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 一 波：回忆彭 德 怀同志！
彭德怀同志，是我军的杰出将领和出色的国务活动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他的敢于直言，敢于讲不同意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是出了名的。我想，如果用“赫赫战功，铮铮铁骨”这八个字，来形容与概括他一生的活动和人品，是恰如其分的。
遥想往事，历历在目。我一直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恰值德怀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对他的景仰与思念之情，也就愈加浓重。
１９２８年７月，彭德怀同志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并很快就成为红军的重要将领。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常常把他同朱德、毛泽东以及黄公略并提，称之为“朱毛彭黄”，说明他的名字是令敌人胆颤心惊的。我们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也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他的一些事迹，都知道他是个很会打仗的人。对于他的骁勇善战，毛泽东同志曾赋诗赞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１９３７年冬，彭德怀同志随八路军总部住到山西沁县的一个村子里。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到县城来看我，记得与他同来的有杜润生等同志。我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回到山西的。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公开党员身份，而以抗日救亡活动家的名义开展工作，同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当时我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的身份是牺盟会的负责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和决死队一纵队政治委员。由于我过去没有做过军事工作，在初次交谈中，我主要是向他请教如何做军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德怀同志并未细讲，只是说：军事工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同其他工作一样，主要是靠在实践中学习。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带兵打仗的，谁都难免打一些败仗，但打来打去，实践多了，本领也就练出来了。话虽不多，然系经验之谈。
我早就听说，德怀同志生活上要求很严，谁要对他招待得好一点，他就会发脾气。所以在吃饭时，我半开玩笑地说，听说彭总一向简朴，生活上对大家要求很严，谁要是请您吃点好东西，你都要骂娘的。他说，谁讲我不爱吃好东西！讲这种话的人，大概是想把好吃的东西留给他自己吧。说着，他也笑开了。我说，那好，今天我们就放开肚子吃一顿。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土豪劣绅那里弄来的，一个钱不花，算是“借花献佛”了。他连连摇头：我可不是“佛”啊！接着他语气凝重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以后，我们的生活比内战时期要好了。但是，一些不好的苗头也出现了，有些同志不愿再过艰苦日子，开始贪图享受了，这个很危险。如果不注意，就会腐化堕落。我从延安来的时候，路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发现他们把房子装璜一新。你把钱花在这个上面干什么嘛！毛泽东同志讲，“我们都要学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海中游泳，千万注意不要淹死自己”，我看有些人很可能要淹死。当时听了他这些话，觉得讲得好，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意味深长。
这次见面中，德怀同志还具体询问了山西新军的情况。当时新军的决死队正由四个总队（团）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其中一纵队驻扎在晋东南。我说，从一纵队的情况来看，素质还可以，装备也不错。两千多人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东北流亡进关的大学生，有在各地参加过学潮的大学生，还有一些海外回来的华侨青年。他们爱国热情高，眼界开阔，不足的就是不会打仗。我们准备根据他们的情况和特点，把适合当指挥员的，放到部队继续锻炼，不适合的就参加工作队，到地方上做群众工作。
他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想法好。他说，没想到新军中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要好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眼下八路军中知识分子很缺乏，我们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你们现在保存了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这可是宝贵的财富！德怀同志的这种看法，也是当时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认识。这里应当特别提到，当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组成太岳纵队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讲过多次，八路军三八六旅老红军多，但缺乏知识分子，决死一纵队知识分子多，但缺乏作战经验，你们要大量交流干部，这样双方的战斗力都会提高。这些指示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应当永远传下去。建国以后特别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历史教训，般般俱在，不可忘记。
１９３９年初，决死一纵队已从两个团发展到三个团，另外已经组建和正在组建的游击区队或支队近２０个。随着部队的扩大，军事干部缺乏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我向德怀同志提出，能否从八路军调来一些军事干部，他同意。不久八路军前总和一二九师陆续派来了七八十个干部，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德怀同志和朱德同志商定：以八路军前总的名义开办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决死一纵队的连排级干部和一些进步的旧军官，进行训练。训练班设在沁县的西林村，故名“西林训练班”。前后办了三期，每期两个月。八路军前总的负责同志，几乎都在这里讲过课。德怀同志讲党的政策，朱德同志讲游击战术，左权同志讲步兵战斗条令。他们从住地沁县南底水村到西林有２０多里，每周三次每次必到，不辞辛劳，听课的学员们深为感动。我们把这次训练称之为“西林整军”。
“西林整军”是决死队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很大作用。至于朱、彭亲自给学员上课，这在当时我们军队中和党内是很普遍的事情。领导同志经常给下面的同志讲课，既可以把自己的本事、经验和知识直接传授给大家，又可以打掉官气，密切干群关系，好处很多。时隔多年以后，有些同志对这种优良做法渐渐不熟悉了，甚至搁置不用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是不应当失传的。
