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抑或对抗：中美博弈与“修昔底德陷阱”（含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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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时代，虽然各自的理解和释义不同，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却是“共识”。那么，在特朗普时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还是双方的共识？ 而在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还会是中方的定位？这应当是本次中美首脑会晤最重点的问题。

个人的观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恐怕已经不能适应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之间可能需要新的关系定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是奥巴马全力推进亚洲战略再平衡之际，遏制中国重新崛起之意明显。也就是中美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意在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必然对抗的魔咒。

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向强国迈进的新时代，遏制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应对危机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美国已经无力一统天下，而中国也无心与美国争霸。加上中美双方不断的增强管控风险的合作。可以说，中美已经基本上走出了全面对抗的风险。至少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走向正面对抗。一句话，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相当程度的战略互信。在这种情况之下，以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为目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就显得有些过时，至少不能与时俱进。

另外，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奥巴马基本上是全盘否定。在废止了被奥巴马视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的TPP之后，立即就宣布了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死刑。这本身就是意在弱化对抗之势。

虽然新近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美国愿景”，但“愿景”毕竟只是一种构想而不是战略。何况这一愿景构想也普遍的不被看好。印度方面是否接受和配合也是一个难题，即使接受也需要时间。也就是说，特朗普不会立即采取“两洋战略”来遏制中国。

从中国方面来看，目前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宗旨是平等合作互惠互利。既不会与美国采取对抗之策，同时也不会对美国过度的妥协。而中国提出的是新型国际关系，基本上不提新型大国关系。这是把中美关系置于全球外交关系之中全盘处理，实际上也是弱化中美关系的地位，或者说不会给美国过多的纠缠。虽然不知道中国如何定位，但至少中国方面不会过多的重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方会给予高规格接待。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让特朗普更多的了解中国，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筑固“双方元首已经建立的良好的工作关系、个人友谊和相当程度的互信。”

双方在制定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是“顶层设计”。在“双方元首已经建立的良好的工作关系、个人友谊和相当程度的互信。”的基础之上，“顶层设计”可以避免政策被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所谓的鹰派势力所左右，可以良好的管控冲突的风险。

但是，从中方有意让特朗普更多的了解中国实际的愿望来看，双方目前还处于战略沟通过程。或许，双方关系短时间之内还很难完全定位。

中美关系定位的最大难点在于，中国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高举的是推进全球化的旗帜。而特朗普则坚持的是美国优先和反全球化。立场相反，很难相互融合。

谁设下的“修昔底德陷阱”？

每个人都希望躲开陷阱，离开霍布斯丛林，然而历史的狡黠在于它永远也不会以直接的方式带给我们答案。

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在一次旅途中忍不住对着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大发牢骚。他觉得美国已经走过了那个最为辉煌的历史节点，接下来要历经的是与所有衰落文明一样的下坡路。他对于这场与苏联的漫长对抗非常悲观——“他们对待我们就像斯巴达人对待雅典人一样”。身旁的随行记者赶紧追问到，“是不是说我们注定完蛋了？”基辛格表示自己会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人与美国达成最好的交易，尽管历史仍然会使他看起来像是个绥靖分子。

谁是修昔底德？

这是那个年代普遍的政治气候。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康纳教授曾经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初读修昔底德时的情景：“在那个奇特的时期内，我们美国人国力强盛，又总是预想着灾难迫在降临……苏联和中国各自拥有卫星国和相互配合的征服计划，似乎要与控制着海权和空中优势的自由世界趋于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明却令人惊惧的寓言”。

引用修昔底德史书来隐喻我们所处世界的艰辛与苦难，在价值上正当，且总是格外熨贴。自1629年托马斯•霍布斯完成第一个译本以来，不计其数的古典系和历史系的教授翻阅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纸草，考察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每一块碑铭。在很多美国高校和部队院校，修昔底德史书一向是入学时的指定读物，对于一名从坎布里奇和纽黑文毕业离开的学生，不能随口谈论米洛斯对话或是西西里远征，多少显得仿佛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伍德罗•威尔逊等相当一批国务家，要么讲授过希腊史，要么撰述过其中的部分章节。遏制战略的重要推崇者马歇尔国务卿曾经在1947年指出：“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里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考虑今天某些基本的国际事务时能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

