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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17年龙套，44岁成名：他早该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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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荠麦青青
“感谢你们的相信，让今日的中国自信。”
● 张颂文微博截图
这段话是张颂文有感于近日上映的《革命者》中的英烈先驱们，正是有他们的血沃热土，才有了今天的盛世华夏。
在这部电影中，张颂文出演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
94年前，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
在20名遇难者中，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就是李大钊。为了折磨李大钊，反动军阀竟绞了他三次。
即便是忠肝义胆，却也是血肉之躯。钢筋铁骨的魂，与肉体凡胎的真，如何统摄于一人之身？张颂文对此的处理是：“把李大钊还原为一个‘人’”。
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伟人的背后，他的悲喜与常人无异，他对生的热爱与对死的恐惧与凡人并无不同，但真正迥异的是，他们勇于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一切。
信仰的力量区分开了人与人的境界。
信仰，如皓月当空，仰之弥高，在英雄远去的年代，张颂文更愿意将自己持守的东西称之为“信念”。
在看完《革命者》后，有观众这样评论道：
“我连夜写2000字入党申请书，张颂文老师的演技，太绝了！演什么像什么，在影院里和朋友无声流泪……”
张颂文的演绎之所以能产生这样“整容式”的艺术效果，并不意外，导演管虎一语道破了“天机”：
“张颂文对李大钊先生的钻研，是‘成魔’的那种。”
此前，当张颂文接到邀约出演李大钊后，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无上光荣”：“我何德何能能演李大钊，太荣幸了！”
随之，他又心生忐忑：“我跟他们说最好找备份演员，‘万一我准备中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我马上告诉你们’！
我不想打没有把握的仗，李大钊这个人物是不能承载失败的，虽然作为演员，你一生中有很多角色可以演，演砸了也行，但是我绝不可以演砸李大钊。”
对一代革命先驱的无限崇敬让他心生敬畏，如履薄冰。
在和管虎多次沟通过后，张颂文心里有了底：“因为我和导演理念非常一致，就是把李大钊演成一个‘人’。”
但将其演成一个 “人”的前提是，必须要对人物有着充分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
“了解”是对其身世经历的掌握，而“理解”则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其产生思想和灵魂的共鸣。
在答应试试后，张颂文整整埋头看了半个月的资料，从李大钊的成长环境，到接受私塾教育和西方教育；从日本留学，到回国后成为北大教授；从参加革命到最后英勇就义。他寻着李大钊38年的人生路径，去挖掘他成为一代革命家背后的思想脉络。
张颂文说李大钊的幼年经历让他感触最深：“李大钊父母早亡，他是被爷爷带大，小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白眼，被骂没爹没妈，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发展为两个极端的人格，要么极度自卑人格分裂，要么自强不息。李大钊是后者，他接受的教育和他强大的自律能力，让他慢慢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
他的学识、眼界，让他能够在中国最为至暗的时刻，看到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与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灯前行。”
他此前的诸多困惑在对李大钊越来越深的了解中，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上，他仿佛触摸到了他的脉搏，在与李大钊神接意通的过程中，他领悟到了一个人的格局与襟怀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的修为。
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是有人明哲保身，有人提灯而行。
在片场，张颂文经常会问“为什么”，他要清晰每一帧镜头后的动机与原委，面对他的这股较真劲儿，导演、制片和摄像都差点被“逼疯”，后来甚至求饶道：“你随便吧，按照你自己想的演就可以。”
在开拍之前，他就和管虎提出要求：“得允许我现场即兴发挥。”
导演徐展雄透露，张颂文在拍一场被人打倒、在地上滚爬的戏份时，原本化妆师要给张颂文化上“脏妆”和“伤妆”。但张颂文拒绝了，为了营造更真实的效果，他毫不犹豫地趴到地上打滚，让灰尘和石子在自己衣服和脸上留下了被打斗过后的痕迹。
“这场戏的另外一个情节是李大钊一条腿被枪托打伤了，要演出一瘸一拐向前走的状态。没想到，张颂文说这个他演不了，只有真实的才能这么演。”
张颂文开拍前，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特意将尖利的石头放进鞋子里，这样就可以让整个人的重心直接踩在石子上，产生锥心的痛感，于是，他精准地呈现出了李大钊受伤后步履蹒跚的状态。
