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贫困农民兄弟的生存状态

《十四家》：中国西部农民生存状态

伴随泪水阅读，在我五十多年的经验里并不多见。但是，陈庆港的纪实摄影文学《十四家》，却让我数次泪水难抑；读罢全书，脑海里最终浮现出李文俊译介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时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他们在苦熬。

是的，呈现在这部作品中云南、贵州、山西与甘肃四省的七个村里的十四户农民，在苦熬。你可以认为他们涵盖不了中国农民——有些地方的有些农民，确实过上了“体面而尊严的生活”；但是，你却无法把陈庆港作品中的十四户农民作为孤岛来看待，他们早已与中国农民这一大陆板块联结为一个整体。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缩影，即使流着泪水，你也无法不正视它；良知使你转不过脸去。这正是陈庆港《十四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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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虚构文本观照当代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各类艺术中最有力量的形式。陈庆港从2000年到2010年，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行程几万公里，跋涉在中国西部的山川沟壑之间，与那里七个村的十四户农家，吃、住和劳作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诉说，体察他们的艰辛，见证他们的悲喜，用镜头，用文字，用心血，用泪水，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思考他们的命运流变。

透过《十四家》，在感受到陈庆港执着与坚忍的同时，你可以深切体悟到艺术家的悲悯与大爱，这便是对于中国农民生存苦难真相的正视。

直面真相，你会看到什么？2000年，车应堂69岁的母亲杜徐贵，仍然要出门讨饭；车换生患病的妻子包明珍，稍好后也要出门讨饭；连五元钱一双的鞋子也买不起的张玉萍，目送儿子李根泉穿着破鞋去学校过“六·一儿童节”后，与大女儿李双环要继续出门讨饭；65岁的郭霞翠与43岁的儿子张国云，即使过春节，依然要讨饭。

讨饭，是读者翻开《十四家》后，接触到的中国西部农民生存真相的第一关键词。作品告诉我们，讨饭在当地还有另外的说法，叫做“讨生活”或者“出门”。或许有人认为，出门讨生活，也许是当地人谋生甚至致富的手段。随着阅读的延伸，相信读者涌起的类似念头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弭。

因为我们看见史银刚饥肠辘辘的两个儿子，已经为争夺一只窝窝闹得不可开交；王天元衣不蔽体的两个女儿，正在为一块补裤子的蓝布补丁争得面红耳赤。车换生家里饭碗不全，妻子包明珍随手将喂猪的塑料盆擦擦，递给丈夫为自己盛饭。很多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来了客人，甚至要到邻家去借被子。

贫寒不是因为中国农民不勤劳，而是因为西部劳动力价值超低。车换生和车应堂进城拉车，一天能挣2元已经算是幸运。车应堂因为少吃了半块馍，车子把控不住，所拉的砖轰然倒下，压伤了自己，令人不由想起杰克·伦敦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块牛排》；但《十四家》不是虚构。

李文福和李文定哥俩合伙买拖拉机为客户拉石头，山石滑坡滚落，把拖拉机砸成了废铁。外出打工情况如何？一是收入少得可怜；二是被骗或受伤害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史银刚的儿子史东平，12岁即不得不去县城饭店打工，月薪不足百元。王五午死后，孤儿王想来支着病腿跟牛喜叔四处打工，挣下1000元全部用于治腿；钱花完了，腿并没治好。

李文福被工头骗到黑砖窑，苦熬了四个月，分文未得；幸亏天降暴雨，砖窑停产，才逃出人间地狱。车锁军等一批青年农民到山东打工，讲定年薪万元，却遭遇年末老板卷资逃逸、政府打官腔、职能部门不作为、只能空手而归的不幸结局。

最悲惨的是村民田兵红，甚至连一只完整的手也未能带回家：他的手指被编织机压断，本来可以接上，却因需要多花医疗费，“厂长从车锁军的手里拿过那截断指，朝着黑暗中扔了出去。”车孝军打工运玻璃伤了手，就此失去活动能力。翟益伟服务的老板本无驾照，硬要自驾，导致车翻重创翟益伟；要钱治病，老板却数次“人间蒸发”。