当我们在着力建立这种修昔底德尊崇时，我们所指代的是修昔底德史书呈现给我们的伟大历史教益，它是由古典学家、历史学家、碑铭考据者们在几个世纪的耕耘中一点一滴融汇而成的，有时我们习惯于笼统地将之界定为修昔底德学。“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出现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并且在这样宏大而深刻的智识背景下，多少有些显得过于简约、冰冷、甚至干瘪。

作为普遍被认为是第一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学者，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获得者、《凯恩号哗变》《战争风云》等著名小说的作者赫尔曼•沃克1980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无论向前、还是向后望去，我都难以找到慰藉……古代希腊世界发生的悲剧现在正在上演，同盟的瓦解、文职人员和军人的冲突、背叛与反背叛……我们如何打破这个源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

在沃克看来，修昔底德史书的主题在于揭示了两大联盟在沉默对抗时诱发战争的逻辑——大国间的悲剧是通过联盟内部小国的持续性冲突被迫卷入的。在他看来，从越南到古巴，从“三八线”到柏林墙，这条依循着联盟国家边境的长长的战争引线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着，这是修昔底德带给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教益。

真正使得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在这名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看来，来自苏联的恐惧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中国世纪。在其新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他满怀无奈地指出“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奴隶，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其强 31 52298 31 16185 0 0 9006 0 0:00:05 0:00:01 0:00:04 9016大”，否则，“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较之于沃克，阿利森的逻辑看起来更为简练干脆，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走出这片霍布斯丛林，在他深入研究的包括英德战争在内的16个案例中，有12例是以国家间的公开冲突告终的。

这名学者曾经在里根和克林顿政府长期担任国际事务方面的顾问，他深深明白如何把这一2500年前的古老寓言转换为振聋发聩的政策建议。他早年的著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是政治科学理性选择研究方面的经典作品，他在日前刚刚完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讲，总统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国防部长马蒂斯悉数在列；他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力甚至远大于英文世界，中国从学界到政界，都竭力撇清这一概念与中国的任何联系，为中国和平崛起进行理论和政策辩护的文章不计其数，中国。。。多次公开否定“陷阱”的存在，然而也被迫同时为这一概念做了广告。在白宫、在世界和平论坛、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哈佛大学排了长长选修名单的课堂上，来自中国的具有历史深度而又高度理论化的威胁被反复提及。

不同在于，在基辛格、康纳、马歇尔、沃克等人的忧虑里，苏联是可怕的斯巴达战士，雅典的不幸或将降临于美国。而到了阿利森，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保守节制、被迫应战的斯巴达人，C的飞速崛起和扩张主义，与彼时傲慢跋扈的雅典人毫无二致。冷战结束后不过三十年，美国的国家角色已经斗转星移。

谁是雅典？

历史的隐喻是否恰当，首先要看选择的主体是否对仗。

从帝国的形成来看，雅典帝国的最初气象来自希波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缺乏海上力量主动退出联军，是雅典率领着希腊世界南征北战，讨伐爱琴海周边的波斯残余，小亚细亚诸邦的民主派纷纷献上拥戴。这与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一举拉动经济和军事生产能力，将帝国的权势跨过大洋，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抢夺战略真空颇为相似。这两次战争带来了共同的重要遗产，一举奠定了两个帝国在战后的基本轮廓与初始合法性。

从帝国的统御上看，雅典人大幅重组了提洛同盟的城邦机构，四处扶植民主力量上台，委派3-5名雅典人实行属地治理，一如美国人在格林纳达、巴拿马、塞尔维亚、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从军事史学角度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权威维克托•汉森教授在描述美国的民主输出时写到，“当世界再度见证巨型舰队开赴天涯海角，西西里、米洛斯和密卡利苏斯都在我们当代的媒体里被反复提及……我们的政府以自信和骄傲的雅典人方式，要他们对我们的德性和无私感到放心”。

