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数字地下世界
作者：Robert S. Boynton
来源：«大西洋月刊»2011年4月号
译者：译言
在朝鲜，将事实走私入境或偷运出境，都是冒着坐牢——甚至处死——的危险。然而今天，凭着国外五六家秘密媒体组织相助，公民记者们使用新老技术，对政权的信息铁腕发出了攻击。真相能为这个国家带来zi由吗？
朝鲜民猪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个“封闭社会”的典型例子。“zi由之家”的出版zi由指数排名，朝鲜实打实地垫底——196个国家中位列196。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民最近借社会媒体之力，推翻了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朝鲜人民则不同，很少能上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实际上，除却极少数高层人士，朝鲜2500万居民都没有联网。电视机只能接收政府频道。国际广播信号通常都被干扰，电力也不稳定。拥有独立式收音机是非法行为。但每个朝鲜家庭和公司都配备政府控制、连接到中央电台的收音机。扬声器可以调节音量，但不能关闭。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中全球信息共享，世界范围内都已经达到信息即时接收，而朝鲜民猪主义人民共和国坚决不让步，政权几乎完全控制国家口径。
2004年起，五六家独立媒体组织在亚洲东北部成立，与朝鲜进行通讯——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同时也将可能推翻政府的信息引进来；朝鲜的与世隔绝，让这样的努力显得更加伟大。这些传媒起义者们双管齐下，将冷战策略（引入《美国之音》类似短波，输出地下出版物）和21世纪的硬件设施结合起来：SD卡、U盘、CD、电子书、微型录音设备和手机。和所有的情报收集工作相同，他们最宝贵的资产是人力：在朝鲜和中国建起记者网络，连续发送报道，内容大到金正日“选太子”的宫廷阴谋，小到元山面粉涨价。
这些组织凭借朝鲜叛逃者和日韩活动人士的微薄预算维系，半是新闻，半是鼓吹。朝韩战火未熄，两国也都脱不开审查、假情报和赤裸裸的宣传。韩国封锁朝鲜网站和广播，《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活动和材料，如政府认为亲朝，相关人士则面临长期监禁。去年11月，最高法院就裁决一位女性入狱，因为她手中有一部乐曲，曲目标题在颂扬朝鲜。如果认为这些独立新闻机构没有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那未免太天真。但不论他们是韩国意识形态的拥趸，还是支持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对朝鲜的强硬路线，这些新媒体组织都在帮助建立非常之物：一个朝鲜公民记者军团，在国内做真正的新闻。
他们的工作非法，极其危险，而有所成效。2009年12月，首尔网站Daily NK抢在朝鲜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前，截取了金正日年度演讲稿——这是一份奠定全年意识形态基调的关键文件——让平壤掩面丢尽。去年12月，“开放朝鲜广播”（Open Radio North Korea）爆料，一列满载Z国送给朝鲜“太子”金正恩礼物的列车在驶向平壤途中遭毁脱轨，疑为未经报道的反对力量破坏；放在几年前，这根本无法想象。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驻首尔大使唐纳德•格莱格（Donald Gregg）曾称，朝鲜是世界上“为时最长的情报失败”，而突然能得到这样及时的消息，平壤观察人士不免为之一振。就在不久前，专家们还可以对朝鲜畅所欲言，因为没人能证明他们说得不对。大家看法、间谍情报和老套谣言，从来都是这个领域的筹码。
这样无根无据的专家看法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已有前车之鉴。2002年，朝鲜专家断言，政权危在旦夕，布什总统觉得和金正日会谈毫无必要，况且他本来就对金没有好感，不想理会。朝鲜政权非但没有崩溃，而且2006年10月，还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爆。