够了，提顿与重复展示作品所追踪人物的不幸，不是这篇推文的重心与目的。活着或生存，本来就是一本艰辛的大书。陈庆港《十四家》的震撼力量，不仅在于他直面农民生存苦难真相的勇气，还在于他在书中构建了多维认知的角度，探索和挖掘了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何以如此艰辛，症结究竟在哪里。生存的真相固然触目惊心，作品的思辨却更令人瞩目。

受急于发展的心理煎熬，GDP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徘徊，因此中国承受工业及后工业革命后果的速率，绝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国家。近年来，大气、海洋、河流、湖泊、森林、耕地不断恶化，极端灾害性天气由反常逐渐演为常态，洪涝、干旱、荒漠或沙漠化现象，对于中国西部生态已经构成严重影响。

制造后果的，反而拥有了不承受后果的条件；恶劣生态环境的受害者，只能是中国西部农民。《十四家》中追踪的人物罗文秀，在给女儿王大妹孩子讲的故事中，透露了当地人朴素的自然观：“天是人的皮肤变成的；地是人的肉变成的；地上的草是人的汗毛变成的；山上的树是人的骨头变成的；岩崖是人的牙齿变成的；风是人呼出的气变成的；溪流是人的血变成的……”因此一切自然，皆源于人。在罗文秀看来，“因为人的头上可以冒出血，所以才会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但是，正像她与孩子蓦然警觉的那样，山上已经没有水了。不但山上，坡上、地里都没有水了。2009年以来，云贵川干旱已经达到百年一遇。

这样，即使蒋传本将水窑打得再深再大，也是无用功。干旱缺水，庄稼自然歉收乃至绝收；退耕还林、恢复生态本意良善，但农民无地可耕或收成不好，政策补贴又不足以糊口，以讨饭谋生，便势在必然。这是《十四家》为我们揭示的中国西部农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一。

作品认为，中国农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二，是因病致贫，是医疗问题。在中国西部，农民生不起病，有病只能扛着：车虎生的妻子杨素花犯了病，即使痛不欲生，也只能以头碰地；而丈夫的视若无睹不是不关心，而是无奈并已经习惯了无奈。

张国云的母亲郭霞翠，卖牛是为了治腿病；病未治好，耕地反而需要借牛。蒋传本的儿子将厚忠，生癫痫病十几年，一直无钱医治。王五午患糖尿病，卖粮疗病到无粮可卖；他的儿子王想来腿部患病背粮背水吃力，老人心疼儿子，卖了原想用于娶亲的古木换了一匹马；但为了治他的糖尿病，儿子最后又把马卖掉；王想来的母亲王琴花得了肺病，无钱医治直到死去。

高发银的母亲李志英生阑尾炎无钱治疗；女儿来探视，只能垂泪喂母亲一口糖水减轻病痛。车换生儿子车锁军捡了个青霉素眼药水瓶，包明珍便掺上清水晃晃，抹在孩子和自己的眼睛上。

作品中多次提示，农民在外地打工挣的钱，大多用来医病。人有病，扛着；家禽、牲畜生病，更加无奈：车虎生妻子杨素花，早上、晌午、下午、傍晚，看见自己养的猪一只只死去，连死50头，只能手足无措，以泪洗面。

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三，《十四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教育问题。在作品中，陈庆港追踪的人物王实明，成为揭示问题的入口。这位拥有30年教龄的民办教师，几乎代表了中国西部农村教育问题的渊薮：环境艰苦，必然导致师资不佳；师资不佳，必然引起教育水平下降；水平下降与生存艰辛，只能诱发生源加速流失；而真正能够坚守清贫、忠诚教育事业的，恰恰是许多像王实明那样的民办教师。

是他们在劝学，是他们在奉献。但“民办转公办”政策的“一刀切”，使王实明不仅失去了考试资格，还将失去饭碗，黯然出局，彻底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这位工资虽然只有公办教师1/10、甚至有时只能用一根木头充抵工资的民办教师，依然认真地为学生削铅笔头，让他们写《未来学校的畅想》；依然让女儿郭冯燕承继父业，每月只领公办教师工资的1/26，你不由不为王实明父女忧伤。

