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旧事
作者：好狗笨笨
本文来源：百度“笨笨的空间”
转自： 30号院
编号在五十以上就铁定是“普通中学”了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狭义北京市城郊（不包括远郊区县）的中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成几类。
根据校名的特点，可以分为“编号”、“地名”、“附中”三类。
编号校名从北京市第一中学开始，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直到一百多。
以地名命名的有翠微中学、新街口中学、日坛中学、月坛中学、呼家楼中学、玉渊潭中学，等等。
附中是大学附属中学的简称，如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八大学院”也都有附中。顾名思义，师范大学既然是培养师资的地方，附中也就有三个之多，分别为一附中（建于1901年，原名师大附中）、女附中（建于1917年）、二附中（建于1953年）。
此外还有一些从名称上不显示是小学还是中学的，都叫做“学校”，如景山学校、育才学校、育英学校、八一学校、十一学校、外国语学校……等。其中景山学校试行十年一贯制，育才学校是小学和初中部的结合，其他情况不详。
从生源的性别来看，可以分为“合校”和“分校”两类。
以所在地命名的、“学校”和附中，都是男女合校（师大女附中是例外）。
分校都是编号的（但并非所有编号都是分校）。从第一到十三，有男校、女校各一。一中是男校，另有女一中。二中是男校，另有女二中……余依此类推。再往上数，二十五中、二十六中、三十一中、三十五中、四十一中等也是男校，但没有相应的女校。就我所知，男校是北京特有的奇观，上海、西安等大城市有少数女校，都没有男校，而北京居然有二三十所之多。
人们口头上常说“男三”、“男四”，但这些学校的正式名称都不带“男”字。而女校的正式名称都是“第X女子中学”，在校门口挂的牌子和校徽，以及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书上都有。简称“女三”、“女四”。还有顺口溜：“女X土，女Y洋（或狂），女Z都是大流氓。”此处用XYZ，并非为避免得罪这些学校的校友，实在是有不同版本。我一直没闹明白，Z怎么落下的“大流氓”的名儿，还“都是”，代入几个实数好像都不对。
从教学质量来看，一般来说，编号在十五以内的男校和女校都是重点中学（25、26、31、101例外，前三者是教会学校转的“插班生”，101自延安迁来，取“一百零一分的超级好成绩”之意，严格说不是编号），每年根据各项指标进行评选的结果，在市重点与区重点之间浮动。
师大女附中始终保持市重点不变。该校出了南辕北辙的两位校友，一位是涉嫌卷入打老师的宋彬彬／宋要武／宋岩博士，另一位是将“打老师”列为研究项目的王友琴博士。
北京四中老照片
最好的男校四中也出了天上地下的两位校友。一位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公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同志，“五七一工程纪要”就attributed to him，是否有抄袭剽窃，需要请方舟子来研判。还有一位平民出身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印红标教授。他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调查采访文革重要当事人，到九十年代中期仅录音带就积累了满满一书架，研究成果无处发表，仍然奋进不止。也许正因为发表不易，印红标不那么出名，在这里提一下，略表敬意。
四中出的其他名人还有“联动”的前身（之一）“西纠”的头头孔丹。“西纠”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缩写，后与“东纠”、“海纠”等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孔丹在文革后考进社科院当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什么什么”，总之非常乏味，根本提不起阅读的兴趣。名记者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也是四中出身，子承父业考入北大新闻系，前些年赴纽约担任《侨报》社长兼主编。
郭沫若的某个儿子应该也上过四中，“北京四中”的招牌系郭沫若所题，应该跟“实验二小”一样，是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应校方之请当场挥毫。但这位郭公子似乎不是郭世英，他跟（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先生，以及孙经武、叶蓉青等X社成员都是一零一中的。
编号在五十以上就铁定是“普通中学”了。五十六中某女生，不太愿意跟人说，就是“嫌号码大”。还有九十八中，“九十八”合起来正好是一个“杂”字，据说校风欠佳，名实相符。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一零一中是著名重点学校，而编号在五十以内的三十八中却是“分配学校”，即供所报志愿全部落空的学生上的学校。
“清华附中还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红卫兵’的命名者张承志。”
1965年，清华附中师生集体编创的歌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上演。 （图片来源：石亩娃新浪博客 徐明明提供）
