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七千人大会”：良知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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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
中央领导同志在会场（资料图）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示。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空气依归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0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组织人员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有所借鉴。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1962年1月11日至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稿”的第一稿。照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代表中央的报告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印发给与会者提修改意见，这在以往也是少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介绍了这个经过：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经21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拿出了第二稿。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经过再提意见后，改出第三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是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名义印发的。
刘少奇的《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报告》在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错误，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作风。这样，就妨碍了我们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曾在会上讲过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唯独彭德怀的案不能翻”，但他在这几年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对书面报告的内容作说明时，他讲了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到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他说一条是天灾，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的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正如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说到成绩缺点错误的关系，刘少奇也突破了以往“三七开”的框框：“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再比如说到“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这无疑是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开了一个口子。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
在会议过程中，与会的许多人感到时间短，有很多话要说，难以充分发表。于是毛泽东在1月29日下午的大会上提出会议延长时间，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7000人一起在北京过春节。30日上午，各省贯彻各大区会议精神，动员大家打消一切顾虑，趁热打铁，发扬民主，向上级并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30日下午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至2月7日闭幕，周恩来称其为“第二个高潮”。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联系自己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当时讲，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要重新教育干部，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50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当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他也讲“三年来发生的毛病”，但“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作用。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林彪也讲“困难”，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林彪反复说明一点：“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些话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重复了无数次，拔高了无数次。正当刘少奇抛弃了曾经讲过的个人崇拜，林彪却又来大造个人崇拜。
毛泽东没有反对，而加以赞扬。正像当年他当着柯庆施的面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现在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又几乎和当年周恩来回答得一样：“我作不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其实，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党内是有分歧的。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曾披肝沥胆直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启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防失联及商务合作请加小编微信5392393和QQ同号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大跃进”时期，安徽省委钢铁厂的高炉群。合肥市档案馆提供韩福东翻拍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
———马维民（时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后来被“揭盖子”，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凑不够10人，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冯希仁（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
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农村的奇观，冯希仁也见识过。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
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
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我们去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我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住一栋二层楼上，他爱人余叔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也住在那里，但没看见她参会。”冯希仁说。
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北京的代表们吃得还不错。“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我有个婶母住中关村附近，我还经常给她送些过去。”马维民说，市县代表一般都没有带秘书进京，他们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开会，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开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内的三层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会议隆重，组织严密。”冯希仁说，“每到开大会时，他们搭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再排队回原来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外集合，人数有300多。闲暇的时候，代表们也在北京城内四处走走。”
冯希仁也有一次亲身经历便衣帮忙。他们听闻北京大栅栏电影院有立体电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们几个人就去排队，一个便衣同志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想看电影，就把我们带了进去，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冯希仁记得，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华东局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做动员，然后将中央的书面报告草稿发下来讨论。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直接印发大会以征求修改意见。大会自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会议一开始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但到了16日之后，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注10）
隔着六十年时间之河，冯希仁和马维民已经不记得七千人大会还曾讨论过反对“分散主义”，但对总结经验还有印象。“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有人说主要是人祸。有人说，是经验不足交学费。”在马维民记忆中，他们没有讨论“三面红旗”是否还坚持的问题，认为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1月27日，是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此前都是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毛泽东主持会议，代表们见到领袖都很激动，掌声热烈长达15分钟（注11）。“我不记得掌声鼓了多久，但见到毛主席会使劲鼓掌，可想而知。”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但那时不这么想，就觉得是集体责任，是下面没有执行好。”
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刘少奇还做了补充讲话，其中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按照原定议程，报告定稿被通过之后，七千人大会就该结束了。毛泽东也在刘少奇讲话后宣布，会议将在30日结束。
