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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林林二审判决之后｜冤案之火，可以燎妻儿
“我们家遭报复了。”唐洁无比确信这一点。而“报复”的对象，是包括自己、公公以及孩子在内的整个家庭。
2015年，葛林林父亲——葛新田因租地纠纷被褚安江当众辱骂。葛林林不忍父亲受辱，因此与褚安江产生矛盾，并在酒吧发生私人之间的口角之争，为这起冤案埋下了伏笔。
2018年，褚安江串通现已落马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许刚，“花两千万”买了葛林林“二十年”牢狱。
自2018年8月25日葛林林被羁押以来，唐洁一直在尝试摘掉这顶不属于葛林林的“黑帽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葛林林的冤情还没有洗清，司法不公的厄运却再次袭来。
她也不再只是为了葛林林一个人在抗争。
1｜无关财产突然被查封
即便减轻了刑罚，唐洁仍然不认为这是道路尽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葛林林没有做这样混蛋的事，就不应该让你遭受这样的污名。”
于是，面对这样的结果，她选择继续喊冤。只是没有想到，执行阶段却突然有了新的问题。
二审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根据二审判决，没收葛林林个人名下财产，但是法院在执行阶段，竟然对从未进入案件范围的唐洁名下两套房产实施了查封——即便房产证标注了该两套房产属于唐洁单独所有。
这两套房子，当初购买的时候，全部由唐洁出资，夫妻两人早已约定好，房产是唐洁的个人财产，与葛林林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葛林林现在在外面，两人办理离婚，葛林林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分割房产。
葛林林惨遭蒙冤，身陷囹圄，现在甚至祸及妻儿的案外第三人财产。
现在，这两套房子，已经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唐洁无比疑惑，明明房产证上写明了是自己的房子，而且也和葛林林约定过，无论婚姻里发生什么事，这套房产都是自己的。怎么突然法院突然伸出手，要执行自己的房产呢？
于是，她向法院提出了异议。
根据相关法律，对于这种异议，无论理由是否成立，法院应当以书面裁定的形式作出回复。根据相关法律，对于这种异议，无论理由是否成立，法院应当以书面裁定的形式作出回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而二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应当收到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无论异议的理由是否成立，人民法院都应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决定。
然而，在提交了书面的执行异议三天后，唐洁仅仅收到了来自法院的电话口头告知：执行异议被拒绝，如有异议，走监督程序。可是经查，唐洁的房产并不适用这种程序。
有关执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是，对于经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为属于刑事被告人且已经扣押在案的财产，以及生效刑事判决已对涉案财物的性质及权属进行认定并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案外人对于执行有异议的，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很明显，唐洁的房产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执行法院查封唐洁单独所有的房产，以及口头拒绝唐洁异议的依据为何？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便对唐洁名下的财产进行了查封，执行法院为何敢如此违法？这是对阜阳有关法院是否“依法办事”的责问。
对于一直各地奔走为丈夫伸冤的唐洁来说，她早已停止了工作，生活靠父母接济，这两套房产已经是她生活最后的保障。除去基本的生活需求，唐洁还需要确保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可以继续上学。
既然房产已经被查封，这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何在？这种将人道主义置之脑后的执行也严重违反了法律。或许，正是执行法院这种违反法律的执行，而让唐洁不得不怀疑：“我们家被报复了。”
2 | 陷入冤情的父亲
其中，关于敲诈勒索罪：葛新田和儿子葛林林一起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葛林林和葛新田因租地纠纷，采用堵门的方式向褚安江勒索了十万元——然而，这十万元正是一审时证人高占提到的褚安江打给他用于支付葛林林勒索的十万元，只不过，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十万元被高占交给了葛林林。也已有证人在二审中做出了不同的证言，无法证明葛林林、葛新田勒索了十万元。
更反常的是，法院所认定的葛林林和其父堵门勒索一事发生的时间段，葛林林却恰巧在西藏拜佛、旅游并对当地学生进行捐助。