在安全机制的设计上，雅典的伟大公民伯里克利提议由雅典代替盟友进行战备训练，各城邦统一支付岁入、上缴战船，一种平等独立的集体安全机制随即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受邀请的帝国结构。美国在北约和东亚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致使英国连续多年没有航空母舰，法国只剩下“戴高乐号”象征性地四处游弋。鼎盛时期的雅典舰队每年都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环绕一周，将爱琴海宣告为帝国的“内海”；美国海军则要求任何时候在役航母不得少于十艘，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帝国的权势吞吐无处不在。

在经济制度的构建上，伯里克利把整个同盟的全部战备财富从提洛岛搬进雅典，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帕特农神庙，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并在每个城邦的市场刻下石碑，警示私自制造货币之人。美国同样大发战争财，通过《租借法案》和马歇尔计划，一举接过欧洲盟友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并通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其它国家的汇率波动和金融政策指指点点。

从一开始，同为海洋性的民主帝国，美国就像极了雅典，这种相像是深入精神内质的。在记述最终埋葬了雅典帝国的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没有着重去谈这场远征的具体目的，他只是反复在说雅典是伟大的，这种帝国心态反映在每一个雅典人身上——“对远征的爱欲无一例外地攫住了所有人：年纪大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所到之地，或者，如此强大的力量绝不会遭遇任何挫折；年轻人们则渴望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开阔眼界，他们满怀希望地相信自己可以安全返乡”。这种帝国的“伟大”精神是雅典之为雅典的核心，在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得到了经典宣示:“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是别人的模范”；“我宁愿你们每天都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他是真正的伟大，你们应当热爱他”。

美国人同样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他们深刻地相信自己和犹太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早在乘坐“五月花号”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美国人就擅自作主把这次海上之旅与摩西的出埃及记相提并论——“我们将如山颠之城，为万众瞻仰”。在草莱初辟、筚路蓝缕的日子里，人们在内心深处与上帝结盟，为自己的在蛮荒之中的孤独寻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兰种植园》中记述道，“我们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护手段是——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在联邦宪法的序言，美国人自信地从“we the people”洋洋洒洒开来。最终，这种对于“伟大”的自信转换为乐观向上的进步主义，并在今天成为“美国第一”口号的精神源泉。

托马斯•潘恩曾言：“如果雅典曾是什么的微型缩影，美利坚则将是它的庞然巨型”。维克托•汉森也不无自嘲地慨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美国人的关联从未像当前这样紧密。我们有如雅典人，无比强大，但不安全；声称酷爱和平，但总是身处某种冲突；渴望被人喜欢甚于被人敬畏，为自己的艺术和文学感到骄傲，但最后总是发现自己还是更擅长战争”。

反而观之，在希腊世界的另一脉，斯巴达人从未擘画过自己的帝国梦。他们受训于吕库古法的古老教养，每日安享穷困与清贫，老老实实训练勇士，勤勤恳恳镇压“黑牢士”和周边城邦的反叛，既不向同盟征收岁入，也不寻求领土扩张。他们喜欢抱守公平交往的理想模式,其原则是“如果你不侵害别人,你就无需为了防止别人的侵害而使自己的财富遭受风险”，颇有“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意味。科林斯人曾经嘲笑斯巴达人是“最安于家乡的人”，总是要静候至“敌人的权势扩大到两倍于己”才会有所行动。然而这就是斯巴达人，他们从来也没有以追求在希腊世界的霸权为目标,也无意通过权力来消解恐惧、维系安全，两个城邦在性格上完全就是两种世界。

说中国类同雅典是典型的张冠李戴，但说中国是斯巴达也绝非尽然。不同于斯巴达的遁世主义，中国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福祉，在新时代深切地怀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希望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在国际舞台承载大国责任。但中国总体上也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也惯从于信奉“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信条，骨子里倾向于遵循战略上的保守主义，雅典人在战争后期所呈现出的种种“傲慢”、“大胆”距离我们十分遥远。此外，中国不同于伯罗奔尼撒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奉行不结盟政策，从而避开了任何可能引致联盟冲突的战争引线，中国不会无端被盟友国家拉入看似无解的“修昔底德陷阱”。

