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信阳事件” 饿死上百万河南百姓

       这块四十年代以“水、旱、蝗、汤（恩伯）”四灾而闻名全国的中原古地，解放以来农村的变化的确十分显著。河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性也是极为高涨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省长敢斗省委书记，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从那时就在河南司空见惯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所谓“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住一位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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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一九五八年春季，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大难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年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那子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志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

       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然而，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批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傲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管辖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还怕什么？　　

　　饿死近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毋庸置疑，它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直接后果。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法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天问 人民公社的1960年饿死人是谁造成的？

饿死人，在长达2500年的剥削阶级制度下是再普通不过了。地主丶官僚丶资本家统治集团下饿死人的原因是: 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广大的人民要么是佃农丶要么是雇农丶要么是 32 46599 32 14990 0 0 7212 0 0:00:06 0:00:02 0:00:04 7210贫下中农。那时也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因而在洪涝灾害和蝗旱灾害下严重欠收时，不仅没饭吃，而且租种了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田地交不了地租，此时只能再去地主或官僚资本家家里借高利贷，再进行生产。

在那十年九灾的年代，只要一借高利贷，高利贷就会债上滾债，那么一生就还不清了。每当灾害再次来临，那就是卖儿女卖妻了。没东西可卖时，那只有去吃树皮、野菜，或乞讨为生。彭德怀元帅在年轻时，曾在年三十这天和奶奶及弟弟去乞讨，不仅没讨到一点点残羹剩饭，还被地主老财家放狗咬了。在树皮、野菜也全被吃光的情况之下，就会饿死人。旱蝗灾这种事在北方更多。

据中华史书记载，每当蝗灾丶旱灾时就会赤地千里，导致人饿死。山东半岛的人闯关东，就是东北地广人少，还有深山密林多，不易饿死人。南方则乞丐多。因为南方山水多，深山密林多。涝灾只有淹死人和作物，大水过后仍可补种别的作物以度荒。这又往往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区域内。本来，只要深山野林存在，山上就有野菜、树皮、山禽走兽；河中有水、有魚虾，田里有魚、虾、蛙，就不会饿死人。因为这些均可捕获而食。河中有水，就可以种各蔬菜及豆类而食，就不会饿死人。不过，在私有化剥削阶级统治时，深山山林是私人的，你不可以乱去。所以，太穷的人家是既无田地，也无山林的。或曾经祖上有后来卖掉了。还有，那时的大河里，也被地主恶霸霸占，你也不可去捕魚捞虾。另外的出路呆向邻居及亲朋戚友家里借，只要还有邻居及亲朋戚友，就不会饿死人。 

蒋介石时代及清朝饿死人，还发生于老弱病残，孤苦伶仃的人。因为在农村的各农户，家庭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只有孤老寡人，没有子女，有些只有孤儿孤女，沒有双亲，有些则为单亲，有些则人多劳动力少。这些情况即使有土地田亩，在家庭耕作的制度下也无法正常耕种收割。在耕种收割时节人一生病，也就两眼巴巴无助。有些家庭甚至于因贫病交加而再次卖地卖田卖房，借高利贷，如白毛女所述，这样就必然会发生饿死人了。

饿而死人还有是因某些人根本不劳动，好逸恶劳。

新中国建立后，饿而死人的现象被杜绝了。因为人民通过土改分了土地、房屋即平均地权。其次是建立了互助合作社，再次是农村有了共产党工作队，那时的干部会管。所以从1949年建国后到1958年间，尽管发生了数次巨大洪涝灾害或干旱，再也没有发生饿死人和逃荒要饭丶卖儿卖女丶典妻的事了。虽然还在剿国民党军土匪，也没有劳苦人上山当土匪了。同时，对上百万妓女治病并改造，安排其工作生活，有些后来成为干部。这就是人民自发组建高级互助合作社的原因。

1958年底建立的人民公社，则更进一步完善了高级互助合作社。变为集体所有制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则在于更能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道路更能杜绝饿死人的事发生。原因在于老弱病残丶孤苦伶仃的人丶孤老寡人丶孤儿孤女这些不能劳动的群体的人，其粮油生活物质由集体供应(和国家保证如五保户---)。孤儿孤女还会受到公社的特殊安排，如上学丶工作。并且，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男60岁，女55岁就不要下地种田了，其粮油等生活必须物质由集体供应。由于大兴水利设施，就可做到旱涝保收。还有，每当每个地方歉收时，不但5%的公粮不要交，而且公社干部向上反映情况，国家就会下拨回供粮给该地区或生产队，以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自产自销不要交税，各生产队有公积金制度，并且，各生产队每年都会抽出些人外出去找副业(即今天的打工丶民工)，以充实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积金就是分红和救急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原来没有住房的人，农民则分到了地主等多余的房屋，城镇无产阶级工人丶市民，则分到了没收资本家多余的房屋及西方资本家在华的房屋，以及旧社会政权的房子作为公房分给市民及职工居住。这种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住房得到很大改善。尤其工厂的职工及二三线城市里，由于各自单位可以自建房屋，故而每家每户都是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人均住房面积达20多平米以上。这就是后来称的福利房。每月一块到二块多钱的房租费，三线工厂职工则连房租水电费也不要交。

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城镇人口的公有制的优越性，远不止上述内容。其它的优越性此不赘述。

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是根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而建立的。也是七届六中全会所决定了的。同时，主席已退居二线，中央和国家工作已完全交由刘少奇丶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总书记为邓小平丶常委书记为彭真等八九门的部个人)一线团体负责。其中周恩来又分管工业，工业部长归周恩来分管，其中刘少奇抓全面并主兼分管农业，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协助党的副主席刘少奇(1959年下半年刘少奇又接任国家主席)工作。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除协助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外，实际上起勾通毛主席和中央的桥梁作用。

