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荐纽约客3.9号的一篇文章，网上已经有几个版本的翻译，摘录部分，推荐阅读原文。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生于美国匹兹堡，2019年8月，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著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部纪实文学：《江城》（River Town）、《甲骨文》（Oracle Bones）、《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江城里有这样一段：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话不多说，以下是纽约客文章摘录
和平队项目活跃在世界范围内60个国家，给中国派送了超过1300个志愿者，它一直是一个远离政治争端的机构。
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潘攻愚发表了评论文章《美国在华“和平队”，走好，不送》。这个标题致敬并回应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8月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毛在他的文章里讥讽美国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他欢庆国民党政府下的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的离开。这篇孤立主义的文章一直是中国学校课本的内容，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起它的结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在“观察者”的专栏文章中，潘攻愚形容和平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是美国又一次的失败：“在华27年，美国外交部门本意是想养狼，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窝哈士奇。” ——————————— 我是分割线———————————————
在我的当时的班级里，更微观的历史也显示了体制是如何在最底层发生作用的。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出生农场的贫穷男孩，家里种植土豆，玉米和烟草，他的英文名字叫Mo。他的父亲读到小学三年级，母亲从未上过学，但是一个乡村教师鼓舞了Mo，Mo成为他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孩。在涪陵，Mo加入了共产党。每年夏天，他回到家乡，拖着六十磅重的装满烟草的袋子去市场上卖。当班上的学生开始给自己取英文名时，他向亚当（Adam）和我征求意见，然后他就成为了Mo Money（译注：英音同“更多钱”）。 毕业后，Mo Money接受了家乡乡村学校的教职。学生中有他的弟弟。这是一种引导型的群体教育：某人逃离村庄上大学，然后返回并帮助其他人。三年来，Mo教了他的弟弟和四十多个学生，他的弟弟也考入了涪陵师专。他入学那一年，“中国8”（China 8）到达。在Mo Money家庭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大学毕业，现在都是中产阶层。当这些情形在超过十亿人口的规模中发生时，其影响是惊人的。Mo目前在重庆的一所学校任教，最近，我问他去年毕业的学生中有多少进入了大学，他说： “全部。” 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大学入学率（Mo读大学那一年是7%）现在是48%。 中国的战略从未改变：教育和限制并行，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的正反向车道一样。如今的中国公民已经意识觉醒，也更加宽容，但是防火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善。我描述那些学生像 “心怀疑虑的人，想来我这里找寻一些涪陵找不到的东西而已”。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东西仍然在疑虑的阴影中。我不知道这个老师从禁书中获得了什么，或者我教的课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但是，时间过去如此久远，我惊讶于他们记得的东西。一位名叫Andi的学生最近写道：“当时我们很穷，我们渴望学习。” 她提到亚当曾借给她班上很多学习用品。这些微小时刻的积累形成了某种超越常规计算的更大的东西。那是一种老师的信心，既是对教授内容的信心，也是对他的学生的信心——有意思的是，何伟在川大教授的第二堂非虚构写作课，列出三个问题：1. 你怎么描述你的社会阶层？
2. 你怎么描述你父母在你这个年纪时的社会阶层？
3. 你怎么定义现在中国存在的社会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