性,以及西藏早期(8-11 世紀)中觀傳統的歷史連續性和教理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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