这些新闻新组织具有划时代的影响。《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朝鲜新闻，几乎全部源自Daily NK和开放朝鲜电台这样的机构，抑或经其确认。“国际媒体大部分关于朝鲜的信息都是从他们这里获得”，韩国最古老的月刊《朝鲜月刊》编辑金泳三（Kim Young Sam）说；姊妹刊物《朝鲜日报》经常引用他们的报道。“其他报纸都没有这样的资源、线人，也没有他们那么专业。”就连韩国国家情报院（前KCIA）工作人员也时而联系Daily NK和类似机构，以获取信息。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好事。今年春天，朝鲜政府就表达了不悦：“我们已受托以共和国的名义，向那些组织发布了一条严格的警告，他们将成为我们严厉惩罚的首要目标。”该通告对机构点名道姓，平壤观察者认为，从“我们已受托”中可以看出，指示直接来自金正日。这可不是虚张声势。去年春天，两名朝鲜间谍冒充叛逃者，被遣暗杀黄长烨——叛逃入韩国的最高级朝鲜官员。（去年10月，黄长烨自然死于心脏病。）2010年1月，一为朝鲜工人因为在同韩国通电话时说到大米价格，而被行刑队公然处死。Daily NK位于距首尔景福宫不远的一条蜿蜒小道上，在一栋破旧昏暗的办公楼二楼，非常好找，看起来更像电话中心，而不是繁忙的国际新闻机构。编辑们就坐在绕房间一圈的17个小隔间中。电话响起后，接线人员应答，然后挂掉转接——这是报纸与其记者交流的常规。
Daily NK创始人之一朴尹浩（Park In Ho）用了很多时间在朝中边界招募和训练记者。网站有韩、汉、英、日四种语言，每月访问量150,000。它和其他独立新闻机构一样，接受美国国家民猪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等NGO和私人捐助。Daily NK与同行报纸类似，为朝鲜通讯员支付一小笔月薪（独家新闻会更多），而另外赞助基金，以通过行贿脱离险境。
朴尹浩向我讲述了招募记者的故事。“我通过一家NGO在中国见到他。他从金日成大学毕业，所以必定进入精英阶层。他要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他搞些炸药，炸死金正日。他认为杀掉金正日，朝鲜的一切就会改变。”他们相处了三个月，就东北亚的历史进行交谈，阅读书籍。“我希望他理解地区形势，告诉他恐怖主义非但不正确，而且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在他成了朝鲜的一名商人，因工作经常奔波，是Daily NK最有价值的通讯员之一。
很多次记者们都是命悬一线。2008年，一名Daily NK记者在越江进入中国时，被保安擒住。这名记者暗中录下了党内官员的谈话，还持有三张内有声音文档的内存卡。朝鲜最近进行了数次导弹发射测试，记者和他的联系人在文档中就国际反应进行了讨论。
他曾与朴尹浩预演过这样的场景，告诉官员自己不过是替人办事，把内存卡带给中国的亲戚，那边的人再把信息卖给记者，拿到好价钱。在朝鲜，有钱能使鬼推磨，除非有韩国或宗教内容卷入。如果这名官员发现记者是在为Daily NK做事，他就会被送进劳改营，甚至处死。记者对官员说，可以给中国的亲戚打电话，证明自己的清白。
朴尹浩严格按规章办事。他有几部手机，每个号码都接不同的记者，在特定日期特定时间通话。如果来电不在规定时间内，就有问题。电话铃声响起时，朴尹浩尽量用他带中国口音的朝鲜语作答。官员觉得自己在同记者的亲戚通话，要5,000美元放人。来来回回几通电话后，钱花了，记者也得到释放（尽管内存卡没拿回来）。然而，官员觉得从朴尹浩身上能得便宜，想拉他和自己做生意。“他有一个月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像跟踪似的。他想做朝鲜的毒品生意，把毒品给我，我卖出去，然后我俩分红。”朴尹浩说。
朴尹浩的另一个高层信息来源是一位高官遗孀，她认为丈夫含冤而死。她生活痛苦，去中国的时候便将从孩子们——许多都在政府工作——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朴尹浩。她在黄海附近居住，有时搭乘当地渔民的船过海。有一次，渔船上来了一名朝鲜海军巡逻人员，老太太只能在渔船仓库里鱼和冰之间藏身。她最终全身而退，却害上了严重的冻疮。朴尹浩出钱让她在中国一家医院住了两个月，总算是恢复了。“不用担心我，”她安慰，“我这么老了，也嫁不出去了，伤成什么样，不打紧的。”