很明显，饶是葛林林再神通广大，也无法身在西藏却在阜阳进行堵门勒索，更无法像法院所判定的那样与父亲一起犯下敲诈勒索罪。
至于诈骗罪，事情的起因同样和租地有关。
葛新田等人于2000年签订了租赁合同，合法在社区手中承租了一块空地，办理相关手续，建设并经营了一家停车场。2016年，该土地被列入征收范围。葛新田等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资料，以申请，并成功获得了相应的征收补偿。
然而，在多年的合法经营，以及合法地申请拆迁补偿后，葛新田却突然成了，明知土地已经补偿过而违法骗取拆迁款，并因此被认定为诈骗罪。更令人不解的是，明明为同一罪名，葛林林的父亲葛新田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而同案人的刑期却少了一半，被判处五年六个月。为何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别？
唐洁倍感疑惑。她拿着材料向各地的律师求证，得到的意见果然都是“无罪”。
她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家庭被针对了。她无法容忍自己的家庭承受更多不该承受的恶名了，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生长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为丈夫申冤，为公公申冤，成为了她必然的选择。
3｜一起下坠的还有孩子们
面对司法系统对自己和家庭的全面打击，她再也无法掩饰自身的疲惫。一审洗刷冤屈无门，她曾尝试了其他各种合法的途径把属于他们的、那沉睡着的正义唤醒。“葛林林法学奖学金”“五个大台球”“冤案艺术家”“小黄车SOS巨阵”，她一路撑了过来。本以为到了二审，司法正义终于会出现了，得到的却还是黑白颠倒的局面。
她筋疲力尽了。
她想要在继续申冤之前让自己得到休息，也多陪伴孩子——而儿子因为父亲的冤案，不得不选择去遥远的乡下读书。她想要让孩子体验一下家庭应有的温暖。可是，有太多的事情摆在她面前，她无法不去面对，也无法不继续抗争。她恨不得成为孩子们的超级英雄。
“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们当地的司法在处处逼我，所以我现在整个人是崩溃的。”她再次提到了“崩溃”这个字眼。
二审判决后，两人进行了会见。见面时，丈夫葛林林希望唐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希望孩子能够“心中没有仇恨”。唐洁心里却充满了不甘心。
因为对于唐洁来讲，为洗冤而奔走的过程中，她曾被逼到绝境。
她曾因重度焦虑被医生要求入住精神病院，她要承担因申冤而带来的威胁和不稳定的生活。与此同时，还要照顾好年幼的孩子的成长。
她无法不对枉法裁判产生怨言，无法在面对被完全搅乱的生活和人生时，不对真正的邪恶产生恨意。
她没有将这些告诉葛林林。或许从这时起，唐洁不再是单单为了葛林林而坚持战斗。
“我一定要申诉控告到底。我不可能说我为了我的生活，或者是葛林林让我好好生活，就把这些东西抛在脑后。不可能。”
因为在唐洁看来，葛林林的蒙冤不止是他一人的劫。
葛林林被羁押已经将近三年，她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解释和爸爸共同失去的这三年。
在孩子问起“爸爸怎么不见了？是不是去给别人当爸爸了”的时候，她只能选择撒谎。甚至有时不得不忍住内心的悲伤和孩子们打趣，“你这个爸爸不好，我们去超市买个新爸爸好不好呀”……
而令她更加无法忍受的是，如果任凭不公的司法将葛林林打成黑社会，而不申冤，自己的孩子将会永远有一个“黑社会”的父亲。孩子在学校里，会不会遭遇霸凌？父亲将在童年永远的缺位，以及不稳定的家庭状况，他们还能健康成长吗？
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凭空地低人一等。
或许六岁的儿子对爸爸的印象已经模糊了，但九岁的女儿不会。女儿从不会主动在唐洁面前问起自己突然消失的爸爸，或许是疲劳的、失神的妈妈让她知道，妈妈在努力让爸爸回家。她不忍心再提起来了，不忍心看到坚强的妈妈躲闪又无助的目光。
4｜消失的葛林林和未知的生活
他消失了。
不但在孩子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三年，现在于唐洁，也消失了。
但她在等待被告知他受羁押的监狱，在等待他健康、无恙的消息，或许她还想告诉葛林林，自己会努力让孩子好好生活，让他放心，但她不会就此放弃对正义的追求。
唐洁并不像这段时间以来表现得这样坚强，起码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出信号。时常语无伦次，时常忘记很多事情，连周围的朋友都发现她有了异常。巨大的压力，匮乏的睡眠和忙乱的日子一起成为身体的威胁。
她担心自己在等到公正结果以前，会像一部分中青年人一样，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因为事实上，阿尔兹海默症并非只是老年人的疾病。
她害怕。
但是，她不是怕死亡，不是怕病痛。她宁愿用生命来换取确切的记忆，维持有力的仇恨和愤怒，向不公正的、向真正黑暗的、向无法忍受她依然在挣扎着寻求正义的人发出反击，以争取属于她的、属于整个葛林林家的正义。
撰文｜山海
编辑｜零下十度的东方丘比特之蓝女士
2020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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