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百年前的北海职业教育
◎刘喜松
北海领风气之先，早在100多年前就对“类型特色”的职业教育进行了从无到有的开拓，一大批技能、技术人才在北海施展身手，加速了这座半岛城市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步伐。翻开史籍，我们看到了百年间职业教育和职业人才在北海这块土地上相互激荡的生动图景。
开办学校，职业教育是主课
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典藏的一份1895年2月22日会议备忘录载：“柯达报告，计划在北海普仁医院建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学校主课是职业技术，技术有医科内外科和护理技能，还有药品配送常识。”当时的医院院长柯达亲自上职业课程，同时还提出“把西医院的运转与医师、护士职业的培训教育一同引入”。其他一些外籍医生也都到学校上课，培训课是课业中的主课。
北海普仁医院临床实践和北海医疗职业教育紧密结合，一本英国伦敦出版的《1896年年信节选》里，英籍陂箴记载，“一个能够留纳20—30人的新女子寄宿学校（后称贞德女校），学校学生忙完病患，稍有空余就去学习职业课程”“职业教育课程使一批人医护技能得以提升”。北海普仁医院不论是那个时代，都不停顿地服务北海百姓，有赖于源源不断的职业技能人才的输进和培养。
北海百年前的职业教育就有“产教融合”的特色，这与北海早期的对外开放和“西学东渐”之风吹拂有关。据1905年广东三水人士梁鸿勋编写的《北海杂录》内载：“英国义校，分男女两所，均在普仁医院内，男义校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女义校创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分男女教习专授中国经书、地理、算学、信札、体操等。初时学童，不过10名左右耳。嗣是递增，现年学童则有70余。”这有利于开拓受教育者眼界思维，吸纳职业教育过程中灌输的先进理念。
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那时北海的教授者就强调各方文化知识的融会贯通。一本在英国伦敦出版的《1926年教会医院类报告》刊物载，“柯达医生夫妇建立了北海普仁医院、普仁麻风医院，他们不遗余力地教当地没有文化的妇女中文”，以提升他们接下来职业教育阶段素质的达标。
英国义校是北海最早的“洋学堂”，创立女子寄宿学校更是空前之举，空前在于让她们一进学校就先人一步得到职业培训，让她们在这里接触到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课程、教育方式和校园生活。百年前这些具有前瞻性的职业教育方法、方向、方式，对至今北海职业教育的谋划和与时代发展同步都有借鉴作用。
疗治病患，医疗学校显身手
香港印刷的《1890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里写道：“2个月前，有一位年轻渔民被德国人的枪意外地打伤（一颗子弹穿透大腿和下腹部），他被送到医院来抢救。很担心无法成功抢救他，因为他看起来在死亡的边缘上徘徊……奇迹发生了，这个受伤的年轻人慢慢地康复了，他识字，有文化，柯达医生吸收他做医疗学校学员……”
就这样，柯达医生把普仁医院作为医疗机构的同时，更把办医疗学校当做他的宏图。特别是首位北海当地人跟“洋人”学医，在医疗学校接受中西方贯通的职业教育，这在当时，四邻八村都视为奇事。这以后的1898年，医疗学校又招收男子寄宿学校毕业年龄最大的一名男生当培训助手“以师带徒”，重在实际操作的培训，让学员不仅胜任医疗助手的工作，还能独立进行外科手术。
随着普仁医院发展，护理病人急需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士。1897年11月、1900年10月，英籍、澳大利亚籍执业护士波顿、史密斯先后来北海普仁医院并为医疗学校上课，为北海女性习医、习技打开通达之门。对此，英国伦敦出版的《1900年年信节选》记录：“选送1名女子学校毕业生到香港培训护士，学成归来在普仁医院工作。”《1903年年信节选》刊物写道：“培训一名中国女护士。”北海普仁医院所办职业医疗学校在护理史上的开创时间比1920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护校开班招生3人（只有1人坚持到毕业），早了20多年。
1905年，普仁医院职业医疗学校不但培训本地护士，而且培训医师、药师，一大批医技、医护、医药人才从这里走出，成为百年前北海数量可观的医务人员，他们给北海病患带去仁心仁术和健康保障。
北海普仁医院职业教育显现效能，医校毕业生在医疗一线显身手。对此，《1906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里记道：“药房的工作因聘用了一个中国学生已经减轻了压力。”《1907—1908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提到，医院员工有医学生李亚太和药师刘伟胜、本土女护士劳二婶和李四嫂以及麻风病人助手。另一本《1907年仁慈与真理》刊物里，普仁医院第二任院长李惠来写道：“医疗站招聘第二个中国学生在那里工作。”1910年李惠来又在工作报告中记述：“1909年11月谭信医生从英国返回北海。那时我们培养出了药师。”期间，李惠来又培训一名本土医学生，后送到英国留学。北海医疗职业教育的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最早走向世界的那批人之一。
着眼就业，举办手工技艺职业教育
在英国伦敦出版的《1898年年信节选》里，柯达医生写道：“我们从职业就业开培训课，鼓励麻风病人从事手工业制作，做一些当时社会较缺的手工艺品，如花篮、草帽，搓麻绳，做扫把、拖鞋等。让他们换来少量的钱可以付饭钱。”
在《1902年北海普仁医院的报告》里，英籍波顿护士写道：“我们有医务人员教授病人钩花边。女子寄宿学校那里有19名学生，其中一半的学生学会织蕾丝花边，她们出售手工艺品获得的钱可以支付她们三分之二的伙食费。”