1990年代末，一项大胆的策略又浮出水面：使用影像资料对朝鲜采访获得的信息进行补充。为了解相关背景，我来到日本大阪，找到了石丸次郎：一位48岁的男人，身材不高，神色严肃，留着修剪整齐的山羊胡。他为亚洲国际新闻社（Asia Press International）工作，这一组织中都是特约记者，对阿富汗、伊拉克和中东其他战争地带的报道颇为有名。12年来，亚洲国际新闻社的朝鲜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国家最引人注目的镜头。
石丸从90年代就开始访问中朝边界，采访难民，拍摄录像，记录文字。他曾两次合法进入朝鲜，还有一次伪造了中国护照。1998年的一天，经常往来边界的年轻人安澈（Ahn Chul）提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建议：“你干嘛要在这儿拍摄？这太危险了。”他说，“给我录像机，我从朝鲜内部给你拍。”
石丸教给他了一些基本摄影技巧，为他配置了一台藏在购物袋中的摄影机。两人约定三个月后见。安澈带回的影像让人震惊：满身污垢的孩子们赤着脚，从奶牛的粪便里找吃的，挑拣玉米粒。他们目光呆滞地告诉记者，自己的父母早就死了，他们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这段影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这次实验非常成功，石丸于是开始训练其他有志向的记者，他在拥挤的中国市场教授他们如何秘密摄影。现在，石丸每几个月就在中国约见他的驻朝记者，帮他们挑选并编辑录影带。
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漏洞，滋养韩国观察者们获取新闻呢？这要追溯到1980年代末共产主义崩溃，朝鲜此前长久依赖东欧阵营为保证其人民的生活，此后便无法维系。1990年代中期，接二连三的洪水袭来，收成大受损害，造成了饥荒，最终饿死了100万朝鲜人——也就是全国5%的人口。政府的粮食分配体系失去支持，靠它吃了50年饭的人民不知所措。许多人都挨了饿。还有一些虽然深经苦难，却忍饥来到中国找吃的。1998到2002年间，经由中国逃到韩国的朝鲜人——从前通常每年不过几位——增加了10倍。
这些朝鲜叛逃者们一旦跨过鸭绿江或图们江，就会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最穷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也比他们高，至少食物是充足的。如果非要说，那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
因为饥荒，朝鲜的露天市场越来越多。1994年金日成死后，这样的市场就开始出现。人们如有幸能耕种一小片田地，就卖出他们多余的收成。警方试图清肃市场，就会发生骚乱，政府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市场愈发壮大，不止可以买卖大米，还可以搞到走私的韩国肥皂剧和二手电子产品。
随着这种交易的发展，石丸有了新想法。市场既然能得到信息，能不能将影像走私入境呢？他和同事们于是开始制作金日成时期的一段影像，思想性非常微妙：赞扬生活富足、食物丰盈的时代，就是含蓄批评当下的金正日时期，生活贫瘠，食物匮乏。这段录像在日本编辑，送往中国，刻录了几百份。边界上的商人们巴不得有免费商品，没过几天，录影碟便出售一空，在朝鲜上下市场流传开来。
而在另一边，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淘汰掉了他们的随身听和低价电脑，换上了iPod，为电脑配置了更大的硬盘和DVD刻录机。这10亿中国人的旧货怎么办呢？卖给穷光蛋邻居。（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8%朝鲜人拥有带收音机的录音机，21%从VCD播放机上观看录像。）这些发展为新闻业打开了重要豁口：越来越多的朝鲜叛逃者从国内带出消息，市场的发展和二手科技也为更多信息提供了渠道。朝鲜问题专家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和马库斯•诺兰（Marcus Noland）根据他们对难民的调查，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写道：“不仅外国媒体能更广泛地被接收，而且买卖外媒的限制也越来越小。”
