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四院院士的四小时工作法 | Rogers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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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表了400余篇论文，引用7万余次，4次入选麻省理工年度技术突破，新创多家成功企业，转化50余项专利技术。他是John A Rogers，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和艺术与科学院四院院士，柔性电子的先驱人物。他为知社讲述了他创新、创业的传奇故事：柔性电子研究的缘起，与中国学者的亲密合作，偶尔发现开辟的新的领域，挑选学生与博后的标准，科研的感悟与心得，以及自己成功的小小秘诀。

美国四院院士John Rogers。摄影：梁紫微

John Rogers，美国西北大学Louis Simpson and Kimberly Querrey讲座教授，Bio-Integrated Electronics中心主任。被挖到西北之前，曾历任伊利诺伊大学 Swanlund讲座教授和Seits Materials Research Laboratory中心主任、贝尔实验室凝聚态物理主任、以及哈佛大学Junior Fellow。他在柔性电子领域做出诸多开创性贡献，其微流体光纤（2004年）、可拉伸硅（2006年）、生物可降解电子器件（2010年）、以及转换效率破纪录的太阳能电池（2012年）先后4次入选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年度十大技术突破。在每年发表60篇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同时，他将多项科研成果通过商业转化成为上市产品，造就了一个从基础理论与原型器件到成果产业化的科技神话。

Rogers教授在清华海外名师讲堂剪影，展示表皮电子与婴幼儿健康监测。

借Rogers教授访问中国之际，知社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采访过程中Rogers教授思维敏捷，语速直快，讲了很多在学术文章和报告中不轻易提及的“背后的故事与机理”。悉心交谈，环绕在他头上令人炫目的头衔与光环仿佛褪去，还原出一个满怀激情与执念的科研工作者和悉心培育下一代的“灵魂工程师”形象。言毕，起身握手，那光环却是更清晰了。

关于柔性电子

Q: 您早在2005年就发表第一篇关于柔性电子的工作。您对柔性电子的研究是始于一个什么契机与动机？

实际上我们对柔性电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我还在哈佛大学跟随George Whitesides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就对基于化学的微加工技术感兴趣，尤其是微结构的材料科学与化学问题。我们希望能研究出能进一步完善甚至超越光刻技术的微加工技术。在我去到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有同事正在研究有机半导体材料。有机半导体材料的魅力在于其可加工性强：它很容易实现印刷、图案化、薄膜化成型，进而形成功能电路。我们在哈佛大学开发的软光刻技术正好可以应用到有机印刷电子的制备过程中。因此，准确说来，我最早接触柔性电子领域应该始于1997-1998年。

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基于电子墨水的柔性显示设备。我们在背板电路上用基于并五苯的晶体管形成开关阵列，结合上方电子墨水形成类纸张柔性显示屏。该工作发表在2001年的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5年那篇柔性电子文章是我在2003年到UIUC后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虽然有机半导体及其相关材料在学术科学研究是很有意思的课题，但要想研究具有高性能的柔性电子器件，且与现有制备工艺兼容，低厚度的硅可能会是更合理的选择。于是我们逐渐转变研究思路。现在看来这是不错的抉择：我们能制备出高性能、可操作性强的柔性电子器件进行实际应用研究。因此，我们针对柔性电子的研究实际上早于2005年，大概在2003，2004年我们用无机材料来替换有机功能材料的时候就开始了。

柔性显示屏，2001 PNAS封面

Q: 至今为止最让您骄傲的是哪项工作？

最让我骄傲的可能是早期关于制备方法的研究工作，比如无机半导体材料如单晶硅薄膜的制备和基于图章的薄膜材料操控方法。那时我刚到UIUC不久，这些2004、2005年的早期工作奠定了我们当前的实验技术与科研工作的基石，它们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后来我们完成了很多很棒的工作。我个人很喜欢的第一个是仿昆虫复眼照相机，它结构很复杂，技术实现上相当具有挑战性。但能够从科学仿生角度来思考人造光学系统如何像昆虫一样感知周围世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个是类皮肤的表皮电子器件，它是一个里程碑似的工作。第三个就是我们首次提出的瞬态电子概念的工作，它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所以，说到令人骄傲，我想到的是这三个代表性工作以及早期的方法性成果，它们是我当前研究的基础。