如果连这样的教师也最终流失掉，结果只能是无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出去打工，也将像王大妹的公公等许多人那样，失踪在广州或其他地方，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文盲。

那么，国家“三农”及其他政策的曙光，有没有照到中国西部？《十四家》告诉我们，有。2004年，农业税和附加费不用再交；2007年，老人低保，每人每月90元；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推行后，每人每年交10元，可报销药费20％。

“5.12”地震后，车应堂家盖房，还获得了政府1万元补贴；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等功臣李建堂，每月均有60元津贴。科技扶贫和捐赠，也让史银刚家第一次见到电视机。但是这些，对于艰辛生存的西部农民来说，勿庸讳言，杯水车薪。

《十四家》中揭示的农民生存困境的根源，远非本文所列的几点，正如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农民问题，不会由一部作品揭示殆尽。但是，《十四家》提示的问题症结，不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而是陈庆港长期追踪、深入体察的结果。作品启示我们，“三农问题”在中国西部，已经互为因果，长期存在。

生存的艰辛与苦难固在，作品无从回避，只有直面和探究。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心怀悲悯与大爱的艺术家，陈庆港在《十四家》中，还深入开掘与展示了中国农民在艰辛生存中保持的那份天伦的善良与人性的美好，对于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从而使作品显示出人文的厚度与人道的力量。

让我们特别瞩目于《十四家》中追踪的三位母亲形象。史银刚的妻子冯凡梅，计划生育一再失败，生了五个孩子，手术后一直出血，无钱治疗，终至病亡。她的临终嘱托令人心碎：一是叮咛丈夫不要打娃，因为娃挨打会想娘；二是嘱咐地里收的粮食要匀着吃，以备青黄不接；三是提醒家里有了衣服，要先尽大了的女儿穿，不能让她露胳膊露腿；四是关照小女儿还小，实在养不了，让丈夫送人。果然就送了人。史苏娟被送当天，乡亲关门闭户，没人忍心观看生离死别的辛酸景象。

翟益伟的妻子李萍会，跟随丈夫到浙江拣矿，在矿区边商店，为留守在家的女儿翟莎、翟兰看好了两件衣裳，最终无钱购买，只扯了三尺彩带；自己扎头发用了一尺，留给两个女儿二尺。但直到被倒塌的矿井掩埋，给女儿扎彩带和买衣服的心愿都未能实现；与儿女阴阳两隔，心愿竟成遗愿。

王天元的妻子罗文秀送小女儿王小妹出嫁时，万般辛酸，因为王小妹嫁人，没有一分钱陪嫁，也没要男方一分钱财礼。送亲那天，罗文秀陪女儿、女婿一路沉默无语，走出很远，直到看不见身影，又买了一块钱的红头绳追上去，为小女儿扎了个蝴蝶结，而后说：“走吧。”可怜天下父母心；青天有眼，大爱稀声。这些酸楚的场景，陈庆港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几度落泪。

天伦亲情，在陈庆港眼里是那样美好；即使贫寒人家百事哀，《十四家》还是记录了许多令人唏嘘扼腕的情节与细节。罗文秀听说小女儿王小妹生产，带了20只鸡蛋前去探视；离开小女儿家时，又拿走3个。因为她想念大女儿王大妹家三个孩子；前去看望，不能两手空空。

蒋传本与妻子汪继英、女儿蒋原孝外出打工，提前一个小时坐到空车上。但蒋原孝一直望着车外烤摊上的油饼咽口水；在车开的刹那间，汪继英又奔下车去买回一只。孤儿王想来在一只铁盒子里珍藏着母亲的照片，因为照片能够唤起童年的一次美好记忆：母亲带他去外婆家，在开遍白花的洋芋地里以土坷垃逗小鸟，母子一起开心欢笑。

最令人感慨系之的，是车应堂为母亲杜徐贵送葬。母亲讨饭在外，客死他乡。车应堂运母亲遗骸回家，不仅付不起殡仪馆冷藏费用，而且眼看乘客在车内通道踩着母亲遗体打成的包裹，只能噤声无语。运尸期间两次撞车的过程起伏跌宕，令人切实体会到了车运堂内心的疼痛。但最终，车运堂还是让母亲穿上了新衣入土。

