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志翔：父亲的秘密

┃讲述别人的故事
┃Telling the Other's Story

父亲的秘密

© 彭志翔／文

　　彭志翔，1963年7月生，现为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本文根据已故岳父罗南甫先生的真实人生经历，以本人妻兄的视角写成。

罗南甫与家人（1965年）

　　听到父亲叫我的小名，我放下书，揉了揉眼，赶紧起身到他的病床边，却见输液瓶里的液面离下端瓶口还有两指多深，离换另一瓶吊针液还早呢。
　　看到我疑惑的样子，父亲微微摇了摇头，说：“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告诉你我的一些往事，本来，我以为我会带着这些事进坟墓去的。”
　　我紧盯着他，灯光下那张清癯苍白的脸上，神态却是安然自若，不像我以往熟悉的那个表情，父亲大半生在恐惧中生活，过得卑微屈辱，所以永远是一脸唯唯诺喏、过分谦卑的表情，这让我一直在人前感到羞耻。为此，我甚至让大我很多岁的表兄去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现在，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这人沉毅、坚定，有尊严感，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儿时的我在家里五斗柜的小铁皮盒子中，偷偷翻出的一张泛黄老照片上，一个身着民国军官服的年轻男子，就是这种神态。后来这张照片我再也没看见过。
　　“你还记得昨天遇到的那个人吗？”父亲问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昨天上午遇到的一位病人，我们正坐在住院部B超室门口长椅上等候，检查室门开了，一位小个老人在推床上被送了出来，父亲一看到这人，脸色突然大变，赶紧低下头，等推床在走廊上稍远，他低声叫我：“快去跟上那辆推床，找机会看清楚那个人的右耳朵前是不是有一个小肉球。”我还在犹豫，父亲却少见地发怒了：“你给我赶快去！”我只好赶紧起身，在走廊尽头的电梯就要关门的瞬间挤了进去，又在电梯到另一层开门出进人时，趁机挨到了那位老人的推床右边，我暗自端详这位垂垂老者双目紧闭的脸庞，这人一对花白眉毛很浓，眉间是深深的川字纹，隐隐有强悍之气，额头上皱纹密布，像一本年深日久的旧书，里面埋藏了好多无人知晓的秘密，一头稀疏银发，却是梳理得根根分明，精致如古代银镂空雕饰。只可惜老人脸稍偏右侧，我看不清他的右耳前方，于是就装作弯腰提鞋，凑到他脸侧，终于看清了：在他右耳屏前，确实有一个小拇指尖大小的肉球。正在我准备直起身时，老人突然睁开眼看着我，那浓眉深目里发出的犀利光芒，竟然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您昨天只告诉我，那人是您很多年前的一个熟人。”我说。
　　父亲微闭上眼，嘴角却泛起一丝苦笑。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包括了他过往的人生，我以前一无所知，在我的记忆中，此前父亲与我的对话从未超过五分钟。
　　父亲向我讲述往事，沉浸在时光中的他，好像在自言自语，有时他的目光穿过我，似乎是在和我身后看不见的什么人对话。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五十多年前的建国之初，在市公安局大院里。
　　那是大镇反运动的末期，一直以为活不过这场生死劫的我，已经在悄悄开始庆幸自己躲过了很多同袍上刑场、进大牢的命运。想想我当年身上国军肩章那一杠一星的少尉衔，如果再多一颗小小的三角星钻——中尉连长，就够得上历史反革命被判刑了。我心中暗想：老长官，你那年唏嘘没能帮我晋升成中尉，没想到却救了我一命。
　　从伪旧人员自首登记办公室出来，在公安局大楼走廊上四顾无人后，我暗自松了一口气，这次受询好像要比前几次轻松一点，大概他们对我这个小小少尉排长也快要失去兴趣了吧。此时，突见走廊里一人迎面而来。他身材短小，着灰色中山装，双目精光炯炯，一看便知是一位干练的公家人。他左手持白色搪瓷茶杯，右手摆了摆示意我停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老实作答，他蹙眉片刻，仰脸眯起双眼注视着我，那眼光却像是某种重物压在我的头顶之上。
