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之路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变动 质变“临界点”的出现
追根溯源：造成战后世界格局变动的内因
历史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5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和美国是何等气势，而今苏联已成历史，美国也天祚不再。何也？要认识其中的历史必然性，就得认识苏联和美国霸权崛起的前提及其规定性。
(一)背叛十月革命原则，苏联走上社会帝国主义路线
1.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36年，斯大林又带领人民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大林在带领苏联战胜了德、日法西斯的同时，也在获得胜利时滋长了沙文主义情绪，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53，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视为苏联的卫星国，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南斯拉夫、中国等）与苏联的沙文主义产生分歧。
但是，沙文主义只是帝国意识的一种表现，其本身还不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与美国的斗争从两种制度的斗争转化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其沙文主义迅速向社会帝国主义转变。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及其结果，“刺激了苏联军方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的决心和信念”并“促使赫鲁晓夫政权垮台”。54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并在全球范围对美国展开攻势的同时，还武装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陈兵于中国北方边界向中国施压，这时的苏联已背叛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全面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原则，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为“社会帝国主义”55国家。列宁说：“‘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56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57
毛泽东曾批评赫鲁晓夫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58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放弃十月革命的原则和列宁主义这个立国之本，苏联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基辛格说：“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59
2.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
美国中情局的研究人员梅尔文•古德曼认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他的政策不再是针对西方围堵的防御政策，而是带有明显帝国主义色调的对西方的挑战。”60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从地区转向全球，其目标直奔海洋边缘国家的心脏——印度洋。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访问中国并于15日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访华。与其对应，1971年8月8日至12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条约》；1977年3月，印度国会大选，人民党德赛获胜组阁。印度外交开始恢复不结盟特点。1980年1月，英•甘地再度执政。7月7日，印度宣布承认越南在柬埔寨扶持的韩桑林政权，这立即得到苏联的赞扬。
与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70年代苏联实现印度洋战略的另一重要环节。如果说控制越南和印度意味着从东西两面控制马六甲海峡，而控制当时的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则意味着钳住了西方经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北上波斯湾的咽喉要道。
1978年5月18日至22日，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访问南也门，双方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规定在亚丁港等地建立海空基地、无线电联络中心和气象中心；一旦南也门遭到外来侵略，苏联将给予援助。10月23日至25日，南也门国家元首伊斯梅尔访苏，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埃塞俄比亚是第一个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1974年2月，埃武装部队发动政变。1977年2月11日，门格斯图任埃临时军事行动委员会主席，1978年，门格斯图第四次访苏，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获得在越南、印度、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等地区的战略优势后，苏联便开始向彼得大帝时开始俄国人一直追求的“进军印度洋”战略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出兵阿富汗。
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苏联第一个予以承认。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即共产党）主席塔拉基政变上台，苏联立即予以承认，1979年9月14日，阿明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击毙塔拉基，自任总统兼总理。苏阿关系迅速恶化。1979年12月27日晚，苏联军队开入阿富汗，对阿实行武装占领。喀布尔电台当晚宣布阿明已被击毙，卡尔迈勒被任命为阿人民民主党中央书记。1980年3月6日，阿内阁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军队无限期留驻阿富汗。3月15日，阿外长多斯访苏，双方就苏联军队“驻在阿富汗领土条件的实际问题”达成协议。4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所谓苏阿政府关于苏军“暂时留驻”阿富汗的条约。在先头部队控制喀布尔之后，苏军4个师约5万人随即跨过边界，从东、西两路沿阿富汗境内的战略公路长驱直入，在一周之内占领和控制其他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1979年对美国来说可是祸不单行。61除了苏联出兵阿富汗和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外，伊朗于年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倒台。霍梅尼于2月回国组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美伊关系迅速恶化。至此，苏联在北印度洋地区精心编织的有利于苏联的从埃塞俄比亚至南也门到印度（继而到越南）的战略链环已链接完成。美国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权链条的北翼彻底崩溃。这时苏联的军事力量离霍尔木兹海峡仅距300英里的直线距离，再加上1978年底因伊朗停止石油出口而引发的至今仍令西方人恐怖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这对曾从事核潜艇技术研究并对世界政治具有牧师般情怀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来，简直是当头棒喝。“卡特那句‘他（勃列日涅夫）怎么能这样对我’所裹挟的怒火已经外溢到国安会，成为促使美国干涉阿富汗的驱动力，直到里根政府和凯西62登台亮相。”63美国史学家孔华润写道，“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机会”；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64。当时苏联攻势不知节制，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孔华润说：“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65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里根一改前任卡特总统的忍让路线，决定“重振国威”，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此后，不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如何——甚至用自我解体方式——显示“善意”，美国都不再手下留情。以色列情报官员戴维•阿尔贝尔（David Arbel）与兰•埃德利(Ran Edelist)在其合著的《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一书中写道：从1985年开始，苏联开始表现出与西方国家合作反恐的意愿。但是西方并不相信苏联。中情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对苏联的主动示好冷面相待，继续把苏联与国际恐怖活动挂钩。然而，1989年6月底，美苏第一次把国际反恐的合作提上了议程。只有在1990~1991年期间，也就是苏联崩溃的前一年，苏联才被视作反恐战争的搭档。在苏联共产主义政府存在的最后几个月里，它终于通过了“入学考试”。也只有在苏联灭亡的迹象愈加清晰时，美国才准备接受苏联为反恐伙伴。66
苏联解体后，美国留给俄国人的竟是北约东扩、北约轰炸南斯拉夫（1999年），竟是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的签订和美国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以及新世纪初美国出兵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失去中国后的苏联，就像一个千夫所指的大汉，终落了个“土崩瓦解的下场”。基辛格总结说：
“这傲慢的帝国主义有一致命的缺陷，苏联的领袖一路推进下来竟然失去了均衡感，过分高估了苏联制度巩固军事与经济成果的能力，忘记自己是站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向所有其他大国挑战。苏联不自量力，率性而为，终于把僵滞的局面变成了土崩瓦解的下场。”67
即将跨过21世纪门坎的苏联人，却在阿富汗输掉了20世纪，就像刚踏入20世纪的俄国人曾在阿富汗失去了19世纪一样。
3.社会帝国主义外交使苏联众叛亲离
