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乾隆盛世：一个双面政治家统治下的国家
文/ 张宏杰
乾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乾隆有多重身份，他是军事家，提到乾隆有一个词叫“十全武功”，就是说他指挥过十多场大的战争。
他还是收藏家，不管数量还是质量算是历史之最。他还是一个诗人，当然不是以质量而以数量闻名。全唐诗汇集唐朝两千多个诗人的作品，一共也就三万首，乾隆一个人的创造量相当于全唐朝两千诗人的总量。当然，数量多了，质量也就平平。
乾隆还是语言学家，懂得起码五种语言，满、汉、蒙三种语言非常熟练，写过一本准噶尔蒙古源流，直接用蒙语写，可见蒙语运用完全无障碍。也能用维吾尔语和藏语日常对话。班禅喇嘛来拜会，一见面乾隆就用藏语交流，班禅喇嘛吃了一惊。
当然，这么多身份中，最核心的还是政治家，他今天还不停被我们提起，是因为他的统治成绩。按历史学家的说法，乾隆时代是中国古代最兴盛发达的时代。横向看，在当时的全世界，大清也是挺厉害的。
第一是经济总量即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比例相当高。今天我们说中国崛起，世界第二，但份额不过百分之十二点多。
第二，军事实力非常强。新疆成为中国的省份是在乾隆24年。乾隆平定了准噶尔，把准噶尔四部当中的三部都彻底灭绝了，平定了新疆，版图达到14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1.5倍。周围小国纷纷进贡来朝。
第三是人口。中国历史上人口都在几千万之间徘徊，很少超过一个亿。乾隆六年做了一次人口普查是一亿四，退位时又做了一次普查达到三个亿。在位期间人口翻一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从这三点看，乾隆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今天大家还不停称颂他的英明伟大，也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乾隆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主要是靠挖掘中国传统政治的权术、权谋以及得失经验的潜力。乾隆的政治经验基本局限在中国经验之内。在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对国家政权构成威胁的，一般来讲，有以下几种势力：
第一类是后妃和外戚干政。
第二类是皇族干政。
第三类是太监干政。汉朝、明朝、唐朝，太监干政都很严重，比如明朝魏忠贤，汉朝的“十常侍”。
第四类是权臣干政。皇帝如果比较懦弱或懒惰，大权很容易被大臣拿去，历史上像张居正、鳌拜。
最后还有农村起义、有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有帝国外患的威胁。
所以想做好皇帝很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把这些威胁统统控制住。比如雍正非常厉害，但当政时也出现过年羹尧、隆科多这样的权臣。康熙晚年时，儿子们分门别党，结交朝中大臣形成朋党争夺皇位。中国历史上唯一把诸种势力几乎全部压服，对皇权不构成丝毫挑战的就是乾隆朝。乾隆是怎么做到的呢？
防范后妃干政。乾隆是孝子，史载当帝以后也常去给太后请安，尽量陪太后吃饭，太后每年过生日乾隆都会拨很多钱办隆重的庆典。每年过生日，都会亲自给太后画四幅画，成为定例，意思是花多少钱是身外之物，亲笔画的画更能代表心意。
皇太后特别好动，喜欢旅游，所以乾隆下江南、去泰山、五台山都带着她，八十五岁的时候还跟着乾隆登上泰山山顶。
乾隆的孝顺非常到位，大臣说乾隆是纯孝。但乾隆在处理跟母亲关系时有一点，即绝对不允许越过政治界限。乾隆登基第三天就给母亲身边的太监和宫女发了谕旨，说宫中之事任由太后作主，宫外之事恐太后闻之心烦，不许向之传说。实际上就是对母亲进行了信息封锁，防止其干政。
这道谕旨头几年执行不错，但后来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不愉快。有一次乾隆给母亲请安，母子俩坐那聊天，聊着聊着老太后说，听说顺天府东面有一个庙挺灵验的，老百姓有求必应，但这个庙是明朝建的，年久失修快要塌了，能不能拨点钱修一下。乾隆满口应承。出了老太后寝宫，乾隆就把太后身边的太监宫女叫来，质问谁说的，并每人罚俸一个月，说如果再有这类事，就会有人掉脑袋。之后乾隆把这番话形成谕旨发给太监宫女，实际就是发给太后看。从此其母亲更加注意。