马上就要春节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们开始准备回家。“大会上供应梨、苹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买了些水果准备带回家过年。有一天中午吃饭（29日）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等到下午3点钟左右，集合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人民大会堂，听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说，大家一起留在北京过春节好不好？大家都鼓掌。”冯希仁说。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做了一个发言。冯希仁回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接到了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毛泽东说有些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一定要摸。让霸王‘别姬’。这是批曾希圣。他拿着两页纸，讲了两个多钟头，主要讲揭盖子。”
七千人大会因此延时至2月7日，并进入以揭盖子为主的所谓“出气会”阶段。而安徽，也成为七千人大会中最受瞩目的省份。
转入“出气会”：检举信与“揭盖子”
毛泽东提到的检举信，有一封来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
马骞已于1995年逝世，他儿子马方晨向南都记者介绍，马骞的信写于当年1月25日，递交上去后，几天没看到中央反应，认为没希望了，谁知接下来毛泽东宣布会议延期，而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接下来也因此而大换血。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马方晨还小（8岁），他只记得父亲给他从北京带回一个铁皮的小手枪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马骞把一个旧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据说每个代表都要讲究形象，做件与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亲晚年住院时，马方晨特地问及七千人大会写检举信的事。“我当时说，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最好。但因为父亲有点老年痴呆，我也没做功课，没准备提纲，所以谈的效果并不好。父亲说，曾希圣这人被称‘曾霸王’，作风太霸道，地方反映强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后来看了他的检举信，发现他没反映这么具体的事。他的心里是想揭开盖子，但语言又不过分。”（防失联及商务合作请加小编微信5392393和QQ同号
马骞留有检举信的备份件。马方晨说，检举信中提到：曾希圣曾压制代表讨论，说小组会上的发言要有根据，不能乱说。大会报告草稿中提到的问题，安徽都有存在，只是没有揭开。中央有那么多指示，如果安徽按着做了，也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注12）
冯希仁记得，在毛泽东做了“揭盖子”的长篇讲话后不久，他们在友谊宾馆吃饭时，接到饭后到健身房开会的通知。在那里，他看到了刘少奇及一些部委领导。
“刘少奇主持会议，要大家揭盖子。曾希圣先表态说：主席讲话了，大家要大胆揭发，有什么讲什么，放心大胆讲。检举信是哪个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昨天半夜两点，刘征田（合肥市委第一书记）来找我，说检举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铁路局书记）写的。不管是哪个写的，我有则改之。”冯希仁说，当时大家听了都有意见，恨刘征田，认为他是叛徒告密。后来才知道检举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为蚌埠干部的马骞所写。
接下来的鸣放过程中，刘征田也曾试图上去发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拦。“安徽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说：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辖下死那么多人，你何时汇报过？我从来没听到过。刘征田走回去坐下来，李世焱讲完话后，他又要上去表态，被滁县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撞了回去。”冯希仁说，后来刘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个高个子代表撞了个踉跄，差点跌倒，终于没能发成言。后来，大家开始分组讨论。
马维民记得，刘少奇等人来过安徽组几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讲真话，哪个讲假话，就开除党籍。代表们开始揭省委领导的盖子，“主要揭浮夸、饿死人的问题。大会上马骞发言了，孟亦奇也情绪激昂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没发言，在小组上发言了，主要讲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里有责任，不能光怪中央。一开始，大家对揭省委盖子还是有顾虑，慢慢就好了。那时中央提出对代表的发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一次听说‘三不主义’。”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历史的复杂性：“责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泽东讲话后鼓掌的人，并不是都发自内心同意留京过年。冯希仁说，他们和江西代表在一个食堂吃饭，听到有江西代表说：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过年，他们写检举信，让我们都跟着不能散会，水果都买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过年时，我带着几个孩子，一点肉都没买，也没什么菜，山芋叶子都没有，蒸窝窝头，腌咸菜。那时，我们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粮票。”冯希仁的妻子说。（注14）
会场外，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次大会。除夕那天，马维民接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电话，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盖子的情况。马维民叫上凤阳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和定远县两位书记，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马维民此前为安徽省团委副书记，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马维民说，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书在蚌埠给马维民电话，说接下来要去凤阳。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有保留态度。”
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这份报告对1962年批判安徽“责任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楼说：我还欠着安徽的账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事。”胡耀邦说这个话的时候，马维民在现场。
1962年正月初一，马维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况，没说什么。我们就谈了刘少奇如何去安徽组揭盖子和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中午在他家吃午饭，也没特别做什么菜，记得有条鱼。他饭量小得惊人，我以前接待过他，他吃的饭不够我们填牙缝的。”
午饭后，胡耀邦问马维民等人想去哪里逛逛。回答是长城。“胡德平（胡耀邦长子）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按大会规定，参会者不准出城，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马维民说。
在会场上，马维民关注每一个中央领导的发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言者，而是不发言者。“周恩来、林彪、朱德、邓小平他们都讲话了，只有陈云不讲。”
“当时不知道，中央领导有分歧。刘少奇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的，农民没有积极性。”马维民说。
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注16）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冯希仁说，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冯希仁、马维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圣没有回来。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马维民说。
在李葆华主政安徽后，此前被整肃的张凯帆等案获得平反。就马维民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之后，农村的政策变得宽松，面貌因此有改观，这其实是大会前农业二十条、六十条等政策的延续。“有个慢慢贯彻的过程，1962年就不饿死人了。”
历史仍有它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安徽推广的“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被叫停。马维民说，七千人大会后，凤阳县大部分农村开始“包产到组”，“一两家就可以一组，弟兄两家就可以一组，和单干差不多，但比单干好听。也有少部分包产到户，都允许。不大提三面红旗了。”马维民的记忆或许有误，据《凤阳县志》，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县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
权威的官方党史，也认为七千人大会有其局限性：“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注17）
注释
注1：冯希仁2012年1月于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下同。
注2：马维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3：“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解决“大跃进”所造就的严重经济困难。
注4：相关数字见《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县志第三章“人口”称，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县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60年发生非正常死亡，农村人口明显减少。1957年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为152人。
注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 9 4 9 -1983）》，第194页，王耕今、杨勋、王子平、梁晓东、杨冠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曾希圣给毛泽东汇报责任田，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态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1%.这时除安徽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注8：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消减了他们的权力，因此建议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也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页。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注12：2012年1月，马方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3：《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冯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5：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0页。
注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4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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