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周星驰的悲剧会让人笑——包头公检法达成共识

一

2019年4月4日，内蒙古包头市，王永明被警方带走。一年内，王永明多次心梗，心衰达到三级，左腿做了高位截肢。2020年3月17日，内蒙古包头市的高新区，检察院组了个“大三长”、“小三长”联席会议，喊了公安、法院的领导及相关办案人员，对王永明等人“能否认定涉黑、证据补侦情况，打财断血、破网打伞工作展开沟通交流，就犯罪违法所得认定、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变更等问题达成统一共识。”不到一个月，4月10日，王永明被执行逮捕。

开会“达成统一共识”，这实在太像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的经典情节：三位官员要求对犯妇戚秦氏用刑，周星驰饰演的包大人以戚秦氏有身孕为由不同意，结果三位官员以“三比一”的表决结果仍然要对戚秦氏采用强制措施。

这是我儿时就过目不忘的可笑场景。悲剧的极致，便是喜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喜剧就是“没有痛感的丑”，针对包头王永明案的“三长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坐在会议室里商议、决断，当然察觉不到王永明的痛感；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喜剧是一种“预期的失望”，想想身怀六甲的戚秦氏，被截肢、多次心梗、几次病危的王永明，都是很严重的情况，我们常人都以为这样的犯人不应该被逮捕，但他们却一致地被“三比一”达成统一共识了，很符合“预期的失望”这一定义。

截肢后的王永明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喜剧是一种“心理能量的节省”，戚秦氏与真凶常威对簿公堂，原本是很紧张很严肃的情节，但被“三比一”的荒唐而消解了；包头会议的“达成统一共识”，直接在官网上自夸“节约了司法资源”。

对于身怀六甲的犯妇戚秦氏是否用刑，明明需要考虑戚秦氏的身体状况，而电影中，却是三个官员举手，“三比一，用刑”；包头公检法本应依照法律各司己职，法院在未开始审理的情况下达成共识，这不仅是荒诞的，本质上，更是“陌生化”的。

正是这种“陌生化”，让悲剧引人发笑。

二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艺术的核心概念，最早由俄国形式艺术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这种理论强调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常规，打破既定俗称的秩序，在艺术上实现超越，实现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这位学者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对“陌生化”有过这样的论述：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比如，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戏剧上对孙悟空、唐僧以及各种妖怪的认知。孙悟空是带有周星驰气质、无厘头气质的孙悟空，唐僧也改掉一贯斯文的形象，变成婆婆妈妈的、歌曲《Only You》的演唱者。

在包头王永明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头高新区公检法联席会议的“陌生化”艺术，他们打破了我们既有的对刑事诉讼的认知，在合法的认知里，三方应该在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的前提下互相配合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但在 “三长会”中，他们达成了共识，尤其是法院在未审理的情况下也达成了共识。这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违反常规的。

这种“陌生化”，是包头公检法对刑事诉讼法律的一种“艺术上的超越”。这种艺术增加了我们感知何谓公、检、法角色的难度，但这正是审美目的；至于作为对象的王永明，病危与否，并不重要。于是，王永明多次病危的悲剧成为了包头公检法和谐一体的喜剧。

包头公检法通过“三长会”未审先定的这种陌生化艺术，检察院找间会议室，邀请公安、法院一起来商议案件，这成功区分出了中国刑事诉讼的两大类别：达成统一共识、实现艺术超越的包头模式，和其他合法模式。

三

周星驰电影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对经典文本进行解构或者颠覆，对经典作品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加以消解，从而在张扬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比如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传统文雅形象的“江南四大才子”成为了“流氓”，放浪不羁，风流可笑，影片还将其他女子丑化，除秋香外都其貌不扬甚至奇丑无比。

这是周星驰对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才子佳人”的嘲弄和解构，上述这种戏谑产生的“陌生化”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同时电影中对语言、人物、情节、叙事和动作等的陌生化处理，颠覆了原型，制造出新奇感，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想象力”。