１９３８年初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党的北方局个别负责同志未能深入了解决死队中党组织的真实情况，以党员发展过多，影响秘密工作，有碍统一战线为由，曾作出解散决死队内秘密党组织的决定。为此，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给中央及北方局打电报，认为这一决定不当，使党对决死队的“领导作用相当降低，影响决死队工作甚巨”。朱、彭这个意见，得到中央和北方局的赞同，迅速恢复了决死队中党的组织，使决死队继续正常发展。
“西林整军”以后，在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指挥下，决死队先后配合八路军粉碎过日寇的多路围攻。后来又参加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在这些战役中，决死队的指战员顽强奋战，英勇杀敌，表现出色。历经战火的考验和锻炼，新军逐渐成长为我军的一支坚强战斗部队。新军的成长壮大，同德怀同志和八路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指导、教育上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１９３９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磨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和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磨擦的斗争。在山西，从当年３月阎锡山召开布置投降反共的“秋林会议”以后，这一斗争也激烈地展开了。到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斗争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山西新军成立以后，反对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排挤和磨擦的斗争，几乎没有断过。在新军进行反磨擦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彭德怀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１９３８年初，驻在决死一纵队周围的国民党第三军、九十八军和九十三军，不断扰害群众，排挤决死队、牺盟会，打击进步力量。要解除他们的威胁，只有把他们撵走，但只靠决死一纵队是办不到的。我便和安子文同志一起，去找德怀同志商量对策。我提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八路军来支援我们。德怀同志沉思片刻说，这个办法恐怕不好。你们想一想，如果八路军一来，就难免同国民党驻军发生直接冲突，那样事情就可能闹大，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全局不利。新军不是戴的阎锡山的帽子吗？不要忘了发挥这顶“帽子”的作用，把“阎长官”请出来解决这件事怎么样？随后，我就把情况报告阎锡山，不出所料，阎答应出面交涉，他给蒋介石拍了电报，终于使国民党的这些军队撤到临屯公路以南，从而使决死一纵队摆脱了被包围的形势。此事的成功处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决策智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表现在对局部和全局关系的处理上。解决局部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对全局的影响。如果因为一个局部决策而损害了全局，不管从局部看来怎么有利，也是一个败着和失误。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提出了所谓“天要下大雨了”“要准备雨伞”的行动方针，矛头完全是针对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德怀同志经常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应变措施。他不断提醒我们要十分注意决死队中原来的旧军官，对于坚持反动立场的要坚决清除，不可犹豫手软，以防不测。除了及时通过电报、文件和通过各个区党委向新军各部党组织传达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和决定外，德怀同志还亲自深入到决死一、三纵队，找干部个别谈话，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和军政委员会议，帮助大家提高和统一对反磨擦斗争的认识。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他先到决死一纵队作了讲话和部署，随后又赶往决死三纵队召开党员军政干部会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防止突然事故，同时根据部队内外的情况对如何应变作了安排，特别指出对反动军官要果断清洗。他的这些精心指导和细致工作，对粉碎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在我们紧张地进行反磨擦斗争的时候，晋东特委的一些负责人，对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提出不同看法，甚至发出责难，说沁州有一条“特别路线”，是同党的独立自主的路线相违背的。所谓“特别路线”，无非是指牺盟会、决死队实行的“戴阎锡山帽子”、“说山西话”的统一战线形式和策略。显然，这些同志并不理解和懂得这种做法的实质和作用。德怀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中不存在什么“特别路线”，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是成功的。这一点不能够含糊。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德怀同志这个表态，对我们当时的工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为了统一党内对决死队、牺盟会的认识，八路军政治部于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８日发出指示并报告中央，指出：决死队是山西进步的武装力量，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队伍，已成为山西唯一政治上进步的抗日武装队伍，并成了山西一切进步力量的中心，有着光荣的发展前途。３月１６日，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又致电中央，明确肯定牺盟会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过极其光辉的作用。６月，德怀同志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还称赞说：“新军成份极好，有大批积极优秀的干部，对于坚持山西抗战，争取山西好转，已有极大贡献，而且还会有极大贡献的。”他对于新军感情之深厚是溢于言表的。新军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无负于党与德怀同志的评价和期待的。
