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诱敌计划未被采纳而被迫交出兵权的张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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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上将回忆录》连载之11
16 马当会战即沦陷 敌闯长江
6月12日，日本陆海军围攻安庆。18日，我的司令部迁到长江北岸的鄂东浠水。6月22日，敌军进攻长江南岸的战略要塞——马当，它在江西境内，接近安徽边界。这一切标志着「武汉会战」的开始。马当要塞的司令逃跑。日军特别陆战队有一艘炮舰、三艘汽艇被岸上炮兵击沉，但要塞守军在敌海空军猛烈炮火（包括毒气弹）及优势兵力围攻下，伤亡殆尽，被迫放弃要塞。（按：张发奎所述要塞司令逃跑系误传，唯援军第一六七师师长因率驻湖口之一旅两日行程走了七日，部队未抵达阵地就全失了，因为延误时机被蒋下令枪决了）6月26日，马当迅即沦陷。马当失守为敌军军舰打开了长江的大门，也使我军守卫湖口与九江愈益艰难。
我们海军敷设雷区及使用鱼雷艇，试图阻挡日舰进攻湖口。（其效果如何？）我们的船舰太小，效果不彰。可以说，那时我们的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我们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
此时，我亲眼目睹十几架苏联战机与日机缠斗，其中一名苏军飞行员弹出飞机，跳伞降落在广济附近一个村庄，村民们把他带到我的司令部。在他的飞行夹克背后印着中文：「我是俄国人，来此帮助你们抗日」，这样确实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所有的俄国飞行员，夹克背后都印着这些中文。
（那时苏联飞行员对中国抗战有多大贡献？）我们倚靠俄国人。我们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勇敢献身，整个空军损失惨重，已经无法补充飞机与飞行员。俄国飞行员同日本空军打得很艰辛，我没指挥过空军，但我知道俄国人打得很勇敢，他们整天枯坐在战机里，下了飞机也仅仅去澡堂洗个澡。他们甚至在飞机上用餐，这样，警报一响就马上可以起飞迎战。（由于新颖、先进的苏联飞机参战，你们有没有取得暂时的空中优势？）我没有这类印象，日寇仍然拥有空中优势，因为援华的苏联飞机是有限的。
7月5日，湖口在激战后失守，国军伤亡惨重，九江继而被敌军围攻。7月6日，我的司令部奉命转移到长江南岸的江西瑞昌，我去了汉口。
最高统帅部把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划为第九战区，由陈诚指挥。战区是依照作战需要而划分的，第一兵团的任务是保卫鄱阳湖西岸以及南昌地区；我的第二兵团是保卫九江及长江南岸的重要据点；第三兵团负责卫戍平汉铁路沿线，第四兵团由李品仙统帅，负责防守广济、罗田以及长江以北的鄂东要津。
这样，我们扩大了空间，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打持久战。我们撤到武汉还有一大段路程，敌军愈是深入，它就愈是要提心吊胆。
7月15日，我带了必要的随员去九江，我在这个城市设立了指挥部，视察了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我防守的地区布满了湖沼，长江从中间横亘，在理论上，这种地形有利于防御；但是在另一方面，敌军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由于它们掌握了制空权，长江就变成了敌人的交通干线，他们想在哪儿登陆就在哪儿登陆。（横跨长江的水底铁丝网竖立后有没有用？）竖立栅栏网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那肯定没有什么大用。
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二十九军团（李汉魂）、六十军（卢汉）、七十军（李觉）以及二十五军（王敬久）调归我指挥，二十九军团包含李汉魂兼军长的六十四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六十四军包括粤军部队，是李汉魂率领他们从广东北上，参加河南战役的。
中枢调拨给我彭孟缉的第十炮兵团，我可以按需要部署。
与参谋们商讨后，我决定了部队的部署。我命令兵团的一部分防守鄱阳湖西岸的星子与姑塘，第二部分防守九江地区与长江、鄱阳湖毗邻的我军主要阵地；第三部分防守瑞昌与长江以南地区。这些部署是基于我的估量：敌军将在九江与姑塘登陆，然后利用长江直逼武汉。
17 诱敌计划未被采纳 交出兵权
（你怎样将你们二兵团的军事行动同其他兵团与九战区的军事行动紧密配合起来？）我同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与第一兵团保持密切联系，同第三兵团联系较少，与第四兵团全无联系。
