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金钱与革命

因牵涉“占中”不明捐款而备受争议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5月28日又被爆出将接受涉及推动多国“颜色革命”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索罗斯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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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5月28日报道称，该报近期接到的可靠消息显示，港大法律学院即将接受一笔涉及索罗斯的秘密捐款。而面对记者的查询，港大发言人仅在电邮中称：“目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并没有向索罗斯基金会申请资助。”对索罗斯本人是否捐款和以什么名义捐款等问题并未回应。港大校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钟树根说，“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涉嫌违规处理捐款，已反映港大在这方面存在漏洞，如索罗斯的秘密捐款消息属实，港大可谓“糊涂上加糊涂”，他不排除要求立法会引用特权条例传召有关人士做供。本身是港大校友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表示，近年的数据显示，包括港大在内的香港多所院校都有外国资金渗入，操控学界。

现年84岁的“国际金融炒家”索罗斯，曾于1997年闪袭香港金融市场，使港元汇率一路下滑，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入市，中央政府也全力支持。在一连串反击行动下，索罗斯在香港的“征战”无功而返，损失惨重。自上世纪末起，索罗斯透过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及其前身“开放社会研究所”，在“颜色革命”背后推波助澜。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索罗斯拿出250万至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有美国国会议员做证时透露，索罗斯旗下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它及“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乌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2006年6月，“开放社会基金会”被指参与游说土耳其国会修改宪法，增加民众参与;2010年4月，又被指赞助埃及反对派办网媒，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近年，索罗斯的基金会还不惜向学校提供大笔资金，为各地学生、学者及媒体提供传授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课程或培训，煽动群众对现有政权的敌对情绪。

有舆论分析认为，所谓“开放社会”或“援助扶贫”只是表面装饰，索罗斯的真正意图是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政权更替，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而港大一旦让外国资金有机会渗透，将使公众质疑其随时可能成为“颜色革命桥头堡”。

延伸阅读：索罗斯基金会与“颜色革命”

【内容提要 27 54905 27 14939 0 0 2350 0 0:00:23 0:00:06 0:00:17 3615】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的各项活动中，其作用及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索罗斯基金会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一员。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便参与其中。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21世纪初，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后均能看到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其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一 索罗斯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由金融家索罗斯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在过去的30年中，索罗斯基金会已发展成为涉及欧、亚、非和南北美洲60多个国家在内的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索罗斯基金会网络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32个全国性基金会和众多的网络计划。全国性基金会又被称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设在特定国家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自治机构，主要设在中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网络计划主要在一个区域内或整个网络范围内的特定问题领域从事各项活动，涉及包括艺术文化、经济改革、教育、信息、法律改革、公共健康及妇女权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由开放社会研究所--布达佩斯和在纽约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总部管理并和各个全国性基金会一起合作执行。每个全国性基金会的理事会根据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制定这些网络计划在所在国的执行策略以及对所有计划成效进行评估。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还分别在布鲁塞尔、布达佩斯、纽约、巴黎和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为各个全国性基金会提供行政、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开展一些独立的项目。

这一基金会活动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开放社会”的建设。“开放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亨利•伯格森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卡尔•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这一概念演化为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将创建“开放社会”视为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的“零星社会工程”。因此索罗斯基金会在推行各项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取向：在努力提高目标国的教育文化水平时，向当地青年们传播反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当地独立媒体的建设，但却对这些国家反对党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情有独钟。更有舆论认为，所谓的“开放社会”只是一种招牌，其真实的目的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掀起“民主浪潮”，并通过基金会深入实地的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使其金融投资更加审慎和有效。

二 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及其特点

索罗斯基金会在创立之初即将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将“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作为其活动目标。索罗斯本人极大地继承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贯穿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各项活动中。

