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周有光与张允和.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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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ng the Other's Story

周有光与张允和
上篇

© 李怀宇／文

1906.1.13～2017.1.14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张允和

　　余生亦晚，有幸访问周有光先生，却无缘亲睹张允和女士的风采。
　　位于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的周家简朴而雅致，书房兼客室的书架上，除了周有光先生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先生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这里是我心中的人间天堂。每一次我都是乘兴前去，欣然而归，尘世间的是非与困惑一时烟消云散。
　　周有光先生比我整整大了七十岁，彼此之间却似乎没有代沟，我问得少，他答得多，所受教益常常出我意表。书房很小，我们总是在临窗的小书桌旁面对面地一坐半天。喝一口热茶或者可乐的时候，我偶尔出神，会痴想女主人张允和在世时的情景：多少年来，周有光和张允和每天上午下午喝茶，举杯齐眉，相顾会心。
　　恩爱一生，在周先生看来并非难事：“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没有吵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有时候，我起身松动一下筋骨，看看家里挂着夫妇各个时期的合照，但见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总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眼神那么清澈，仿佛就在注视着一老一少的漫谈。我总漫无边际地问起关于张允和的一切，周先生笑容可掬地回答，像一篇无法再删一个字的好文章，使我更生遐思，希望在张允和留下的文章和照片里读出更多的故事。
　　时代如此又快又闹，人心这般时冷时热，新闻往往似是而非，历史常常答非所问，坐在我面前的周先生却总是那么从容，那么坦诚，那么渊博，那么明白。听了周先生的百岁口述，我并未脱胎换骨，依然要独自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无奈和困惑，但至少能为难以理解的世界作一别出心裁的脚注。

　　一

　　苏州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相识的地方。周有光家从常州搬来，张允和家则从合肥搬来。常州周家和合肥张家与太平天国都有关系，不同的是周家家道中落，张家家道上升。
　　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家乡常州办纱厂、布厂、当铺，家道殷实。太平军一来，清政府没有全盘抵抗计划，常州本地军队集合抵抗，城里无法跟外面来往，城里的经费都是周润之提供的。太平军打不进常州城，转战南京，打下南京后成立太平天国，两年后再打常州。不久城破，周润之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后，清政府封周家为世袭云骑尉，即先人死后要给子孙世袭赏赐财产。周家从此每年可以领到很多赏钱，一直到清朝灭亡。周家的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房子，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再花几年。传到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虽在常州办了一所国学馆，但收入不多，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要维持大家庭已经不易了。周有光说：“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了，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跟随李鸿章打太平军。打胜时，曾国藩功劳最大，怕功高盖主，就解甲归田。湘军回乡后，剩下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张树声在淮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李鸿章。李鸿章在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时，职务就由张树声代理。张树声任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代理首相，下一代人也做大官。第三代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新思想的影响，觉得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决定离开合肥，到上海、苏州，用祖上传下来的财产广办新式学校。张武龄和蔡元培、蒋梦麟等著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1921年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中学。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嘲笑：“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
　　1906年，周有光在常州出生。常州的青果巷，曾经出了瞿秋白、赵元任和周有光，三个人后来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里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周有光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周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祖宗荣耀，旧了也不能拆掉，就在旁边造一座新的房子，新旧连在一起。周家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
　　周家的礼和堂在运河边上，前门是路，后门是水，房子有好几进。周有光小时候常常跟祖母在一起学念唐诗。祖母住在河边的房子有大玻璃窗，看得见月亮的晚上特别漂亮。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年轻时受过很高的教育，打官司时能写状子。周有光回忆：“我还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当年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在周有光上小学之前，周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他的姐姐们。周有光不能去上课，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家长溺爱他：“男孩读书太早，会把脑子读坏了。”周有光就去偷看，但见一个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个老先生教中文。周有光一个人无聊，跑到邻居家找小朋友玩，邻居的女孩跟他差不多大，大人却不让周有光跟她们玩，说：“男孩跟女孩不可以一起玩的。”
　　等到六岁时，周有光进小学。当时常州府城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周有光进的育志小学是府城的第三所小学。这所小学原来是一座庙，周家的男工带着周有光去看建校：工人把绳子套在庙里菩萨的脖子上，一拉，扑隆咚，菩萨就破了。菩萨都搞光之后，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学校里到处是麻雀窝，下课时，小学生们经过一个梯子爬上屋顶，把麻雀蛋拿出来。“麻雀一边飞，一边骂我们。”周有光回忆。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提倡男女同学，情形是这样子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分开的。上课时，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生监读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时，女生监读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可以出来。中午吃饭，家里烧了饭送去，有女孩、男孩是一个家子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吃。后来才改进，可以一家子一起吃。
　　当时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周有光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毕业了。毕业后，周有光没有在常州中学读书，而是被送到镇江中学读书，大概是镇江中学中有关系的人可以照顾。但是周有光在镇江中学比其他同学年龄小，不能适应，很快就回来，进入常州中学读了一年预科。周有光的记忆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小学原来读了六年，加上预科最后还是七年。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屠元博的父亲屠寄是历史学家，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名字在《辞海》中有记载。屠寄是改革派，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留学。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清末就跟孙中山在日本闹革命。有一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便接上假辫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是创办常州中学。学校在清朝末年创办，等到办成时，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是同盟会党团的党魁，后来北洋政府的党派斗争厉害，人家请他吃饭喝酒，据说在酒里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周有光的三姐嫁给了屠伯范。
　　常州中学的古文和英文教学水平都高。学生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用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周有光都只记得英文。常州中学只收男生，学生一定要住校，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没有课，是游艺课。学生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音乐家刘天华就在学校教音乐。刘天华在学校办了一个军乐队，每到下午四点钟，军乐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圈。听到军乐声，学生就休息了。
　　常州中学的教员中有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周有光影响最大的是中文教师吴山秀。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此事，也请吴山秀来讲。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吴山秀一上台，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当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吴山秀在解释这些文章时发挥了他的思想，给学生印象深刻。吴山秀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能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学生看白话文，写白话的文章，在中文课上灌输五四运动的思想。五四运动时，周有光只有十三岁，但有印象。他回忆：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这都是老师引导我们。我们一个人拿一面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了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常州中学的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人才。吕叔湘是比周有光高一班的同学。周有光回忆：