民间伦理与风俗，时常产生一种凝聚力量，这也是中国农民虽然历经天灾与人祸诸多磨难，却始终能够以群体方式生存延绵的重要原因。

一是信用禁忌，决不亏欠他人。郭霞翠与儿子张国云为治病卖了大牲口，耕种时只有借牛；为让牛主人同意，张国云先默默为邻家削了一天红芪。外出打工，牛喜总能够信守承诺，即使负债也不欠薪。

史苏花结婚，史银刚忙前忙后，以公公的身份为亲家做了婆婆该做的一切。郭霞翠讨了一辈子饭，临终用讨饭攒下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口寿材，并且做了十年来的第一次新衣，不给病重的儿子张国云增添一点负担。李子学为儿子李文福与李文定分家，一个可分房屋，一个只能分地基。为避免纠分，他用抓阄方式来了结。

在贫困中能够信守言诺，令乡邻敬重；在市场经济中人性异化，则令村民不齿。做了“先生”的高发银，后来又做收费员。他被非议的原因不是由于做了“先生”，而是因为收了昧心钱。

二是血脉禁忌，不可数典忘祖。史苏娟送人六年，养父去世，女儿回家，史银刚先带她给母亲冯凡梅上坟，重新认同血脉。王光有上祖坟时，面对一排先人坟茔，一丝不苟、无一遗漏地做好所有祭祀纸幡。看到这些，我们不难明白，陈庆港所追踪的人物的这些细节，是在昭示读者，农民长期以来的禁忌与风俗，既是乡村存在的伦理基础，也是他们生存的自救手段。

当然，《十四家》里的十四家，也并非一味黯淡，看不见一丝曙光，听不到一声欢笑。乡村也有乡村的快乐，比如陈庆港浓墨重彩地抒写的杀年猪场景，那是乡村和农民的节日，那是对于苦难生活长期隐忍的酬谢；而盖房、买车、娶亲，则更是农民艰辛生存中的奔头，是火红的希望。

所以，当我们看到李德元的长女李双环最终嫁了好人家，过上了宽裕日子，我们会从内心深处发出笑声，为李双环们祝福。因为我们知道，天道人伦，生息繁衍，假以时日，总会有悲欢离合生成，惟有祈祷悲剧远离人类，不叹苍天不公。

《十四家》是陈庆港十年追踪采访、拍摄与写作的心血结晶。在远山远水追踪采访与拍摄一家农户不难，难的是追踪与采访十四家；追踪十四家农户一年不难，难的是追踪十四家农户十年。十年的春夏秋冬，十年的雨雪风霜，陈庆港关注书中的每个家庭，每个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命运流变。

在这个过程中，《十四家》不仅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与生死歌哭，这部20万字的书还打造了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即纪实摄影与纪实文学互文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愿意谨慎地将这种形式命名为纪实摄影文学。所谓纪实摄影文学，中心词依然是文学，但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不同，因为作品含有艺术家原创的大量纪实摄影作品；纪实摄影虽为定语，但作品文章绝然不是图片注解，而是独立成篇，因为书中每幅摄影均自配文字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陈庆港创造的这种纪实摄影文学，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复合性审美，即在阅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品鉴了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书中的图文相互呼应、映衬、渗透，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特质的统一显现。

《十四家》中的文章与照片不仅以互文相得益彰，而且源出一人，这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才能做到，陈庆港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仅是众多国际新闻摄影金奖得主，同时还是《中国慰安妇》《丽嘉则拉》《真相》《朝圣者》《冈底斯遗书》《历史的深入》等作品的作者。他让作品中的图像与文字水乳交融，而不使之成为配以摄影插图的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对艺术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异秉细加考校、条分缕析了。

当我们读罢《十四家》，把目光抬起来的时候，我们最该做的，也许是瞩目中国的西部，那里，陈庆港关注过的十四家，和由那十四家所折射的中国西部农民，正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李文俊一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

苦熬，有的专家认为译文词汇里被动的意味多了些，谓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末句中的意义，有积极的一面。