在“西林整军”和反磨擦斗争期间，我同德怀同志交谈甚多。除了商讨军事和统战工作外，有时还谈到工作方法和个人修养。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这个人性情较急，虽也深知这个毛病不改，是要误事的，可改起来真不容易。德怀同志笑道：你这个毛病要同我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我可以告你一个办法，就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写出处理意见后，不要立即拿出去，放到抽屉里，搁它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头脑清醒了，再看它几遍，审慎地思考一番，确实比较妥当了，再拿出去。这是个治急躁病的良方。我已试了数年，效果不错。其实，这并非我的发明，我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来的。你不妨试一试。从那以后，我也照此去做，果然奏效，至今仍常用不辍。这个办法说明了一条经验，就是处理重大事情时，亟需冷静，务必三思九虎，慎重决断。切不可躁进冒失，否则就难免举措失当，贻患于后。
还有一次，在谈到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防止偏听偏信时，德怀同志向我讲起了杀袁文才、王佐的事件。他直言不讳地说，袁、王之死，我负有责任。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２９年初，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打出去，向赣南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有一天，赣西南特委的朱长楷、王怀等人来找我，反映袁、王的问题，说他们是土匪头子，旧习未改，靠不住，要“反水”，要求解决袁、王及其武装。我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坚持认为如不及时解决，边界特委和整个根据地就会面临危险，并说特委已作了决定。听了他们的话，我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遣红五军第四纵队随他们到了永新，１９３０年２月包围了袁、王所部，袁死于乱枪之中，王落水身亡。毛泽东同志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将他们杀掉。袁、王二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此事追悔莫及，错就错在轻听轻信上面。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真正懂得这个至理名言，有时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听了德怀同志这些话，我的心情亦觉沉重，也不免感慨系之。但是我想，能够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仍不失为聪明者。
１９４５年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抗日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经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批评，主要是围绕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百团大战和关于“闹独立性”等问题展开的。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
有道是物换星移，往事回首，感慨良多！也许是这样吧。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４０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
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１９４３年３月，德怀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次谈话，刊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６月初，毛泽东同志致信于他，对谈话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不妥”。座谈会上一些同志也进行了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对的，有道理的。对此德怀同志也是认真接受的。不仅这次会上，而且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一再作过检讨。直至１９６２年６月他给中央的信中，还认为那次谈话“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是有错误的”。足见他是个知错必认的人，而不文过饰非的。
关于百团大战。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对于这种批评，德怀同志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错误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事前未向中央请示批准和对日军进攻方向的估计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他在１９６２年给中央的信中，仍坚持这样的看法：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是有所影响；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我军‘游而不击’的造谣；我军也取得了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的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的迅速开展。”所以那次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的”。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这种看法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因为它符合历史的事实。低估和否认百团大战的主要功绩是不对的。在百团大战中，决死队有五个团参战，其中特别２５团、３８团，经过这次战斗，才真正进入我军英勇善战的部队的行列。
关于“闹独立性”。会上所有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批评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之一是说德怀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而且他说过拥护毛泽东同志不在“拍掌”上，更不是要去“捧场”和“盲从”。我想，在今天大概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些也可以成为批评的“依据”了，更不会认为这是“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然而，当时的会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这么批评的。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记得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对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参加革命，竟然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为什么不再早一点呢，“说明进步甚迟”。有的甚至对德怀同志的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也进行责难，说那是什么生活上的“禁欲主义观念”。这类的“批评”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早在１９２２年党成立后不久，彭德怀同志就积极接受党的影响，同黄公略、李灿等同志一起在所在的湘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救贫会、士兵代表会，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又把救贫会、士兵代表会改为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闹饷、监视反动军官的动向，并继续向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一片白色恐怖，德怀同志毅然参加党，英勇地领导平江起义和组织工农红军，这一切难道不是恰恰有力地说明他“进步甚早”吗？难道不是充分体现了他立志革命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吗？