终乾隆一世，一直到老太后死，再也没有干预过宫外的事。并不是说乾隆多刻薄，而是他非常重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汉朝的吕后干政到清朝孝庄太后，太后干政时有发生。乾隆注意防微杜渐，从小处抓起，从细节抓起。
防范皇族干政。乾隆即位时有两个弟弟。雍正一共生过十个男孩，大部分夭折了。这两个弟弟一个叫弘昼，一个叫弘瞻。弘昼跟乾隆同岁，同父异母，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吃饭、睡觉、读书，关系特别好。乾隆即位后给他们封了很高的爵位，封赐了很大的王府，拨了很多钱，物质待遇优厚，对两个弟弟应该说很好。但有一点，不许接触政治权力，还经常提醒他们：咱们之间本质上不再是兄弟，而是君臣，一定要认清这一点，认不清就会犯错误。
有一次，两个弟弟到宫里给太后请安，跪在那跟太后聊天，聊了一会稍不注意就把膝盖往前蹭了蹭，蹭到乾隆平时请安跪的席子上，那张席子包着一个明黄的缎子，是皇帝专用。
按理来讲，这是一件小事，但乾隆勃然大怒，说这是原则性问题，是大不敬，你们怎么能跪皇帝的席子呢！对两个弟弟严肃处理，对弘昼的处分是罚俸三年。经乾隆几次敲打，弘昼明白了，他说我这个皇弟听起来非常尊贵，实际上比别人都要低，是政治贱民。在传统时代，一个男人想要实现人生理想只有去当官。但作为皇弟，一辈子不能沾染政治，一生的使命就是混吃等死。他把自己关在王府里，成天花天酒地、胡吃海喝。时间一长，精神就有点不正常。后来他在王府中玩一种游戏：在院子当中摆上几个高桌，上摆几种供品，自己坐在高桌上吃供品，演习自己的葬礼。弘昼说，人死后有没有灵魂谁也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皇族之家，葬礼非常隆重，我要是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钱不是白花了吗?所以活着时候就要享受一下。他让妃子、下人跪在下面哭，谁哭得最悲哀就给谁赏赐。他就在王府中不停地玩这种游戏，玩到62岁死了，算是得了善终。这在中国历代皇帝弟弟的命运当中算是不错的。
弘瞻就没这么幸运。弘瞻比乾隆小23岁，乾隆从小对他很关照，像对自己儿子一样。但他从小没人管束，脾气性格不太好，非常自私，一身纨绔子弟的毛病，乾隆渐渐就不太喜欢他。有一次乾隆住圆明园时，圆明园失火了，住在附近的王公贵族赶紧跑过来救火。弘瞻也来了，但站在旁边嘻嘻哈哈看热闹。乾隆非常生气，但没有发作。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请安跪错席子的事，乾隆宣布革去弘瞻的王爵，永远停俸。这个处分非常严重，差一点就开除皇族。
弘瞻身体不好，经过这个打击就得了病，很快就奄奄一息。乾隆也挺后悔，赶紧去探望。弘瞻一看哥哥来了，吓得在病床上要爬起来行礼，挣扎半天也没爬起来，只在枕头上叩头，说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乾隆非常难过，宣布马上恢复弘瞻的亲王爵位，补发所有俸禄。但乾隆走后第三天，弘瞻就去世了，年仅32岁。
皇帝对权力和亲情的关系处理是很难的。这些皇族，管理松一点就有很多人去攀附，干扰政治。管得太严很容易就伤害亲情。所以到最后，实际上乾隆也没把握得太好。
防范太监干政。精细化管理。乾隆对所有太监定岗、定编、定责，分解每个人的任务，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一天应该干什么，哪点没做到打多少板子、多少鞭子，制订了非常精细的现行责例，用这个考核绩效。乾隆朝从没出现过太监干政的事。
防范老百姓起义闹事。乾隆对老百姓有两幅面孔，一方面他很仁慈，另一方面又很残忍。乾隆本性上很善良。小时候宫中养的小猫小狗死了他会难过半天。雍正选择他做继承人之后还有点担心，说可能过于仁柔，当不了皇帝。
当了皇帝后，乾隆非常重视各地灾情，有时地方官灾情汇报写得惨了点，乾隆一边看一边会掉眼泪，算得上一个仁慈君主。
他在位时做了一个历朝皇帝从没做过的事情，就是五次普免全国钱粮，这可不像今天免除个人所得税这么容易。个人所得税在我们今天的国家税收中只占很小一块，但乾隆时期是国家税收的大部分，占百分之七十多。除此之外还有局部的免税、减税，比如山东遭灾了，山东全省就不用交税，这种事经常发生。这样的力度是历史上所有皇帝都没有做到的。从这一点看，乾隆是一个很仁慈的人。
但另一面乾隆又非常残忍。乾隆对他所认为的刁民非常残酷。乾隆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紧张等各种矛盾，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老百姓跑到官府去请愿、佃户和地主之间发生冲突很多。乾隆有个原则，聚众闹事超过40人，就按谋反处理，为首之人一定严肃处理。有一年苏州府发生灾荒，粮价飞涨，苏州米商把大米囤起来不卖，要抬高粮价，老百姓就集体跑到苏州知府那请愿。领头的叫顾姚年的秀才为了表示对朝廷的恭顺，自缚双臂，表示是朝廷顺民，没有其他意思。苏州知府把这事汇报给乾隆，乾隆的批示是：第一，开仓放粮，平抑粮价;第二，为首的这些人特别是顾姚年一定要处死。顾姚年被苏州知府在大堂上当场打死！