仿昆虫复眼照相机，2013 Nature

类皮肤的表皮电子器件，2011 Science

Q: 当下柔性电子按照功能材料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无机与有机。您认为相比于有机柔性电子，无机柔性电子最大的优势在哪？

无机材料基本可以分为复合材料状态和晶体状态，晶体材料的迁移率远高于相应的有机材料。当然这里不讨论可能带来更高迁移率的未知有机化学机制。就已知有机半导体而言，它们的劣势主要在于迁移率不高。有机材料的优势仍然在于可加工性强，它们便于印刷，可以在大气环境中实现大规模制备。从这一点来讲，它们仍具有很高研究价值。而相比于低成本与大面积，我们更关注电子器件功能的独特性，这与成本和大面积制备工艺相关度并不大。比如电子器件要能与人体直接集成，它不需要超大面积；它需要能在人体健康方面发挥重要独特的功能，它不一定需要便宜。这里我们首要考虑因素不是大面积与低成本，而是能否具有提升人体健康的独特功能，而且这种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对柔性电子器件关注点不一样，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单晶无机材料是更好更合适的材料。

Q: 无机柔性电子基于力学设计实现柔性，同时继承无机材料优良性能，但界面失效和可靠性问题很大程度制约着器件的力学与电学性能。如果聚合物材料性能不断提高，或者出现新材料，有机柔性电子有没有可能完全取代无机柔性电子？

有可能。有机半导体材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柔性电子领域确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确定。我没有“水晶球”，不能预知未来研究会出现什么样的成果，是否会出现性能与硅可比拟甚至更好的新聚合物。这对于当前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发展来讲是很好的研究课题。但即使出现这样的材料，仍然不能立即造就一项独立的新技术。硅的魅力在于人们熟知如何进行掺杂，如何控制阈电压，如何处理以及如何图案化，它是一项成熟的制备工艺。选用硅作为功能材料，你可以对这些成熟的工艺信手拈来。即使人们研制出输运特性与硅相同的新型聚合物，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明确，比如，掺杂方式、材料长期稳定性、飘移行为、偏压应力等等。硅作为电子器件的核心材料，人们经过半个世纪的全球性研究才将这些性质理解透彻。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内容，我个人非常支持有机材料的研究。但有机材料的发展成熟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你的兴趣在具有短期潜力的先进电子技术，我想利用好现成已被证明过的材料和技术是更有价值、更现实的做法。

无机柔性电子中也存在各种材料科学基础问题：如你所说的界面失效与断裂的力学问题以及粘附等。基于成熟的无机材料，当前我们就可以制备出具有功能的柔性电子器件，用于解决现有临床医学与健康医疗领域的难题与挑战。选择无机材料具有很强灵活性，我们既可以研究材料科学的基础问题，还可以制备具有实际功能的原型器件用于未知医学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可以研究一些更高层次的系统级别问题，比如利用器件与大脑或心脏的界面来研究神经科学与心脏内科学。而有机柔性电子技术还处于基础材料科学的研究阶段，还不具备系统工程级别的成熟度来实现这个层面的研究。

Q: 无机柔性电子已经发展了10多年，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力学结构设计策略、转印制备方法。您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挑战。具体的挑战取决于你设想的应用场景。我们在柔性电子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涉及在生物医学器件的背景下如何将电子技术与生物学相结合，从而促进人体健康。这个应用场景下存在的挑战包括：如何理解人造系统与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面接口，如何在基于电子流的电子器件系统和基于离子流的生物系统之间实现信息交互，如何进行系统设计，如何理解里面存在的材料科学基础问题。对于柔性电子来说这是一个科学前沿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感兴趣的应用问题。这是挑战之一。

