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这个重庆人，改写了整个中国抗战的历史！
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过：在战争时期，交通和通信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句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被证明。
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以上，是央视播放《卢作孚1938》中的解说词。
一
1925年夏，卢作孚怀揣从乡里招股集资而来的8000大洋和自筹旅费300元，顺长江而下，找到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一艘70吨重的小火轮，要求引擎是德国奔驰公司生产的。
一年后，新船造好，所付的现金还不够船价的一半，但船厂经理钱景华，居然同意带队接船的陶建中开走。是卢作孚的敬业精神和好学的态度，让钱景华笃信无疑，并造出了民生公司第一条船。
当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时，正是“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而不是航业有利的时候。“
1926年6月初，“民生”轮开始了它的处女航，由上海出发，逆流而上，驶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卢作孚专程到宜昌迎接。此时正值长江洪水爆发，滩险浪急，危机四伏。这艘小火轮，在经过长江三峡著名险滩“泄滩“时，遭遇了一次几乎灭顶的危险，险象环生。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轮
据“民生”轮第一任经理陶建中回忆——
船行至泄滩，因船小滩高，领江领船深入洄水，冀其借洄水之力，易于冲上，乃逼近石头五尺矣，舵忽不灵。此时领江无计，顿脚太息。作孚于惶急中，奔至机舱，令开倒车，大有‘羞见江东父老‘之慨。
在此千钧一发中，突见一个泡花，抬船转入流水，抛过北岸。但因水流太急，船开满车，犹难撑持，水手曾宗应力持钢绳，跳入河心，全船人为之惊异。注视，知准备绞滩矣。当时全船大喜，疑有天助。于是停泊，相与欢庆。民生公司之成败，系此须臾，此时作孚之喜，不言可知矣。
二
当人们说起民生公司的时候，想到的是卢作孚；当人们说起卢作孚的时候，想到的是民生公司。
顾名思义，民生公司似乎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关。卢作孚自己的解释是：
我的轮船公司取名叫民生，人们都以为我是取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意思。概而言之，其直接而现实之意思是发扬中山先生之民生学说，解决民生问题为富国强兵之本。
而深一层的更广大的意义则是：以我中华全体国民之生生不息为其根本所归。——不是少数富户、才子佳人，而是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多子多福，文明康乐，生生不息……
三
1930年夏，卢作孚率领由民生公司、北碚峡防局和北川铁路公司有关人员组成的考察团，于6月21日从上海出发至7月25日，游历了东北等地，并写下《东北游记》。
卢作孚在序中——
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为，才憬然于日本人这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
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而且东北问题正由于这根本问题而起的。
被炸沉的民生轮船
返川后，卢作孚将民生公司总部由合川迁移到重庆，即开始进行川江各轮船公司及航线的购并及增造新船计划，并进而发展相关企业。
当年，四川曾盛传一首打油诗——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给民生厂；三天打一回牙祭……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民生公司员工待遇好的看法。
民生公司由1930年三小江轮至1937年6月扩充至46艘轮船，航线亦由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
1936年卢作孚召集民生公司骨干会议
四
1937年7月战争爆发，卢作孚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1938年1月，卢作孚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此时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政府机构、学校人员及工厂设备，后撤西南大后方；同时四川军队亦整军出川抗日，卢作孚及其所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船队，承担此运输重任。
1938年10月，汉口沦陷后，形势更为紧急。此时宜昌岸上尚有3万多人员及9万吨以上器材待运入川，一时人心惶惶，争着抢运，导致秩序大乱。
1938年9月，卢作孚在汉口船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上发表演讲。
军政部长何应钦要征收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不同意，说征收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他亲赴宜昌，妥加安排，以最低运费，采三段航行方式，在日机昼夜不停骚扰下，在枯水期到来之前，于两个月内由宜昌抢运至重庆，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长子卢国维回忆——
“三段航行“就是先将物资从宜昌运到三斗坪集结，然后换别的船转运到巴东一带，再换船运往重庆等地。这样一来大小船只（包括部分木船）都能派上用场，又不会塞港。如何分工、分段、船的调度等，早就科学地订好了计划，父亲组织各托运单位，亲自协助分配。