（1）中苏破裂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中国针对苏联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1967年到1969年初中苏双方在边界上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1969年3月中方在珍宝岛组织进行自卫反击战。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2）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恶化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东欧国家与苏联产生的离心倾向加强，比如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争执与冲突。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抗议活动演变成为当局无法控制的动乱，最终导致苏联出兵逼迫波兰政府立即中止动乱；而在匈牙利，苏军则以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军事行动，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平息了事态的恶化。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下半叶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东欧国家的脱离苏联的倾向最终演变为1980年至1981年的波兰工人大规模的抗议罢工运动。但总的说来，这些离心倾向对苏联的影响并不像中国那样深刻有力，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东欧国家总体上没有摆脱苏联卫星国的地位。
（3）中美和解与苏联帝国解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形势说明处于大陆中心地带的东方阵营和处于海洋边缘地带的西方阵营与其中心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均出现松动。随着苏联外交中的社会帝国主义色彩愈演愈烈，苏联对中国的高压持续增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不时制造挑衅事件，1969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中国对此实行坚决的反击。
结果，苏联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它具有灾难性的变局，即将正在寻求合作力量的中国和美国推向一起。“尼克松因国内为越战而分裂，大为震骇，遂认为事先表现出有极大诚意求取和平，是为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不得不采取对抗作法时之先决条件。”68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必须说明的是，1972年中美握手并不是两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合并，更不是两国立国原则的融合，对中国而言，它只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作的另一次“布列斯特”69式的策略性妥协，在苏联转向社会帝国主义并向中国施压时，作出这种暂时妥协是列宁主义允许的。要知道，1973年和1974年，苏联甚至曾两次向尼克松建议“美国和苏联成立对付中共的准结盟关系”70。列宁说：“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71
中国与海洋边缘国家联手后，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结局就难以避免了——与此同理，今天美国霸权主义政策逼着中国再次倒向俄罗斯，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结局也是难以避免的。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2月25日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地。这天正是圣诞节。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苏联从现实和法律上不再存在。基辛格说：
“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在1980年代初，有一度共产主义似乎要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风水轮流转，共产主义开始自我毁灭。不到十年，东欧附庸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都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
苏联帝国的覆亡，部分是因为其本身历史诱使她坚定不移地走上过度扩张之途。72
基辛格说得还有点绕，本质上说，苏联的垮台，主要原因是背叛了十月革命原则，背叛列宁主义。用帝国主义扩张的方式与帝国主义“竞争”的结果必然还是帝国主义，不同的只是苏联搞的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73，这就是列宁痛斥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宁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74。
（二）涛声依旧，美国又在重复着苏联帝国的故事
不幸的是，后来的美国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并没达到基辛格的深度，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陷入“不战而胜”的狂喜之中，并手持着苏联时期的“旧船票”，沿着昨天苏联的路线，以更为傲慢的态度登上那艘曾将苏联送上末途的“客船”。要理解这一点，得从石油美元说起。
1.石油美元是美国衰落的元凶
“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75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说服华尔街同意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交易成本”即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以此使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的资产增值。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对美元的短缺性需求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旨在保证石油采购的美元结算的国家对外战争。由于美国的发展重心从国民劳动移至美元的世界需求上，其结果美国政府就从美利坚民族的政府异化为给华尔街“打工”并任由“财政悬崖”摆布的买办集团。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到石油本位，支撑美元的基础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尼克松之后，美国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而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由此产生的必然逻辑就是：石油美元的动摇，如没有其他浮财及时补偿的话，就是美国的动摇。如下图76所示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由上图我们看到，从1971年石油美元问世至2014年，美元指数经历了1978年、1992年和2008年三个低谷和1985年和2000年两个高峰。第一个美元高峰的出现有赖于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推行的以长期大量赤字刺激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亚洲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及由此出现的几乎以天文数字增长的美元需求增长的推动，这一高峰至1987年后下落，经几次小幅反弹，至1992年跌到低谷。而挽救这次美元低谷的是苏联解体。苏联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国民财富以及1997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巨大流失瞬间成为挽救美元的“浮财”。
浮财挽救了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但没有挽救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昔日以工业托拉斯为主导的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华尔街的美国；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美国人民日益丧失了生产能力，而深陷于古罗马式的堕落之中。从1990年到2011年20年里，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程度大幅提升。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至2011年20年里，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0.16%下降到-8.4%，第二产业即工业从0.05%上升至19.4%，第三产业从1.05%飙升竟至89%。我们再来看这二十年里美国三产的产值构成变化。如下表所示：
我们看到从1990年至2011年间，美国第一产业在GDP总产值中的比重从2.1%下降至1.2%，第二产业比重从28%下降至20%；而第三产业从69.9%飙升至78.8%。这说明，支撑美国经济的因素已不在国内生产，而在美国用枪杆子支撑的石油美元。只要美元坚挺，美国人民不用劳动而只印美元就可以得到来自全世界的产品。美元就是美国制造并销售到全世界的“商品”。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种浮财至2000年普京上台而终止，更为危险的是，1999年诞生的欧元动摇了石油美元的绝对地位。“2000年3月以来纳斯达克指数大幅地下挫，以及美国经济由持续高涨转入低迷状态”77。为了挽救美元危机，美国以“911”反恐为借口，挥师中东，企图从中东助推石油美元。结果陷入中东沼泽不能自拔。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从1971年以来的最低谷，这一年，美国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失去中东，石油美元就失去了基础。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的不动产是国家货币价值的承担者，在此之上的劳动产品的价值是其货币增值的前提。美国曾主要以军事工业生产提升美元的价值，但与世界石油比，美国军工这时毕竟还是国民劳动的产品。尼克松将美元直接与世界石油挂钩，美元在军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这个新支柱。这样，美国金融集团便有了双轮滚动出的利润：军事胜利既拉动了军工又保证了国际石油以美元结算，美元结算造成美元坚挺；美元坚挺又有助于军事持续胜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坚挺地位。尼克松之后，石油在世界经济中就成了保障美元坚挺的杠杆。如下图78所示：
