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山黑水到天山脚下---东北抗日义勇军败亡新疆随想（下）
东北抗日义勇军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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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树仁上台后，继续实行“闭关锁新”政策，然而，1928年以后的新疆已不是杨增新统治新疆时的情形，此一时，彼一时也。但他一上台，即随意增加赋税，加速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恶化。当时新疆流传一段顺口溜：“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就把洋刀挎”；“只要学会河州话，一任县长满载归”。就是说，金树仁任人唯亲，遍织党羽，将他们安插在各个军、政要害部门。
“没有金本人签发的护照，即使在这个省里，也不能随意旅行。要离开这个省区，更是难上加难。他力图把新疆严密地封闭起来，不让任何怨言和真实情况泄露出去（参见斯文·赫定著《马仲英逃亡记》）。”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分别由徐旭生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任团长带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行27人（中国10人，欧洲17人）来到新疆，考察地质、地磁、气象、天文、人类、考古、民俗等项目。他们一行除途径内蒙等地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新疆进行考察并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在他们的考察过程中，除了斯文·赫定在1929年初回到北京后，其他的考古队其是一直在新疆继续进行科学考察工作的，历时达三年零六个月之久，直到1930年秋天科考工作方告结束。
斯文·赫定1928年2月29日抵达新疆迪化时，杨增新还在当时西公园的鉴湖“阅微草堂”为其设宴欢迎，而五个月后杨即身首异处。杨增新曾对斯文·赫定等“西北科学考察团”提供过不少帮助，斯文·赫定在后来的回忆中还对杨饱含着溢美之词。杨增新死后，金树仁对杨曾经给予考察团的各种照顾悉数取消，除了对他们原来无偿使用的房屋增加了数倍的费用外，还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达几个月之久。为此，斯文·赫定等在后来的回忆中总是对金树仁的恶劣做法愤愤不平。
正是因为金树仁执政后的贪婪成性，横征暴敛，导致其仅仅才执政了五年时间，就激起了新疆各族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揭竿反抗。而引起新疆遍地烽火的直接引线便是哈密起义。而哈密起义的起因，就是当地驻军排长张国琥违反民族习俗强取维吾尔族女子为妻激起民愤而起的“小堡事件”。哈密起义爆发后，金树仁即派兵镇压。而哈密本身的力量是无法抵抗金树仁的省军进攻的。在断断续续、打打谈谈的胶着对峙态势下，哈密当地的头人加尼牙孜和尧乐据斯文·赫定的介绍，马仲英生自甘南河州，十七岁即是西宁马步芳手下的一名上校。后在冯玉祥在甘肃打仗时，马仲英叛变了马步芳。他率众久攻河州不下，即一路烧杀抢掠到永昌。“他想煽动那里的群众起来造反，但没有成功。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三千人，后来又在镇番杀死了同样数量的人。1929──1930年冬，他又遭到一次失败后，象流寇似的在宁夏地区漂泊着”。后来甘肃省长刘郁芬处死了马仲英的父亲，更加深马对汉人的仇恨。“1930年春，他到了南京，蒋介石把他安排在一所军事学校里学习。三个月后，他到黄河沿岸的中卫，集合起他原来的部下，自封师长，开拔到甘肃。甘肃的省长把他提升为甘州的总司令官”。这样，马仲英的一万左右的人马即活跃在甘肃西部一带。因为马仲英从不听从上级的命令，向来我行我素，马步芳便派兵去惩治他。马仲英又一次兵败后，正走投无路之际，新疆哈密的尧乐博斯求上门来，邀请他去新疆，马仲英顿时大喜过望（参见斯文·赫定著《马仲英逃亡记》）。
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在战斗中
1931年5月19日，马仲英率部进军哈密。“了墩之战”，马军歼灭金树仁部一个旅；马仲英本人也身负重伤，退回甘肃养伤。而此时，反抗金树仁的各地武装起义在全新疆已渐成燎原之势。
1932年末，马仲英所派马全禄部挺进了新疆首府迪化附近，屯兵南山一带威胁着“飘飘欲坠”的金树仁政权。1933年1月，伤已痊愈的马仲英也亲自率领主力部队“杀气腾腾”第二次进入新疆，势如破竹，兵分两路欲直取迪化。
也就是在新疆局势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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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塔城后，就立即接到了让他们火速进军首府迪化的命令。