   建立人民公社的背景是：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

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这充分说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人民的期望，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形成了决议。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当时的党中央，污蔑人民公社，就是污蔑共产党中央。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后，主席的方针政策是：一是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二是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是 “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 三是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

主席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指出他们的问题: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1958年11月21日 ，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彭真立即插话说：＂农村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主席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百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主席又讲；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坏破了价值法则。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

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劳动力到处流动，麿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

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成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在12年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2400万人中有800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庆施），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12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

上海召开的会议在2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关于承认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不是向农民让步这个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能这么发展，这是客观情况。"现在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所有不了，一所有就危险，就跟那个小集体冲突。"为了防止公社积累过多而影响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毛泽东提出1959年要向农民宣 布：在生产队的总产值中，公社的积累不要超过18％，加上国家的农业税7％，总共不超过25％，生产队用于分配给社员的那部分应占55％，使农民心中有个 数，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严厉批评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它使得生产队人财两空。他提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这两个东西是 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他强调要承认差别，"社社可以不同，有差别；队队可以不同，有差别；人人可以不同，有差别"。

在1959年的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不跟我来贯彻，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主席指出；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

武昌会议上，主席指出：成绩与虚假，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的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来说，有全部是真的，有全部是假的。

毛泽东在3月1日会上又提出："等价交换不要一句？"并说："现在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 关于等价交换问题，六中全会决议中只讲到人 民公社社与社之间和人民公社同国营企业之间实行商品交换，而"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毛泽东提出要增加"等价交换"一条，就是要在人民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之间在物资和劳动力两方面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允许无偿占用。

毛泽东还提出，应当 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人 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你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究竟所有制基本上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所有制基本是队，而不是 社。"。

然而，他们对主席的意见根本不理。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多数人也不同意毛泽东的队为基础，等价交换的意见，对毛泽东总结出的人民公社制度及政策的十四句话，他们强调十四句话要同六中全会决议衔接起来，要维持决议。他们所说的 要衔接、要维持的，主要是指决议关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的规定，即："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 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 基本单位。毛泽东说 "如果维持这一规定，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就无从谈起。

因此，毛泽东提出："三级所有是不是要写上？" 

刘少奇立即回答说： "就是分级管理，各计盈亏。"并且补上一句"不是各负盈亏"，作为"各计盈亏"的注脚。

邓小平说得更直接了，他说："还是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的内容是包括三级所有制，这样解释比较好。不同意采取主席那个＂由队到社＂的过程的说法。

会议情况表明，与会者中相当多的 一些人不赞成写上毛泽东提出的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所以最后反复讨论通过的十四句话中，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在同年4月上海会议由毛主席又提出后，再经过讨论后才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才有了明确的表述。这就是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答案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

1960年－1961年初，毛主席90次对农业及人民公社的问题批文和讲话。集中在批浮夸风和共产风，重点是关于＂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十年总结＂等等。

如：

主席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三日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的批语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说；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讲话丶批示，在一九五八年计有27次份，即27天谈这个所有制问题。1959年到1960年二年时间里关于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反浮夸风的讲话丶批示，达百五六十次之多。如果刘邓认真执行了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所指示，也根本不会发生1960年春荒时期信阳饿死了人的大事了。

到1961年，主席有65天还在谈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

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亲自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北京召开主持“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将条例一字不漏地讲给或读给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认真进行讨论，切实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

《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

到十月，毛泽东就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 泽 东

十月四日晨五时

我们从主席的谈话、批示、批评、文稿中就可以完全知道，主席和刘少奇等人的分歧在那里了。

再看刘少奇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人民公社建立后，处于一线的刘少奇，则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上搞公社所有制，全民所有制。

他违背了主席的方针政策。正是由于刘少奇实行了公社所有制及公有制，才必然产生共产风，发生一平二调。由于刘少奇自己搞一套，必然要急于证明其正确性，搞政绩也必然发生浮夸。搞了浮夸必然虚报政绩，虚报政绩也必然产生高指标，因高指标与政绩有关，高征购也就自然产生。加上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结果干部违法乱纪的地方农民就没饭吃，严重的少数地方如信阳就发生人饿死。

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之前是反对搞农业合作化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搞公社所有制，公社全民公有制。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搞挑灯夜战，苦干蛮干，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行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其他人是＂五风＂的执行者。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邓小平作为书记处总书记，有责任向党主席汇报并反映有关情况，可邓从来沒有，并且从1959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起，邓小平就远离毛泽东七年余，从来不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这是主席公开说的情况。

证明刘少奇搞＂五风＂的证据还有；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因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推行资改，违背历史真相下作出《建国--决议》，以决议形式把他和刘少奇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栽赃给毛泽东，从而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黑知识分子一起反毛、中伤、污蔑主席32年，至今还在进行-----

其次，刘少奇在《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后，农业取得了完全改观的形势下，又采取了与其前完全相反的做法，即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推行分田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积极分子就是广东等省。  以上就是五六十年代毛、刘在制度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及争论的焦点。人民公社公社公有制和自然灾害丶加上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是造成部分地方饿死人的直接原因。

关于人民公社的制度，是毛泽东反反复复强调的、要求的、和中央决定的。是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础是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而刘邓是搞公社所有制公有制。即使如此，主席依然对他们的问题作为认识上的问题，而非政治路线上的企图。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重要因素＂。因为政治路线要各级干部尤其高级干部去认真贯彻执行。发现并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政治路线上的企图时，也就是主席所讲的在《二十三条》上才引起警觉。实际上应是源于刘少奇抛开前《十条》，他自己另搞个《后十条》。《二十三条》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关于人民共和国制度及政治路线上的重要的分歧上的表现。这是另外话题。

对于主席的人民公社的思想，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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