从上图呈现的原油和美国的指数变动的曲线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美元指数下落都是从原油价格的上升中得到补偿的。而近三十年间石油价格的峰值恰恰就出现在美元指数变动曲线的最低谷，这说明，原油价格上扬并不是国际需求的结果，而是美元的政治需要：通过石油提价造成美元的国际短缺，并由此推动美元的国际需求。似乎是美元的回光返照，2008年，当石油价格被推到接近不合常理的160美元一桶的价位时，迅速回落跌至40元/桶的价位。此后石油价位与美元指数在2008年前后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前，石油价格低位运行，美元强势有力；此后，石油价格高位运行，美元疲软乏力。这说明，石油已不能成为拯救美元的工具。这是因为，要保证石油为美元托底的作用，其前提就是美国为控制世界富油区而进行的战争必须持续不断的胜利，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同时也意味着石油——本质上是军事力量——为美元托底的作用失效。
石油美元的衰落直接影响到华尔街的资本财团的收益及竞争力。据报道79：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提振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
“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如下图80所示：
摩根大通投行主管Daniel Pinto在纽约举行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表示，2016年一季度债券和权益资本市场承销业务带来的收益下滑，可能拖累收入下滑25%。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摩根大通和高盛去年分列全球收入排名第一、第二位。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今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人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期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一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81
与此相应，目前中资投行从西方投行手中夺取业务的势头愈发强劲，主要是因为中资投行能够为交易提供巨额贷款。
亚洲市场竞争激烈，亚洲地区每年的投行排名变化要比美国市场大得多。在美国，高盛等一些大投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奥纬咨询（Oliver Wyman）驻新加坡的合伙人Claudio Lago de Lanzos称，全球银行业最关心的是今年来自中国客户的交易活动量，而中国客户往往会选择中资投行来进行合作。据Dealogic提供的数据，今年迄今为止，中资发行方在亚洲股票资本市场中占比高达83%，高于一年前的72%。82
显然，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华尔街感受到了其利益在亚洲受到强有力的竞争——竞争力主要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如果联想1991年撒切尔在休斯敦的那篇讲话——那时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强有力的竞争，那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就可知一二，改用撒切尔的话说就是：必须采取行动，削弱中国经济，用非常手段为中国“制造其内部问题”。83
2.战争成了美国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
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84
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的96%左右85，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并对华尔街金融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欧洲人来到远东，用大炮打开中国和印度市场，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化为西欧释放的巨量浮财使欧洲渡过难关并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又为处于低迷的美元注入浮财，这使美国经济转入“持续高增长”86的阶段。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的美国不能找到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巨额浮财，美国从而美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还是很快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87
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88
今天的美国同样陷入罗马帝国自己编织的悖论之中，即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这在美国都“不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像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稍有区别的只是，目前白宫政府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现在美国白宫正在与人民“赛跑”。
3.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1）“亚太再平衡”是痴人说梦
“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89肾虚火大，是今日诊断美国病的“临床表现”。自“911”之后，战争再次成为美国白宫的选项。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至21世纪初的阿富汗、伊拉克的所谓“反恐行动”，美国已与俄罗斯结下血仇。2011年始，美国又开始“战略东移”，要实现“亚太再平衡”，目标直指中国。2016年9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发表讲话，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进入了第三阶段，将继续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卡特在讲话中称，美国将会把更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F-35第五代战斗机、P-8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他还说，美军掌握了一些人们料想不到的新武器，并会投放亚太地区使用。90
“再平衡”？那要看在哪平衡。实施战略平衡政策要有欧洲那样的有对等实力平行存在的地缘政治环境。亚太地区与欧洲不同，在俄罗斯没有来到远东之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存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今天若没有俄罗斯参与，千里迢迢来到远东声称要搞“再平衡”，这无异于唐•吉诃德先生挑战大风车，若不是痴人说梦，那也是天方夜谭。况且，在俄国旧恨未消的情况下，美国又与中国产生新怨，1-2=-1，这样的结果，妇孺皆知。
（2）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是目前美国全部问题的症结，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中国在亚洲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远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和为这种经济提供支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如《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3）》《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2000～2013）》两表所示：
我们看到，在从1990年至2013年年间，美国第一、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远低于中国，唯独第三产业在这十多年间均高出中国1倍有余。在总产值的产业构成方面，从1980年至2013年间，美国第一产业高于中国；第二产业，自1980年略高于2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后，中国则超过美国；第三产业1980年中国高于美国近4个百分点，可自2000年后，美国则大幅超过中国近1倍。如果给美国经济开出诊断处方，那就是肾虚脾弱，身体机能处理不了过多“营养”，导致体形肥胖，身感无力。与美国比较，中国具有更强的和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超强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国，有祖国的产业资金和资本隶属并服务于劳动者国家，银行在国家手中；而在美国，有祖国的工业资本隶属并服务于没有祖国的国际金融财团。20世纪初的德国经济学家鲁•希法亭91在《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中说：“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92
而21世纪初的情况则是，已不是产业资本，而是代表产业资本的国家，“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银行”才能获得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在当今美国，国家权力已从产业资本家手中移至金融资本家手中了。有祖国的白宫成了没有祖国的华尔街家族手中的变幻金融戏法的工具。其随时可能被抛弃的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在中美这场较量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之争，美国当前竞争力的衰落本质上还是制度竞争力的衰落。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93
（3）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对21世纪世界正义与和平最大贡献，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21世纪已不是一般的产业资本家阶级，而是金融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前身就是已存于人类早期并对人类社会具有瓦解作用的高利贷阶层（由于它不依赖实体经济，故称之为“阶层”）。如果当代中国也像苏联那样倒在金融资本的脚下，其结果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更加腐朽和反动，世界更加黑暗。早在一百多年前，约•阿•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伦敦，1902年版）一书中就中国的成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失败的前景将是：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