为应对并镇压哈密民众的起义。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进入新疆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的盛世才，被金树仁任命担任了东路剿匪总指挥，赴哈密平叛。因迪化城中空虚，马仲英的部队也已兵临城下，不得已留居城中的几千名“归化军”赶赴城头，抵抗进攻而来的马军。双方在西大桥、红山嘴、蜘蛛山的战斗异常激烈。正当如此危机时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进入新疆，赶来迪化。这对岌岌可危的金树仁政权来说，无异于是“神兵天降”。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帮助下，围困新疆首府迪化的马仲英部很快即被击溃。而马军刚被打退，来自金树仁政权内部的纷争又激烈起来。因为金树仁五年来的暴政，早已激起了其政权内部一些人的不满。
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的参谋处处长陈中，联络了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迪化县县长陶明樾经过密谋，在“归化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没有丝毫抵抗能力，携家眷仓皇出逃。经昌吉、塔城取道苏联返回内地。
金树仁政权被推翻后，陈中等主持召开并成立了由22人参加的临时维持委员会，刘文龙被推选为临时省府主席，刚从苏联转道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部的东北抗日救国军旅长郑润成被推选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此时奉命去哈密剿匪的盛世才也已回师陈兵于迪化南郊乌拉泊，静观时局变化。而在“四·一二”政变发生时，盛世才即不断接到来自迪化的命令。金树仁命令其火速回师救援，而倒金的政变一方则希望其暂缓回来。但早已等待时机多年的盛世才不听命于任何一方，毅然率部回城控制住了迪化城的制高点“一炮成功”。待盛世才看到金树仁大势已去，便下令炮轰金树仁部，致使金树仁政权迅速瓦解。
义勇军战士在守望
陈中等主持召开临时维持委员会时，盛世才也被增选为了临时省政府委员。而在临时维持委员会各派争论相持不下时，盛又命令部队包围了大会会场。在临时维持会议上，“归化军”头目巴平古特与省教育厅厅长刘文龙提出新政府须坚持实行督办制，尤其军队需统一由督办指挥。而关于督办的人选，被推出的侯选人有张培元、郑润成和盛世才。鉴于当时新疆所处的复杂形势，郑润成以只是“过路”之人为由坚决予以推辞，如此一来，盛世才便很自然夺得了新疆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权，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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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树仁政权的迅速倒台，使马仲英觉得自己有利可图，便亲率其36师再度入新。马部攻下哈密后，沿木垒、奇台直扑迪化而来。盛世才上台伊始，政权并不稳固。面对马仲英的再度入新，他心里也极为恐惧且复杂。为阻止马仲英进兵迪化，他派出代表去与马仲英和谈，由盛世才出任新疆督办，而马仲英则出任新疆南疆绥靖总司令。对盛世才的这一和谈条件，马仲英并不买帐。他的如意算盘是自己任新疆督办，由盛世才来任新疆省主席，兵权要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而盛世才初任督办，省府内部的分歧也尚未平息。如今马仲英又突然而来，盛自己手中的军队还不足以抵抗马仲英部，盛只得借助归化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力量来对付马仲英的突然来袭。
1933年6月，盛世才亲率军队迎击马仲英，双方在紫泥泉遭遇，时逢风雨交加，双方激战到傍晚，马仲英部因前后联络中断，首尾难顾，自相火并，残败而逃至吐鲁番、鄯善一带。
马仲英的溃败，为盛世才整肃内部赢得了时间。盛世才登上督办宝座后，欲通过策划且发动“四·一二”政变取金树仁而代之的核心人物陈中是倍感失望。他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以报告新疆政变的事由，怂恿南京政府能派宣慰使来新。
1933年6月1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宣慰使”黄慕松来到新疆，调解盛、马之间的纷争。
其实，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黄慕松来新，原本是希望黄慕松能够安抚住新疆的各派纷争势力，由黄来出任新疆最高行政长官的。无奈，黄慕松无功而返，只得采取分化瓦解，分而制之的策略。同时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张培元为国民党中央第八师师长驻守伊犁、马仲英占领新疆的南疆，使他们彼此相互牵制，都不可做大。对南京政府的这一做法，盛世才自然是了然于心。
6月26日，盛世才便以陈中、李笑天、陶明樾“密谋惑乱”为名将三人枪杀，公然向“宣慰使”黄慕松示威。7月21日，调解无效的黄慕松无功而返。
装备简陋的义勇军战士