还有一些工程性更强，也同样重要的问题。比如，当你有一个核心柔性电子器件，如何构建起相应的系统使得它可以集成到像心脏或大脑这样的曲面体表面。再比如，对于长期植入电子器件，你需要思考如何防止生物液体浸入器件的有效功能电路。我们不能像处理心脏起搏器一样，把它装进一个金属盒子里，那样不仅会破坏器件本身柔性，还会丧失它与生物组织的集成顺应性与保形性。此时，需要开发能以薄膜柔性形式与生物组织集成，同时还兼具完美防水性的材料。对于需要长期植入的柔性电子器件，这是极具挑战性的材料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更高思考层面的类似问题：人造系统与生物系统相结合时首要考虑因素是什么，如何让它们两者之间进行交流与互动，以达到提升健康状态的目的。

Q: 您认为该领域下一个突破口可能在哪？

下一个突破口将是开发一种交互系统，不是简单地与生物进行单向交互，而是在一个紧密反馈闭环中运行。因此，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类增强器官系统健康状况的器件，它们工作基于传感器对于器官生理状态的监测与反馈，我们想把这类器件归于生物电子医学这一更广泛的术语概念。在这个圈子里不仅只有我们柔性电子技术对它感兴趣，各种别的技术也想涉入该领域的研究。所以，你可以想象将这样一个器件贴在骨盆神经上来监测膀胱功能。器件上的一系列应变传感器保形地贴合在膀胱表面，监测膀胱是充盈还是排空状态，并将信息传回器件，形成一个自反馈的控制闭环。这种具有自反馈的功能性生物电子器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它兼具有趣的科学问题与工程挑战，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Q: 最近关于物联网的讨论很热，而您的研究大多针对医学场景，请问您有考虑未来朝物联网方向结合么？

我认为将柔性电子应用到物联网是很容易的。我们的研究不仅含有能与生物器官相结合的电子器件，还包括生物/环境可降解的瞬态电子器件。后者就与物联网相关。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人能接触到的家里所有物体与结构都内嵌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接着就会出现很自然的问题：这些数以十亿计的无线电子器件终将进入自然环境，它的工作寿命是多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发生什么变化？会简单堆积然后产生难以治理的有毒物质？还是利用可降解材料使它们可以在丧失功能后在环境中自然降解消失，不造成负面影响？所以，目前我们所研究的某些器件，虽然初衷是建立在临床医学应用上，但将其用于新型电子技术领域如物联网，也是可行的。生物/环境可降解电子器件就是一个跟物联网相关的学科交叉例子。

关于合作与团队

Q: 您跟黄永刚教授可能从2005年就开始合作，直到今天。您和他的组合在学术圈既闻名又多产。一开始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这样的合作关系？ 

我们初次接触是他还在UIUC任教的时候。那是在实验室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把薄膜硅条贴到轻微预拉伸的弹性基底表面再释放预拉伸应变，薄膜硅条会在弹性基底表面形成高度周期性的波浪状结构。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利用该结构可以使得硅基集成电路不仅可以具有柔性，更可以具有可延展性。波浪状结构里既有材料问题，如薄膜硅条与弹性基底之间界面本质，界面处的粘附化学机制以及如何将它应用到电子器件中；又有很明确的力学问题，如波浪状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进一步承受机械变形时结构几何形态将如何变化。另一个关于PDMS图章上微结构塌陷的问题，来自于软光刻过程。这两个问题共同性在于自然的学科交叉性，永刚对里面力学理论的部分感兴趣，而我对其中非常规的材料系统以及软硬材料集成应用到复合材料和电子器件的部分感兴趣。他开始对这两个系统建立相应理论模型，即图章塌陷以及硅条带在硅胶上的屈曲。那是一种很好的互动。

我和他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包括工作节奏和科研思路，个人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科研上我们紧密合作且互补，我的课题组擅长实验，他的组擅长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学生也莫名合得来，合作非常顺利。由于各方面都很自然地契合，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2004-2005年之间，我们共同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到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共同发表了200-250篇文章，而且还在继续。这是一段很棒的关系。