　　“哦，我调阅过你的登记档案，你过去的官职不大，经历却比较复杂，你的交代还不够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对你的最后处理决定。人民政府不会错杀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我的汗突一下就淌出来了，要知道那时镇反，就连下面一个村长都可以签个条子捕人的啊。我脑海里出现了你的母亲，当时我刚与她结婚不久，她一年前才从乡下进城做了纺织女工。我从小就是孤儿，当兵打仗从没怕过死，因为没有挂念。这个单纯得像雨后天空的乡下姑娘，刚刚让我开始有了活着的美好期盼，而在这个突然出现的矮个男人身后，却让我隐约看到了黑色死神的狰狞面容。
　　“长官——”我鼓起勇气嚅嗫着。
　　“叫我徐干事！”他声音低沉平稳，却透出凛凛威严，“这样吧，你回去再写一个尽量详细的个人经历交给我。你住哪里？哦，离你们区政府不太远，我每个月要去那里公干，你两星期后到区政府传达室交材料给我吧。”
　　在他被一位年轻同事匆匆喊走时，我注意到，他的右耳屏前有一个指尖大小的肉疙瘩。
　　从那个肃杀气深浓的秋天开始，我与这个专门负责监控我的公安之间，有了长达十多年的交道。
　　我每一次被他约谈，都是在星期天，地点在区政府不远的人民公园，长椅上，凉亭里，也有两次是在公安局他的办公室里。头一两年，是每三个月左右一次，后来少了，半年一次，每次基本都是让我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并对我上一次给他的交代材料仔细提问，后来更多的是询问我的近况。一开始我非常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会招致杀身之祸，或者至少是牢狱之灾。枪毙后，公安还要找上门向家属索要几百元旧人民币，折合几年后的新币几分钱，算作杀人用掉的子弹费。我不敢多想那登门要子弹费的一幕会发生在你母亲身上，那时我又不在了，她会怎么办。
　　见面几次后，发现他其实没那么凶煞，对我还算客气，于是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在他如猎犬一样的紧紧追逼之下，我向他详述了我一生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当然我尽可能隐瞒可能会置我于死地的某些情节，但如果你面对他那双可怕的眼睛，就会知道隐瞒是一件多么难以做到的事，后果又将会如何地不堪设想。我也有与那双眼睛相抗衡的力量，那就是你母亲极温和的眼睛，它们每次在我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就浮现在我的脑际，给了我挣扎对抗的勇气。
　　我从自己的童年讲起。
　　我出生在民国十一年，也就是1922年的正月初八，离大汉口不很远的一个小镇乡下。有一个小两岁多的弟弟，家境在乡里算中等人家，我父亲，就是你爷爷，在汉口一家中药铺做账房先生养活全家。他每隔几个月坐船回家一次，上岸后会叫个两人滑竿小轿一路坐回家中。我印象中的父亲，清瘦颀长，长衫落落，鼻架一副墨镜，显得干练利落。他很疼我们兄弟俩，总会给我们和四邻孩子带回些糖果和芝麻绿豆糕点。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攒下给我的香烟画片，那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古典小说人物，很多都是我在说书人那里听说过的，像封神榜、说唐、三国、水浒啊什么的，画得非常好看。我还记得雷震子在一天落霞的山谷中，从山巅飞向对手厮杀的画面，漂亮得不行。村里大小孩子们对我的宝贝画片眼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不过我不喜欢西厢记、红楼梦这些文戏里的仕女画，都是大头细身子、病病痨痨的样子，记得隔壁三娘的女儿小翠来我家玩，我大方地让她将画片中女的都挑走，等她走后一想不对，又追过去要回了其中会打仗的女将画片，记得好像有邓禅玉、扈三娘。母亲还笑我在人家小姑娘面前小气，丢了面子。
　　记得四五岁时镇上来过好多灰衣兵，一队队喊着口号开过去，后来知道是北伐军打武汉，听说武昌围城，饿死了好多百姓，北洋军守将死不投降，北伐军里有个人不顾生死缒城而入，说服了守城门的一伙官兵开了门，才救了一城人，出城后饿极的人们，有些拦都拦不住地敞开肚皮狂吃，又撑死了不少人。