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
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94
在这里，我们只要将引文中的“欧洲”改成“美国”，今天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便一目了然。
（4）升级后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走势
同样，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时也必须说明，当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战胜社会主义国家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95斯大林曾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战略家，只有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深刻的认识。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96
斯大林解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对此，斯大林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97
斯大林的判断在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中得到再次验证。对于今天的美国对华战略而言，在其不能通过“制造内部问题”击倒中国时，在西方内部“取得优势”应是今后美国外交的优先选择。欧洲统一进程在英国脱欧后出现的逆转，则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罗斯福式”以及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式”的外交选择提供了条件。
但出现这一前景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中国不倒——“中国不倒”的含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40年代，欧洲出现危机，马克思预测欧洲革命将推翻资本主义，为此写了《共产党宣言》，宣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98但结果是因欧洲在东方打败了中国和印度，随之而来的是这两个东方富国的财富流向并挽救了欧洲。欧洲随后便出现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英、法、美想将西方内部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引向东方苏联。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想坐收渔利，结果是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科战役胜利、希特勒败局已定之后，罗斯福迅速选择苏联为盟友，调头瓜分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家产”——这是雅尔塔体系的实质。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1968年3月爆发美元危机。在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3月14日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由此迫使黄金美元转为石油美元。苏联利用这次危机与美国展开全球性的争霸，美国国力不支，这迫使尼克松放弃敌对中国的政策。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满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对西方采取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深刻地动摇了刚建立不久的石油美元的基础。此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已对美国形成相对优势，这又促使美国与中国建交，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此后美元因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导致美元前所未有地大幅升值。80年代后期，美国高峰过去，至88年迅速下落，美国便推动中国内乱，在中国不成功后便转向苏联并促成苏联解体，与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和印度的国门挽救了欧洲危机一样，20世纪末西方搞倒东欧和苏联造成大量浮财西流，美元迎来了战后第二个巅峰。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来自俄国的浮财中断，美元指数持续下跌，美国再次挥师中东，结果美国联同美元被战争拖垮，现在美国又掉头“战略东移”，要从中国打些浮财，其结果将会如何呢？结果只能与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形势相似，如果中国顶住，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就会抛弃美国向中国靠拢，那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就会以罗斯福之道还美国之身，对美国“请君入瓮”99，在远东联手中国，在欧洲联手俄罗斯，以图重新恢复欧洲人“百年复兴”100的梦想；反之，中国将再次面临新“八国联军” 来中国“分羹”101世界又重新回到金融资本统治下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五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中国角色及其经验
（一）准确地把握中国在世界均势中的作用
那么，能不能说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具有稳定战略平衡的作用呢？
不，还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像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那样可以从容回旋的地缘政治条件。如果将世界分为大陆中心与海洋边缘合二为一的结构，那么，在其中能对世界战略平衡起到托底作用的目前还只能是俄罗斯和美国。
1.辩证地认识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优势
苏联时期，其国土由多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总面积是中国的的两倍还要多，即使苏联解体后，俄国陆地面积仍是中国的近两倍，有巨大的战略迂回空间，北部又基本没有来自地缘政治压力。美国东西两面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环绕，强大的海军使美国在其西面的有效边界推至位于太平洋的东经180°，这使美国与俄国一样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巨大战略施展和回旋的绝对空间，同样也使俄国和美国（此前是英国）北南相向，一陆一海，在近现代史中竟成了稳定世界天平的托底的砝码：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是英国和俄国共建的结果，维系时间近一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凡尔赛和平体系，这时沙俄帝国瓦解，这个体系维系的时间最短，只有2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是苏联与美国共建的结果，其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肩负起大国的责任，这个体系从1945年延续至今，已有七十多年。
俄罗斯巨大的版图和高纬度寒冷气候使世界上没有一个甚至数个国家能够对其实行有效的军事占领。而巨大的资源储量使俄罗斯几乎等于获得了上帝的支持，有了“上帝”的支持，也就有了希腊神话中“安泰”（Antaeus）102式的防御力量。法国和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类似中国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牵制——不如中国。19世纪初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清醒的认识，1812年“拿破仑觉得来到俄国无异于置身位于亚洲和北极圈内的西班牙，只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更难对付而已”103。沙俄皇帝亚历山大一世让法国使者转告拿破仑：“我国幅员辽阔，我们将保持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我不会首先举剑挑衅，但我将最后一个插剑入鞘……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不利……则我宁可退至堪察加，也不在首都签署割让我国省份的条约，况且这种条约也只能换取暂时的休战。法国人是英勇的，但是长期的军旅生活之苦和恶劣的气候也会使他们厌倦和气馁。我国的气候，我国的严冬将代替我们作战。”他举手指向地图说：“如果拿破仑发动战争，而且命运也对他微笑，而不顾俄国人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他也必须来到白令海峡才能签署和约。”104麦金德评论拿破仑说：“在亚眠条约之后他本可能享受持久的和平，但是他偏要继续备战。到最后他不得不遭到莫斯科大败，就像一个赚大钱的人要做过头，结果破产。”105
俾斯麦对俄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认识得更清楚，他告诫德国：“这个摧毁不了的帝国……即使在吃了败仗之后，也仍然会是我们天然的和充满着仇恨的敌人，正如今天西方的法国一样。”106
有了拿破仑的经验，希特勒就对苏联有了些敬畏感。1941年就在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前数小时，他对属下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推开一扇门，里面一片漆黑，以前从未见过，一点都不知道门后会出现什么。”107但他毕竟不是俾斯麦，最终经不住诱惑还是重蹈了拿破仑失败的旧路：入侵苏联。
正是由于俄罗斯无与伦比的广大陆地版图的地缘政治特点，俄罗斯人在每次重大的地区性乃至世界战争中——如果能像安泰那样身不离（俄罗斯）大地——最终都会反败为胜并在世界大战中成为决定世界政治的天平。莫洛托夫为此庆幸，他说“上帝给俄罗斯安排得真周到，我们还有个西伯利亚”“这片土地在许多情况下都帮助了我们”，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没有西伯利亚，德国没有西伯利亚，所以他们的事就和我们不一样了”。108拿破仑失败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也承认1812年入侵俄国是一个最致命的错误。他说：“这场与俄国进行的致命的战争，我是由于误会才投入这场战争的，这可怕的、严酷的自然环境，吞食了整个军队……随后，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109
大概也是汲取德法历史上这些教训，2015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抛开英国和美国径直到莫斯科与普京商谈乌克兰问题，而不是像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用军事手段与俄罗斯争夺欧洲利益。
