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范】认同的危机与抉择
认同的危机与抉择
◎陈建功
本期艺术家：麦子杨
麦子杨，男，广西北海人，中国作协会员，曾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作家。居京十余年，供职于北京纸媒和中央新媒体。出版有诗集《众里寻他千百度》（合著），中短篇小说集《表妹》，长篇小说《可口与可乐》等，获《青春》杂志散文奖和第三届广西青年文学奖·小说奖等。
5年前，麦子杨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可口与可乐》，我读稿后的一段意见，被作为“推荐语”放在书的封底：
《可口与可乐》写了可口、可乐一对男女的爱情悲剧，以此为辐射，写了我们的时代病和社会病，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看得出，其中糅合了作者多年闯荡北京的生活感受，充满慷慨激愤之情；语言有个性特色，特别是环境的描写和社会氛围的营造，很有感染力；故事是完整的，人物命运也是清晰的，结局富有苍凉感。
麦子杨是鄙乡——广西北海的一位作家。1998年秋，我应邀回家乡给作家们看小说，发现一位青年作家把小说写得像“大赋”一样铺排恣肆，我固然知道青年的自尊心需要爱护，体裁不同，要求各异，还是要讲清楚的，遂按小说的要求提出了批评。那时候麦子杨不叫这个笔名，他已经用本名杨斌凯发表了很多作品。他先是任职于自治区外贸部门，后到北海日报社工作，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招聘的签约作家。新世纪之初，他与朋友来到北京，找北海老乡谢凌洁闲叙。谢凌洁现在已经是海外华人作家了，当时尚在鲁迅文学院就读。我记得因此在作协食堂请两小老乡午餐。
1957年夏，我不到8岁，随父母家人离乡北上，其间应有20多年未曾回去，直到1980年才第一次回乡。随后就渐渐频繁了。世纪之交北海的房价甚低，便又置了一套步梯房，以作回乡的寓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畅达，北海人到北京来的，也渐渐多了起来。大凡来自北海的文学青年，找到我的，都是要一起吃一顿饭的。家乡当然是永远的话题。年轻的朋友多为文学而来，讨论文学也不可或缺。
我们聚会的前几天，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的梁丽芳教授刚刚和我见了面，她结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崛起以及我个人的文学道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她问，有没有人从“文化震撼”的角度考察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这话题令我回味。以我对比较文化学的知识，我没有能力进入这一领域，我也从未从这一角度考察过自己的文学之路。但细细想来，“文化震撼”对一个创作个体来说，也实在是重要的。
那次闲聊我谈到了老舍，他25岁时如何赴英任教，如何因文化震惊而拓展了境界，更新了语言，成就了一生。当然，夹杂着我也讲了几个更为通俗的故事，说明我自己悟到的某种“震惊”——我说我初到北京时，跟着我的父亲到人民大学的公共浴室洗澡，一进门看见一群男子赤条条站在更衣室里，大惊大喊，随即大笑，狼狈逃窜——北海人固然不算封建，但洗澡从来是一人一间冲凉房，哪有见过这等画面？我又由北京人的“话又说回来”，说到了上海人的“划得来划不来”，由成都人的“巴适不巴适”，说到河南人的“中不中？”……地域文化的不同，也看得出价值逻辑、伦理逻辑上的差异，给人以文化的震撼是必然的。我感叹，由此，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时时有着一种认同的危机感，置身于文化的震撼之中，或许是我们应该的抉择。
我似乎还和麦子杨回忆起十年前文场闻名的杭州会议，说到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希冀“换一种活法、换一种想法、换一种写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番话引他进了“歪门邪道”。如果是，那真是罪莫大焉。
随后麦子杨就开始“北漂”了。在他“北漂”前，我已为自己餐桌上的“煽动”而后悔。我警告过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也劝诫他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岂知不管我对那三个“换”如何“反动”，也已回天无术。他铁了心，害得我似乎一直负疚着，北京北海，一次次替他操心工作和生活，也无法救赎自己。