上面是仅就编号学校范围以内说的，考虑到附中们，事情就有些复杂。
附中们看不起号码，不论大小一概叫做“城里”，意思是“小市民扎堆的地方，好不了”。一零一中在郊外，所以没有被骂进去。清华附中校友章立凡先生的“红八月”回忆中提到“城里”的时候就多少有点不客气。顺便说一句，清华附中还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主要执笔人，“红卫兵”的命名者张承志。此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忽然信教”，高度认同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派，被讥为“红卫兵式的穆斯林”。
而“小号”们也看不起附中，因为后者的录取分数线偏低。隔了遥远的时空距离来看，“小号”们有充分的理由嫉妒附中。
首先，号码越小的学校建得越早，校舍多是“废物利用”，王府寺庙之类改建的。教室还算宽敞，室外空间却大受限制，勉强找出一片能兼作篮排球场的空地就不错了。其结果不仅排除了足球，也相应的排除了田径。试想，若是铅球“飞入寻常百姓家”，其结果绝不会如“王谢堂前燕”的风雅。再如中长跑，在“城里”只能绕着校园跑，如果墙外是清净的胡同而不是行人如织、车流不断的马路的话。当然，这些王府寺庙改建的学校也可以美其名曰“雕梁画栋，曲径通幽，苍松翠柏，花影扶疏”。
其次，因为沾了大学的光，附中的经费充足，有条件置办管弦乐器（西乐）。人大附中就以管弦乐队而著名。“城里”文艺活动只能在唱歌跳舞之类上做文章，音乐老师钢琴伴奏，出现了有音乐才能的学生也只得送到少年宫或者广播电台代为培养，本校无能为力。这方面十三中又是例外，其军（管）乐队比较像样，没有弦乐。“例外检验通例”，十三中的前身是——辅仁大学男附中（女六中原是辅仁女附中），闹半天还是沾了大学的光！
再次，附中可以住校，招生不受居住距离限制；而“城里”都是走读（女附中例外，有部分住校），只能在维持分数线的条件下就近录取。
入学的门槛挺高，进去就连吃三个哑巴亏，还让附中们看不起，您说“小号”们能不气吗？只好撅着嘴说附中分数线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或者“小脑发达”。
至于以地名命名的学校，则在诸如此类的抬杠中潇洒地置身事外，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也许，根本置若罔闻。
“如果你现在到网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当然不会出现”
图片来源：http://xbuxiao.blog.163.com
俗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用文词儿说，则是：“天子脚下，冠盖如云。”如果你听到北京人脱口而出，“我的邻居XXX”（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下同），“我的同事XXX”，那么多半不是吹牛而是实情。“我的同学XXX”也一样。不过最好不要反问说话人是不是高干子弟。因为，流行观念有些笼统，高干子弟多的学校不一定是排他的特权学校。
如果你现在到网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当然不会出现，但是有薄熙来（薄一波之子）、刘源（刘少奇之子）、陈元（陈云之子）、陈昊苏（陈毅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曾就读师大女附中的除了上面说的宋彬彬（宋任穷之女），还有朱敏（朱德之女）、李讷（毛泽东之女）、林晓霖（林彪之女）、刘婷婷（刘少奇之女）、邓榕（邓小平之女）等。不那么“知名”的高干子弟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不要误会。第一，大人物的子女不限于这两所中学，像陈昊苏的弟弟陈小鲁就是八中的，刘婷婷的姐姐刘平平则是师大一附中的。第二，这两所中学并不是排他的干部子弟学校，而是跟其他编号、附中、地名一样，面向社会招生的。父母有各式各样的“历史问题”，家中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者，都有因分数过线而录取的。后来大字报上揭发出来的大人物将子女塞进好学校，或者学校方面迫于权势不敢不“照顾”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刘婷婷错了两道题还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当年中学考语文和算术两门，而上点档次的学校录取线都在190分，甚至195分以上，师大女附中好像是198分。这意味着算术是根本不能错的，留下语文，在作文里鸡蛋里挑骨头扣掉一分两分。当年的“行情”如此，错两道题连区重点也没门，只能上“普通学校”了。另一件是贺龙送给蒋南翔一杆猎枪，把贺鹏飞塞进清华。不过那是大学，严格限于中学的话只有刘少奇的女儿一“案”。
“文革”初期，批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说明后者基本上做到了。刘婷婷进师大女附中在1965年，应该是首开“照顾”的口子，因为她的姐姐刘平平三年前就因为两分之差未能录取，进了师大一附中。1967年1月清华红卫兵造反派，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就是通过摆布她，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他们先到一附中找到刘平平，大讲“跟父母划清界限”的革命道理，把她稳住。然后给王光美打电话，谎称刘平平被汽车压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她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王光美不知有诈，急忙赶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被等候在那里的清华红卫兵抓获，押上敞篷大卡车驰往清华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作罢。