实际上，李文俊翻译那部经典作品末句的译文是：他们艰辛地活着。确实积极了许多。

中国农民，艰辛地活着。

破局 | 从《中国农民调查》探讨当代农民问题的破解之道

《中国农民调查》是中国当代著名报告文学家陈桂棣、春桃的纪实文学，该书详细描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现状，揭露了存在于中国农村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贿选、滥用权力、以及农民上访所遭遇的悲惨待遇等，很多问题具有敏感性。该书曾一度被列为禁书，该书作者也曾被卷入官司。2004年，《中国农民调查》获得尤里西斯报导文学奖。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就有九亿农民。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之一的陈桂棣说：“不少人是哭着看完的。”

 

这是一部反映改革过程中农民负担问题的报告文学，在已经废除农业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虽已式微。如今的三农问题，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农民负担问题，而转到了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问题，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然而作者深入调查的态度，记述的详实细致，对现代农民问题的解决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中国农民调查》书评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历史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他们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与所谓的城里人争名争利，他们只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着自己满足的生活。可是身居官位的政府人员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国家财政，考虑的县市财政，考虑的是乡镇财政，而这么的考虑向何处获取呢？农民自然被列在其中，可以毫无缘由的多收多取，被称之为“搭车收费”，各个部门不断索取、层层嵌套，造成了农民忙活一年的守成都被“勒索”完了。

只要农民们能够生存下去，他们自然不会向这个社会喧讨什么，可是某些政府官员不给他们生存条件，他们被逼急了也只有“吿御状”，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惩治贪官污吏的最根本的方法，而这其中的代价又是不可估量的。“漫漫上访路”中上访了五次才得到政府重视的王营村村民，可谓深知其中艰辛。

中国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要想把国家真正意义上定义为发达国家，就必须落实农民的问题，不仅让他们富起来，而且必须让他们的权益得到保证，必须淡化城乡之间的差别，让农民活得有尊严，让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站起来”

——摘自读后感《站起来却依旧“屈膝”的中国农民》

从《中国农民调查》看当代农民现状

我们曾经是号称拥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比起“农业大国”这一称呼，笔者认为“小农国家”更为贴切：2.3亿个家庭承包经营农户，就农业的经营主体而言，是美国230万个的100倍，是英国23万个的1000倍。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

上溯三代以上，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祖上都是农民。将近两千年来，小农经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的DNA。无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应该考虑到“小农”群体的利益。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一语道破中国社会现状：“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小农意识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国民性格之中。”所以，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农业战略调整，应该针对小农经济的问题，针对中国农业已经不可持续的问题，研究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扩充农业资源，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尽可能在战略调整上注重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人口的移动。

可以看到，现阶段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种地已经不是农民的唯一选择，农业的含义也早已超越了种地，中国小农生存的环境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城镇化在带给小农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伴随着农业生产环境的深刻变革，中国小农正在积极地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正在进行“隐性农业革命”。

21世纪的农业已不再完全是国家工业化、社会的食物供给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正在成为文化消费资源。大量观光、休闲农业的出现正在改变农业的基本属性。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农村这个曾经“过剩”的资源变成了“稀缺”的资源。农村户口不再是负担，农民也不再愿意将其转为城市户口。城市化催生的大量的“农民大款”，也提高了“守土”农民的致富预期。国家、社会和农民的关系开始聚焦到“土地”上。围绕着“征地、占地”的博弈构成了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主要内容。国家-社会-农民利益从共同体解体以来，农村、农业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功能呈现进一步分化远离的趋势。

农村和城市的地理界限开始模糊，农业不再完全是农民的产业，城里人也开始从事“农业”。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传统身份均发生了变化。加在农村、农业和农民头上的传统文化符号也在发生变化。城市-农村，农民-非农民的边界完全模糊化。农民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群体，也不再是一个完全弱势的群体。“三农”作为一个标志性和同向性的问题开始消失，从而导致“三农”问题的解体。大量“后三农”话语不断出现，如“美丽乡村”、“乡愁”等等。

与此同时，新发展主义开始出现。新发展主义鼓励国家和市场资本投资农村和农业，倡导乡村城市化，鼓励知识和资本回流乡村。新发展主义者们继承其主张的“现代化”路径，改变了其过去将乡村作为发展资源的主张，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张。