9月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外交部长罗文干来到新疆处理新疆事务。9月7日，在罗文干的监视下盛世才、刘文龙正式就职。两天后，罗文干携盛世才一方的李溶、刘斌、盛世骐赴吐鲁番与马仲英谈判。9月12日，罗文干又携马仲英的三名代表士返回迪化时，却遭到了盛世才的扣押。马仲英大怒，率部进攻迪化。
盛世才为借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力量对付马仲英，以巩固边防为名，曾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归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留在新疆，并编入新疆的部队。对于盛世才的这一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在当年的7月间，派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高级将领李杜的副官王子耀飞来新疆，宣布将东北抗日义勇军队伍编入新疆部队。而为了拉拢拥有几万之众，不可小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张培元、马仲英也曾多次与他们接触，许以优厚条件。
马仲英进攻省城，盛世才便派出东北抗日义勇军去抵抗。在达板城一线，因为盛世才的错误指挥，省军遭遇失败。也就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为盛世才，或马仲英打还是不打犹豫商量之际，盛世才便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失利为由，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领郑润成、杨耀钧、苏国、应占斌、杨炳森、李志、徐国光等十四人逮捕，关入监狱，秘密处死。
1933年末，马仲英与驻守伊犁的张培元相互配合，联合进攻首府迪化，夹击盛世才。马仲英部再次包围了迪化，盛世才也惟恐义勇军部有变，便采用分割战术，留大部分义勇军将士在城内，由归化军牵制；另派出一部分义勇军战士出城去与马仲英部鏖战。经过几十天的鏖战，义勇军死伤惨重。而在此间，盛世才积极投靠苏联，由苏方派兵入新助战。苏军先包围了伊犁，打败张培元后，又乘胜向迪化进军。在玛纳斯一线，苏军与马仲英部展开拉锯战。后在盛世才省军的援助配合下，击败了马仲英部。马仲英兵败后，向南疆逃去。后孤身逃往苏联。在苏军的支持下，盛世才先后打败了张培元部、马仲英部后，逐步平定了新疆境内的各派势力。
外交部部长 罗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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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疆，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暂时处于一个不受任何中央政府节制的“真空”状态。盛世才一主独大，为所欲为。盛世才上台后，提出了包含平等、自治、清廉、亲苏、反帝等六大政策。在苏联革命走向胜利时，他与苏联合作，也对位居陕北的共产党方面提供运输大通道的便利，包括容留西路军的滞留新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莫斯科被围时，盛世才便又立刻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全身投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始终游离于各派势力之外，俨然是一个“新疆王”。
盛世才统治新疆十一年间，利用种种恶劣手段，采取各种残酷措施，以阴谋暴动等各类名义制造了一个个冤假错案，逮捕杀害了近五万多各民族人士。人们形容盛世才统治新疆时说其是：“十年督办，十万人头”。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这支数量可观的抗日队伍，盛世才更是采取了各种分化、瓦解、拉拢、利诱，或战争消耗，借刀杀人等手段，致使大批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惨遭杀害和牺牲，义勇军将士的人数在急剧减少。
东北抗日义勇军经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编入新疆部队后，盛世才即取消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原有部队番号，将他们以团为单位，改编分派去了新疆各偏远地区。比如，骑兵第8团驻鄯善、骑兵12团驻吐鲁番、骑兵16团驻镇西、骑兵20团驻古城、骑兵38团和40团驻喀什、骑兵10团驻焉几，另编有四个边卡大队和通信队、工兵队、炮兵团、教导团等。在这些被改编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中，起先有80%以上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而到了1944年盛世才离开新疆时，这些部队中东北义勇军战士所占的比例仅剩下了20%左右，只有极个别部队中，义勇军战士尚有50%左右，合计人数不超过5000人。绝大多数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要么是被盛世才秘密杀害，要么是在收复南疆各县的一次次战斗中牺牲，要么是在战争中伤残后转入地方工作，等等。