首先，索罗斯继承了波普尔的思想，认为“开放社会”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法治的社会。当地政府及公共服务改革计划就是索罗斯基金会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内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这一计划不仅创立了实力雄厚的研究网络以向当地政府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工作，还支持围绕法制改革、反腐败、决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公共服务等当地政府问题的深层研究，向当地政府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资助当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团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创建更强、更有效的可以参与到当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团。索罗斯认为只有完全实现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国家才可以充分获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经济与商业发展计划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并加速了当地传统经济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索罗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库基金就是在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打造一个独立的政策中心，即通过识别和分析政府各项政策来加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监督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当地政府进行协商并倡导当地公众表达意见与建议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终目标就是这些国家实现“包容性政策改变”，也就是将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公开、透明及反映公众利益的过程。这一计划除了对能够在这些国家内煽动公众情绪与引发全民讨论的组织与问题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关注之外，还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培养相关专家从而能够引导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讨论，确保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最大化。思想库基金每年还会资助超过十名来自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在内的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员在中东欧最重要的智囊团里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学习研究，以不断培养有意愿、有能力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年轻一代，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第三，索罗斯相信，开放社会是一个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自由、多元媒体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因此，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大众传媒发展计划就是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包括电视台、广播、报纸、广播网、通讯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传媒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一计划对传播“开放社会”价值观念的媒体出版物的发行给予支持，对违背新闻自由相关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反击。还对这些国家整体的传媒体制发起进攻，除了建立了许多如新闻理事会、新闻诉讼委员会等媒体自我管理机制外，还积极促进这些国家媒体所有权的变更，打破当地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地位，从而实现媒体所有权多元化的政策转变，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以传播创造制度性条件。除此之外，还特别为那些反对党的媒体出版物和记者提供资金和培训并支持当地独立媒体工会的建立、加强广播频率的可准人性。2003年，该计划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形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委员会，以帮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电视和广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发展中，从而使当地媒体最大化的为其所用。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自身一贯的特点。首先，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长期性。“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了国际复兴基金会，活动不断;1993年进入吉尔吉斯坦，影响迅速扩大;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四大机构外，还在全国四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索罗斯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布年度工作报告，结束成效不佳或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的项目，同时根据所在目标国的实际情况设立新的活动计划。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活动周期之长还可以以此窥见一斑：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军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的董事会成员;而格鲁吉亚在革命后新成立的内阁成员中更是有1/5(共4名)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第二，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索罗斯曾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革命”不应该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该在街道上，而应该在平民的思想里。索罗斯基金会鉴于这些国家大部分民众生活都比较困难，因此从关系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卫生、文化、教育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通过这些援助计划，索罗斯基金会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更利于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此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对目标国政府的腐败、官僚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以影响民众的心理，导致时任政府逐渐失去民心。于是，索罗斯基金会就在看似与政权变更无直接联系的各项活动计划中，既隐蔽又富有成效地动摇了时任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最后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三，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受到共同哲学思想的支撑。开放社会研究所首长阿莱•奈尔曾发表过以“不断的改变，不曾改变的目标”为题的演说，其主旨就是表明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计划项目是不断变化的，但其活动宗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三 索罗斯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以上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可以将索罗斯基金会所起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

1.说服

索罗斯基金会所做的说服工作潜移默化、贯穿始末。索罗斯基金会除了在这些国家全面开展强化民主、增强法制建设、资助独立传媒的创建等工作外，还十分注意这些国家青少年的教育事业。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国家已经发生的进步，也不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关注与他们理想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最终在“颜色革命”中冲锋陷阵，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

2.监督

每年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报告都会对所谓的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事件进行评论，还会对这些国家一年内的各项民主化、法制、人权等建设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些工作带来的监督结果对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调整。“颜色革命”中，索罗斯基金会更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国内各种动态信息，及时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对当政政府的黑幕和选举过程中的任何舞弊行为进行揭露;还对当地居民就有关如何做理性选举人进行培训，以便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索罗斯基金会还会推出针对选举工作的专项监督计划，如乌克兰全民监督委员会就是由国际复兴基金会和许多国家的大使馆为保证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被歪曲而进行的一项联合举措。

