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何老师

何老师

© 杨小凯／文

杨小凯

　　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象。
　　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成了象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四眼狗（像那种两个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
　　除了这副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象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得如此饥饿。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会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象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像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像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何老师的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
　　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劳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欢迎的何老师帮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应道：“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份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着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学了，尽管他们有时侯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
　　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着清新刚洗过的气味。躺在综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万千。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象做梦一样，犯人——这种象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着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住我的身份。我知道，中学生、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立，向老师齐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释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称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很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一。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
　　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礼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湘，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的干部，她母亲是本地的妇女。她长得象个洋娃娃，留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她的办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礼堂边。校长第一次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杨先生”，又向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刺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赵晋湘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阂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她告诉我她教两个班英语，她的声音如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没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
　　第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杨先生。在其他班，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已作过了。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怎样向学生介绍我——一个反革命份子，劳改犯人。我心里在说，“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会溶化或征服低级文化！”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生们逐渐喜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干子女，还是个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发觉这个学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土皇帝才有权力作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所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
　　有天赵晋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曦光，”——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份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或杨老师——“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
　　她的态度是如此的真诚，使我感到她对我已没有歧视。那时侯手表对大多数中国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给别人是极少有的事。那天以后，我感觉我与赵晋湘的关系有了一点变化，于是我常在夜里邀老何一道去她的办公室。我们有时去要她给我们放英语唱片，她看来十分热心为我们服务，借来了许多英语唱片，在她那紧靠招待所小礼堂的办公室里为我们放。
　　她是个文革后完成学业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学和师范的时候，书店里没有任何象样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去世后，各种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现。她如饥似渴地读《人民文学》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旧小说。她非常喜欢我们去她的办公室讨论各种小说。她喜欢听我讲“双城记”，“红与黑”，“牛虻”。她更喜欢听老何讲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老何读过许多英国、法国的著名小说，也读过不少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赵晋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有名的小说，兴致勃勃地听老何讲。看得出我们的文化水平是按年龄排列的，不论理工科或文化知识，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赵晋湘却是最末。
　　那是个充满骚动和希望的时期，广播里每天都会出现些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毒草的柔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实是五十年代的旧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现。倒退和停滞了多年的社会，突然又重新恢复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满了，傍晚时分我常与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们回忆着这三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大饥荒，一九六二年复旧，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复旧，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最令我俩激动的是我妹妹杨晖的一封来信，信上告诉我，现在党内有人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们俩激动得不能入睡。老何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这二十年受尽了凌辱和欺压。他那夜仔细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划为右派的经过。他其实并不是余裕一那种真正的右派。但他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要完成向党提意见的任务。领导亲自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挖空心思，提了几点。反右运动一开始，每个单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当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时，有人发现他开会时在报纸上划划写写，会后此人检查了这张报纸，他写的是“反动”二字，而背后正好有张毛主席像。于是他成为“攻击毛主席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划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处七年徒刑。我以前从没听老何讲起他的罪名，这次才知道他实际上没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天下午，赵晋湘象只高兴的小鸟一样蹦到我面前，她告诉我借到了一套英语九百句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办公室听。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后，只有我和她，她脸上透着青春的红晕，有一种诱人的青春气息和笑靥。
　　我们听完一张唱片后，赵晋湘说可以将英语九百句教材借给我。临走时她问我：“你怎么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他们老右派与你们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样呀！”
　　我心里大吃一惊。离开她的办公室后，她这两句话总是离不开我的脑际。它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对我们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当清楚，可能她对我们的档案比我们自己还知道得多。表面上对老何相当客气，但她对他从心底是歧视的。想到她对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气，她心底里也可能与我这样的“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心里顿时感到沮丧。我不得不承认，我悄悄爱上了她，我希望看见她，与她在一起，但却深深地害怕她对我的歧视。我从坐牢以来，从没有这种对歧视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那种可怕的“爱”带来的。但我回头一想，一个犯人，怎么这么不自量。我尤其不能接受赵晋湘当着我的面歧视老何。我极了解这些“老右派”，我爱他们。可悲的是，正因为他的文化高于我，我的文化高于赵晋湘，而我们的社会地位却按相反的方向排列，赵晋湘的地位高于我，而我这个所谓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里骂赵晋湘一句“政治白痴”用这种对她的轻蔑安抚我刚才被爱和对歧视的恐惧弄乱了的心。终于我“真正”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爱过她！当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声音。但是我更经常地与老何在一块，与他一块散步，讨论政治和数学，我也显得更高兴和他在一块，让她去捉摸我们的奇怪的想法吧，让她去理解我为什么歧视政治歧视吧！
　　我开始嘲笑自己对赵晋湘有过的“爱”。我终于肯定，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在与我敌对阵营中的人。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满离开劳改队后，却又发觉，我其实忘不了她，我们又开始了热烈的通讯，那种“像”情人一样的通讯。我在信上告诉她我爱她，她在信上也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无意中留意与我有关的每个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过敏感，她承认她爱我，为我有几夜无法入睡。可是她却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时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产的电影“流浪者”的时侯），她说“我没有勇气做丽达，你知道劳改农场的人会怎样看待与劳改犯恋爱的人。”我们一直通信了一两年。她与我的政治距离太大，她是我第一个不知不觉真正爱上的人，也是政治上与我完全敌对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将之视为这种敌人之间爱情的美感的记录。后来，我很高兴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时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工程师（当然也离开了建新农场）。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赵晋湘心地里再没有对老何的歧视。她后来又来过信，说她到长沙找过我，但我那时已离开长沙，父亲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没有见到我。
　　自离开劳改队我再未见过她。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块在场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赵晋湘象是偶然地经过车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当有干部走过来时，马上又有意识避开去，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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