装吊机的船就停在岸边，船到港前先将舱盖打开，吊杆先升起，船到后马上装卸，一分钟都不浪费，很紧张的。所以很短的时间运了那么多东西，很精彩。昼夜24小时，人员轮流值班，组织得很好。
据日本防卫厅资料披露，日军在战败后曾非常懊悔，认为他们的军队在攻占武汉以后，应该迅速攻占宜昌，没有及时攻占宜昌是他们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那40天紧张撤退中，参加抢运的24艘中国轮船，只有两艘不是民生公司的；而在上海沦陷之前就开始的的长江全线大撤退中，民生公司投入的船只和运力更多。可以说，没有战前民生公司的长足发展，“向大后方”的胜利大撤退是难于实现的。
1945年2月27日，卢作孚参观美国华盛顿州著名的大古力水电站，在大坝前与朋友和同事合影留念。该电站的混凝土大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大坝。
五
1917年，卢作孚时年24岁，在合川南津街县立中学任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合川云门镇狮居铺的蒙秀贞。秀贞端庄秀丽，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刺绣。
在家庭经济方面，蒙家家道殷实，卢家无法相比，但秀贞拿定主意：“只要人好就行！“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卢作孚为秀贞取了个新名字叫“淑仪”，手把手教她学文化。秀贞的一句只要人好，则被两家近亲和挚友传为美谈。
国维回忆——
父母毕生恩爱和睦，这在我们子孙群体中产生了极好的深远影响。至于家居生活，则首先应感激我的母亲。母亲为保证父亲的休息、学习和工作，我们的周末，以及一家人的起居，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简直是里外一把手，从未见她发出过一次怨言。只有遇到假期或偶然的周末，同父亲一起带着孩子们去北碚温泉公园等处度假时，才是她的休息。
卢氏夫妇育有三儿两女，对待孩子，卢作孚总是和颜悦色，和蔼可亲，从不疾言厉色。
卢作孚先生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粮食管理局长期间，于1941年8月在成都晏阳初先生寓所与长子卢国维（右）、次子卢国纪（左）合影
作为父亲的卢作孚，有时以自己的好经验启发儿女们的学习方法，例如数学要多做习题；语文（中英文）要多朗读、多背诵；课前要预习，课堂上做笔记或划红线、加眉批，课后即时复习等。读好的历史小说有助于学好历史和古、近代语文。国维说，我和弟弟妹妹都受到感染，从而掌握了这样的一些方法，感到极为有效。
卢作孚常说，搞企业管理必须先掌握技术，上大学选专业应该选技术专业。
后来，国维考上了从南京迁往重庆的中央大学机械系。他的校友钱谷融教授告诉国维的女儿晓蓉：“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早在国维十一二岁的时候，卢作孚的一位好友就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国维从此把这个告诫当成座右铭，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国维自愿报名参加抗日远征军，先后担任美援武器装备和前线战况翻译。而当时许多富家子弟却装病的装病，出国的出国，躲过了这次征调。
1952年初，卢作孚先生溘然辞世，在港亲友都劝说国维夫妇不要回大陆，可是两人却带着子女义无反顾地踏上归途。
文革浩劫中，国维受尽了折磨与屈辱。
女儿晓蓉问父亲国维，有没有为当年从香港回来的决定后悔过。国维毫不犹豫地回答女儿：“从来没有！”并向女儿解释做出这个决定的两个原因：一是遵从祖父生前在信中的叮嘱，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到工厂向工人学习；二是因为母亲尚在，他是长子，必须尽孝。
六
晓蓉是长子国维的女儿，也是孙辈中的第一个孩子。从小，她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是二老的掌上明珠。
晓蓉说——
爷爷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可是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我逗逗乐，或者带我出去兜兜风。
长大以后，听母亲告诉我，有一次我不小心从高处跌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大人们见状都吓得直哭，可我却镇静地告诉大家：“快去给爷爷打电话，请他派车来送我上医院！”那时我刚满两岁。
晓蓉三岁时，卢作孚忍痛割爱把她送到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儿媳身边。到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晓蓉都不习惯，闹着要父母 “把爷爷、婆婆还给我”。
卢作孚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回大陆时，国维送父亲到罗湖桥头。当时卢作孚兴致很高，一边走，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色，还忍不住说：“快了，快了，甚至香港、九龙也不成问题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此时，国维夫妇心如刀绞，度日如年，他们当即决定举家回归。家里的缝纫机、照相机……但凡值点钱的物品都不见了踪影。回重庆安家需要钱，因此才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
要回重庆了，晓蓉喜出望外，还把花生从大到小排成队，最大的一颗是给爷爷的，其次是给奶奶的。
回到重庆，奶奶天黑才从外面回来，晓蓉起身迎接。她紧握着孙女的手往屋里走，却不说一句话，见到儿子国维，两人抱头痛哭。
从奶奶的嚎啕声中，晓蓉明白，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只能把送给爷爷的那颗花生放在铅笔盒里。直到有一年的清明节，在给爷爷上坟的时候，晓蓉悄悄地把花生埋在了坟前的泥土里。