3.施压

索罗斯基金会通常对目标国进行两方面的施压。一方面，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索罗斯基金会大打公益牌，获得民众的信任与好感，再利用公民大众的力量向当地政府施压。如今，“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不仅仅是一个主观评价，更重要的是涉及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发生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事件国际化。当地政府只要做出任何有悖于公约和承诺的行为，索罗斯基金会就会马上揭露政府的言行不一，在国际上制造舆论责难，从而向这些国家施压以迫使其遵守承诺或改变政策。索罗斯基金会还借助物质杠杆进行施压。“颜色革命”发生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发展都比较滞后、不够成熟，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来达到恢复本国经济的目标。在“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索罗斯基金会在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经济、人力等物质援助时，将其与所关注的问题挂钩，迫使这些国家政府以索罗斯基金会所设立的目标进行社会改革，从而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总体来讲，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进行了必要的法律建设，为当地自由独立媒体的发展开启了道路，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进行投资，满足了一些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无可置疑的是，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价值体系是一套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并且在推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做到因地制宜、生搬硬套，从而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国家所建立起的民主体制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从而造成这些国家社会混乱，动荡不断。我们不禁要问，索罗斯基金会的目的到底何在?仅仅出于公益吗?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基金会的创建可以使得索罗斯在美国免于税收。美国税法第501款概括了25种符合免税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类型，索罗斯基金会就在免税范围之内。索罗斯本人就曾坦言：“创设这个基金会，动机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税花招，你把财产交给信托，然后每年提拨一部分的金额到慈善信托。经过若干年的提拨后，本金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不必缴遗产税或赠与税，所以这是我为小孩设立的信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重要，又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产国，向来是美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而向外输出民主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上，索罗斯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此索罗斯基金会自身遍及全球的网络系统又可以为美国提供现成的平台，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首选借助对象。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四 小结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像索罗斯基金会一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将自身发展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全球网络组织，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各个角落。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体现社会公益性可以弥补国家行为体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位而可能造成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不足;还可以凭借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及技术优势组建相关国际网络，结成广泛联盟，获取更为准确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通过呼吁、宣传和辩论等各种形式体现世界各国民众的愿望，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以解决国家行为体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功能失灵的问题。同时，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非官方性也使其活动具有国家政府不可比拟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缓解政府间存在的误解紧张状态，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国家权力被垄断滥用，制约一国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理性化。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完善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规范，不断拓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强化与各类国际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外交政策输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企图。

“钱袋子”里面出政权

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首先离不开“笔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于对头脑的洗礼。在笔杆子与枪杆子的背后，还有一股隐于野、隐于市、亦隐于朝的力量，那就是“钱袋子”。

本文摘自于《画说金融史》，作者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政坛，是“革命”与“割据”连番上演的角斗场。政治权力曾历经四次动荡，在五大势力中连番易手——辛亥革命使一姓帝国变为民国；袁世凯当了总统复做皇帝；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是“国民政府”统一全中国。除了第一次的革命与第二次中间的复辟，同时改变了国体与政体，其他动荡中各方势力争夺的是国家的统治权。

（图1：1909年11月9日，慈禧太后大出殡。光绪皇帝在此之前已魂归东陵。中国政坛就此揭开权力换手的大幕。）

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首先离不开“笔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于对头脑的洗礼。立宪派对此更为倚重，例如《申报》1909年请愿建立国会时，就曾鼓吹“欧西国会，以流血求之，中国国会，以笔墨请之”。台湾史学家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的笔杆子“自有其贡献”。然而，导致政权易手的往往不是笔杆子而是枪杆子的力量，革命党对此的开悟总是快得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暴力才是新政权名符其实的“助产婆”。在二十世纪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人政治演化的脚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人所共识的真理。

在笔杆子与枪杆子的背后，还有一股隐于野、隐于市、亦隐于朝的力量，那就是“钱袋子”。在金融势力相对分散弱小的环境中，没有人可能像内森•罗斯柴尔德那样呓语，“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 ，也没有人会把中国政权的更替描绘成是金融家贪婪与冷酷的副产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没有货币金融的润滑，任何强人也无法把政治的车轮推向前进。钱，决定着改革或者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谁有钱有势？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大家钱袋子都不深。下面我列出一个简表，来看看各方所能动员的财力。

（图2：大清垮台的导火索，是川汉铁路国有化导致的保路风潮与武昌兵变。距“双十起义”不足两周，1911年10月21日《伦敦画报新闻》就登出汉阳兵工厂与隔江相望的武汉双城。孙中山的头像将中国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