谁是“第一公民”？

退一步讲，即便最终“陷阱”意义上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那也要看谁是城邦的护卫者，是谁带领民众走向了战争。正如修昔底德自己的评价，雅典人的民主“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但实际上是第一公民的统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雅典的第一公民是伟大的伯里克利，他得到了人们真诚的拥戴和信任，强有力地压制住了国内的好战派，即便在抵御瘟疫的艰难岁月里，仍然不忘矢志践行战略审慎原则，反复告诉城邦的子民“保持镇静，照顾好舰队，避而不谋求在战时扩张帝国，我们就终将获胜”。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头号权威、耶鲁大学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看来，出于伯里克利的战略审慎，雅典的帝国统御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权势饱和，帝国的幅员刚好能够支持帝国生长的资源需求。一旦超过了帝国的限度，帝国欲望的流溢便将带来灾难。

从这一点来看，当代美国的确可堪担忧：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克林顿政府的人道主义干涉、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复兴和奥巴马政府的“清除僭主”运动使得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权势的过度扩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式的“西西里远征”一轮接着一轮，叙拉古的灾难在西亚中东一带反复降临；另一方面，现在，每一位民众都深刻地意识到——特朗普是美国的“第一公民”。

如果说崛起国和霸权国注定战争的结构主义逻辑太过机械，不如让我们回到战争的人性逻辑，也即修昔底德在雅典人演说里带给我们的伟大教益：帝国的恐惧、利得和荣誉。

首先，从一系列与媒体、法院、国会、党派甚至盟友国家永不妥协的对抗上来看，“恐惧”在特朗普的眼里似乎从未成像，相反，他是达尔文现实主义的忠实拥趸。在“与世隔绝”的幼年精英教育中、在军校严酷艰苦的受训经历里、在纽约商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下，特朗普艰难地杀戮而出，他与生俱来的自恋和自信带有极其深刻的精神根源，“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恶毒的一种，人生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组成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纽约是一个真正的丛林，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嚼碎、吐出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种霍布斯式的生存理念使得特朗普在面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内对手的重重围剿时有如雅典面对波斯人般勇敢，始终秉持“大胆”的战斗路线和“赢下去”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最为焦灼的时刻带给他的选民以信心，并最终帮助他赢下大选。

在朝鲜半岛，特朗普不断升级的霸权宣泄有如雅典人在米洛斯岛的屠戮。雅典人在说辞中向米洛斯人表明，他们是雅典权势范围内的异邦人，特朗普反复强调“金正恩是一个坏人，一个非常坏的人”；雅典人说“希望是危险的安慰剂”，特朗普说“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塔夫茨大学古典系教授格里高利•克莱恩看来，他们遭遇了共同的困境——放任四海的帝国逻辑忽然在不起眼的某处遭遇了Bug，他们也共同遵循了“修昔底德”意欲传递给世人的权势政治自然律——正如《理想国》里的智者色拉叙马霍斯所言——“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其次，这名总统对于利得有种近乎偏执的竞逐，务必保证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是美国在赚别国的钱，而非别国在赚美国的钱。在雅典人那里，利得的意义没有那么不可或缺：为了避免斯巴达人起疑，图里殖民地说不要就可以不要了；很多属邦无法足量缴纳岁入，雅典一般也不会过于纠缠。然而特朗普早在竞选时期就誓言重塑美国在各项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与自身角色相称的权利义务。他对于霸权本身的象征意义看得很轻，认为霸权唯一的作用在于凭借对体系结构的支配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换句话说，霸权是可以变现的。这一过程决不允许受到挑战，在北约军费比例的核算中、在加拿大的软木和乳酪贸易中、在“萨德”导弹的部署费用里，特朗普与一个个盟友对簿公堂、冲突不断。对于利得的过分强调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恐惧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恐惧从贸易赤字漫漶到政治、安全领域，并最终构筑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全貌。