彭德怀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自我检查。在检查中他是坚持讲真话的，并未因为批评的激烈气氛，而发违心之论。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此话亦是真言！不管是批评别人还是批评自己，都应有实事求是之意，而不能有哗众取宠之心。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但是，对于确实不对的东西，一旦自己认识了，德怀同志是痛快承认，并诚恳接受批评的。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他找我谈了一次话，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一波，我还欠你一笔账没还。你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有答复你，经过反复思考，你讲得有道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这也再次说明德怀同志是知错就改的，胸襟是坦荡的。
建国后，彭德怀同志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国防部长。由于彼此工作都很繁忙，我同他的个人交往不是很多，但有两次谈话至今记忆犹新。说来也巧，一次是在我受到批判之后，一次则是在他受到批判之前。
１９５３年８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对我进行了点名批判，认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我是资产阶级精神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至于会上有些发言中给我戴的帽子那就更大更吓人了。会后，我去找毛泽东同志，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他没有同意。他说，受了批评，是不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的还可以再想。你现在可去找一些同志谈一谈，朱德、彭德怀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可谈谈嘛。我说那好。同德怀同志的谈话，有些出乎意料，原以为这次见面，总得敲打我几句吧，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显得比往常的谈话更加平和。他说，一波，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党内生活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八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用我们湖南一句俗话来讲，叫做“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都变成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听了他这些话，我默然无语。我知道他是以肝胆照人的，其中有理解，有劝勉，更有对党内批评的深刻思索。唯其如此，故而常常念兹在兹，难以忘怀。
１９５９年夏，彭德怀同志去湖南视察工作。当时，我也在湖南调查研究。记得是在株洲一个兵工厂我同他见了面。他问我，你到了主席的家乡，有什么观感？我说，我在那里同当地干部进行了座谈，询问他们粮食增长了多少，他们说增长３０％，我不相信。后来支部书记个别对我讲了实话，说顶多能增长１５％。德怀同志接过我的话说，１５％也没有。我去了好多地方，统统都报３０％以上。我发现不对头，一了解事情的底细，原来是上面分派下来的数字，这成了什么样子了嘛，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样浮夸虚报下去要害死人的！他表示要给中央拍个电报，反映这一情况。我说完全支持。他问我是不是两个人联名发这个电报，我犹豫了一会：还是分头发吧。他说那也好。不久，大家都上了庐山。没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受到了那样不公正的批判，从此身受磨难，至死未能解脱。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的。他在信里痛陈己见，直吐为快，切中“左”倾时弊，可谓雷迅文章。其胆其识，我是很赞赏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我自己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我同杨尚昆、安子文等同志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德怀同志信中所提的意见是对的，只是时机上欠考虑，不好进行批评。于是我们几个商量在批判发言中尽量避开这封信，主要谈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但即使这样，今天看来，我当时的发言中仍有一些违心的话，这是不能自我原谅的，至今仍负疚在心。庐山发生的这场“批判”，对党对彭德怀同志本人，都是一个悲剧。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当时毛泽东同志接受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或者彭德怀同志不写那封信，不犯颜直陈，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德怀同志个人来说也自会安然无虞。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的出现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不正是从庐山会议一类的悲剧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吗？人们也正是由此更加重了对彭德怀同志的追思和怀念。
记得一位同志写过这样的诗句：“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辞艰难，奋斗不已，彭德怀同志以及所有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是在这样的革命实践中成就自己长傲天地的英雄本色的。德怀同志的一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很多，我以为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勇为前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前，我们的改革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希望与困难同在。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大大发扬这种革命的“前驱精神”和“求是精神”，团结群众，同舟击楫，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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