在拍摄绞刑戏时，用了真实的绞刑架，拍了两三次之后，张颂文的脖子就被勒出了鲜红的血痕，可是他却表示只要没到自己的生理极限，自己一定要拍完。
这场让无数人泣不成声的绞刑场面将《革命者》推向了悲壮的高潮：处刑前，守常先生在牢房中逆光而坐，听着自己行刑告知书时的那份镇定自若；在剃头前与战友们谈笑风生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当脖子套上绳索时说出的那段“你们一定要相信……”的慷慨之言，都是极其震撼、催人泪下的画面。
在这些不少都是由张颂文亲自设计的场景中，他化身成为了守常先生，以浸沉式的精湛演技向观众展现出了一名革命者的碧血丹心和浩然正气。
整部影片，很多观众都是从头哭到尾。
在《革命者》的首映式上，《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说：“看到李大钊站在绞刑架前的时候，我的心跟着痛，好像看到了1927年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
而那一刻的张颂文，也是热泪盈眶……
在演艺界，张颂文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典范。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李大钊的这句话也成为张颂文演艺生涯的写照。
张颂文正式成为一名演员时，已经28岁了:“我知道这应该是我终身的职业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得拼命。”
25岁才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他，当时是全校年龄最大的学生。本就少年老成，加之入学很晚，这使得他在一众青春勃发的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
但他丰富的经历却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职高毕业后，他曾先后做过印刷厂工人、饮料销售员、空调安装工、酒店服务员、饭店经理、导游等，几成“百匠”之人的阅历，同时因为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过，使他对人性和世态的洞察总是入木三分。
但让他比同龄人尤为早熟的是，源于母亲的早逝。
张颂文13岁那年，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人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往往会寄望于某种神力的拯救。
有一天，母亲领着张颂文，坐着公交车去了南华寺，在寺庙后山的泉眼处，他们用矿泉水瓶灌了很多泉水，母亲说这是神泉，能治好她的癌症。
但两年半后，母亲还是痛苦地走了。
母亲的离开，让年少的他尚未充分感受到人间的种种美好，就被抛到了命运的深渊里，至此之后，他总觉得生命的一角是残缺的。
后来，他做导游时，一次又一次地带着游客走过那条长路，去看那眼泉，重复母亲当年说过的话。
“我一到那个地方，就会很想她。”
曾经的少年后来从事过很多工作，他经常是沉默的、隐忍的，内心的大江大河极少在生活中向任何人展露，只有到了戏中，他才能调动起以往的所有情绪，在关于生离死别的情节中，去尽兴尽情地抒发胸臆……
所以，当年报考电影学院时，他心底的一个潜意识就是，在体验他人的人生中，找到一个自我灵魂的出口。
因为是广东人，学习普通话时间晚，曾经由于叫“导演儿”闹过笑话，到了电影学院后，别人已经开始学表演，张颂文却要先练习普通话。
每天雷打不动地站在校园一角，从“四是四，十是十”开始，他在《时间的力量》里曾讲述自己每天嘴里含着石头练习，即便和老师、同学交流时，也保持着这样的习惯。
据说每到半夜12点，在电影学院的操场上，总有两个同学在高声背诵台词，一个是海清，另一个就是张颂文。
四年后，张颂文以专业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备受老师期待，没想到这却是他惨淡人生的开始，三年期间，他跑过大大小小的剧组，却先后被800个剧组拒绝。
这事放在其他人身上，也许早就放弃了，但他却始终坚持着：
“三年都没人找我，我总想明天应该就会好了；再小的角色都是机会；将表演规划到死的那一天，就没什么可着急的。”
三年之后，张颂文开始接了一些小角色。对于每个小角色，他都用出演主角的认真态度去对待。
2017年，演《西小河的夏天》时，张颂文特意增重20斤，在第一次和导演周全见面时就让对方大吃了一惊。
导演周全回忆称:“张老师在两天内借来90年代的衬衫、西裤、眼镜、皮鞋，特意打扮成教务主任的样子，还即兴表演剧本里的几场戏给我看，让我非常感动。”
2019年，张颂文在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被很多人发掘到实力不俗的演技。他饰演的老唐左右逢源、虚伪贪婪，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有着分裂人格的男人，张颂文在对人物的处理上没有脸谱化，将人性的复杂诠释得丝丝入扣。
在渐渐地摸索中，张颂文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表演哲学:“角色的逻辑通顺，这是第一；第二，我搜索我一生中认识的人里必须有这样的人，我好以他为参照；第三个，我必须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2020年，悬疑剧《隐秘的角落》大火，张颂文的戏份虽然并非最多，他却被观众评为整部剧中最受欢迎的演员，称其“沧海遗珠”。
《隐秘的角落》里，有一场张颂文吃馄饨的戏。他饰演的朱永平深夜出来买馄饨，老板如常给了三份，在空无一人的大排档，刚刚失去女儿的父亲，吃着本该属于女儿的那份馄饨。