最后，伯里克利的演说、西西里远征的悲剧和亚西比得的反叛在修昔底德的史书里无数次生动地揭示了，对荣誉的爱慕是如何根本性地改写了帝国的前行路向，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的主流路径之一，是“雅典人灵魂深处对勇气和荣誉的渴求刺激了雅典帝国的扩张”。修昔底德对于雅典后期“傲慢”性情的书写也同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与一名自恃伟大的人物去竞逐荣誉，是荣誉而非“霸权国-崛起国”简单的结构主义，更有可能将你拉入一场灾难般的战争。

问题在于，特朗普对于荣誉的爱慕绝对不会逊于亚西比得，他惯于将他人的赞赏转换为自身的合法性。借用政治心理学奠基人拉斯韦尔的话来说，这名总统的一生都在“全神贯注于提高‘神圣的我’的价值地位”。笔者在美国大选时期写的《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一文曾经试图探寻，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如何成为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驱动根源，并将在执政的过程中如何深刻地塑造其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这一状况最为危险的部分在于，这名总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广泛拥戴，在心灵上和很多城邦中不稳定的、偏激的、冲动的民众产生了共鸣和互动。美国看起来比过去更为浮躁，那些不管特朗普做出怎样失当行为都会死忠于他的选民看起来已经患上了“亚西比得综合症”:“一方面是雄心和魅力, 另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与个人荣誉紧密相连的政治权势成为终极目标，政治、战争和人际关系等等都从属次之。”这或许应该是阿利森教授觉察到的他所处国家的真正危险所在。

谁设下了“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阿利森教授的忧虑。在其宣传新著的多次访谈中，他都会提到希望白宫成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为眼下世界上“最大权在握的那个人”提供一点“早该接受的教育”。他建议这个委员会的章程应该以修昔底德的洞察开篇——“只要人之为人，未来的事件都将是过去历史的重现”。

这个建议很好。正如同时期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名言，“世界上有许多力量，但自然中没有什么比人类更为有力”。在任何时候，都永远不能忽视人性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潜藏的巨大动能。可如果我们相信人性的温度，我们是不是同时应该对“霸权国-崛起国”必然冲突的冰冷逻辑进行质疑？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世界和平论坛上，阿利森教授诚恳地谈到，“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我从骨子里一直认为，美国就意味着第一，这已经深入我的基因里。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强国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的位置，这与我的世界观是矛盾的。”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愫自然值得肯定，无论它来自“五月花号”传递的山巅之城精神还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口号，它都犹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基辛格一样，表达了一名国务家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的深切关怀。然而阿提卡的长城不是一日之间倒塌的，美国的问题既可以去叩问雅典覆亡的历史记忆，也可以去检省“第一公民”的城邦护卫能力，但是的确不需要蹩脚地将中国引入与美国的“雅典-斯巴达”结构关系里。

这种不甚熨帖的对仗以前就曾出现过，国内致力于修昔底德研究的学者白春晓的博士论文里就提过一则旧事：当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遭受了苏联人的奴役后，当地的古典学协会理事西摩尔在演讲中对前总统贝奈斯表达了“米洛斯人悲剧”般的同情。白春晓的总结颇为有趣，“在同一个时期内，雅典既可以被比拟为美国，也可以被比拟为苏联。为了使修昔底德能够指导居于高位、足以影响国际事务决策的政治家们，雅典不得不变成门神亚努斯那样的两面派……几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选出来并阐述一番，为某些人一时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对修昔底德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他理解上的障碍。”

阿利森教授的新著列举了一系列中国飞速崛起的数字，这些数字广泛分布在钢铁生产、高校排名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这些是中美间或许注定引致战争的关键理据。然而这本著作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受到了一定的批评，正如巴德学院深稔于东亚文化的教授伊恩•布鲁玛在《纽约客》的书评所指出的，“阿利森的中国认知过分集中于基辛格和李光耀（阿利森并不懂汉语，但与基辛格、李光耀私交较好，曾编有《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这使得这本著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应有的严重史实错误。如果他能够对中国懂的更多一些，他的书会更有说服力”。布鲁玛教授特别提到了两处例子：一处是在看到基辛格引用中国古代大战略家孙子的理论之后，阿利森便顺着认为中国偏爱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另外一处，阿利森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时会倾向于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有如日本在日俄海战和珍珠港做过的那样。