　　过了六岁，父亲吩咐母亲送我到镇上的一家私塾，向孔夫子牌位和教书先生各磕了个头，就开蒙上学了。弟弟也跟着我去了，免了在家还要大人操心盯着，怕太小在塘里淹死。这就苦了那位老私塾先生，讲课要时不时挥舞两下戒尺，吓唬我弟弟不要捣乱。下学回家时，邻家俩丫头大翠小翠一看到那跟在我后面、小屁豆一样蹦蹦跳跳的弟弟，就很放肆地咯咯大笑起来，还拍手唱道：“三岁的伢，穿红鞋，摇摇摆摆上学来，先生先生莫打我，回去吃口妈妈来。”
　　那几年，是我记忆中一生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才上了两年私塾，家中就塌了天：父亲在汉口忽得急病去世了。母亲只好靠微薄的积蓄和她帮人做缝纫绣工挣的一点钱，拉扯我和弟弟艰难度日。学，自然是上不成了，我还在镇上悬脖子吊着个纸盒卖过一阵香烟，我原来对香烟画片的痴迷，也突然没有了。有时遇到私塾原来的同学，相好的还向我招招手，叫个名字，有些就远远学着吆喝：“哎——卖香烟啰，有哈德门、老刀牌烟卷哎，还有洋画火石卖，哎——来买香烟罗。”然后哈哈笑着跑掉。一次遇上私塾的老先生，他问了我家里的近况，又摸了摸我的头，叹口气离开了。
　　我十岁时和弟弟真正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母亲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我忘不了她临死前一直盯着我俩的那双眼睛，那里面已经流不出泪水，有的只是无尽的爱怜，她就是这样睁着眼走的。很多年后，我在欧洲的一个教堂里看见过一幅圣母像，她的眼神和我母亲当年看着我的那双眼睛简直一模一样，在教堂里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弟弟被一个远房亲戚领养了，我在父亲原来东家的介绍下，在汉口一家药店当了只管吃住的小杂工，这样才避免了流落街头当叫花子。
　　在药店的几年里，我在人生百味中长大成人。
　　看到药店的柜上师傅按处方给顾客抓药时，手里拿着戥子，到身后满墙的药柜上几百个小抽屉里去抓药，每味药用小纸包好，十几或几十个小包再用大纸包成宝塔形，用红线扎好，交给客人带走。我突然想，每个人就像这一撮药，被造化的手抓弄出来，就和另一些人掺和在一块去煎熬，与中药不同的是，对于一个人，煎熬会随人生际遇的改变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直到把你熬不出味儿了才算完。
　　1938年夏天，日本飞机轰炸抗战临时首都武汉已经足足炸了快一年了，终于有一天，一颗大炸弹落在了与我们药店一墙之隔的宁波会馆。会馆变成了个大坑，躲在里面的上百难民，都变成了残肢断体散落其间，药店也垮塌烧毁，死了两个守店的伙计。我因为随其他人到别处躲避空袭，逃过了这一劫，我的药店学徒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那年秋天，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年底，我在过一道日本兵的检查关卡时，遇到他们抓劳工，我因为事出突然，急切间找不到得力的保人，就被抓到大冶铁矿，在铁山露天铁矿当了一名苦力。
　　在矿山做劳工的日子里，我真正知道了被异族统治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我亲眼见到过身边的工友被日本工头打爆头，也见过惨死在电网上曝尸示众的逃跑者。东洋人一定是没有信心征服中国，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在我们这里像畜生一样胡来？中国的老百姓在抗战前还没觉得这中华民国是咱们的国，那是官家的。等到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一顿乱杀，才一齐明白过来：国要亡了，中国人都要当卑贱的亡国奴。这时，中国才在老百姓心中变成一个神一样的事物，应了一句话：等到要失去了，你才知道那是个宝物。有个被俘虏后送来矿山服苦役的东北兵，晚上偷偷对我们几个人低声唱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我和几个听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要不是有人捂住那位半拉小子哭得呜呜响的嘴，被屋外看守听到可就惹下大祸了。