Rogers教授与美国西北大学黄永刚教授的合影

Q: 黄永刚教授曾经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像是 “Happily Married Couple”？

是的，形容得很好。我们骨子里就很像。我也说不清，就是非常相似。

Q: 所以波浪状硅条结构是首先在实验中发现还是先有理论预测？

先有实验。准确说是一次实验“事故”。当时，我们正研究基于硅薄膜的柔性电子器件，我们成功从硅晶圆片表面制备出很薄的硅薄膜、硅条带和硅线，实现各种可弯曲的柔性硅形态。但它们只停留在硅晶圆片表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它们从硅晶圆片上拿下来，集成塑料或橡胶薄膜上。从那时沿用至今的转移方法是，利用钻蚀把硅纳米结构从硅晶圆片上部分游离，再用软图章和硅纳米结构形成物理接触，靠软图章表面黏性将硅纳米结构从硅基片上撕起来形成一个“蘸有硅墨水的印章”，再印制到目标基底表面。通常在这个过程中，硅条在硅晶圆片上和图章上都保持平直，印制到目标基底表面后也是平直状态。然而，手工操作印制有时会在软图章中引入微小应变。带有微小拉应变的软图章抬起硅条后应变释放，图章恢复到初始形态，图章表面硅条受压发生失稳屈曲，形成波浪状的几何形态。

这一现象最早被一个观察力敏锐的博士后在转印实验中注意到。他发现这种情况下印制成功率极低，就把实验失败的硅条和图章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现不能成功印制的原因在于形成波浪状几何形貌后，硅条与目标基底之间只在波峰处接触，导致接触面积减小，粘附力不够实现硅条转移。在他拍摄的显微镜照片中，我们观察到非常漂亮，非常有规律的波浪状结构，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系统性变化。这种结构使得转印过程印制困难，但换个角度看，它开创了一个实现可延展硅的全新机理。那次实验“事故”和后续跟永刚的讨论奠定了今天无机柔性电子的基础。

Q: 力学是一门经典学科，许多力学专业的学生和年轻科研工作者都在努力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您和黄永刚教授的合作刚好说明力学还可以很活跃，可以在精密电子技术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您曾获得过Society for Engineering Science协会颁发的Eringen Medal，力学领域很重要的奖项。请问您对力学专业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

我想说实际上力学工作者面临很多机会。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机械的世界，我们接触到的每个事物包括电子器件在设计时都需要机械原理。接受过系统力学训练的学生拥有丰富的工程和物理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所以我认为力学并不狭义。我们很高兴能在当前的科研内容中跟力学学者合作。但这不是一个独特现象。我认为在生物学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课题，这些课题既有生物化学问题又有力学问题，比如力作用下细胞的化学响应。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处于力学领域前沿，等待人们研究探索。我认为不仅仅是柔性电子，还有一系列的课题可供力学发挥。

Rogers教授研究组

Q: 您组里有很多中国学生，您也合作过很多中国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您觉得他们跟美国学生有什么不一样么？

他们风格不一样。中国学生、学者到美国有更专注的目标和更强的动机，他们很努力地做出很好的工作，这样他们既可以回国，也可以留在这开始职业生涯。而美国学生也很优秀，不过他们工作和科研的风格不一样。我的学生都很棒，美国的、中国的、韩国的。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不好比较。我都很满意。

Q: 您如何挑选学生入组？

博士后的选择比较简单，周围熟知的教授会向我推荐或介绍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因此，对于来自相熟课题组的博士后我可以了解他的大致情况。同时，经历了完整的博士生涯，他们的科研成果、科研能力也一目了然。从他们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看到他们的科研潜力所在。而研究生就比较难一点，因为他们本科期间的学习成绩不够有指向性，好的学习成绩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性的科研环境中做出好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我是从入组的本科生里挑选研究生，我会看他们是否对科研有热情，是否对参与我们的科研感到兴奋。很多人都很有天分，但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激情，他们很难成功。所以我评判的标准是学生对课题组科研内容的热爱程度。