“北漂”十多年，麦子杨却把文学“撂荒”了，与小说成了陌路人。我偶尔问起，他老实承认“最近不写了”。我深表同情和理解，拖家带口的“北漂”，已经够勇敢了，再小说，那岂不是又害他？
我那时是忙于工作，有好多年起码有一半以上时间不在京，所以，有时一年半载也没麦子杨的音讯，他也鲜见主动联系。尽管同城，但感觉在京与麦子杨见面的次数，还不如在家乡北海。而且，各忙各的。北京之大，别说北海人看来会惊悚，就是北京人都自顾不暇。何况“辞赋小道壮夫不为”，文学已渐成边缘化的一抹，除了作家自己或会焦虑，别人何以为此操心？小说就让他埋于心底，啥时发芽，发不发芽，随他了。
但他还是爆发式写了，一出手就是洋洋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那是前两年，麦子杨闺女高考要回乡考，接着家里有点事儿，他挣扎了好一阵又好一阵，终暂且辞职南归，把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好后，就地在家乡工作。麦子杨这部长篇小说《可口与可乐》，用他北京团队朋友的话来说，是一部“黑青春”长篇，人设非常独特，悲剧富有寓意。我在《文艺报》以《迷失与突围》为题，对此评论道：
曾有评论家评价麦子杨的小说流淌着“小夜曲的抒情调子”，这部长篇新作显然延续了麦子杨的叙事特色。即使是写如此惨烈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的调式也始终洋溢着文学的纯净气息，笔调优美抒情。它描写少男少女青春朦胧中的蛮勇，本能的尝试，浓郁而纯净，真诚而羞涩，颇具民谣气息。麦子杨语言上的个性也十分突出，每有生机勃勃的语句使读者内心一颤。这位诗人出身的小说家，即使是讲故事，也保持着诗化的意境和语言特质。有论者说，《可口与可乐》是一部独具南方气质的“北漂爱情小说”，或可说是对这一作品的较为准确的概括。
《文学报》在当年度长篇小说综评中，也把麦子杨这部《可口与可乐》列入其中。可能就是常说的“积厚勃发”吧。看来，那颗蕴藏着文学深情的种子并没有因生活的重负而干瘪，反而越发饱满丰厚起来。
果然，暂回南方这两年，麦子杨接连发表了十多个中短篇小说，说实话，发给我的稿件里，有几篇我并不看好，所谓“不看好”，也就是并不看好这些小说发表的前景。有些是“不合时宜”，有些是“未臻化境”。但仍有刊物编辑独具只眼，发表出来了。西人有谚：不发表，就发臭。可见写作者一般都是期待发表的，但发表了，并不意味着成功。而不发表，也未必不可以藏之名山，更未必不可以赢得未来的读者。因此，不管是麦子杨还是其他写作人，我都不以发表不发表论成败，而以自己读过后，喜欢不喜欢为标准。当然，我之喜欢不喜欢，只是我的标准，我只是想说明，发表与不发表，出版与不出版，固然要紧，却也不必纠结于此。一个以心灵书写为指归的写作人，只求心灵表现得最为真实，个性呈现得最为丰富，文字展现得最为畅达。自信和自省，便是向着远方的快乐。
麦子杨的“远方”是什么？我在他《可口与可乐》的“跋”里读到，他在京十年，艰辛备尝，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回顾自己如何从一个局促的文化环境，走入一个多元文化荟聚的“大舞台”，他庆幸自己告别了过去，“那样的人生和小说因失去多种可能性而了无生趣”。他回顾2006年初那个伤心的寒冬，他“来回在建外大街徒步取暖，借着西长安街的路灯，看见橱窗里的一份报纸有一个小标题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句话：你要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看来每个怀有“远方”者，都有相同的“远方”却不相同故事。
然而，遭遇了一次远方的历练，“我”还是那个“我”吗？
难道这一次由“远方”的归来，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心路、艺术旅程的转折点？
“北漂”，对于麦子杨来说，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正如他自己所体会到的，不甘于按部就班的人生，不甘于千人一面的容貌，不甘于人云亦云的腔调。
这就是作家之异于他人的禀赋——他需要时时有对人生认同危机的拷问。
或许，这就是解开麦子杨回北海后井喷式创作的钥匙。
往期精彩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