　　徐干事在听我讲述时，总是面沉如水，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内心活动。偶尔他会讲上几句，比如他告诉我：大冶矿山是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经营的，这些铁矿石被从长江运出，跨海运到日本造成武器，又运回中国战区，以实现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抗战期间，日本生产的每十支步枪中至少有一支是用大冶铁矿石所炼的钢铁制造的。
　　在大冶铁矿一年多的非人劳工生活后，两位比我年长的难友带着我，在一个深夜逃出了那里。我们昼伏夜出，饿了就偷偷向当地人讨点吃的，这样走了好多天，往北穿过日占区，遇上了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的汤恩伯部队，终于参加了国军，开始在战场上和杀辱欺压我们的异族军队拼命。
　　“你遇上的应该是参加豫南会战的中国军队。”徐干事用肯定的口气说，“侵华日军为了巩固武汉地区周边的安全，认为有必要对河南南部第五战区汤恩伯集团军加以扫荡歼灭。李宗仁指挥了三个集团军进行防御作战，最后日军的作战企图没能够得逞。”
　　我很惊讶徐干事对当时战局的了解，共产党能够得天下，看来确实是有一大批这样的能人相助。我暗暗想道。
　　在汤恩伯部队中，我经历了多次战斗，几次死里逃生，包括被日军包围在嵩山里面，经过极度艰难的突围战，部队才冲出包围圈。日本人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我们手上的武器最厉害的也不过是马克沁机枪和82毫米迫击炮，真难啊。我身边先后死去的弟兄多得数都数不过来，那两个一起逃出来的矿工难友，一个死在邙山，一个死在许昌城下，那时的人，对死亡都麻木了，今天是别人，明天就是自己。
　　河南作战失利后，部队向贵州方向辗转撤退，后来在湘西、广西、湘南开始对日军反攻，最后在部队奉令准备打广州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当时我们谁都不敢一下子相信，一个姓张的河南弟兄一边狠掐自己，一边嚎啕大哭地叫着他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他一家被日本鬼子差点杀绝了户，就剩下他一个了。
　　漫长的噩梦，就这么突然结束了。
　　我喜欢摸弄兵器，抗战结束后，我在杭州国军军械所修理过好多枪械，对当时的各种步兵武器相当熟悉，国军列装的武器来源比较杂，除国产的仿制武器外，进口的主要有抗战前和抗战早期得到的德国武器，抗战早期与中期从苏联进的武器，抗战中后期从美国、加拿大得到的武器。另外，抗战较早期从捷克、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等国家也进口了一些武器，打仗也缴获了一些日制武器。这些武器中比较出名的有德国毛瑟驳壳枪，也叫大镜面、盒子炮；德国伯格曼冲锋枪，中国人叫花机关；苏联的莫辛纳甘步枪，就是水连珠；美国的汤姆逊冲锋枪；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步枪、歪把子机枪和王八盒子手枪；中国的汉阳造与中正式步枪。光听枪声，我就十有八九能分辨出是哪种枪。
　　这些步兵武器中，我最熟悉和喜欢的，还是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轻机枪——捷克式ZB26。中国曾大量购买和仿制过，它响起来声音清脆好听，有一种轻松爽快的感觉。我几次战场死里逃生的记忆中，就伴随了捷克机枪那救命咒一样的呼啸声，我对它太有感情了。捷克式结构相对简单但坚固耐用，即使在恶劣的使用环境下也难以坏损，捷克式射击精确，还有极好的持续射击性能，实战中可以快速更换枪管后保持连续开火，即便射击一二个小时，也很难出现卡壳和炸膛。而日军歪把子机枪结构复杂，保养困难，容易卡壳和损坏。抗战期间，侵华日本兵最害怕的武器就是捷克式机枪，他们曾经大量使用缴获到的捷克式，看来中日双方军人对这种机枪都是挺欣赏的。抗战胜利之日，有一副众口传诵的绝配对联：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此副对联在我这个老兵读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捷克式机枪一个极为巧合的文字纪念。