《1910年仁慈与真理》刊物里，李惠来写道：“身体没有残障的女麻风病人编织花边，做得很漂亮，有些还销到英国和其他国家。”另一本《1921年教会医院类报告》刊物载：“北海普仁麻风院的女病人编织花边由英籍裨大护士长亲自教她们，这些花边编好，经消毒后被寄到国外去。”
《1904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里，郗来写道：“阿力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动手为自己做了一个假肢。他的手艺很值得称赞，我马上带上他一起去城镇，用木头去做假肢给所有需要假肢的人。”
普仁医院根据当时北海的社情、民情、疫情，训练女子学校的学生、麻风院的女患者制作花边，成为北海新兴的手工业和对外交流的产品；训练麻风院的男患者编织篮子、草鞋、扫帚、绳索及做木工等，以解决生计，不但增多了市场的产品，也把中国技艺、中国制造传输到国外。
储备师资，选送良材赴港进修
百年前北海职业教育鲜明的特点是“面向未来”，和不同的文化互补渗透。一本《1905年年信节选》刊物里，柯达写道：“我们送学校里最好的男孩到香港圣保罗学校学习，培养他们做校长。”另在《1906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英籍叶吉莲写道：“我管理北海女子学校。今年选了2个好的女学生到香港约翰斯顿女子学校去培训。”对此，陂箴夫人写的“女子学校”报告有详细记载：“我们的女子寄宿学校今年已失去了创始人（柯达夫人）的娴熟监管优势。难以聘请到教师仍然是个问题，这两年尽管我们一直努力从香港聘请教师，但没有成功过。所以我们派出了两名最有前途的女孩到香港约翰斯顿女子寄宿学校培训。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都相信，它是确保未来教师的唯一出路。这两个女孩是孤儿，这些年来一直住在学校，所以我们期待她们学成归来后，帮助主持学校的工作。她们是夏天去的香港，我们至今从约翰斯顿小姐那里收到关于她们的报告都是良好的。今年有3名老师在男校，只有1名在女校。”
从上述可见，为培养好职业教育人才，北海有识之士是殚精竭虑的。当时的北海英国义校先送本土男女学生到香港培训，还培训从香港来北海治疗麻风的女学生、本土男麻风患者成为麻风学校的老师。
中西互鉴，职业教育全流程推进
北海人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教风在中西文化推动下赓续不断：
民国时期，普仁医院职业医疗学校特征鲜明，英国伦敦出版的《1925年教会医院类报告》刊物中记载：“是年年初普仁医院开始培训5名年轻女护士和2名男护士，还培训4名麻风病人护士。”1925年6月17日，一份会议备忘录载：“（会议）决定：给北海2893港币，用于职业教育开支。”
1927年9月至1935年，普仁医院首任华人院长沈永年培养了一批护士、助产士、医师、药师。《1933年教会医院类报告》载：“北海普仁医院医务人员中有沈永年和他的弟弟沈丕善，1个护士长，1个药剂师还有11位护士，都是中国人。廉州分院设有产科，有1个中国籍的正规护士和1个助产士。”
1937年英籍李美格护士长在“北海医院新面貌”文章中描述：“北海普仁医院林球璋（香港籍院长）在1936年中国新年后上任，他带来了3位香港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由她们培训6位实习护士。”
在《1938年至1940年普仁医院工作报告》里，奥地利籍院长米尔智这样说：“北海普仁医院有4名正在训练的护士，2名实习护士生。我们每周给她们开讲座2次。”
1942年11月2日，荣藉光写的报告中记：“朱国京院长和他的太太已从香港来北海普仁医院上课。当时有4—5个受训者。”
1948年冬，北海普仁医院末任院长林怡贤开办护士、助产士训练班，培训职业助产士7人，每日除实习外，还授以各科知识，以充实各生之学术基础。
1950年普仁医院林怡贤奉广西省卫生厅之命筹办广西省第七医士学校，1950年11月招生20名，1951年初开学。林怡贤兼任副校长及解剖学与外科学教师，其夫人林茵任内科学与妇产科学教师。留学德国的医生、曾任北海普仁医院代理院长（1947年7月至9月）的葛嘉材任药理学物理诊断、解剖学、内科学教师。临床实习由林怡贤与林茵负责带教。1953年毕业生分配到中南、华东、西南、华北等地行医。
1890年至1952年11月（人民政府接管北海普仁医院），北海医药教育模式经历了收授学徒、青年学子留洋学医、创办多种形式的培训机构等诸多途径，共培养了76名西医药人才。这些职教学生毕业后充实到医疗队伍，不但推动北海医疗向纵深发展，同时他们也成为新中国首批医学专门人才。
普及技能，一批印刷工人上岗
培养能产出融合的职业教育人才在北海早期工业中也有显现。《1896年年信节选》里，陂箴记述：“（北海）印刷工作：有3台印刷机，病人中有25位通过罗马拼音系统的考试，他们还可以教授其他人……”另一本《1906-07年北海普仁医院报告》内陂箴夫人写道：“6年的印刷《圣经》罗马化工作已经完成……印刷工作的负责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在男麻风大院里住了15年。他从7岁开始患麻风，现已34岁。因为他的关系，印刷工作人员的效率都很好……我们罗马化的书籍正在逐步找到出路，可销售到有华人讲粤语的许多地方。我们已有从新加坡槟城和新西兰的订单。”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中华麻风救济会发行的《麻风季刊》里，特约通讯员李俊昌在“北海麻风医院”一文内描述：“印刷部能印刷罗马字、中文和英文。各教会所用的印刷品，差不多都在这里出版……”
（文中图片系作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总图书馆档案史料馆、英国剑桥大学城等普仁医院院长后人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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