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像是一把熊熊大火，点燃它的却是大清新政后期的财政政策与外债政策。要了解此中背景，可读朝廷两个关键人物和他们的作为。其一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为度支部尚书后又成为皇族内阁度支部大臣的镇国公载泽（1868-1926）。此人虽贵为皇族，乃嘉庆皇帝的重孙（过继的），却是清末少有的为人称颂的财政实干家，具有救国救民救朝廷之抱负。连袁世凯后来都承认“前清预备立宪，惟度支部，最有成绩，余皆敷衍耳”。

那么相当于财政部长的载泽做出了点什么成绩？ 答案是他力图增加大清税收。1909年他提出了一份六年竣事的财政改革案，要调查全国财政，试办各省预算，统一藩司，统一事权。他还要建立全国预算，办理决算，划分国家税地方税，实施会计法，建立金库制度。

此时大清已日薄西山，朝不保夕，载泽方案却着力于财政制度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结果这份眼高手低的方案，与体制外的梁启超提出的金融改革大计命运相同，都被遗弃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图3：载泽属于朝廷内的立宪派，他带领五大臣1906年出访考察宪政，对英国的君主立宪颇为赞赏，对经济与财政肯于学习与思考。这是他和代表团在伯明翰的一家工厂留影。）

和载泽方案相比，另外一个人——“责任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911年4月所提出的铁路干线国有化就实用得多了。他深谙通过持有与经营企业来广开财源之道。大清朝廷现在把握着邮政局，地方上还插手经营钢铁厂、煤矿，但有什么企业比铁路来钱更快？《盛宣怀行述》一书载，芦汉铁路1905年刚分段通车，一年净利就有350万银元。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其未来的现金流做抵押借贷款，正可以解大清新政燃眉之急。

有些史学家指出，盛宣怀不惜以68岁之高龄，衰暮之余年，孜孜兀兀整理铁路，报了政敌私愁，营了自家私利，是贪得无厌的琐鄙之为。然而，史学家苏同炳的分析亦有道理。他认为铁路干线这件事，就应当国家来修建管理，商办铁路各管一段其实后患无穷。国家没有财力投资，地方借外债聚民资修建为不得己之策。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朝中有识之士如载泽，郑孝胥诸人的支持，亦由朝廷所颁布的上谕开道， 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集权管理的长远大计。

但1911年朝廷到哪里去借钱来国有化川汉铁路呢？不用担心，外国银行早已手捧着银子站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口了。国有化的上谕不出一个月，英法德美四国借款合银4700万两的消息就传了出来，而尚未收回的川汉铁路股权据传已成了贷款的抵押品。这在反朝廷强权之上又点燃了民间反西方列强的怒火。大清一步错，步步错，原来梦想着用国有化的银子救命，不成想被国有化点燃的烈火焚身。

大清被钱袋子绊倒，清末的保皇党立宪派，财务处境也不妙。在野的政治家是无法利用国家强权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筹款的。那么宣传立宪改革，组织群众保皇运动，钱从那里来？自从1898年避难海外，为继续维新事业筹款就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一项繁重的工作。1902-1903年梁启超一路在夏威夷、美洲、澳洲奔波，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动员海外华侨，支持保皇会捐款。康有为还曾亲力亲为在南美进行投资，可以算是中国人“走出去”的老前辈。以康梁的影响力，他们也算当年中国的“吸金大王”了，但是，一场场“路演”下来，能聚集八万十万已是很大的成绩。这些钱不少暗中投资于国内立宪派的各大报刊，如《时报》《申报》《中外日报》《国民公报》与《东方杂志》。学者们仅就《时报》方面的直接史料，就考证出康梁的拨款约为20万两银子。支持一家报纸就有如此开销，康梁干改革的财务压力可想而知。

（图4：由于筹款问题，立宪派与革命党还在海外华侨界得不可开交。康有为的家书、梁启超的信函都反复提及筹款中的挫折。这是1906年左右康有为给女儿的一封信。）

与立宪派相比，革命党几乎就是烧钱党了。他们不但同样要保持舆论阵地，进行团体活动，更要价的，是在国内一次一次地组织暗杀与暴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直接组织的暴动就超过十次，每次都要枪要人要金钱。就在孙中山的头像上了伦敦报纸的前几天，他在美国的酒店早起用餐，发现报纸上赫然大字登出“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此重大的消息并没有让他马上奔赴革命的前线，而是坐上了轮船，驰向了欧洲。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他正在为革命的枪杆子筹款。他明白，暴力推翻大清需要金钱做后盾，要建设一个新政权，革命党必须争取列强的支持与银行的贷款。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他相信一切新政权就有生存的机会。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还保留着孙中山当年海外筹款的广告报道。