高考时，晓蓉遇到人生最大的坎坷——爷爷被扣上了“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她成了“打击对象”，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随后，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为了不隐瞒家庭出身，晓蓉在志愿表上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是全县第一个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华东师范大学。
晓蓉曾问过系主任：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系主任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七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平民教育之父。
1940年，他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他的生日贺辞中说：
“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晏阳初撰文——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着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小，属于瘦的瘦劲一型。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张群）先生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三子国纶回忆——
父亲平时总穿那种麻子布的服装，不仅自己穿，还要求我们也跟着穿，从小我和哥哥、姐姐就穿这种麻子布的衣服。现在看到儿时的照片，一个个天真的孩子却穿着老气横秋的衣服，实在可笑，但就是这种衣服，一穿就是十几年。直到1945年，母亲才为我做了两套黄色卡叽布的中山装，算是一场服装革命了。
国仪（卢作孚的次女）准备去美国留学，报考了康乃尔大学，正在等候学校通知。卢作孚为她的留学费用发愁，于1950年3月22日给晏阳初写信说：“彼仅有留学费用二千元，将来仍盼有学校或学术团体奖学金机会，乃能完成学业，否则仅能留美一年，似无必要也。”
晏阳初3月30日即回信详述了他周到的安排，并请卢作孚放心：“国仪读书，兄只备来美旅费，以后读书用费，弟绝对负责去办，祈释念。”国仪后来被康乃尔大学录取，因故没有前往就读。
要知道，随着民生事业的发展，卢作孚兼任了天府矿业公司、恒顺机器厂等许多大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每个企业年终还要分红，这些合法的收入远远大于他在民生公司的工资，能使家人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但他从不把这些钱拿回家，而是按他的指示捐给了科学、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
在民生公司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卢作孚日前条知会计处，从1940年1月份起，各方送卢作孚的舆马费及应得的红酬，悉数捐入北碚兼善中学。
随着大时代的波涛汹涌，卢作孚与晏阳初，天各一方。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回到大陆。1950年8月17日，晏阳初致卢作孚的信中写道——
国懿（卢作孚的长女）后天在纽约中国使馆结婚，弟已嘱平会驻美办事处帮同办理一切，弟今晚赶赴纽约……代兄主持并照拂一切。婚礼举行后再当向兄报告。
在此之前，卢作孚曾去信请晏阳初代为“考察”“考虑”这位未来的女婿。
1951年1月10日，晏阳初给卢作孚寄出了最后一封信——
不通音讯，将近半年矣！国懿结婚，弟代表吾兄在简朴而隆重的空气下主婚，一切皆顺利地快乐地完成。尔俊（卢作孚的长女婿，国懿的丈夫）笃实，是一个好青年，祈释念。
1952年，卢作孚先生去世后，其夫人和孙辈们在一起（右一为卢晓蓉）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走了，未满五十九岁。自杀前，他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家人将他掩埋在长江南岸的一座山坡上，那里可以眺望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滔滔两江水见证了他的一生。卢先生的一生说来也很简单——实业救国。
晏阳初在《敬怀至友作孚兄》中写道——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此时此刻，我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事迹，能敬重他，并感受他，这是我们的福祉。
延伸阅读
卢作孚：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来源：财智生活杂志
作者：龚龙飞
1893 年出生的卢作孚，被称作一个小学毕业的教授，一个身无分文的大亨，一个以救国为信仰的教徒。他的人生从一个贩卖麻布小贩家庭开始，并以一代“船王”的宿命而告终，他经历了革命、教育和商业领域，但贯穿一生不变的就是他的救国与建国的愿望。
15岁，他因贫辍学，不久后，他竟然开办学校，编写教材 ；17岁，他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 ；26岁成为《川报》总编辑，鼓吹革命救国，却屡遭失败 ；五四运动之后，他投身李大钊的少年中国学会，为“教育救国”呐喊，办新式学校，独树一帜地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实验，又因为军阀混战而夭折 ；
32 岁，他投身实业，10 年间，他坐拥中国近代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成为几十个公司的董事长 ；45 岁，他成为国家交通部门要员，几乎以一个公司的力量完成了宜昌大撤退，保住了最后的国家工业命脉。