关于创新、创业、与科研

Q: 当今社会各方都在提倡创新。为此，中国政府去年专门出台了关于鼓励创新的政策。您科研上的新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我的新想法萌生并没有固定的方式。我觉得它们主要来自于我跟工程、临床医学等不同领域的人接触交流。经常主动接触不同领域的专家、问题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新想法自然会出现。经常与外界沟通，了解世上的主要挑战与矛盾，会发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沟壑处往往可以进一步理解学科基础。有了多种多样的输入，再加上开放、虚心、没有成见的心态，就能找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独门之道”。如果这个“独门之道”被堵住了，一定要灵活修正，坚持思考。切忌先针对某一类具体的材料或某一项具体的技术进行方法构想，再寻找该方法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不是创新之道。我认为关键在于灵活以及开放，要知道一个新想法或新方法不是来自于某一次灵感瞬间，而是由许多次级灵感叠加拼凑而成。坚持是很重要的部分。我说的“灵活开放+坚持”是一种创新思维模式，不是唯一。这种模式在我们这效果很好。

Q: 如何平衡灵活与坚持？

我认为这得靠经验。随着时间推移经验积累，你的直觉会判断什么行，什么不行。培养这种直觉的唯一途径就是长期泡在实验室，亲手实验，不停摆弄实验。我有个粗糙的结论：简单的东西最能行之有效。复杂的想法可能存在多种失效方式，而简单整洁的想法更容易行得通。平衡灵活与坚持的方法是经验积累出的直觉，而除了长期泡在实验里观察事物的运转，没有其他方法能培养出这种直觉。这个方法可能很老套，但很管用。

Q: 虽然在大力提倡创新，而实际上，中国高校与产业存在相当的脱节。而您在学术和产业化两方面都如此成功：您每年有大量的文章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您着手创建了MC10科技公司，有3款生物印章产品已经或者即将面世；今年您还联合欧莱雅发布了一款纹身贴纸产品，用于监测紫外线。从理论基础到应用再到产业化，您是如何做到打通所有环节，并在每个环节都如此出色，尤其在产业转化这一方面？

我这方面得益于之前在工业界的经历。1997-2002年我在贝尔实验室下面的光科技组，它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成就，是一个不普通的工业实验室。它是一个工程公司里的科学实验室。里面的氛围很独特，我一直想在自己课题组内营造这样的氛围。这种氛围里人们关心的不是单纯开放性的科学研究，而是选择那些具有广泛解决工程问题前景的科学问题。这与传统脱离工程的科研有所不同，人们解决的是持续发展问题，是能带来新技术的科学研究，不是单纯进行产品改进。

我的课题组里2/3的科研内容是仿照这种思维模式：首先有粗略的工程应用蓝图，然后寻找可能实现这一愿景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应用与机理相互反馈、相互作用。这种科学与技术混合的反馈闭环很有效。课题组里剩下1/3的研究是完全开放性内容，这部分内容针对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也不确定它会有什么用。这种1/3-2/3混合模式在组里运行得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在应用蓝图明确的那部分研究里，我们也不会在固定的器件上一成不变，如果研究结果逐渐偏离最初设想方向，我们也不放弃，我们会重新规划，像机会主义者一样重新寻找新的应用机会。

比如，我们最早研究生物集成电子器件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当时我们在研究大面积电子器件，把它与生物体集成的想法实际上来自于神经科学家，他们对大面积电子器件与大脑集成感兴趣。我们借鉴了这个想法，仔细思考后发现了一系列可以研究的科学问题，于是我们回去对整个设计重新调整，开创了生物集成电子这一研究方向。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如何用开放的心态搜集信息，寻找科研机会与方向，同时用这些信息指导修正基础科学研究。