说起科技，朝鲜政府总是拿不定主意。虽然他们的指导思想是“自主”（juche），但仍依赖邻居才能进入信息时代。官方YouTube视频、Twitter和Facebook账号都是在中国注册。直到1990年代末，所有的国际电话都要经由北京或莫斯科接通。国内为数不多的网络连接，也需越境连接中国联通。
只有几千名朝鲜科学家和高官才能上网。大部分朝鲜民众则只能上“光明”局域网，阅读经由审查的新闻、官方文件，使用最基本的电邮服务。《光明网》2002年建立，是在日本版Windows系统上加以改造，可以在大学、政府办公室中登录，同样还有大城市里，青年人玩游戏看电影的一百家左右网吧中。
拥有计算机不违反法律，但必须在当地政府注册。大部分电脑都来自中国，运行的是盗版微软系统。朝鲜唯一的计算机制造公司——早安熊猫——每年仅产出10,000台。如果说计算机稀少，那打印机更甚。打印机受到严格监管，因为可能传播反政府文件。同样，朝鲜人民不得私藏传真机，只有国家邮政局和营业所才可拥有。发送传真需要高层管理人员许可。而手机——不管是行货还是水货——都是最近五年才出现。
广播是朝鲜政府同民众沟通的主要工具，由于历史使用模式、科技等种种原因，也成了流亡电台的选择。有一些是针对特殊听众。2007年成立的“朝鲜改革电台”（North Korea Reform Radio），向政府官僚传播zi由市场信息（现在正在播放44集的中国经济改革系列）；“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电台”（North Korea Intellectual Solidarity，NKIS）既是智库，也是新闻机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下层人民太无知愚昧，精英阶层又过于强硬”，创建者金恒光说）。
一些节目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媒体特征。“zi由朝鲜电台”（Free North Korea Radio）的“人民之声”就播放对朝鲜人民的街头采访，他们的声音在朝鲜境内播出之前都会经过数字变音。“朝鲜改革电台”采访现居韩国的叛逃者，他们有些无法融入韩国社会，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对新家的矛盾心理——这本身就是他们刚刚获得的言论zi由。
朝鲜人民最感兴趣的，还是本国的统治家族：国父金日成、其子金正日、还有“太子”金正恩。政府的臣民们对金氏家族所知，大部分仅是国家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闪光历史。他们很震惊地发现，原来金正日是在俄罗斯出生，而不是神一般的长白山；朝鲜人在社会问题上十分保守，听说金正日除了跟几位正妻生有孩子外，还有几个私生子，简直目瞪口呆。
编辑们加班赶点，制作了一系列金氏家族的节目。“开放朝鲜电台”推出了原创广播剧——2012，意指众所期冀的金日成百年诞辰。故事一开始便假设金正日第二次中风后无法继续执政，想象朝鲜在不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朝鲜zi由电台”（Radio Free Chosun）将统治家庭的几部回忆录戏剧化，其中有一部还是金正日的厨师所撰。朝鲜改革电台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剧：金正日饥荒期间吃什么？
他们这样做，是认为娱乐和新闻结合，比单纯关注饥荒和人权侵犯（大部分朝鲜人都明白）更引人入胜。证据显示，节目颇有成效。在对朝鲜难民进行的调查中，哈格德和诺兰发现“消费外国媒体”和“负面评价朝鲜政权及其意图”之间存在明显关联。“zi由朝鲜电台”创建者金盛民（Kim Seong Min）就称，自己在政治上的觉悟要归功于短波节目。他曾在朝鲜宣传部门任职，有时会收听自己没收的非法收音机。一天晚上，他听了一个韩国节目，叙述和金氏家族的许多神话截然相反。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广播说的没错，于是开始怀疑，难道自己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派谎言吗？没过多久，金盛民便叛逃了。
无疑，“朝鲜知识分子团结电台”是考虑科技作用最多的电台。他们的记者配备韩国手机——而不是中国货，因为他们的技术人员认为，韩国手机的编码协议，更不容易被朝鲜情报人员追踪。NKIS不仅仅满足于购买现成的录音机和摄像机，还使用定制设备，待机时间和录制次数都相当出色。我要求看下设备，被对方友好拒绝。