不管与事实相距多远，阿利森教授的警告是好意。他的观点绝非简单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而只是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新世纪的互动中更加注重审慎和节制，以人性的努力克服结构主义构筑给我们的冰冷渊薮。某种程度上，那些对于美国政府的规劝更像是作者的本意，“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中国的强大，尽管有时它展示自己强大的方式令我们反感。但为了避免一场战争，这一点可能还不是我们必须要吞下的最为苦涩的药片。战争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并且其后果难以形容得可怕。”长期以来，美国的新保守派总是倾向于使用同样一部修昔底德史书去支持另外一种努力，以伯里克利帝国主义的方式催促美国勇敢地承载起区域性战争的责任，这种努力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阿利森教授对于战争风险的警示并不契合于这一逻辑，这使他在国内遭到很多质疑其陷入了“张伯伦陷阱”的批评。

文章行至最尾，我们最好还是回到修昔底德。这名严谨的史家在整个作品的开篇就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著书立说早于修昔底德的希罗多德没有这样去做，他的作品中包含了过多的夸张想象和不可知的神谕。修昔底德则竭尽全力去采访每一名目击者、查阅每一份成文的条约，观看亲手触摸到的石刻记录，凭借这种严苛的治史精神最终得以“垂诸永久”。

在面对这样的历史文本时，怎样从中汲取伟大的历史教益是一项极其艰辛的智识探寻过程。在《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一书的导言里，克劳塞维茨研究领域的权威彼得•帕瑞特教授深刻地指出：“理解历史上的战争有助于读者更聪明地对待现今的战争”。这名认为历史是一种“对先前已逝去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的大战略家非常谨慎，即便通读历史，最后也只能勉力做到“更聪明地对待”。国内大战略研究方面的权威时殷弘教授深深推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方法，但也总是审慎地指出这最多是一种“比较有限、比较谦虚”的追求。

从这样的意义来看，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阿利森教授很多时候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提炼显得过于简约、冰冷、甚至干瘪。他将静态的模型从鲜活的历史中机械地抽离出来，没有意识到欲望和荣誉是如何在人性的意义上最终僭越了审慎和节制的良好品格, 国家之间是如何从制衡的努力转向追求普遍的霸权，从相对安全转向绝对安全，并最终转向了霍布斯式的绝对困境。这本专著在索引文献中没有出现耶鲁大学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或是哈佛大学古典系教授厄恩斯特•巴迪安的名字，这两位近在咫尺的同侪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方面的权威，却又都在自己一生的著述中从未提及“陷阱”的存在。这一“研究伊利亚特却没有提到荷马”的现象说明，阿利森教授的研究在指向上重在当代，不过是借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个曾经的战争映像，这个陷阱可以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可以是记述了罗马-迦太基战争的“蒙森陷阱”，抑或是全景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陷阱”。

每个人都希望躲开陷阱，离开那片霍布斯丛林，迈出困境之途。然而历史的狡黠在于，它永远也不会以直接的方式带给我们答案，很大程度上，“阅读修昔底德与其说是为了获知如何处理具体的国际事务，不如说是能够体认人类可能遭遇到的种种苦难”。用唐纳德•卡根2005年在杰斐逊讲坛的演讲《为历史一辩》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它使我们的情感起伏波动，使我们的心灵警觉冷静。我们成了更深刻的个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双语| “修昔底德陷阱”是啥？中美不会陷入其中的十大理由

Thucydides was an Athenian historian and general. Hi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counts the 5th-century BC war between Sparta and Athens until the year 411 BC.

修昔底德是雅典历史学家、将军。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述了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战事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11年。

He has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realism, which views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ubsequent outcomes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as ultimately mediated by and constructed upon the emotions of fear and self-interest.

他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该学派认为个体的政治行为和国家关系引发的后续结果是由恐惧和私利情绪产生并最终发展而来的。

More generally, Thucydides developed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to explain behavior in such crises as plagues, massacres, and civil war.