Q: 那产业化方面呢？做学术的科研工作者如何与工业界合作？

这是一种革新。我有双重角色，其中一个是研究新想法、发表学术成果的学术课题组负责人，从事类似于培养下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这是一个主要角色。在我们科研中可能会出现工业界感兴趣的技术成果，这种成果的产业转化需要专业独立团体，单靠研究生是无法完成的。此时就需要成立公司吸纳社会资本与工程师团队将新概念技术从高校引出变成可以商业化的技术。这与传统科研有所区别，这个过程我会与公司领导层保持沟通，与工程师保持每月一次讨论，并不会全日制参与。产业化需要不同的人力，不同的组织方式以及不同的资金来源。我们也与大公司直接合作，他们有产品上的新想法，需要我们实验室技术来实现，这样也实现了部分技术的产业化。大部分时候，我们课题组的工作不能直接与现有工业技术兼容，与大公司合作就不是可行途径，而需要成立新公司来进行产业化。

Q: US News最新发布的全球高校排名显示清华大学在工程类排名第一，而MIT排名第二，您对此怎么看？

我不清楚。清华大学工程类学科很强，这毋庸置疑。MIT也很棒，那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我认为排名比较模糊。排名前十是比较有意义的说法。而硬要找出1和2，2和5之间的差别，我觉得有点超出排行榜自身指导性，意义不大。在大范围内排行榜的指导性大，我不会去区分到底是第三还是第四。我个人是这样想的。但学生选择学校时通常都会参考学校排名，然后决定申请哪所。所以通常排名靠前的学校会招收到更好的学生。所以排名是有所影响的，但我个人不会那么在意。

Q: 您怎么看中国和美国的科研现状？

当前中国的科研经费比美国好很多，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研究经费中国可能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处于快速上升期。美国高校在很多维度还是表现很好，比如诺贝尔奖这样的全球奖项上。但中国高校已经找准方向且进步神速，前途一片光明。

Q: 学术圈中大家都有发表高水平文章和争取科研经费的压力，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当前项目申请成功率普遍较低，所以科研经费方面需要多写申请。我的经验是积极参与到大型研究中心的项目申请中，相比于以独立PI方式申请项目，前者不论从时间成本还是申请成功率上都更有优势。实际上我们的项目申请是一种混合模式，包括独立PI项目、团队合作和研究中心方式。至于文章，最重要的因素是你确实做出高质量的工作，同时注意工作的创新性。做到这两点，发表文章应该不是问题。我很幸运有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与博士后，这也是重要因素。拥有愿意投入的、有热情的、执着的学生是必要条件，这一点上我很幸运。

Q: 如何选择研究内容呢？

我组内的研究方向主要来源于我个人，同时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调整。我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实际上进展最快的往往是学生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因为他们会在这些问题上更努力更愿意投入。所以我组内研究内容主要是我的想法与学生兴趣的非线性组合。课题组内我的主要角色是把握方向，告诉学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期望到达怎样的程度。

Q: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您个人，您如何实现高效地处理如此大量的工作，有没有什么魔法？

当然优秀的学生与博士后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魔法程式，必须要花时间。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4:30-8:30之间这4小时是我的“秘密工作时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心无旁骛地工作。等到早上大家来的时候，我已经完成很多工作，白天处理诸多的杂事就好了，也可以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

因此，安排好时间，凡事有把握，是我的秘诀，也是我与学生交互的重要方面。学生遇到技术问题来找我，我会最短时间内反馈，尽量缩短学生等待的时间。这对提高整体管理效率很有效。因此，我总是保持快速回邮件的习惯。另外我会尽量避免不确定的工作和任务。因此我认为高效的必要因素是优秀的学生以及有条理的管理。

知社：非常谢谢您的四小时工作法！成功的确没有秘诀，努力、专注、和高效都非常重要。曾经听另外一位力学大家Sia Nemat-Nasser分享过类似的经验，他也是每天凌晨3、4点就起床做研究，等到9点钟去办公室的时候，当天的研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白天基本上用于处理项目、学生、论文、和行政等事务性工作。真可谓成功的经验千篇一律。再次谢谢您在的分享。

Rogers教授与本文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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