乾隆对底层社会的请愿示威就一个态度：压制，把各种隐患苗头消灭掉。
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文字狱。康熙、雍正也制造了好多文字狱，但两朝加一起不过30起，乾隆一朝就130起。而且，以前打击的都是朝廷官员或知名文人，康熙、雍正杀的基本也都是官员，但乾隆朝打击重点是社会底层的文人，有的根本不是文人只是识几个字，130多起中70%受处理的是小老板、小商人、穷教书匠这样的人。乾隆熟读中国历史，总结出一个规律：底层社会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失意文人，就是科举考试总考不中的那些人。过去读书人都想着要当官，一旦科举不中，很难老老实实去当农民，一旦社会上有动荡，往往会充当出头鸟。
乾隆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他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一切都为了政治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对社会各层面都做到了强有力的控制，实现了长达64年的政治稳定。与此同时，经济不断发达，造就了中国最长一个盛世——乾隆盛世。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盛世显然是有问题的。
接下来通过一个西方视角看一下乾隆盛世存在的一些问题。乾隆晚年，英国派过一对使臣来大清，想跟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互开大使馆。来中国之前，这些英国人对大清抱着非常美好的想象，但到了之后发现，很多方面跟他们想象非常不一样。
我总结了一下有三点不一样：
第一点，不如他们想象的富庶
这些英国人差不多都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说中国是非常富庶的国家，遍地黄金，人人都穿着绫罗绸缎。但到了中国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英国人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天津，他们坐船来到天津口岸，天津知府非常重视，因为乾隆早已给各地官员发下谕旨说见到英国人一定要好吃好喝好招待，人家不远万里来进贡诚意可感。乾隆认为英国人是来进贡的。天津知府就弄了好多活鸡活猪送到船上，这些鸡鸭牛羊在运输过程中因碰撞而死，到了船上放了两天有点变质了，英国人就把它们扔到海里去了。
这时海岸上站了好多中国人看热闹，谁也没见过洋鬼子，感觉很新鲜。一看扔下来这些死物，好几十个人也不管会不会水就跳去抢，英国人一看就明白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要不然不至于连变质的肉都抢。
天津知府派了一些老百姓去给英国使臣服务，扫地做饭，端茶倒水。使臣一看大清子民有个突出的印象，有点像今天到北朝鲜去旅游，除了一个胖子之外其余都很瘦。英国人发现底层社会的这些人几乎没见到一个胖子，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乾隆盛世其实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为什么盛世老百姓还吃不饱?因为乾隆盛世跟以前盛世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口增长太快。虽然乾隆很重视农业，也很有办法，农产量中国史上最高，但也不过是提高10%、20%，人口却增长了100%，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中国历朝最低的！宋朝人均1400多斤，是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清朝是700多斤。这700多斤还并不是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很多要转化成肉类、奶类，特别是要供贵族消费，人均只能勉强温饱。
第二点，不仅是经济上贫困的时代，也是政治上贫困的时代