但是，大版图给俄罗斯带来超强的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扩张从而帝国控制的能力。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1856年）、俄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战争的失败（1905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失算、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败以及这些失败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苏联解体等后果，均证明这样一个与西方“马太效应”110不符，而与东方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哲理相合的规律，即俄罗斯的扩张能力基本为其巨大的版图所销蚀，其国家扩张能力的极限大体与其国家版图相吻合。在这个规律下，俄罗斯国家版图与其扩张能力正好成负相关的关系，即俄罗斯的扩张因其巨大的国家版图而不堪一击，而大版图又使俄罗斯人的自卫即守土能力坚如磐石。
通过阅读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俄罗斯人的所有扩张攻势几乎都是尝试性的，一旦决心实战，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人的退缩，要么是俄罗斯国家的灾难：沙皇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05年的对马海峡，引爆于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帝国崩溃的引线点燃于1953年的朝鲜半岛，引爆于1979年的阿富汗战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罗斯国家扩张历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结果也是最惨的一次。如果说，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惨败可以在对空旷的远东的征服中得以补偿，并使俄国得以延续半个世纪；那么在中国开始崛起，苏联因此在远东没有任何扩张余地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则使其在此后只延续了十多年便轰然解体。
2.辩证地认识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势
我们再来看美国。美国地缘政治的最大优势是大板块国土面积和两洋即太平洋和大西洋对其本土的护卫。两洋的存在增大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成本——远距离的世界控制需要更大的军事资源，同理也增大了外敌入侵本土的成本。战争是需要资源的，而资源的使用是需要运输的。因此，距离就是国家运输的天敌。国家战争资源的输送能力与其需要克服的地理距离成反比。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会发现，美国是世界帝国中远程控制能力最弱的国家，同理也是世界帝国中抵御外来侵略能力最接近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用地面距离增大了敌人的入侵成本，美国则以海面距离增大了敌人的入侵成本。几乎是无限大的地理距离使入侵者在发起军事进攻之前就耗去了大部分战争资源。在这些方面，中国均不具备条件。在近现代史中，俄罗斯和美国均没有中国“十四年抗战”这样的经历：入侵者进入中国如此之深——在同期的美国，这种入侵只达到夏威夷、时间如此之久——在同期美国，这种战争只延续90分钟（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时间更短），这在俄美这样的国家中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这些角度看，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如果不自乱，它们超强的自卫能力，都是不可征服的国家，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又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
3.辩证地把握中国地缘政治的定位——与欧洲比较
那么，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中，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我们说大陆板块的中心国家俄国与海洋边缘中心国家美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可以通过战略平衡保证世界政治的稳定格局，并不意味着这两类国家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决定世界命运的还有主角之外其他战略力量加入的因素。
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与法国相似，却与美国和俄国不同，它受到三面临陆一面临海的牵制，战略施展和回旋绝对空间均不如美国和俄国，它因而也比俄罗斯和美国更容易受到外来侵略，更不具备俄美甚至也不具备法国（法国面临的是适合陆军集团作战的欧洲大平原，而中国面临的则是不利于陆军集团作战的山地）那样的大规模扩张称霸的客观条件。正因此，与蒙古人远征欧洲的成就不同，汉唐周边远征，罕有大功。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有敏锐的洞察，他给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定下的国策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11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苏联和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中国力量在于守成之中。
那么，欧洲能不能替代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角色”呢？
不，不能。因为欧洲迄今仍保持着破碎状态，其中的大国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互相牵制内耗了欧洲的整体力量。因此，当大陆中心国家与海洋边缘国家的力量在世界政治的天平处于均势状态时，其间的中国“砝码”的倾斜方向则决定了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间抗衡的最终输赢。太平洋战争中，中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这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美苏冷战期间，中国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这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的急速衰落及由此产生的寻求中国和解意愿。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美建交。此后，苏联在阿富汗受到美中的联合抵制，其结果，1-2=-1，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开始忘乎所以，横行天下，怠慢甚至抛弃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又直奔阿富汗，逼迫中国和俄罗斯日益接近并形成针对美国霸权的战略伙伴关系，基于同样的原理，2008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国力迅速衰落。
相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政治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在大陆中心国家和海洋边缘国家之间，中国砝码的倒向——相对于法国、德国而言——对于两边平衡具有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变局中扮演着“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112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4.准确地把握中国在世界均势中的作用——比较结论
通过上述对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结论一：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因其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而拥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反侵略能力，他们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为帝国，它们也为其巨大的本国版图所拖累，它们又是“纸老虎”，其扩张和帝国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
结论二：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中国不是保证世界战略平衡的主角，却是决定主角间输赢的关键角色。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和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决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加强了雅尔塔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结论三：在欧洲完成统一之前，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只能在大陆中心与海洋边缘两大战略力量之间扮演从属者的角色，英国脱欧后，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独立性及其权重将大幅下降。
必须将金融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大战略和大框架下来考虑
对大国来说，军事力量始终是保底的最后手段!总之，大国金融博弈和军事博弈一样，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手段，搞国际金融，不能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大战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金融安全，技术层面至多应对小问题。所以，必须将金融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大战略和大框架下来考虑。
【导语：金融博弈，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与资本市场的金融操作不是一回事。金融操作讲数字，讲精确，而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博弈则讲宏观、讲相关性，金融操作讲逻辑链条，金融博弈讲大判断。】
从历史看金融和军事的关系
讲到财富分配，金融和军事是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激烈和直接的手段，概括地说，金融与军事之间关系的历史，就是金融不断走向前台，而军事不断隐于幕后的历史。