虽然这场戏出现在第六集，却是张颂文进组后拍摄的第一场戏。为了表现出丧女之痛，张颂文在开拍前禁食了三天，每天睡觉不超过四小时，一个失去女儿的人，怎么能吃得好睡得安呢，所以出现在那场戏中的张颂文，形容憔悴，失魂落魄，他低着头，含着泪，将馄饨一个一个地，艰难地，咽下去。
那一刻，失去女儿的朱永平，和21年前失去母亲的张颂文，在同一时空 产生了交集。
两个月前，他出现在电影《扫黑·决战》中，张颂文饰演一位夹在扫黑专案组和当地黑恶势力之间的县长。
为了呈现出曹志远前半生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他琢磨出了这个两面派不同人生阶段的重要发力点。正如他在首映上所说：没有什么正派或者反派，最重要的是演一个“人”。
张颂文对电影中扮演“扫黑”专案组组长的姜武曾放出狠话：“接不住你，我就别当演员了！”在之前曝光的一段花絮中，姜武也完全入戏了，在张颂文气焰嚣张地说完“魏河县谁说了算？我说了算！”之后，姜武挥手就是一记重拳，直接将张颂文整个人打飞了出去，但张颂文并没有出戏，反而是忍住剧痛予以回击：“我要投诉你！”
在与金世佳的对打中，张颂文把金世佳给活活地掐哑了，并在事后郑重道歉。
曹志远锒铛入狱后，穿着狱服忏悔，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头发凌乱，声音颤抖：“我走到今天，我很后悔。”
回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痛哭流涕：“我从来没有睡过一天好觉”，随着情绪的层层推进，渐至无法自持，直到最后彻底崩溃。
导演喊卡之后，张颂文依旧掩面痛哭，他用长达7分多钟的无剧本表演，精彩地完成了一场高墙内外的警示教育。
做演员默默无闻的那些年，张颂文在业界内被称作“神人”，他以“表演指导”著称，很多人不会演戏，就会有人推荐去找张颂文。
谈起缘何会做表演指导，张颂文说，2002年，他留在北京电影学院担任表演助教，那时有很多港台演员来内地拍戏想学习，但他们不可能再花费几年的时间去深造，于是剧组就找到电影学院，希望派老师去剧组给演员培训一下。
“我最年轻，于是我就去了，教了几次就传出去了，说可以找张颂文，越来越多人介绍。我那时太想演戏却没有机会，我教他们比他们自己演时还投入。
有时演完以后，导演来看我们上课，我跟导演说我再给你演一遍，他们看了后说，哇，你演的太好了。”
连管虎都不吝惜对他的赞美：“我特别了解这个人，他作为一个大家都说的好演员，他的能力很多人过去是不知道的，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那种力量。”
然而令张颂文困惑不解的是，尽管很多导演都对他赞不绝口，依然很少有人找他拍戏，多年后，他才明白，因为没有名气，他连试戏机会都得不到。
张颂文对此很无奈：“我希望这个行业不要迷信所谓名气带来的安全感，我从来不相信，明星能带来票房保证。”
在一个“唯流量是瞻”的市场规则之下，很多实力强大的演员被“土里埋金”，拿着天价片酬的明星有时却根本支撑不起一部有分量的影视剧。
十多年前，张颂文最怕朋友打电话来问“最近在忙什么”。他不好意思说“去地里挖了一天的泥”或者“去市场买菜回家做饭”。 他只能用相对体面的话术去保全一个中年男人的颜面——最近在看几个本子。
其实哪有几个本子，一个都没有。虽然谎话说得让他颇为心虚，但也要死撑着告诉对方，自己也是有人要的演员。
冥冥之中，这仿佛也成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告诉自己挺住才能意味着一切。
“不痛不痒的叫事实，尖锐扎心的才叫故事。”在他看似不动声色的外表下，将锐利的刺深埋起来，与人无尤，自行消化。
那些未曾疗愈的悲伤，那些难与人言的痛苦，在生命的巨大容器里盛载着，他与之相抚，渐渐地，化为对灵魂的滋养，就像那些落在皲裂大地上的细雨，最终，成为一种润物无声的浸润。
最近几年，始终有观众为张颂文鸣不平，作为有着“教科书”级别演技的老戏骨，出道18年，至今在老家韶关都买不起好点的房子，更遑论在北京安营扎寨了，但他从来不会以此作为博取大众同情的筹码。
“我虽然没有房产，但我过得很开心，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很惨，希望大家不要再不停地去写我很惨。” “房子、财富，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都只是给我们保管一下的，真正属于我们的还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内心世界。”
这不是他的故作姿态之辞，尽管他曾经在极端的困境下，饱受物质的贫瘠带来的生活窘迫。
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地震，他在微博中分享了露宿时可保暖的秘诀：把报纸平铺在衣服里，再把外套紧紧裹上，相当于多穿了一件保暖内衣。他说，这是他以前做导游常用的应急方法。
但他没透露的是，在北京郊区租房住的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外面寒风刺骨，屋内滴水成冰，他也是这样裹着报纸睡觉的。他还会将头套进废弃的纸箱里，再把枕头塞进去，然后戳出几个用来呼吸的洞，呵出来的热气会弥漫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缭绕不散。
在最难以为继的时候，他曾经去附近的公园骑摩托车。夜阑人静，没有一盏路灯，他把大灯也关掉了，然后闯进无边的黑暗……
后来，他和朋友提及那天的冒险之举：“撞到哪儿就摔哪儿了，我要是摔不死，我就活过来了。”
一个重新活过来的人，一定是“向死而生”的人。
“你一定要走，走到灯火通明。”
在幽暗中跋涉了那么多年，45岁时，他终于被光芒照见。
但他还是那个张颂文。无论是面对命运的薄待，还是厚馈，他始终心意笃然。
去菜市场逛逛，到小摊儿吃一碗面，为每个到来的角色精心准备，在长夜难眠的夜晚，想想母亲……
静海无澜，万物得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