1952 年，他的救国梦终成现实，他却自行了结生命，逝如历史迷雾中的孤舟。
船王的诞生
民国初年，中国往哪里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造它，社会成本最低，前景最好？是当时社会青年中最热议的话题。二十出头的卢作孚刚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自然也参与了这番大讨论。
他的朋友说“要做一颗炸弹”，遭到卢作孚的反对，“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 ；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自鸦片战争以来，以炸弹方式改造中国的英雄故事层出不穷，而用微生物方式推动中国进步的也大有人在，后者没有发出轰响，只是默默前行，卢作孚就是后者。
30 岁前，卢作孚并没有展现出商业天赋，他少年离家，徒步去成都，以一个辍学生的学历开始编写教材。他在成都接触了革命学说，17 岁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他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视为人生目标。
他 23 岁做记者，26 岁成为《川报》总编，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认为救国就需建国，而且要建一个健全的现代化中国。而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他提出所谓“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1924 年，卢作孚应军阀杨森之邀，在成都开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四川省内的军阀混战，使得卢作孚的教育救国之梦无疾而终，由此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他认为交通运输是“各业之母”，在难于上青天的川蜀之地，航运是入川的最好选择。他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国际航运发展的惯例大多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即先打通海洋港口，后进入江河 ；先发展下游，再进入上游的顺序。卢作孚却偏偏相反，他选择先江河，后海洋；先上游，后下游的方式。
1925 年夏，他怀揣从乡里招股集资而来的 8000 大洋，顺长江而下，找到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一艘 70 吨重的浅水铁壳小船。轮船虽小，用的却是德国奔驰公司的引擎。
到重庆，卢作孚感念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该船命名为“民生”，创办民生航运公司，开辟嘉陵江上重庆至合川的航线。卢作孚亲自上船接待旅客，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从经理到水手都兼做服务工作，伺候周到，伙食也好，很快就班班客满，第一年就获利20000 余元，“民生”的口碑与旗帜也逐渐传遍了整个长江流域。
1929 年，卢作孚接受四川大军阀刘湘邀请，出任川江航运管理处处长。他顶住多方压力，制止军队免费拉差，整顿码头纷乱的秩序，禁止外轮公司随意降价，争取到政府对国轮公司的经济补贴。
没多久，卢作孚就辞去了处长一职，回到民生公司。他又以相当优惠的条件，兼并和收购了一些由于管理不善而濒临破产的中国船公司或船只，包括这些公司的职工和船员。后来一位领导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家的一艘客船因为不会经营管理，机器坏了，最后转让给卢作孚办的民生公司。
面对外国轮船公司利用资本优势，加强竞争砝码的举动，1930 年，卢作孚有了“化零为整”的想法。他希望统一川江航运，将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进而一致对外。川江上，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是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物均以较高折价，然后用部分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
很快，卢作孚就合并了重庆上游航线的 7 个轮船公司。次年，又合并了重庆下游航线的 7 个公司，其中甚至包括大军阀刘湘和刘文辉的船只。许多轮船公司的转让过程非常简单，有时候甚至就是卢作孚的一句话，这些都基于卢作孚建立起来的人格魅力。
1935 年，卢作孚已经是中国最大航运公司的老总，并兼任几十家企业的董事长。在民生公司内部，他始终是一个强势人物，民生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且股权分散，大股东也不一定就能担任董事或者董事长，这种产权和经营权的架构让身无分文的卢作孚始终牢牢掌握了对民生的话语权。
他把技术和管理看做民生成功的秘诀。卢作孚一直在积极争取买好船，用最好的设备，民生公司是最早安装无线电的华商轮船公司。面对每年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卢作孚独创了三段航行法，根据不同船只特点，把重庆到宜昌之间的航段分三段，让不同吨位的轮船分别行驶，创造了枯水期也能行船的奇迹。
到 1937 年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 46 艘轮船，总吨位达 18718 吨，职工 3991 人，资产 1215 万元，接下了长江上游 70% 的航运业务，成为民国的一代船王。但他每月的工资仅有 30 元，一家人节衣缩食，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都因为没钱而作罢。即使到抗战中也不例外，四川省主席杨森邀请他担任公职，开出每月 500 元的薪水，但卢作孚断然拒绝。