　　看到徐干事对枪也颇有兴趣，我也就大胆多讲了不少我对枪械的体验。他突然问我对白朗宁手枪熟不熟悉，我猜他在共产党军队里可能用过，但我只对国军野战部队的步兵武器有兴趣，抗战时，加拿大为中国生产了一批白朗宁手枪供军官和特勤人员使用。战场上的对阵搏杀中，有效射程仅为普通步枪射程十分之一的白朗宁手枪，实在不能指望它能干什么，多半只是当官的身份象征或掌中玩物。抗战期间有一个故事，德国军事留学归来的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上尉，一脑袋普鲁士军人服从长官的纪律观。一次在国内坐火车时遇到一个互不认识的国军少将，连忙向那少将立正敬礼，那家伙趾高气扬的，看到蒋纬国身上别着一把精致的银色白朗宁手枪，就一脸骄横地说：“你一个尉官，佩这么好的枪干什么？不如我们换一换。”要到蒋纬国的手枪后，他把自己那把有锈斑的白朗宁手枪解下来，顺手插到蒋纬国的枪套里，一边还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蒋纬国有些难堪地回答：“报告长官，这把枪是美国魏德迈将军送给家父的。”这少将竟然还没听出蒋纬国的来头，呆呆地问：“令尊是谁？”蒋纬国一个立正，说：“报告长官，家父是蒋委员长。”少将当场吓傻，连忙还枪闪人，躲到别的车厢去了。
　　在杭州军械所，我曾经看到过此生仅见的最大人物——蒋介石。当时他在一群将官的陪同下视察我们所，蒋委员长一身戎装，外披黑色大氅，胸佩一枚大勋章，在我们的列队前徐徐走过，一副不怒而威的样子。
　　1948年年底，国军败局已定，我随部进入上海，在联勤总部下属军械部门工作。数月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上海人心惶惶，一夕三惊。汤恩伯任淞沪杭警备司令，为蒋介石政权大举迁台力保最后一个离港地。
　　一天，我坐在军车副驾驶座上过苏州河，车极缓慢地行驶在外白渡大铁桥上的人流中，看着兵荒马乱的人潮像翻滚的漩涡，我又想到了熬中药的砂锅里那沸腾的药汤，这次，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被命运煎熬？我的结局会不会像是那熬过的药渣，被随便扔在路边的哪条沟渠？我的眼光茫然扫过车外的人流，突然，我散漫的目光定格在人群中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英俊军官脸上，他也注意到了头已经伸出车窗外的我，就这样，在王朝倾覆的大风暴即将到来的上海，这个风暴眼的中心，我遇到了在人世唯一的亲骨肉，我的弟弟。
　　弟弟在我被抓到大冶铁矿后不久，就跑出来参加了国军，他跟着一位陕西籍连长当小勤务，抗战后又是内战，十年大难不死，长官一路升到团长，他也当上了中尉副官，军衔比我还高一级。弟弟准备随团长带领的部队撤退到台湾，他劝我投奔他的长官，一起去台湾，趁着都还年轻，打拼出个前程。我说出了我的想法：台湾岛孤悬一线海峡对岸，面对百万解放大军，国府又能支撑多久？不如及时抽身离开这场同胞相残的内战，一起回到久别的故乡，不然的话，家乡父母的坟都将无人祭拜了。听了我的劝说，弟弟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他的想法，和我悄悄离开各自的部队，一起辗转返回了湖北老家。
　　在向徐干事多次交代的那段时间里，弟弟的身世一直是我心头最大的阴影，我很担心他会追问我弟弟在国军里的经历，一旦追查出他的军阶，根据解放初期的规定，国军中连长以上、国民政府中保长以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必须镇压的对象，我弟弟就在劫难逃了。我告诉徐干事说，他是个普通士兵，抗战时炮弹震伤过脑子，人不大清醒。这也是他从上海逃回到乡下后，一直以来的求生之计。好在徐干事没有继续再追问他的事。
　　我一想到你叔叔是因为我的劝说才留在大陆，最后凄凉地死在家乡，就对他心怀愧疚。他一直成功隐瞒了自己中尉连级军官的身份，这虽然在解放初的大镇反运动中让他逃脱了牢狱之灾或被枪毙的命运，但在此后的岁月，你叔叔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恐惧里，他不敢和人交往，也不敢结婚，直到三十好几奔四十的老光棍了，才和一位从四川逃出来的要饭女人结了亲，婚后也一直没有儿女，五十出头，就在贫病中死去，那位四川女人也回她的家乡去了，从此杳无音信。