同理，包头“三大长”会议对王永明犯罪所得、取保候审问题达成一致共识，这一会议解构了刑事诉讼法对于公安、检察、法院三个角色的定位，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加以消解，从而在密切讨论的过程中达成了统一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三长会”的场景，与我们传统感知的法庭审判的场景不同，从戏剧学的角度而言，是一种舞台的新设，这也是“陌生化”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新设的舞台，把观众和剧情推开来，达到了“间离”的喜剧效果。

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华夫人在投毒、争吵、威胁之后，旁边的秋香心急如焚，场面非常紧张，谁料二人突然插入一段广告，“含笑半步癫”、“居家旅行，必备良药”，然后又直接回到原来的剧情。

这样的表演形式，一来增强了喜剧效果，二来很好地起到了“间离效果”。在观众即将随着剧情产生共鸣的时候，打断了情感，使观众根据新的舞台有了新的感情，而用这种感情替代与原先剧情所产生的共鸣。

病危多次的王永明目前被控制在

这家条件很差的医院

想想包头的王永明，一个截肢、换肾、多次病危的人，谁不同情他？但是，“三长会”这种新设的“舞台”，就很好地起到了“间离效果”，法院来的参会者都不用见到王永明，就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根据公安、检察的陈述，产生新的感情，继而达成了共识。

四

2020年3月19日，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检察院把“达成统一共识”这次会议，发在了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他们也发在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案件快讯】扫黑除恶“404”专案联席会议。文末附了一段欠缺主语的病句来做自夸：

“通过召开此次“大三长”、“小三长”会议，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联络和沟通，为有效打击犯罪，提高办案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实现了涉黑涉恶案件办案进度与办案质量的高效统一。”

我把这段自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增进联络”、“效率”、“节省资源”、“进度与质量的高效统一”……我在这段自夸中，愣是没看到“公平”、“正义”、“法律”。

电影《九品芝麻官》里，“三比一”的下场，倒是看得出正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公、检、法三家各有权责，我上大学时，刑诉老师在第一节课说过一个笑话：“公安炒菜，检察端菜，法院吃菜，律师伺候法院吃菜。”

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发文章说：检察官，端菜者还是炒菜者？此文提到，“检察官应该炒菜”，我想，这是加强检察机关监督公安的司法进步，但包头王永明案，办成了检察院请客，公安、法院一起吃饭，还对饭好不好的问题，达成统一共识。

在张立群所著的《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中，有一段话批评周星驰的悲喜剧电影：

“电影的后现代性常常表征出一幕幕的闹剧，而思想上的崇高也更多在夸张和变形的过程中，得到喜剧化的消解”。

我们在王永明案中，见证了司法的“包头性”，表征为一幕“三长会”，人权的崇高被“陌生化”的艺术来隐匿，严肃的司法程序得到开会的消解。如果，我们将这种新的刑诉结构美名为“包头共识模式”，这样来看，王永明的悲剧是否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的悲剧？

李宇琛

2020年4月22日

本文参考文献：

1.王彦霞：《周星驰电影“戏仿”的作用及对“戏仿”电影的反思》，中外交流，2018, (17) ;

2.（德国）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刘潇：《让人哭的喜剧——对周星驰电影中的喜与悲的解读》，新闻爱好者， 2016, (7) ; 

4.邓勇：《周星驰电影片论》，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

5.黄宁：《周星驰电影的幽默语言分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6.张立群：《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7.（前苏联）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10

8.钱华、沈波波:《周星驰电影台词语言变异探析》，电影评介，2008，（1）

9.津云锋声，报道《包头男子被警方带走后一年内收十多次病危通知》

10.《稀土高新区检察院组织召开扫黑除恶“404”专案联席会议》，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2020年3月19日，网址：http://www.baotouxtgx.jcy.gov.cn/tpxw/202003/t20200319_27956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