组织强调技术，是因为其创始人金恒光（Kim Heung Kwang）。金恒光是朝鲜陆军属下咸兴工业大学（Hamhu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计算机科学教授，51岁，看起来却是六十多岁的样子，面容憔悴，一看就知道曾经和政府过不去。他在朝鲜将学生培养成工程师和士兵，最优秀的学生被部队的精英黑客部队招募——据称这些部队2009年摧毁了韩国和美国的政府网站。他曾教过的两名学生最近刚刚叛逃，在NKIS和他共事。
由于携有高科技设备，金恒光曾在朝鲜遭遇麻烦。“我有几本从中国带来的电子书。国家安全部队就因此把我拘捕了。”他告诉我。其实这些书都完全没什么毒害，基本上书名都是激励人心的那种：如戴尔•卡内基的《如何获得朋友并影响他人》。“这不是什么反政府书籍，凭什么就是犯罪？”他苦涩地反问道，“我当时觉得朝鲜体系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开始梦想去一个自己能想什么说什么的地方。”金恒光2003年叛逃，一年后到达韩国。
金恒光团队的首批成果，就包括一本电子书，名为《世界村之窗》，是一本204页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韩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嵌有影像、音乐、照片和声音文件。U盘容量为3G，于是还留有空间，他又加入了一些面向孩子们的数学程序，面向成人的算命程序，还有游戏和一些其他计算机工具。
金恒光把手伸进口袋，向我展示了他特别编码的U盘。插入电脑后，U盘显示为“无内容”，以防落入边防之手。如用户精通计算机，或者没有嫌疑，只要双击图标，程序就会运行，在计算机上安装名为“Welcome World”的文件。（一些创立者反对使用这些隐秘的识别技术，害怕U盘可能会让无辜的人们陷入麻烦。）另外，还有自我摧毁程序。“我们将其设定为一月后，或者一定次数的下载后便自动清理。”金恒光拿着一张U盘解释道，“就算你被抓住阅读电子书，国家安全警察也没有证据。反正你可以说，自己拿到的时候以为是空盘嘛。”
朝鲜政权对信息严格控制之下，这样的颠覆性组织可能会显得有些狂妄——这不但是新闻，也是信念之举。在这些坚持面向朝鲜的小范围广播中，范围最小的要数“可能与朝鲜相关的失踪日籍人士调查委员会”（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n Missing Japanese Probably Related to North Korea ，简称COMJAN）创立的广播站，“潮风放送”。1970年代末，朝鲜开始任意从海滩和公园中绑架日本公民，然后关在平壤25年左右。家人们觉得他们是离家出走，不然就已经命丧九泉。他们究竟为什么被绑架，现在还不甚清楚，尽管很可能与间谍训练有关。甚至确切有多少人被绑，也是个未知数。2002年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峰会上，金正日承认绑架了13名日本人，其中五个还活着（随后被送回日本）。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至少有17人被绑架，也拒绝相信其他人都已死亡。COMJAN坐落在东京饭田桥车站一幢不算漂亮的公寓三楼，代表那些没有被日本政府承认的被捕者发出呼吁，希望能通过广播联系到他们。
我去拜访的那天，朝鲜学教授及COMJAN主席荒木弘（Araki Kazuhiro）正坐在小小的临时胶合板播音室中，为“潮风放送”一日两次的短波播读最近核武器谈判的新闻。播音结束后，我们在一张会议桌上坐下喝茶。荒木说，他认为有400多名日本公民被绑架，而且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朝鲜经常会干扰“潮风放送”的信号，和对待其他短波一样。而“潮风放送”也经常转换频率，但朝鲜会马上锁定新频率，继续干扰。
Daily NK和其他广播机构时而会同听众交流，而“潮风放送”则基本是真空操作。除了2002年释放的五位日本人，再没有其他被绑者的音讯。我尴尬地问起：荒木有没有证据证明，朝鲜有人能够——不管他是不是被绑架者——听到这个频道的广播呢？
荒木及其出品人相互商量了一下。“我们曾经听说一名高中生能够在平壤收到我们的节目，但我们也不确定。”他说。茶点过后， 荒木告辞，又回到了播音室。这时候已经快要中午，他还要录完一个朝鲜语片段，下午播往海那一边的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