未来，以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小农为经营主体的“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目前中国仍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文章深入剖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规律，探明了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素，提出了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逐渐加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因病、因残、因学、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突出；农村贫困人口逐渐向我国中西部深石山区、高寒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集聚，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胡焕庸线”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占16.4%、83.6%；自然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前期扶贫开发政策精准性不够等，是中国农村持续贫困的主要症结。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亟需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现实难题，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薄弱的农村经济社会基础，造成了农村贫困人口多、分布广的基本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模式，以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在实践中推进扶贫开发的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体系，走出了一条世界瞩目的中国式扶贫开发之路，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1990—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10.64亿，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按照此前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测算，1978—2014年中国减贫人数累计超过7亿人。若按中国贫困线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至2014年的7017万，贫困发生率相应地从30.7%减少至7.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以及开发式扶贫和区域发展系列战略的实施，中国对缓解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应充分认识到，长期影响农村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约束因素依然普遍存在，农村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制约城镇化和农村发展的体制矛盾与社会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在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的区域差异、城乡差距、阶层差别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合理的现象日益突出，以农村空心化、主体老弱化、村庄空废化、环境污损化和连片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问题日趋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体制机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为研究解决发展中的现实难题和战略问题指明了方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三期叠加”的重大转型期，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快速城镇化模式，来解决农村人口就业和增收的路径阻力明显加大，沿用传统的扶贫开发政策和措施，实现改善民生、消除贫困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提出了深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要求，指出精准扶贫是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至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5年12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减贫与发展是反映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如期实现中国现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亟需锁定目标、认定方向、坚实前行，倒逼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创新。本文着眼于实施精准扶贫重大政策的新形势、新要求，基于完成“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任务调查和研究，重点审视新时期农村贫困化的基本特征，揭示农村贫困化的地域分异特点，探讨研制精准扶贫的科学体系和减贫策略，为有序推进我国“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规划、战略决策、成效考核提供参考。

1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

（1）贫困人口规模大、分布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2）区域性整体贫困尚未根本改变

（3）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4）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并存

（5）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突出

2中国农村贫困化的地域分异特征

（1）农村贫困化地域类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呈现范围广且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具有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区（片）等多级并存的组织结构和空间集聚分布格局（图1）。统计分析表明，2014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数分别为586万、2831万和3600万，且以“胡焕庸线”沿线的山地丘陵区集中分布为主。“胡焕庸线”的西北部、东南部贫困人口比重分别为16.4%、83.6%。

（2）农村贫困化区域制约因素。中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展，均面临类型多样、程度不等的区域性制约因素。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历史进程、民族文化、经济区位等原因，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限制或禁止开发区、少数民族集聚区、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呈现空间上的高度叠合。贫困人口分布多在深石山区、高寒区、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地矛盾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其中山区、丘陵地区、限制开发区多为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

（3）农村贫困化“孤岛效应”。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持续推进，贫困人口逐渐远离城市、县域或道路沿线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呈向山地丘陵区、生态脆弱区、高寒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区域集聚之势，进而形成农村贫困化的特有现象——孤岛效应。孤岛效应主要表现为某一区域较少或难以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人员交流，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形成的地域性贫困现象。在空间上孤立存在、形似岛状，如陕西秦岭山区、四川大凉山区、河北太行深山区等。由于这些区域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长期远离城市、产业和技术带动，造成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弱化、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贫困化程度不断加剧，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拔寨”的主战场。

农村贫困化“孤岛效应”所揭示的区域封闭性、空间集聚性、贫困人群集中性、致贫成因多样性，为增强扶贫开发战略的精准性、实效性提出了更高、更严要求，这也正是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战略的真实需求和重大意义所在。如何创新精准扶贫科学理论、技术方法和配套政策体系，深化贫困状况精准识别、细化靶向治疗精准方案、强化因贫施策精准措施，有效防止“孤岛效应”问题的进一步激化，着力破解区域聚集性贫困化问题，成为新时期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关键所在。