有关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的准确数字及在新疆各个时期被盛世才杀害等的具体数字，始终是一个谜。从今天仅存的一些资料查证，许多回忆录，要么是仅有其自己所在部队人数的变化情况，要么是仅掌握其入新部队单方面的情况，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整体人数情况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后来回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这些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分属于黑龙江抗日救国军、吉林国民救国军、吉林自卫军、铁血救国军等好几部分。他们从不同的小关卡进入苏联境内，乘多辆卡车、列车西行，且又兵分几路分八批返回国内。他们所记述的数字都不甚准确，而且，因为时间已过去久远，竟连有些年代，地点都有误差。
盛世才上台后，吉林省曾派人到新疆来慰问抵达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的吉林方面的义勇军将士。他们来新疆进行慰问时，还带来了一些他们在内地收留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家属，到新疆与亲人团聚。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方面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往来接洽的商议公函中，可以发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自东北进入苏联境内后，有些义勇军战士或是应苏方邀请赴莫斯科就读，或是被苏方强行滞留在了苏联，从事苦役。还有一些义勇军战士，是在大批义勇军将士进入新疆二、三年以后，才陆续返回国内的。比如在1934年11月2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办事处致苏联驻迪化领事馆请求设法放回在苏东北救国自卫军的公函”记载：
迳启者，案奉省政府令开，据驻阿拉木图领事呈转流落苏联抗日军官俞明芳等呈称，有东北吉林救国自卫军张锡侯部，奉李杜委令驻防团山子及喜峰沟一带，因在富锦与日军屡战不利，由李家亮子过江至苏联，令团长高长胜及职等，在同江县盖家口子堵吉，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与日军接战，至晚七点，由俄国边防司令部派队接至徐尔图，解除枪械子弹，并示知张司令业已赴新，令职等亦随后赴新。嗣后俄国将职等二百余人，送至侨拉南郭鲁煤矿，强迫工作，无论官兵，每日均领六百格兰姆黑面包，忍饿工作痛苦难堪，缘奉营长费生林之命，逃至阿拉木图，恳请领事转请新疆省政府，积极设法向苏联交涉，俾流落外国之抗日军官兵，早日归国实为公便，等情。据此，经提交本省府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行外交办事处，合行令仰该处长，即便遵照，提向苏方交涉此令，等因奉此。窃查中国不幸，日寇侵凌，致我东北数千里土地，沦于异族，东北人民不甘灭亡，是以群起抵抗，再接再厉，不幸屡遭失败，俱退入贵国境内，承贵国政府，敦睦邦交，予以安置，并援助来新，敝国对此无任感谢。令该兵士等，既不甘困苦，请求归国素念贵国总领事，敦念睦谊，注重人道，对此抗日官兵士，必能予以协助，使其归国，相应函请，贵总领事烦为查照，速电贵国政府，查明该兵士等所在地，设法使其归国，籍免该兵士等流离失所，而使双方邦交益臻亲善，至级睦谊。此致
驻迪苏联总领事馆
处 长 陈德立
副处长 王膺禄
由此可知，不知还有多少象上述函请中提到的被苏方强行扣押在苏联境内从事苦役的义勇军战士的准确人数。而在1938年7月18日，盛世才、李溶指示伊犁行政长姚雄接收由苏联返回华侨的电令中可知，在1938年，还不断地有滞留苏联的义勇军家属陆续返回祖国进入新疆。
伊犁姚司令迪化外交办事处王处长钧鉴，准外交部真电开，倾据伯力总领事馆电称，庆密赴新华侨1075人内俄妇138名，三日搭车西上，经由阿亚古斯转赴塔城等语。复据莫斯科大使馆电称，苏方以阿亚古斯至塔城一段公路汽车，因人数众多不敷分配，改由伊犁河站下车乘舰遣往伊犁，已由苏联至迪化领事馆与新疆省政府接洽等语，特电奉达。统希查照为荷，等因。一俟该侨胞等入境，应由姚司令遵照前电指示办法办理，除电复外，并仰外交办事处查照为要。督办盛世才主席李溶午筱印