上面所说的高干子女大部分是从实验二小毕业的，那是高干子弟更加集中的地方，但也并非一点“沙子”没有。据说，当年不愿意搞得纯而又纯，面向社会招生又无法解释那些大人物的子女并非“就近”录取，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本校教职员工子女可以“陪太子读书”。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刘婷婷在工厂工作了将近十年后考进大学（again分数不够，照顾进去的），当时刘少奇的“问题”尚未“解决”，她就隐名埋姓开始了大学生活。同学们明知她的真实身份也都不点破。不料，一日在食堂迎面撞上了实验二小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时隔多年彼此都还认得。沉吟少顷，她开口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书记的儿子说：“知道。”“那么希望你不要说。”她说。“我不说。”书记的儿子信守诺言，直到毕业都没有跟任何同学提起这段对话。
“文革开始后批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学生中分‘红五类’与‘狗崽子’，根据出身分派别等，在中学远比大学闹得欢。”
扯远了，回来说中学。我所在的班级有55名学生，其中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约有20名，地主1名，资本家2名，小业主2-3名，旧军人（国军起义人员）1名，民主人士1名（其父是非党副部长，入学时已去世），工人和城市贫民5-7名，剩下的都是“职员”。后来turned out，至少4人的父母被划过右派。在这样一个班级里，并没有制度性出身歧视。两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之一大大咧咧，迷迷瞪瞪，经常上课睡觉，根本不是当干部的料，而另一位作风严谨者则被班主任指定为班长。其他班干部、队干部、学生会、各科代表也是什么出身的都有。以上说的都是个案，从“面”上来说，尽管早在1962年就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升学上“贯彻阶级路线”还是卡在大学一关，对中学生还网开一面。遇罗克就能上到高中毕业并参加高考（1959），尽管成绩优秀还是落榜，只能进工厂当工人。还有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也多是高中毕业，因政审不合格落榜的。文革开始后批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学生中分“红五类”与“狗崽子”，根据出身分派别等，在中学远比大学闹得欢，也从反面说明中学生的出身“杂”，“好”与“不好”势均力敌。大学生已经近乎“清一色”，出身上没什么文章好做了，“造反vs.保皇”主要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与干部子弟之间的事情。
避免“纯而又纯”的方针，还是明智的。在受“照顾”的一边来说，多少也接触点群众，感受到来自智力和操行方面的挑战，培养自知之明。在“沙子”一边，从小在顶级高干子女堆里“混”，有利于养成泰然平和的健康心态，“你特权你的，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还暗暗憋着一口气，“我要干得比你好！”——直到“血统论”把个人奋斗的道路彻底堵死为止。此是后话。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八一”、“十一”等军队子弟学校。纯而又纯的结果是内部继续分三六九等。
我很小的时候，一天跟着大人乘公共汽车，旁边有几个比我大些的男孩子，一个说：“我爸爸是上尉！”另一个说：“我爸爸是少校！”第三个说：“我爸爸是中校！”……
后来在各种不同场合碰上过几位这样的人士，其中半数表现出超强的等级意识，继续其未完成的“比爸爸”事业，“她爸爸撑死了是个中校，狂什么狂？”“他爸爸不过是个新贵而已！”“我爸爸提拔得慢。”……难怪那些按照规定可以把孩子送进所属部队子弟学校的司机、炊事员等，多选择放弃，或者浅尝辄止，很快就给孩子办理转学手续。这种气氛确实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等级观念扩大到工资、学历、职称等等等等方面去，处在永远的“比”之中，听的人已经烦了，说的人还不觉得累。那些“地方”干部子弟，至少没这么说话。忽然想到，一度蔚然成风的“攀比”，未必是源远流长的“国民劣根性”，却不过是“全国学解放军”的后遗症而已。
“别的国家需要奋斗多年的co-edu （男女同校），通过大跃进而实现，自然会留下后遗症。”
有人可能会对俺的“小号独奏”表示怀疑。也难怪。如今附中们神气活现就不用说了，一六一、一六五、一六六、一四零……号码可谓大到了家，还有东直门中学，明明是地名，升学率也挺高的么。