战争催生国家信用
在20世纪初的德国维也纳•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齐名。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认为新教的入世和禁欲主义伦理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桑巴特的代表作《战争与资本主义》认为，没有战争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战争从三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一是聚集财产;二是塑造观念;三是形成市场。其中，国家信用是短时间内聚集财产以支撑对外战争的最佳途径和基本手段，战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催生了国家信用。私人性金融活动由来已久，但国家信用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事，并且一开始就为战争提供融资服务;而战争及军事活动又为国家信用的扩张提供支撑。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战争非常频繁。14世纪和15世纪间英国和法国争斗了100年，200年中就有154年处于战乱。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昂贵，战争作为一门生意已不像冷兵器时代那样可以由私人或私人企业做下去。英国从1585-1604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花了150万英镑;1648-1660年是900万英镑;在威廉三世的战争中(1689-1697年)是近1900万英镑。而西班牙的战争花费，在十六世纪比十五世纪也增加了5倍。
面对如此昂贵的开支，国家的传统税收和私人信用都承担不起，战争走向由国家出面唱主角。于是以国家名义发行战争公债成为融资的重要手段，国家信用由此诞生。这方面，做得最早最成功的是英国。“在英国，每个明智之人都会把钱从私人信贷中撤出，转而投向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国债。在威廉三世时期，政府借贷的利率至少在20%或30%。这些借贷给政府的钱几年内就会还本，然后再被借贷给政府购买新的国债。获利是如此丰厚，因而毫不奇怪，在60年间借贷规模攀升到八千万镑。”作为国家信用的“抵押物”，除税收外，更有战争中预期可能获得的土地和其他财富，在将这些财富进行“作价”后进行“证券化”，这些证券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也可以交易其“期权”，这又极大促进了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信用形式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由战争引发的国家信用产生和扩张，开启了“财富金融化(也称‘财富货币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历史。
战争推动了财富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
土地、自然矿产那些东西放在原地是实物，不能够搬动，现在可以通过产权化、证券化、票据化变成金融资本，进入流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英国发行国债，以其战争可能获得的土地作为期权来抵押，把财富货币化了。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存储、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过去，A国要占B国的土地需要通过战争实现，而土地证券化后，只要通过金融市场购买这块土地的证券，就可实现产权的转移。这就加速了国家财富增值过程，但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富流失的风险。
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蔓延到哪国，财富金融化进程就随之跟进到哪国。战争在16-19世纪充当了急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也同时充当了急速推进金融全球化的角色。以往依靠军事占领才能获得的土地、资源和市场等财富，因通过金融化手段可以便捷地实现其价值的跨国性转移，因此在获得财富的手段中战争开始退居“二线”，而金融手段开始不断走向前台。所以著名金融家罗斯柴德尔宣称：“让我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体系，我才不在乎谁制定它的法律。”也正如西谚有云：“治钱者治一切。”
这不意味着军事手段不重要。相反，国家信用的“真正抵押物”是军事实力。因为只有在战场上有把握取得胜利，那些从“预期被征服国”财富证券中所获得的“期权收益”才是真实的，也才有人认购。因此，军事实力能够覆盖的范围，就是国家信用扩张的边界。也就是说，金融和军事是相互促进的，表面看金融往前台走，军事往幕后走了，但国家实力真正的终极手段还是军事。
军 58 67178 58 39225 0 0 14382 0 0:00:04 0:00:02 0:00:02 14378事实力成为支撑世界储备货币变迁的基础力量
近千年来世界储备货币变化的历史，就是军事强国不断被后来者替代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货币更迭，是英镑取代法郎和美元取代英镑。
英镑之所以取代了法郎，是因为英国人拥有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费体系。英国将筹集战资的能力建立在它的政府信用和商业贸易上，而国会也建立起一个令人欣赏的偿付债务的记录。当然，这一切又都依赖于其战争中表现出的实力。
与英国相比较，尽管拿破仑是军事天才，但不懂得把军事胜利转化为巩固和扩张国家信用。当时，为支付日益庞大的军队和战争费用，他只是以武力为后盾直接掠夺和索取。这种方法即使能弄到足够的经费，但疏离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为他的衰亡铺下了道路。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和掠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以英国胜利告终。英国在北美接管了加拿大，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新法兰西，原来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也被英国人占领了。英国横扫了法国商船所要经过的海洋，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最终，英镑在1815年替代了法郎。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起于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海上力量削弱，美国的海军力量超过了原来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开始和英国争海上霸权。为避免冲突、划分海上势力范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1921年于华盛顿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分配如下：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兰西，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这意味着英国被迫让出海上霸权，承认了美国在海上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成为英镑被美元替代的标志。军事实力作为一国信用抵押物的本质，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及其超级特权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学者斯泰尔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战》指出，“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布雷顿森林协议是1944年签订的。1941年，英国对德战争已经快打不下去了，丘吉尔整天发愁，担心英国可能灭亡。这时突然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开战。丘吉尔知道只要美国参战，英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但他没有料到，美国参战的同时，给了英国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它开放金融市场，拆除美元进入欧洲的壁垒。
美元霸权地位的巩固，与马歇尔有关。马歇尔1947年曾任国务卿，1950年任国防部长。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在金融领域做了两件很高明的事情。第一件，他要求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在行囊中装上美元，仗打到哪里就把美元交易到哪里，就地投放美元。第二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战时动员起来的巨大产能突然变得严重过剩，此时欧洲一片废墟，没钱买美国货。马歇尔提出，把美元借给受援国，让受援国用来买美国的产品，用于战后重建，条件是将来要用黄金还贷。这个计划巧妙地把美国的过剩产能转换为美国对受援国的债权，由此把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下来。当时美国有这样做的底气，因为美军驻在欧洲，不怕欧洲人不还债。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信用最后的抵押物，还是军事实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遇到一个大问题。当时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手中积攒了大量美元，按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但美国已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兑付这些美元，这个体系已经运转不下去了。这时候出了一个奇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是时任尼克松政府财长的约翰•康纳利。康纳利于1971年8月果断关闭了美国黄金兑换窗口，然后要求主要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一方面减少了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黄金兑付压力。当时储备美元最多的西德最不愿意这么做，康纳利对西德代表团的答复是：如果想继续得到美军的支持，免除苏联的威胁，你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确定马克对美元价格。“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历史上，除西德外，另一个遭受这样屈辱的国家是日本，1986年的广场协议令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战的战败国，而且都有美国驻军。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直接使用军事霸权维护美元霸权!