3推进创新精准扶贫战略的思考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现有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目标，亟需针对当前农村贫困化面临的突出问题，转变扶贫开发方式和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在贫困村、贫困县区域精准的基础上科学推进精准扶贫综合战略，助推扶贫开发规划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其核心在于，推进形成中国特色精准扶贫的科学认知，探究攻坚克难的科学途径，研制支撑全面脱贫的科学决策，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科学的战略体系、政策体系、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

（1）健全精准扶贫的分级管控体系。全国宏观层面，重在制定连片贫困区精准扶贫规划与配套政策，基础设施先行，率先解决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短缺问题；省域层面，重在分类指导、分区诊断，将扶贫开发与区域规划、城乡发展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产业互动、区域联动；贫困县层面，则应立足发展阶段性、差异性，精准识别贫困村、贫困户，将扶贫开发与发展县域经济、新型城镇化进程相融合，实行整村推进、靶向治疗；贫困村镇层面，着力围绕“五个一批”和“六个精准”对贫困对象进行分组归类，摸清扶贫对象、致贫原因、脱贫路径，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贫困类型、贫困程度施策，真正做到精准发力，实施精准帮扶，实现精准脱贫。

（2）建立贫困状况动态监测与识别机制。推进贫困地区建档立卡信息与不动产登记、低保、公安系统等信息的衔接，完善贫困户基本要素信息；健全多维贫困测算与动态管理方法，建立贫困人口退出和再入动态机制。加大对脱贫户的后续跟踪与动态监测，准确掌握其脱贫后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给予适时指导、适宜引导，避免一些贫困地区的脱贫户因主客观因素重新返贫。当前建立农村贫困化动态评估及公示制度，是强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基本前提，是切实解决漏贫、返贫、被脱贫“三贫”难题的重要保障。只有扶贫开发对象精准，才能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3）推进形成贫困乡村发展战略格局。坚持开发式扶贫战略，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针对经济新常态下城乡转型与乡村发展新态势、新格局，面向“十三五”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亟需加快贫困地区分层级行政体系、战略体系、制度体制与政策创新，加大实施精准扶贫与脱贫的投入力度和建设强度，引导具有一定基础和能力的贫困人口城镇化、就业非农化，主动参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整体营造促进贫困地区人地关系转变、生产方式转型的新环境、新机制。在实践中，亟需基于贫困地区微观解剖、个体分析、问题诊断，拔除“穷根”、“病根”，为全面谋划精准扶贫宏观战略和减贫路径提供坚实基础。

（4）加快贫困地区发展观的全面革新。贫困地区是经济增长的短腿、民生保障的短板，因而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认知层面的“问题区”。贫困地区地域空间广阔、生态环境优美、水源涵养与文化底蕴深厚，但因缺乏资本、技术、人才而呈现封闭、低层次发展，表现出典型的“孤岛效应”。因此，亟需全面变革贫困县发展观，借智借力、依山就势、因势利导、显现特色，通过内涵拓展和外力撬动，坚持走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做强后发优势的转化和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同时，贫困地区应坚持产城融合发展途径，推动人口、产业、资源的合理分布和适度集聚，形成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联动、融合发展的新理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集镇、美丽新村，促进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资源要素向农村辐射、城镇资本向农村转移，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发展新范式，构筑以山水林田湖“有机生命体”为特色的贫困山区功能再塑造、活力再提升的新局面。

（5）构筑贫困地区乡村重构的新平台。贯通贫困地区与其周边地区之间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工农互动的发展路径，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结合扶贫开发生态移民、产业发展、社区管理机制创新，优化贫困地区农村政策普惠和扶贫政策特惠的县域发展格局、城镇体系布局，加快构建贫困地区村镇建设新平台、新政策。遵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按照“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组织与结构形态，规划好、组织好、落实好贫困地区重点城镇、中心村镇、新型社区的联动建设，协同推进贫困地区人口居住社区化、就业基地化、服务社会化。重视乡村地区扶贫开发与乡村价值挖掘、结构优化、功能提升战略相结合，在宏观谋划上，与新型城镇化、空心村整治、中心村建设战略相融合。