这位带有清教徒色彩的公司老总，在民生公司内部改革了分红办法 ：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文员、水手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的等级是一级，在公司内，各部分都有获得一级水准的职工，卢作孚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 49元。
一位友人这样描述这位商业大佬的家 ：“朋友们都知道，去卢作孚家做客，人多了，就要站着吃饭。他的居室，又闷又潮，低低的天花板下挂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漆黑的衣柜看上去年代久远。没铺桌布的写字台，竹制的书架，外加两把旧藤椅，这就是房主的一切。”
国民党大佬张群评价卢作孚，“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抗战中的诺亚方舟
1938 年，中国抗战形势最为危急的时刻，日军穷尽爪牙之利，先后侵占华北、华东两地。该年 6 月，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数万平方公里沦为泽国。河南、安徽等黄泛区出现流民 1250 余万，纷纷向南逃难。卢作孚所在民生公司自抗战伊始，就积极参战，四川军阀刘湘率麾下川军子弟出川时，乘坐的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
然而，中国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并失掉了华中重镇武汉。从黄泛区逃难而来的难民与长三角一带转运至武汉的大量设备、物资以及人员很快就撤到了三峡一线 — 宜昌。
宜昌是接连江汉平原与长江三峡的重要节点，称为川鄂咽喉，这里没有公路和铁路，入川只有长江，而宜昌是入川唯一通道，两岸狭长危耸，水流湍急，处处是险滩，1500 吨以上的船无法通过。
1938 年 10 月，宜昌的码头上，人满为患，人群不断冲击着卖票窗口，老弱者被挤死踩死的，不在少数。高高低低的工厂设备堆积成山，这里有兵工业、航空工业、设备制造业、轻工业的核心制造设备，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汽油也都拥挤在江边。大型设备就近 10 万吨，这是战火中国家工业的最后一点元气，而日本空军的飞机有恃无恐地轰炸着宜昌。
上游的三峡，成为宜昌大撤退的最大阻碍，只能白天运送，夜间装卸。在 40 天后，这里就将面临枯水期，物资无法通过轮船运送到大后方。千钧一发之际，卢作孚临危受命，整个中国把目光集中到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集中到了这个小个子四川人身上。
在召开完公司紧急会议后，卢作孚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0 月 24 日清晨，他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直至第一艘货船驶离宜昌。其实，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 40 天的运力不过 1.4 万吨的物资。卢作孚参考了前一年枯水期的航行法，决定采取三段运送法。
从宜昌到重庆，全长 600 多公里，险滩数百处。不论白天黑夜，宜昌江边声响震天，2000 多名装卸工不停工作，民生公司轮船的汽笛声也响个不停，天上日本人飞机轰炸的轰鸣声也夹杂其中。
民生公司的指挥中心内，电报机 24 小时不停工作，所有电文都要经过卢作孚亲自处理，庞杂的运送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了然于胸。
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日本的飞机在天上扔炸弹，炸完之后，常常还要俯冲下来看看船有没有被炸沉。卢作孚不顾一切地动员民生公司的全部职工，一方面宣传这是正义的事业，要有为民族抗战牺牲的精神，一方面给职工加薪水。当时规定，从宜昌至三斗坪的工资为平时3倍，三斗坪至万县为平时 2 倍。而民生公司的运输收费相比于国外轮船而言，只相当于两成，甚至一成（兵工器材）的价格。
卢作孚后来描述道 ：“每晨宜昌……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 ；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 ；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除了物资，人员输送也是难题。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 64000 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1938 年 12 月，喧闹的宜昌城终于在沦陷前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卢作孚独自走在码头上，江水低落，风轻沙静，大撤退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枯水期到来之前，在宜昌失陷之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在这极为宝贵的 40 天中，民生公司的船队共运送军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 150 多万人，货物 100 多万吨，其中包括 2 万吨的空军器材、广东炮厂的物资等。民生公司调集 22 艘轮船、850 多条木船，不顾天上飞机的狂轰滥炸，往返穿越在险要的三峡航道之间，竭尽全力，拼死抢运。40天中，有16艘轮船被炸毁，161名船员遇难，61 人致残，民生公司损失惨重。