毛病就出在一九六八年。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两年多，“该”写的大字报已经写完了，“该”打的人也都打了，“该”抄的家也抄了，再闹不出新鲜名堂，几次“复课闹革命”都虎头蛇尾。头一年已经有中学生自愿报名去内蒙插队，看样子剩下的人出路也大同小异，人心惶惶，跟没头的苍蝇似的到处游山玩水，告诉说是“以后就看不见了”，要摄影留念。初高中学生已经停在原有的年级两年。（“老三届”就是这么来的，大学生叫“老五届”，道理一样。）在全体学生留级蹲班的“史无前例”景况中，不知哪一级的革委会忽然想起来已经两年没招生，该招生了。
可这生怎么个招法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和“五分加绵羊”，都被批倒批臭，考试本身也有“把学生当敌人”的嫌疑，“师道尊严”扫地已尽，谁也不敢提这个茬。得，干脆就近入学吧。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校统一分片包干，适龄学童统统招收进来。
别的国家需要奋斗多年的co-edu （男女同校），通过大跃进而实现，自然会留下后遗症。男校还好说，前面说了，实际上男校名称不带“男”字，就叫“北京第X中学”，突然涌进来一群小姑娘，不过是实至名归而已。女校的笑话就闹大了，牌子一时半会儿换不了，成群结队的秃小子已经开始进进出出，还有不厚道的人在一边“嗷嗷”的起哄。取消分校的尴尬没有随着换牌子而消失，其后遗症至今若隐若现。一些大老爷们说起中学学历，见听者茫然，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原来的女X中”。当年歌星成方圆出名以后，就有老十三中毕业生哭笑不得地说，“她是俺们学校毕业的”。现在以“《论语》心得”推销“心灵鸡汤”名扬四海的于丹教授也赫然列在陈景润、陈昊苏、薄熙来等人之后（四中）。然而合校的历史毕竟还不如分校长，这万绿丛中的几点红也就让老帮子们大笑不止。此是后话。
男生进出“女X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知是哪一级的革委会就召集各校商量改名。改成什么呢？地名也不知道哪个是“四旧”，哪个不是，“四新”也未必“立”得住，回头哪天风向一变还得再改，保险起见还是编号吧。可女校的编号跟男校是重叠的，已经让（前）男校占了，这些（前）女校就全给甩到原有的一百多号之后去了。上面说的一六一、一五九、一四零、一五六，一六五、一六六，分别是原来的女一、女三、女五、女六、女十一、女十二中（其前身是林徽因和冰心就读的贝满女中），不知怎么的一零九和一二五空缺，让女七和女十三中占了。女附中给甩到一六二。东直门没被当作“四旧”破掉，让女二中就近占了……
“大号歧视”和“地名歧视”，到此完全丧失了依据。
但是就近录取对附中们也是一样的，仍然不能解释有些前“小号”为何从此一蹶不振。
就近录取的一个效果，就是附近居民的构成上升为决定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学校半瘫痪条件下，孩子的学习成绩与父母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我们通过王朔的小说知道，北京“文化”可以分为“大院”和“胡同”两大类。广义的“大院”除了国家机关和军队之外，还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因此，“大院”的文化水平统计上高于“胡同”。离附中最近的当然是本校教职员工的孩子，周围农村的孩子也进来一些，毕竟不多。原来有分数线卡着，远处的好生进不来，近处的差生也挡在门外。分数线一旦没了，“小号”们不仅在物理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陷入了“胡同”的汪洋大海。十三中知名校友，“班主任”刘心武曾多次对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学生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说，恢复高考以后进入大学的为什么多是些干部高知子弟？一样插队，一样只许带一只箱子，这些人箱子里装满了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坚持看书。小市民呢？什么日用品都带上，也想不起来带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还真坐实了，只不过“龙凤”和“老鼠”的区别在政治条件之上又叠加了一个文化程度。套用新世纪的语言，叫做“贫富的世代传递”。
还有一个因素是师资。前“小号”们原来还有师资撑着，到了1970年代末，原有教师差不多都已经或行将退休。本来工农兵学员师范生毕业后，可以在“青”与“黄”之间“接”一下，又横生枝节，说是中学教员男的不好找对象，尽量分配女的去！这下子提醒了女师范毕业生，中学教员的社会地位已经降到连对象都不好找的程度了，男生不干，咱也别干了，已经分配到中学的都想方设法调工作，呼啦啦又走掉好多。
可也有人不认这个邪，打破头往中学里挤，那就是——附中们。虽说是，“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其实不管是理工科还是综合性大学都被一轮接一轮的“抓ABC”、“清XYZ”、下干校、内迁……弄得七零八落。现在拨乱反正，各大学教职员工归队，随之提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大学方面能力有限，只能允诺将配偶就近安排到附中。许多配偶，不管原来是教大学的还是做科研的，为了北京户口纷纷到附中任教，大幅度提高了师资水平。原来人大附中就是管弦乐队出名，教学质量平平，文革结束后一跃而成为重点的重点，就是来自这样的背景。其他附中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北京中学的“旧事”，到一九七八年也结束了。后来发生的情况如果对不上号，本人概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