英国使臣到达的第一个城市并不是天津，而是浙江定海，因为不熟悉中国的海路。到定海之后他们找到当地最高官员定海总兵，让帮忙找两个领航员把他们领到天津去。定海总兵答应帮忙。但帮忙方式跟英国人想象得不一样。英国人认为总兵会花重金招募，但总兵是派出手下士兵满大街抓人，航过海的都抓来，一个一个审问，最后挑出两个以前去过天津的，要求他们收拾一下行李马上出发，一文钱不给，路费自理。这俩人虽然很不情愿，但总兵威胁他们不去就抓起来，没办法只好跟英国人走。
这一幕英国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写道，从这一幕我们可以看出，大清帝国给他的子民提供的政治保护很不美妙。
那时欧洲的政治文明已发展到比较高的高度。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修了一个宫殿叫夏宫，盖在一个磨坊旁边。那时欧洲都是靠风力转动磨坊，宫殿把磨坊旁边的风挡住了，影响了风磨转动，磨坊主跑到法院把国王告了，国王没办法，只能给予赔偿。
两件事一对比，你能看出那时中西政治文明已经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英国使臣说乾隆朝也是一个政治上贫困的时代。
第三点，中国人的国民性
来之前英国人对中国人很尊重，那时欧洲有过一场中国热，好多传教士把四书五经翻译到欧洲，上层知识分子阅读这些书，书中描绘的图景是：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管理得井井有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欧洲人很羡慕，说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又高度稳定的国家，比欧洲这种小国林立、不停打仗的状况要强得太多，非常崇拜、非常向往，法国大学者伏尔泰在书房中挂着孔子像，每天向孔子行礼。所以英国使臣认为中国老百姓文明素质非常高，但到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有一天晚上马戛尔尼(使团团长)和副使斯当东让厨师做两只鸡，吃着吃着发现问题了，问厨师你们中国的鸡几条腿?厨师说两条啊?马戛尔尼就说，我让你做两只鸡，盘子里怎么只有两条鸡腿?厨师哈哈一笑，回到厨房把他藏下的两条鸡腿拿出来。马戛尔尼写回忆录说，这些普通的中国人非常容易撒谎，你指出来也毫不羞愧。他们对中国人的道德素质评价很低。
还有第二个观察。前两年佛山的小悦悦在农贸市场被车压倒了，前后走过十八个人没一个人管，后来第二辆车把小孩压死了。事件发生后大家都痛心疾首，说中国国民性怎么变成这样了。其实这种事在乾隆朝就发生过，而且被英国人看到了。
英国人到了天津，按惯例换上官府提供的官船沿运河北上，运河两边停着好多小船，上面站满了中国人看热闹。有一条小船站了40多人，英国船经过时，大家都往一边挤，结果船翻了，40多人都掉河里了，周围有十来条小船，没一个人跳下去救人。英国人说我们赶紧停下来救人吧，但中国水手们说：朝廷有规定，官船不能随便停船。开走了。英国人说清楚地看到好几个人是不会水的，起码有四五个人淹死了。英国人特别奇怪，那时英国有好多殖民地，说我们走遍全球见识了各种人种各个国家，没见到人民性格是这样的。英国人以前在殖民地接触过一些海外华人，本来感觉中国人挺善良的，为什么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彼此之间如此冷漠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马戛尔尼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的统治者按照需要刻意塑造了这样的国民性格。这是关于中国国民性最早的论述。
通过这种观察我们能看到：纵向看，乾隆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盛世，但横向看它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一个恐怖的盛世，一个基于统治者最大利益打造出来的盛世，这样的盛世注定不能持久。乾隆死后40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大清踏入万劫不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境地。事实上，乾隆晚年这个盛世就已经崩塌了，乾隆晚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实际上已宣告康乾盛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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