从广义上来说，修昔底德开启了对人性的解读，从而解释瘟疫、大屠杀、内战等危机情形下的人类行为。

▲创造“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格雷厄姆•艾力森

Graham Tillett Allison, 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professor at the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coined the phrase “Thucydides Tra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security dilemma, to refer to when a rising power causes fear in an established power which escalates toward war. The past 500 years have seen 16 cases in which a rising power threatened to displace a ruling one. Twelve of these ended in wa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美国政治学家、教授格雷厄姆•迪利特•艾力森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困境，是指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引起了现存大国的恐惧，就会升级为战争。在过去的500年间，有16次出现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对现存大国造成威胁的情况，其中有12次都引发了战争。

The security dilemma has long been debated am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As a theory, its development was influenced by the experience of Athens and Sparta—Thucydides wrot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at “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and arms racing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ecurity dilemma suggests that increases in one state’s security—even a defensively motivated power—may decrease the security of another power. (Or, as Charles Glaser put it, moves to reassure one power make the other less secure.) States are fundamentally uncertain over one another’s present and future intentions. However, the theory continues, this does not mean states are doomed to fight.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llows states to break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This depends upon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offense versus defense,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offense and defense can be differentiated from one another.（防失联及商务合作请加小编微信5392393和QQ同号）

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安全困境。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发展受到雅典和斯巴达的经验的影响——修昔底德在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提到：“雅典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两国间战争不可避免”；同时，这一理论也受到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的影响。安全困境表明，一国安全力量的增加（甚至是防御力量的增加），可能会降低另一国的安全力量。（或者，正如 Charles Glaser 所说的那样，一国采取安全措施会使另一国更加不安全。）各国对彼此目前和未来的意图根本无法确定。然而，这个理论仍在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注定要战斗。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能够让各国摆脱安全困境。这取决于进攻与防守的相对优势，以及进攻与防守可以相互区分的程度。

The world toda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ime of ancient Greece and mankind has more wisdom to avoid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当今世界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不同，人类在避免重蹈覆辙上更有智慧。

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to achieve success, one has to obtain "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people," or to put differently, right time, right place and right person.

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语所说，要想成功，必须要取得“天时、地利、人和”。

If these three conditions are rip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ce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break the trap and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as a whole.

如果这三个条件都能具备，中美就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来打破这个陷阱，为两国以及整个世界创造双赢局面。

We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three conditions are ripe.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个条件都能具备。

Reason 1: Century of peace

理由1：和平世纪

This is a world where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have become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zero-sum game theory should be abandoned.

21世纪的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必须摒弃。

Despite continuous regional conflicts, there is no sign of another world war breaking out.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choose to sit and negotiate in solving their disputes. Those who don't follow the peaceful trend will ultimately fail.

尽管天下仍不太平，小规模的地区性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时起时伏，但世界范围的大战始终没有打起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坐下来谈判磋商，以解决纠纷。世界图景中，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逆时代潮流而动者，终将失败。

With globalization deepening, one country's loss will definitely not just be its own. "No conflict, no confrontation" will serve as the bottom lin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new era.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关系关乎世界命运。“不冲突、不对抗”将是中美关系的底线。

Reason 2: Historical lessons

理由2：历史教训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e pledg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 which twice in our lifetime has brought untold sorrow to mankind."

《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宣誓值得永远铭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Hatred and war can only bring disaster and distress, especially when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uclear weapons. If war erupts, China's development would surely suffer a severe blow, but the U.S. leading role in the world would also be weakened.

历史足以告诫人类：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历史错误容不得再犯。尤其是核武器出现后，大战一旦爆发，整个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As allies during WWII,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y to safeguard peace and prevent tragedy repeating itself.

中美是二战盟国，共同捍卫了世界和平正义，如今更有责任捍卫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防止历史悲剧再现。

Reason 3: China road

理由3：中国道路

"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pir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 as Thucydides wrote. China is not Athe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Sparta.

“雅典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两国间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写道。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

It is true that China is rising, but it is a peaceful rise. China just wants to bid farewell to its humiliating modern history and realize its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的确，中国正在崛起，但这种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只是想告别屈辱的近代历史，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China sees itself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t does not seek alliances or expansion. There is no cause for fear as China has neither the interest, nor the need, to challenge the United States for leadership by launching a war.