这之后，各国进行了有关美元兑换和汇率的艰难谈判，以美国提议为蓝本的牙买加体系建立起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美元因此获得了超级特权。参加谈判的西德代表威廉姆森说过，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但即使知道这不公平，也不得不接，因为底线是军事这张牌。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财富金融化速度加快。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亚尔(Sanjeev Sanyal)估算，2014年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为294万亿美元，其中，股市69万亿，公共债市58万亿，金融机构债60万亿，非金融机构债31万亿，证券化贷款14万亿，非证券化贷款62万亿。如果再算上房地产217万亿，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是当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的6.6倍。
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速度也在加快。其理论上的推手是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和麦金农，他们同时提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金融政策僵化，因此需要进行金融深化。这个理论极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金融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践推手，一个是世界银行，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不遗余力地推进金融全球化并取得极大成效，现在全球每天金融资产交易量是贸易交易量的80倍。
国家财富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美国化，“三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不断巩固美元超级特权地位和美国操控全世界金融的能力，量子基金会创始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就直言不讳地说：美联储不仅是美联储，它还是世界的中央银行。
必须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是以美国的军事霸权作为支撑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美国军费开支是它后面8个国家军费开支加起来的总和，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美国也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美国人过去讲“商船到了哪里，军舰就应该跟到哪里”，现在讲“美元到了哪里，国家经济安全的边疆就延伸到哪里，有效打击范围就应该覆盖到哪里”。例如，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托马斯•巴纳特(Thomas Barnett)公开宣称：“美元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的生产成本不到一美分，但这的价值却是它的面值!美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证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拒收!”在一次演讲中，他更是赤裸裸宣称：“我们最漂亮的交易就是只用很少的纸片换来亚洲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所以，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同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
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主要手段
一是操纵汇率，目的是对冲巨额债务，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操纵汇率的手段不尽相同。比如，为了对冲巨额债务，它操纵美元贬值;为了使美元回流，它有意提高利息。2016年，美国政府债务达20万亿美元(其中他国购买超过6万亿)，全部美国债务(政府债、私人部门、个人、社保、医疗等)占美国GDP的1100%以上，政府债务只占其中不到10%。从1980年至2017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呈指数级增长，增加了13倍，而GDP才增加了6.6倍，债务总额与GDP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根本无法偿还那些债务。为了对冲债务，美国大量发行美元，采取了美元贬值的策略。1999年1000美元可以买4盎司黄金，2017年1000美元只能买0.8盎司黄金。通过操纵汇率、美元贬值，美国可以把债务不断对冲，变相获取财富。
二是金融制裁，造成被制裁国“硬通货”奇缺，本币大幅贬值，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需要的物资，从而耗尽其国力，沮丧其民气，加速被制裁国的溃败。由北荷兰公司出版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制裁问题，在比较了不同制裁手段后得出结论：“相较于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效果更佳。”以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为例。科索沃战争之前，美国实行对南联盟的金融制裁，使其本币第纳尔大幅贬值，美元储备消耗殆尽。科索沃战争之前，南联盟国库里只有3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米洛舍维奇为扭转本币贬值颓势，将手中仅有的美元储备一下子投放到外汇市场，企图逢低吸纳、抬高本币后还能多赚一点，结果这笔美元投放后却如泥牛入海，仅有的外储更少了。这也注定了他在战场上失败的命运。伊拉克的命运也一样。长达十几年的金融制裁，耗干了伊拉克的外储，没钱从国外进口所需的物资，国力极度衰败。战争还未爆发，金融制裁已决定了战场胜负。
三是“货币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试图用“货币战争”对付前苏联。前苏联经济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对硬通货(美元)的依赖。当时经互会内的国家之间是易货贸易，而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则用美元。前苏联对石油天然气出口依赖很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占其硬通货收入的60%以上)，但输油管钢材等技术不过关，需要用硬通货到国际市场买。美国人为此制订了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的攻击计划，这个文件现已解密。其要点：其一，“迫使欧洲朋友不能以优于市场的利率向莫斯科提供信贷。”当时西欧向苏联提供美元贷款的利率是7%(相当于市场利率的一半)，1981年美国中情局的巴克利和一个金融专家小组到欧洲穿梭访问，要求经合组织拟定相关协议，将苏联从“中间借贷国”重新归类为“较富裕国家”，后来再压欧洲停止对“较富裕国家”贷款的所有补贴，这样苏联从西欧各国的贷款利率从7%提高到17%，实际上卡死了苏联向欧洲借贷美元的渠道。其二，“以前瞻性方式与盟国合作，以减少欧洲对苏联能源的依赖，不允许苏联利用西方关键技术来维持其经济体制。”当时苏联在建第二条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正准备从西方获得有关的无缝钢管和汽轮机技术。1981年初，美国中情局局长凯西告诉沙特的法赫德政权，美国将打击沙特的敌人伊朗与苏联，同时要求沙特增加原油供应、降低油价;同时压迫欧洲按巴统组织(COCOM)协议，停止向苏联供应汽轮机和无缝钢管等设备。仅石油价格下降，就使苏联损失百亿美元以上。其三是“鼓励‘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活动，使波兰丧失偿还债务能力，把莫斯科这个波兰最大金融担保者推到失信者境地”。当时以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欧洲贷款时，苏联是作为担保国出面的。1981年初，美国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导致波兰社会动荡，外汇收入急剧下降、还贷能力丧失，间接打击了苏联的金融信用。
四是信用陷阱。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是美国玩金融霸权的一个手段。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其实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记录很不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次级债务的75%都以3A级评价，10%是2A级，只有8%是A级、7%是3B级。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迪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2A评级。美国国际集团(AIG)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个星期，穆迪还给其无担保债以3A级评价。实际上，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是以美国政府的国家信用形式维持的。2009年底，美国为救市而扩大流动性，美元信用不断下降。此时，穆迪突然宣布下调希腊主权评级，欧元随之大幅度贬值。此后半年内，希腊主权信用连续遭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2011年6月被评为“垃圾级”。非常巧合的是，每一次都在希腊与欧元区已经采取措施、债务危机出现曙光时，美国人都要这么干一下。所以，信用评级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意志，是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又一有效手段。