7月21日，两名苏联军事顾问来到我的司令部，他们是军委会派来的。（苏联顾问是派到你属下的军级单位吗？）不，苏联顾问只限于军事范围。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中期鲍罗廷任总政治顾问、加伦任总军事顾问时，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安插过苏联政治顾问。
7月初，德国顾问离开了中国，（你有何反应？）我很高兴。我一直认为，德意志民族是建基于军国主义原则的，而且它们与日本军阀有所勾结。
7月22、23日晚上，敌军在庐山脚下、鄱阳湖西岸的姑塘附近登陆，他们由于「水老鼠」（汉奸）的协助，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我们挡不住敌人的优势兵力，溃散后退到九江。7月25日早上，敌军的军舰炮击九江，在浓烈的烟幕与炮击下，敌军在该城三个地点登陆。面对敌军毁灭性的炮火，我们捱过了恐惧的时光，我把指挥部转移到庐山山脚下。从前线前来的报告判断，我知道已经无法继续抵抗——所有的部队长都说他们不能再坚守下去。
7月25日下午，遵照陈诚的命令，我转移了阵地。我命令第四军（除了前一日黄昏抵达的一个旅）与陈公侠指挥的六十四军一五五师防御狮子山要塞与赛湖之间的二线阵地；李汉魂的二十九军团司令部与七十军防御赛湖与牛头山之间的阵地，我希望他们占据这些阵地，以保障大部队有秩序地撤出九江。苏联顾问同意这一部署，我的指挥所移至马回岭。
由于敌军炮火猛烈，我们不能在白昼行动，只能在夜间行军，直至7月27日早上，我的司令部还未到达马回岭，第四军（欧震）抵挡住敌军的进攻，使我的部队得以撤至新的阵地。7月28日，我命令第四军占领我们的第二防线后面、马回岭以南的阵地。为什么我要把我兵团的主力部队配置到铁路以西呢？蒋先生命令我守住马回岭以南的战线，我想放弃铁路，把防线转移到铁路以西的多山地形，联系右地区之第四军，形成一个逆八阵地，诱敌深入我中央的袋形阵地，适时从左右两侧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之。由于蒋先生不同意我的计划，我不得不继续防守马回岭以南的防线。不料最高统帅部认为我过早撤退，未奉命令擅自行动，更以为我想保存与我有历史渊源的第四军之实力。
7月31日，我收到蒋先生的电报，命令我把南昌—九江铁路的防守责任移交给薛岳与吴奇伟，吴所指挥的第九集团军此刻正隶属于薛岳，我要回到武汉，这相当于撤职。（从档案查出，张发奎曾呈交详细报告给蒋委员长，陈述九江作战失利的直接原因：
一、交通线如九星、九瑞、瑞昌至阳新、瑞昌至德安以及南浔铁路北段早已彻底破坏，以致筑城材料运输不及，阵地无法巩固，野战工事仅完成三分之一，故不利长期固守。
二、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前线部队白昼困于轰炸，夜间一面做工、一面运米，兵力疲惫，警戒自难周全，故自敌在姑塘登陆后，九星路不能利用，在九江附近部队将近十万人，仅恃九江至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因而粮弹之补给、伤兵之运送均无法实施。士兵空腹应战，伤兵呻吟道左，作战精神顿显颓丧。
三、警戒疏忽，致任敌在姑塘从容登陆，事前既失于察觉，事后复无法驱逐，敌在十二时登陆，至四时一刻始接第八军电话报告，致失增援时刻。各部通讯器材缺乏，致各军、师间及步、炮间纵横方向联络均欠确实，各自为敌、互不相谋，故不能适时互相策应、收协同之效。
四、高级将领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职此次在浔数日，与师长以上各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而动摇必胜信念；盖以中下级干部掌握不力、精神涣散，故每逢敌机袭击，多数溃散，甚至有未见敌人已溃不成军者。）我立即明白这是处罚。（你知道原因吗？）我思忖蒋先生的不快是因为我没有派第四军增援九江防线，而命令它与其他部队南撤。但我不能拒绝返回武汉。
8月1日，我去南昌，此时我的司令部参谋、集团军以及附属单位正向江西武宁进军候命。到了南昌，薛岳告诉我，他也收到蒋先生的电报，称我因南浔铁路之役要负失职之咎。
我继续去武汉，路经长沙。何应钦是我去武汉途中遇见的头一人，8月6日他对我说：「向华，你很幸运，倘无陈诚，你可能被扣押。」我问何以见得，他解释道，蒋先生十分气愤，蒋感觉到我在刻意袒护第四军（没有派它去增援九江前线），然而十分幸运，陈诚坚称我是奉了他的命令行事的。换言之，陈诚为我背了责任。何还告诉我，当蒋先生下令我回武汉时，何对蒋说我没做错事，但蒋先生没有接受何的忠告。
最高统帅部怀疑我出于自私动机想保存第四军，不想牺牲实力，蒋先生认为我应该派它去增援九江前线。如果我这样做，我军在九江可能坚守多几日，但迟早还是要撤出的，接着撤退令下之日，必会发生混乱，如果敌人尾追，我们将没有办法还击。如是则我的部队终将没法后撤，会溃散或被消灭。调配与整合部队做有计划的撤退是不容易的，一旦撤退出现混乱，我就再也不能成功地组织分批撤退与重新组合部队。从九江撤退显然与从上海撤退截然不同，撤出上海时的状况使敌军长驱直入进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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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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