（6）打造贫困地区乡村转型的新主体。深度解析不难发现，智力性、素质性贫困是制约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主要内在阻力。因此，如何既精准扶贫，又精心育人，培育贫困地区适应精准扶贫、转型发展的新主体、新风尚至关重要。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扶贫与扶智、扶志的有机结合，通过加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力度，完善干部驻村、对口帮扶、科技扶贫制度，创新土地流转经营、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新模式。既进行贫困地区知识性、智力性输血，提高教育和医疗救助水平，着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又进行贫困地区生产性、技术性改造，推进形成贫困地区乡村建设的新型主体形态、孕育新型智力业态；针对贫困户、贫困人口精准施策，要与全面根治乡村病、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有机结合，实现乡村转型带动乡村产业培育和人口的“素质性”脱贫，促进强内功、健体力、自发展。

（7）建立贫困地区联动协调的发展机制。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通常跨地区、集中成片存在。亟需改变过去地区封闭切割、保护主义盛行、恶性竞争的发展方式，通过创建贫困片区经济联动、县域联合协调机制，切实做到区内联手、区外合作、互信共赢的开发新模式。坚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互惠合作、环境保护联防联治、社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构建贫困地区新的区域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特别要发挥好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地域空间、土地资源的后发优势，强化贫困地区乡村治理和转型能力建设，创建科技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制度扶贫新机制，引导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发展经济、自食其力、建设家园。同时，破解“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的现实难题，要注重创新精准扶贫与县域转型发展、城镇化融合新机制，以及“多位一体”政策。强化以人为本，不求高大上，只讲有实效，营造贫困地区一切有利于农户生计、增进就业、增收富民的贫困地区“特区”内生机制和发展环境，有效实现在区域联动、城乡互动发展中带动贫困地区、惠及贫困群众。

4结论与讨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增长方式转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政策，既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全面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更是推进落实“十三五”规划和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时代使命。应当看到，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推进，农村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不断显现，推进精准扶贫战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当前加强中国目标指引、问题导向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系统研究、顶层设计和深入实践，势在必行。当前，亟需进一步加强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1）深化精准扶贫领域前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究。围绕农村贫困化基本特征、区域态势、发展形势，创新立足微观实证研究、服务宏观决策的精准扶贫科学认知与决策方法体系。加强经济新常态下农村发展和扶贫开发面临新难题、新问题的动态监评与研判，推进创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体系、战略体系。

（2）强化精准扶贫制度创立、管理创新和平台创建。按照尊重事实、讲求实效、扎实推进、实现目标的逻辑路径，全方位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素质性扶贫、发展中减贫、内生性脱贫的参与式、多途径、差异化管理模式。依靠精准扶贫制度、管理与政策的系统化、精准化、法制化，规避漏贫、返贫、被脱贫等突出问题。

（3）重视不同类型区扶贫开发中涌现的新模式总结。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专业企业、社会团体的智力优势，系统开展典型贫困区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协同耦合研究和示范，深入研究土地、水资源、能源、矿产生态保护等相关产权、政策创新及其减贫作用。探究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的精准扶贫区域政策和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精准脱贫成功模式、组织方式、科技范式的交流观摩机制、总结推广机制、成效奖励机制。

（4）创建精准扶贫考核多目标体系和动态评估机制。扶贫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旨在激发不同行为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亟需加快研制精准扶贫多层级考核评估体系，推进实施省市县精准扶贫成效考核办法。将实施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系统化、常态化、制度化，并贯穿于扶贫开发前期规划评审、中间过程评价、后期绩效评估的全过程，强化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多主体、多层次与多目标性，创新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理论与方法体系。基于农村贫困化时空演进的自然、经济与社会规律性，重点推进贫困人口识别精确度、贫困人口退出认同度、精准帮扶群众满意度、扶贫政策落实精准度、贫困农户综合参与度、精准脱贫措施有效度的“六度”评估，引导营造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良性协同机制和良好社会环境。

（5）统筹规划、长远谋划农村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即要立足当前脱贫任务，锁定目标、认定方向，全面打赢扶贫攻坚战，又要着眼长期发展、系统规划，探索创新农村精准扶贫、发展转型与现代治理相融合战略。主动对接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统筹谋划2020年全部脱贫后乡村转型发展的长远战略，以及中国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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