五是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他说，“利用独裁者与贪腐高管的金融账户，可迫使其按美国利益办事，也可用于换掉美国不喜欢的统治者”。“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要求其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金融危机后，又以打击避税为名，强行撬开世界“最安全保险柜”，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于2009年9月同意提交4000多个账户的信息。2012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用掌握的情报要挟关键人物。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以及针对俄罗斯的“颜色革命”中，美国都利用了这一招。
六是军事打击。如果上述手段不能奏效，还有谁想阻碍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就实施军事打击。英国金融学家彼德•高恩所著《华尔街的全球赌博》，第一次提出了“币缘政治”概念。作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美元几乎不再受任何外在约束。美国的生产性资本主义变成纯粹食利性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今天它除了军事工业(这还非常厉害)之外，其他实体经济已经一塌糊涂，美国主要是靠军事工业支撑它的金融业，地缘政治部分让位于“币缘政治”。作者指出，美国之所以要打伊拉克，主要是因为以萨达姆为首的阿拉伯复兴党世俗政权，致力于独立的现代化建设，致力于统一与复兴阿拉伯民族，使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扩张受到威胁。无论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政权是不是独裁，美国一定要消灭萨达姆政权，这就是它的逻辑。
大国博弈是做交易，中国在朝鲜半岛赢了么？
大国博弈的三个境界，中国属于哪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人生的三个境界。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博弈格局中，剔除掉极个别永久性中立国，和仅仅满足于消极国防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在参与博弈的棋手国家中，也存在三个境界。
第一种境界：远交近防/远交近攻
第一个境界是发展中、崛起中的棋手国家的境界，奉行的是远交近防与远交近攻。
因为人是陆生动物，所以土地是终极战略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正常国家都将保卫国土安全列为核心战略任务。因此，邻近性国家最容易发生根本性利益冲突，而且最易于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害。最可怕的敌人，往往就在身边。
一般而言，力量与企图相对较弱的国家会选择远交近防，而力量与企图相对较强的国家则倾向于远交近攻。但现实却远比这种粗略划分要复杂。高明的国家，往往能够将这两个貌似矛盾的策略融合在一起，攻防兼备。
日本的崛起，就属于综合性运用远交近防与远交近攻的成功案例。当时，英俄横跨欧亚大陆展开著名的“大博弈”，而且主战场日趋向太平洋沿岸偏移。俄罗斯作为陆权大国，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开放性海岸线和优质不冻港。一旦俄罗斯补上了这个短板，就将鱼跃龙门，升级为海陆双元帝国。故而，作为海权大国的英国要竭力围堵俄罗斯，不允许其实现战略补短。但是，英国霸权的基础建立在对大西洋与印度洋的控制之上，太平洋是遥远的洋。故而，英国需要一个当地盟友，帮助他协防俄罗斯。
英国与日本画师笔下的俄罗斯帝国
一开始，英国选择的结盟对象是清王朝。无奈这个王朝没有战略思维，也缺乏全球眼光，坐失机遇。日本却顺势在夹缝中上位。
当时的日本和俄罗斯还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而俄罗斯在谋求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与优质海岸线的过程中，注定会直接、间接的威胁日本的利益。故而，日本通过积极谋求日英同盟，在协同围堵俄罗斯南下的过程中，缓解自身的国防压力，还要顺势得到英国的资金、技术帮扶。
在防俄的同时，日本又锁定周边目标，不断近攻的同时还瞄着夏威夷与菲律宾。这就等于说，在和远方强国形成利害捆绑后，对身边的强者协防，对身边的弱者单攻。通过控制周边的地缘枢纽，不断扩张。远交近防与远交近攻这一组貌似截然不同的策略，就在远交这个共同点的前提下，成了日本帝国战略攻防兼备、搭车崛起的一体两面。
同样的，美国的崛起靠的也是远交近攻与远交近防的完美结合。
《翼展一万英里！》——美西战争后美国报纸上的美利坚帝国
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还只是一个疆域有限的单海岸线国家，在他身边不仅有相对较容易对付的印度安人和墨西哥人，还环绕着欧洲强国的殖民地，海上则是强大的英国海军，等于既有扩张机遇也有防务压力，而且防务压力既来自陆上也来自海上。
通过两次对英战争，美国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并且与英国一起认清了一个事实。英国作为海权大国，可以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害，但并不具备深入北美大陆进行持久陆战的能力。有这种能力征服新大陆的是欧洲大陆上的陆军强国。但是，一旦这些陆军强国征服了北美，就将反过来立足大西洋海岸线建设港口，发展海军，将英国夹在一个巨大的铁钳之中。反之，美国要自保，就必须在大西洋上竖起厚厚的盾牌。但是，发展现代海军是一个漫长而烧钱的工程，而且很容易威胁英国的霸权根基，从而引发与英国海军的灾难性冲突。
第二种境界：安近制远
第二个境界是主导型大国的境界，奉行的是安近制远的策略。
作为主导型大国，为了更好地稳住后院，同时树立温和霸主的形象，对周边国家反而可以转向安抚、怀柔。但如果有新刺头产生，则依然要毫不犹豫的予以制压。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羁縻政策的核心。
所谓羁，就是马的笼头和缰绳；縻，就是扣住牛鼻子的缰绳。换言之，只有装上缰绳的牛马才能喂食，只有纳入有效威慑范围的国家才能怀柔。这是传统中国治理边疆、拓展边疆的重要战略。
远方国家因为鞭长莫及效应，最有可能产生挑战者。所以，对此类国家，要用“制”字诀：要让他们互相制衡，更要随时做好万里远征、直接制裁的准备，而这种打击和行动绝不仅仅限于纯军事领域。于是，远交近攻就为安近制远所取代。
从这一点上讲，远交近攻并非最强者的独门武器，恰恰相反，只有最强者才有可能超越远交近攻。
一步就能跨越的美加边境和一条路对半分开的美墨边境，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邻近关系
第三种境界：远来近悦
第三个境界是天下共主的境界，奉行的是远来近悦的策略。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这是一种作为终极目标的理想状态，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哪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过于沉溺在这种终极状态，反而会自缚手脚，看不清现实，付出惨重代价。
清王朝的失误就在于不切实际地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别人是蛮夷之邦。自认为我天朝“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大国天命：放眼全球，知己知彼
远交近攻不等于是远都要交，是近都要攻。同时，交有明交有暗交，有长交有短交；攻有文攻有武攻，有谋攻有力攻，不一而足，但都是策略问题。所谓交，其实就是在大国博弈中借力打力。攻，则是要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主动、力争主动。如果一味做道德解释，就会被“交”字缠住，让“攻”字吓住。
正因为远交近攻是国家间竞争的常用策略，所以不同版本的远交近攻之间会竞争的异常激烈。同时，如何在强者的制远行动中，找到客观的利害捆绑点，形成自己的远交成功，还要再利用这个远交去对付身边国家，攻防兼备，同样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外交事业。很多时候，你想远交，未必交得到；你想近攻，又未必攻得下。但是，这只是说明远交近攻并不容易实现，却不能因此否定远交近攻的价值。反过来，如果远交近攻难以实现，攻远交近、安近制远或近悦远来更不可行。
何以当年美日两国相同的策略能够同时成功？是美日都找到了客观的合作之理，让英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被迫照顾别国的安全，等于是被迫在两害之中择其轻。然而也要看到，战略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也并非每个国家都想玩、都能玩、都敢玩。正所谓大树下面不长草，一山难容二虎。墨西哥人说“上帝太远、美国太近”，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活在霸主身边，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无远可交，无近可攻。这个时候懂战略不如知天命。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无论是在英帝国时代，还是美帝国时代，中国恰恰都是一个与霸主足够远的国家，同时，我们的位置、体量和传统，又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棋局中置身事外。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要庆幸自己属于可以远交近攻的国家，不要浪费宝贵的可能性；更要明白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避免陷入不进则退的逆循环。今天的中国虽然日趋富强，但周边的国家也在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小国在谋求加入大国棋局。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强化战略思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