中国视自身为国际社会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不会寻求联盟或者扩张。中国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通过发动战争来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无需恐惧。

Reason 4: Wide Pacific

理由4：宽阔的太平洋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boasts the world's fastes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 region of converging interests for both countries.

中美在太平洋两岸隔洋相望，都是亚太重要国家。一方面，当今亚太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区，也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两国在亚太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动力正在增加。

China and the U.S. shoulder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Asia Pacific, which is also the wish of regional members.

促进亚太和平稳定繁荣，是中美两国的重要使命，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

Reason 5: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理由5：经济相依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lone does not guarantee peace, but it is indeed a strong force to prevent war. It is in America's interest for China to be successful,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and vice versa.

经济上相互依赖并不能保证避免冲突，但确实是阻止冲突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繁荣符合美国利益，反之亦然。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at an existing power and a rising power have so many shared interests. Standing on the same ground, even if the two countries have 100 reasons to diverge, they have 1,000 reasons to cooperate.

一个当前大国与一个崛起中大国有着如此之多的共同利益，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从共同立场出发，中美纵有100个理由产生矛盾，也会有1000个理由保持合作。

Reason 6: Arena for global governance

理由6：全球治理

China is now a major player and support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hich it is a full member. The more developed China becomes, the more it needs a peaceful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 does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都是当今国际体系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亦是如此。

These pragmatic steps demonstrate the two sides do in fact share interests and can successfully work together.

中美之间这些务实举措说明双方利益共存，可以成功开展合作。

Reason 7: Leaders' interaction

理由7：元首互动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US leaders could ensure that both sides understand each other's strategic intention and avoid making mistakes on fundamental questions.

中美两国元首的互动确保双方能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不在根本问题上犯错。

Reason 8: Public foundation

理由8：民意基础

Forty-six years ago, the visit of the U.S. table tennis team to China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China-U.S. relations. Now there is a fligh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very 17 minute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each other's country has exceeded 500,000.

46年前，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开启了中美民众友好往来的新篇章。目前两国之间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总数已逾50万。

All these lay a good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这些都为深化中美合作奠定深厚的民意基础。

Reason 9: Difference management

理由9：分歧管控

A different history, culture, soci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age make it just natural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divergences, but it is not the mainstream of their ties. Even if there are issues they cannot resolve, they can manage them.

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各异，两国出现分歧也是自然的。但分歧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即使无法解决，双方也能加以管控。

Over 90 intergovernment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have been set up so that where there are unhelpful comments or examples of narrow-minded strategic thinking, they cannot prevent the two countries from cooperation.

中美双方已建立起90多个政府间对话与合作机制，保证双方合作不会受到不利言论或战略疑虑的影响。

The two sides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the areas of the military, open seas, outer space, and cyber domains to increase trust.

双方将继续在军事、公海、外太空、网络等领域保持战略沟通，以增进互信。

Reason 10: Mutual respect

理由10：相互尊重

American leaders have emphasized many times that they welcome a strong, prosperous and stable China. Now it is time for the U.S. side to match this important statement with concrete actions.

美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的中国。现在是把这一重要表态变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The world makes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as American philosopher Ralph Waldo Emerson said. Now the three conditions (time, place and person) are ripe, it is tim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nd on the same side to escape the historical fatalism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big powers. If Thucydides trap is replaced with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s future and mankind's wisdom.

正如美国哲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说：“人但有追求，世界亦会让路。”中美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当口，没有理由不抓住天时、地利、人和三重有利因素，携手打破历史怪圈。用新型大国关系终结“修昔底德陷阱”，将是中美携手献给世界未来和人类智慧的最好礼物。

相关译词： 

political realism  政治现实主义

Thucydide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

security dilemma  安全困境

arms racing  防御力量

win-win situation  双赢局面

mutual benefit  共赢

zero-sum game  零和博弈，零和游戏

national rejuvenation  民族复兴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命运共同体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经济相依

shared interests  共同利益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治理

strategic intention  战略意图

public foundation  民意基础

makes way for  让路，为…开路

historical fatalism  历史宿命论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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