（图5：同盟会1906年曾于法属安南发行的票券，上面用法语承诺，军政府革命成功后，见票即兑现。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吧。）

两股最有钱的势力，当年却对革命党的筹款冷眼旁观。

首先是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家。这个阶层在新政时期增长很快。仅就上海看，1902年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已经颇具实力的董事有28人。到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一个地方起来的大小老板就有上百人。用20世纪80年代改革前的语言说，这些商人一方面“勾结官府”，一方面“背靠洋人”，但是和革命党却保持着距离。商人的本性就是偏执稳定，厌恶动乱，对他们来说，所有打破现存制度的革命都可能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上海的实业家宁愿纳税以“出代议士（议员）”，也不愿支持革命党犯上做乱。

有一典型的例子是“江浙财阀的泰斗”虞洽卿。他靠着清末十年的稳定，变成了政商两道上的红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1906年搞的“南洋劝业会”，他在里面扔了十几万两银子。但与革命党直接发生关系，按他的传记作者冯筱才的考证，“最早也许就在1911年上海经济形势危急重重之时”。换句话说，必是看到大势已去，商人才会出手去帮革命党推倒危墙。

（图6：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饷无门，1912年2月2日开始发行公债，由大总统和副总统连署。政权交给袁世凯的前一个月，政府出饷的难题还是江浙企业大佬张謇出面向两淮盐商会借钱解决的。）

其实，孙中山从来也没有把革命筹款的希望放在民族资本上。他最想得到的还是西方银行的借款，一种真正的“市场力量”。但是他似乎不明白，1906年他在日本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时候，曾由胡汉民汪精卫摇旗呐喊，主张地权资本国有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此观点后来修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哪一家外资银行敢给这样的政治领袖做债主？

1911年12月25日，大清的垮台已成定局，此时孙中山从欧美归来,却没有得到西方列强承诺的一分钱贷款。他给革命军政府带来的，是如李大钊后来所赞誉的“铸新淘旧”的坚强意志与勇气。孙中山始终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财政银行制度。把政权转给袁世凯之后，他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为中国修筑20万公里铁路的激情之中。

毫无疑问，对政权的转移，金钱从来不会无所作为或保持中立。在精明的算计之后，商人很快会做出选择，支持能够维持秩序的威权，以便为财富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生存空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皇朝结束千年帝制，并不是袁世凯的选择；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维持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却是内外商业势力的共同选择。

譬如说张謇。张明园说他早先想维持清政府的沿续，及事不可为，转而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党只不过是应付而已。袁世凯年轻时曾和人说过，“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及至戊戌变法失败，被摄政王驱除，袁世凯的为人已劣评如潮。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精英，再怎么样也不能转寄希望于袁世凯啊。但几本史书上均记载，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张謇就主动去拜访袁世凯，表示如果有一天袁世凯时来运转，再次出山，他自己会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袁世凯的意志而行。这样做是张謇在政治上的败笔吗？很难说。张謇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政府与商业面临崩溃的威胁下，寻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以避免更大的危害。他自己所代表的商界中坚支持袁世凯的政治执行力，就是为了达到这个非常理智的目的。

（图7：张謇（1853-1926），是民族资本的优秀企业家，但却不代表革命可以依靠的阶级。）

列强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他们在华利益的焦点不是颠覆它的皇权或替代它执政，而是保证自己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受动乱损失。如能混水摸鱼捞一把，更何乐不为。英国人不愧是老牌帝国，它最早嗅出了辛亥乾坤逆转的味道而先下手为强。当日本驻华公司还在幻想会袁世凯会恪守誓言，靖难报国时，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已开始谋划，激袁反叛，又出计调合革命军，使袁可以借革命的声势逼迫清廷逊位。这样做为英国人带来了什么好处？80年后，史学家奎恩与霍普金斯对此一语道破：＂1911年的革命，部分原因就是外国债权人对大清迫人太甚。而革命本身，更把北京政权牢牢拴在大英帝国为首的外国债权人的罗网之中＂。