　　我其实也隐瞒了一些自己在军队中的经历，抗战期间，汤恩伯的部队也曾与共产党军队时常有摩擦，他们杀死过我们的人，我们也杀死过他们的人，对于真正的军人来说，都是些职务行为，但双方一些地方武装干起来就很血腥了。
　　这就是我的故事，如果不是这位叫徐干事的公安，我恐怕会早就忘掉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经历，当我努力回忆和讲述时，我感到我又活了一次那些过往岁月。但是，在那个人面前讲这些时，我承认自己常常是精神高度紧张的，我害怕他，因为他实际上是审讯我的判官，他一个人可以决定我的生死。多年里，这个人一直是笼罩我个人生活的巨大阴影。每次向他汇报完毕，我被要求先起身离开时，后背都感觉得到那双眼光刺入骨髓的冰冷。直到文革开始，我向他的汇报突然中断了，那天，他没有按他自己规定的时间出现在公园长椅上，我不知道这位徐干事发生了什么，我以为此生都不会见到他了，却没想到在40年后又遇到这个人。
　　你要问我恨不恨他，我会说不，因为他只是在做他的本职工作，监视和审查一个现政权的潜在敌人。我没有被送上刑场或牢房，这多少因为他还是一个公正的人，我觉得我比同一阵营的很多人幸运，当时让那些人变成冤魂的判决来得太草率了，我要为此对这个公安心怀感谢。是的，我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你如果没有单独被死神叫去见过面，你是没有资格评论有这种经历的人的。

　　父亲终于断断续续地讲完了他的故事，然后安然入睡了，这个讲述让身体衰弱的他很是损耗精力，但我发现他有释然之感，这很不错，我却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从医院出来走在阳光下的马路上，看到一个脖子歪了近90度的人在我前面踽踽独行，在他的眼中，这世界一定是壁立如墙，人们像两脚壁虎一样在墙上面来来去去，却不会掉下来，这会不会让他觉得很滑稽？我想，我就像那个人，刚刚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我出生以前的时空，看到了一个颠倒扭曲的世界，人类在其中互相咬噬，情状可怖。
　　我突然决定去了解一下那位也在住院的徐干事，于是我来到了他所在的病区。从病房门口可以看到，这位老人面部和身上已经插了不少管子和导线，旁边看护的一位中年男人估计是他的儿子。我试着悄悄向那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招了招手，他起身来到门口，有点疑惑地看着我。
　　我开口道：“请问这位老人家是不是姓徐，在公安系统工作？”
　　眼镜男说：“是啊，但我父亲在公安局做事已经是30年前了，您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父亲让我向您的父亲致意，他说在刚建国的一段时间里，得到过您父亲的关照，因为我父亲是民国的旧军人，当时属于被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管控人员，您父亲是一直负责我父亲案子的公安干警，他秉公执法，为人正直，我父亲因此避免了牢狱之灾。”
　　眼镜男惊愕地张大口：“不会吧？我父亲是在市公安局做后勤工作多年，但不是干警，从来没有听他说做过片管调查一类的工作，不可能啊，您大概是认错人了吧？”
　　我心中一惊，继续追问：“那他老人家文革开始后是不是离开局里的工作岗位了？”
　　眼镜男稍许迟疑后，爽然答道：“我父亲文革时被查出隐瞒了他解放前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做特勤工作的一段经历，因此坐了十年大牢，没少吃苦。您的父亲看来比我父亲要幸运多了，是吧？”
　　我强忍着身体开始的微微颤抖，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离开了。

　　本文选自《家族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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