由上可知，有许多的义勇军将士，他们在苏联滞留期间，已取了俄国女子为妻。但他们依然挈妇带子返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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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祖国的三万多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他们在新疆的境遇是异常凄惨的。十年中，被盛世才秘密杀害的，一说是一万多人，一说是两万多人。不知哪一个数字更为准确一些。十年中，从各部队退役淘汰下来的义勇军老弱病残人数也只有2000人左右。而在盛世才发动的历次战争中战死和伤病而死的东北义勇军将士约有5000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内慈善机构的帮助下，约有3000多义勇军将士及家属转道上海，返回了东北老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丈夫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杀。而妻子、孩子却漂泊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孤苦伶仃。她们没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些人也只得靠沿街乞讨来度日。
盛世才离开新疆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接任新疆省主席。我们从当时救济东北抗日义勇军极其遗属的呈文中仍可见，他们生活的艰难与困苦。
新疆省政府社会处呈吴主席为据情转请核拨东北难民救济分会基金的呈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案据东北难民救济分会呈请称：窃以东北抗日军于民国二十二、三年之间，奉中央命令，转道退入新疆，当时查点官兵暨眷属，计达二万余人（内有各省同胞）。抵新之后，喘息未宁，即行执戈剿匪，苦战连年，卒克削平反侧，挽救垂危边局，其奋不顾身，牺牲于沙场者固多，而横遭疑忌惨死于冤狱者尤多。现经统计，约剩士兵五千人，将领十数辈，存者不过十之二三，殁已及十之七八。所遗眷属，除有谋生能力者外，多系孤孀老弱废疾无告之民，既无族戚可倚，更鲜亲朋援助，夙无积蓄，可资赡养，又乏能力，足以谋生，茕茕无依，待救甚急。委以职会基金无着，端赖劝募，不惟杯水车薪，亦属缓不济急，固知浩繁政费，司农仰屋兴叹，奈此孤苦孑遗，荒徼流离堪悯，仰祈钧处垂怜，转呈拨发救济基金，开始施救，期使绝塞之哀鸿，免作异乡之饿殍。倘蒙恩准，大发鸿慈，则昭苏得庆，殁存均感，谨呈情形。据此，查该呈请，酌拨救济基金，尚属需要，惟本处救济费存款无几，无法筹拨，拟请钧座准令饬财政厅，由其它预算数字项下拨付若干，是否有当，理合备文转请
鉴核示遵，谨呈
主席吴
代新疆省社会处处长 顾耕野 印
新疆省政府批示：东北难民分会本省已有补助（查案填数）所请应勿庸议。
另有记载说，在1946年，就有1500多名义勇军将士和家属被遣返回了内地。 也有一种说法是，前后返回内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及家属约有5000人左右。不知此数字，是否是上述的3000多人和1500多人的总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新疆以后不久，也有一些年龄偏大的战士转到了迪化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遍布新疆各地。在盛世才统治时期，也有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没有能够经得住盛世才的百般拉拢和利诱，随盛世才去了内地，直至台湾。而最终没有离开新疆的约2000多人，在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最后随陶峙岳将军加入了新疆和平解放的行列。最后，他们又统一退役转业而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度过了他们谪居塞外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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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三万多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不同的凄惨命运结局……
这，就是经历了异域万里长征的三万多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的苦难最后归宿……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抛洒在了新疆这块荒凉、寂静且博大的土地上了……
新疆，因了他们的曾经存在，而变得愈加辽阔、富饶与壮美；天山雪峰，也因了他们的伟岸身躯和血肉，而变得愈加坚实、秀美和高耸……
这，也就是我们翻检历史断片时跌落下来的一块墟片、一滩血迹、一缕酸楚、一曲哀歌。
从白山黑水到天山脚下，异域漂泊万里长征的苦难历程，这段鲜为人知，几近快被人遗忘了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史上的一块伤痛、一段呜咽，一段悲苦，一段苍凉……
【本文史料部分参考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斯文·赫定著《马仲英逃亡记》、陈慧生、陈超著《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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