（图8：这一单1913年才签署的大清“善后贷款”，1911年底就已在英国人的运作之中。英国人还想以此为诱饵，在西藏得到更大利益。 后来德法俄日挤了进来，利益均占，所以一笔贷款出现了五种颜色五个币种标识的债券。）

就是这笔未来的财政担保，使袁世凯有了与革命党讨价还价的底气。这笔钱到账之时，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当大总统，而是要登基做皇帝。“钱袋子”里面不但出了政权，而且使它堕落。

被金钱改变的大革命

1926年的春夏之交，

烈日灼心，人浮气躁。

街头巷尾，报刊杂志，

都在谈论着一场战争的来临。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e0348mf2m3x&width=500&height=375&auto=0

1926年国民党蒋介石开始北伐。

蒋介石北伐的三大主要目标是：

张作霖的直系，吴佩孚的奉系和孙传芳的皖系。

本周五集纪录片《被金钱改变的大革命》

将带您揭晓北伐战争中那些不为人关注的金钱博弈。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启动资金竟然来自他们？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获得了沙俄留下的价值5000万英磅的黄金储备（合5亿两白银）。

有钱了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着手巩固自己的政权，当时苏联发现他们与中国的漫长边境线是军事上的软肋，要实现他们的巩固计划，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是难以实现的。于是苏俄政府派遣老资格的外交家越飞出使中国，对各派势力进行摸底。

1923年年初，越飞以养病为名赶赴上海，在沪10天，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促膝长谈。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1923年3月，苏共政治局开会投票决定援助孙中山，首批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

不久，苏联恢复经济效果初现，就又进行二期融资，拨出300万金卢布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援助中国创办黄埔军校。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从1924年11月起，每月还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甚至还给了国民党1000万金卢布用于创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

1927年风云突变的“四一二”政变

果真是蒋介石递向资本家的“投名状”吗？

1927年2月初，60岁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来到南昌，面见他昔日的小老乡、当今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这一次会见的结果，虞洽卿自己也不会料到，他的这一次出行，竟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家年代的一次终结和一个黄金商业周期的断裂，因此行而直接产生的“四一二政变”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决定。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

银行家觉得很“给力”，

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 

那么，买办和银行家们，从蒋介石身拿到他们想到的东西了吗？历史给他们开了一巨大而悲怆的玩笑！

汪蒋的权力PK，

是什么决定了天秤倾向了蒋？

 “四一二”的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

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

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

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

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蒋介石下野的原因

居然是给他资助的资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商的儿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这个颜料商答应向国家“捐献”20万银元以后，他的儿子就在5月19日获得释放。

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资助军阀”的罪名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宗敬捐款25万银元给蒋政权后，这个罪名就被取消了。

荣宗敬

据估计，蒋介石用这种手段共筹集到50万美元资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

大亨们认为，

蒋介石实在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给你钱，是要你给我们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丰，就如此嚣张跋扈，不按规矩出牌，以后真成了气候那还了得！

蒋介石的军队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军阀的部队打得大败，连华东重镇徐州都丢了。

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力量趁机开始逼宫，谈判合并事宜的武汉汪精卫当局，也一再坚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的前提条件是蒋介石本人必须下台，蒋介石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8月14日正式下野。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胜负在此一举！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

当蒋介石完成了金融集权和货币统一，并且建立了银本位制度，现任货币霸主英国和潜在货币霸主美国，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危机感。

如要颠覆中国的银本位，首要打击目标就是中国的货币基石——白银！

于是，中国的货币到底与哪种货币挂钩，就成了美、英、日三方明争暗斗的货币主战场。

随着美国政府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白银价格猛涨。被国际银价上涨所吸引，中国的白银大量“被出口”。

中国并非产银大国，本来用于铸币的白银尚需进口，当时中国的白银如滔滔江水奔涌流逝。

金融生态的剧变，

使整个社会人心慌乱。

此时的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统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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