“宜昌大撤退”无疑是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幕，晏阳初认为“这是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经民生公司转运迁入大后方的有 400 多家企业，其中进入四川的 245 家，几乎涵盖了当时国内的所有兵工厂和高精产业。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而卢作孚在这一年年末的日记中仅这样写道 ：“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乡村建设的乌托邦之梦
卢作孚还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先驱，他在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实验同样是一道壮景。他在《我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写道 ：“我们的责任绝不是救亡，而是将一个国家经营到像一个国家，像一个现代的国家。”
在军阀割据、内战不绝的大环境下，地处江、巴、壁、合四县之交的北碚，兵痞盗匪长年啸聚峡中，沿江据险行动，致使河运梗塞，商贾难行。城区窄小的街道肮脏而混乱，这里没有工厂和作坊，而庙宇、烟馆和赌场比比皆是。
1927 年春天，卢作孚担任江、巴、壁、合四县的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描述眼前的北碚，“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是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可以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的开支。”
就在这样的一方社会，卢作孚决定要把它当作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实验平台，他说“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建设是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便破坏到何处”。
卢作孚对北碚的改造从多方面入手，第一他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了洪济造冰厂的建成。第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他创办北碚医院、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卢作孚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善人心，改变北碚人的精神面貌。他花费巨资兴修了阔大的北碚图书馆以培育公民思想，修建了宏伟的公共运动场锻炼公民体魄，还有格调高雅的平民公园等等。
他说： “现代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要素，他们有国家那样大的集团组织，而我们却至今没有，只有政治团体本身那样大的集团组织。” 卢作孚不仅是管理者，他还是集资人，他将不菲的车马费全数捐给了北碚的社会公益事业。
在卢作孚的治下，北碚成为乡村建设的模范区，成为抗战后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这里聚集了近 20 个国内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 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梁漱溟评价他是“公而忘私，为而不有”。
据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记载，到抗战胜利后期，民生公司已拥有客货轮船 140 多艘，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建造的 9 艘新型客货轮 ；开辟了数千公里的内河航线，拓展了港澳和东南亚航线，最远的抵达印度和非洲。
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势力自然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块肥肉，宋子文要投资入股，急需资金的卢作孚就借助和银行的良好关系，发公司债而避免宋子文的资本控制。孔祥熙多次借助官方力量，逼迫卢作孚交出民生，卢作孚就利用与川派军阀、政学系的资源，予以拖延和制衡，最终，民生公司顺利转入香港。1949 年，卢作孚谢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把在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大陆。
回到大陆后，卢作孚带头把民生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然而，卢作孚并没有料到，接下来他将面临怎样的宿命。他的好友先后被批判，被他视为儿子的通信员跳出来指责他收买公股代表，一浪一浪的政治波涛让船王迷失了方向。
1952 年2 月8日，在“三反”“五反”的巨浪来临前，卢作孚在他简陋的寓所内吞食了大量安眠药。他的儿子卢国纶回忆他留下的遗嘱，内容非常简单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不仅仅是一位创建了声誉卓著的民生航运公司的“船王”，一个完成了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间的宜昌大撤退的英雄，一个在贫闭之地推行乡村社会建设实验的社会活动家，更为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国家的未来。
他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完整地印刻下对那个时代的所有记忆，他以微小的个体与历史洪流不断抗争、妥协，并完成融合。最终，他以他的精神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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