　　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在女子中学里教书，后来办了一所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在一起很少，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周有光回忆，“我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经过很多困难，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坏。”
　　周家已经家道中落。可是，过年过节家里的客人从早到晚没有间断，周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地去送礼。“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州到苏州。我们跟着母亲，也到了苏州。”周有光回忆，“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姨太太后来有三个孩子，也在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开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父亲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随母亲搬到苏州后，周有光眼界大开。他说：

　　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此时，张允和家也搬来苏州。
　　张家在合肥，拥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石租。张武龄却接受了新思想，冲出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书堆里。家庭给他最大的便利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张允和曾说：“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1906年，张武龄和扬州名门闺秀陆英结婚。陆英比张武龄大四岁，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张武龄。陆英二十一岁嫁到张家，三十六岁就去世了。十六年怀了十四胎，留下姐弟九人，四个女儿分别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个名字都有两条腿，要往人家走。五个儿子的名字都有宝盖头，要留在家里。陆英去世后，张武龄继娶韦均一，生了幼子张宁和。
　　1913年，张武龄带全家搬到上海。一家住在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院子可以摆十几桌酒席，租金是二百两银子。1916年，张武龄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场面很大。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枚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好在没有出事。为了避免再出意外，张家在1917年搬到苏州。
　　张家二小姐张允和1909年生于合肥，全家来到苏州时，她只有八岁，正是开始懂事的时候。她的回忆中写道：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1921年，张武龄将这种想法付诸现实，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他建成了颇具规模的校舍，亲自撰写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泰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进大同。

　　乐益女子中学开风气之先，既教传统文化，又教各种新知识。张家四姐妹都进入学校读书。在张允和的回忆里，这里是一片乐土：“和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姑娘们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课堂上我们学诗词歌赋、唐宋八大家，也学翻译作品，张闻天老师讲《最后一课》给我印象最深。当时只知道他的学问好思想新，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苏州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苏州独立支部就建立在乐益。”
　　张家四姐妹的声名开始传播开来。叶圣陶在乐益女子中学教过书，他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家和张家同在苏州，而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1925年进入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和张允和是同学。张允和常常来看周俊人，到周家玩。周有光和张允和就认识了。周有光回忆：

　　放假时，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地方适中，打球很方便。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的，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那时候，苏州阊门再过去就是洞庭东山，东山是苏州太湖一个半岛，跟苏州连的。从苏州阊门去玩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坐游船，还有坐轿子、骑驴子去，骑驴到虎丘。等于一个小型的旅游团，常常一起玩，就熟悉起来了。

　　二

　　周家和张家的兄弟姐妹熟悉起来时，张允和还是中学生，周有光已是大学生。
　　周有光考大学，颇费周折。他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都被考取了。当时正值周家最穷的时候，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学期要两百多块银元，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周有光就准备去南京读书。他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姐姐的一个女同事朱毓君听说周有光考入了圣约翰大学却没法读，就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老太太很喜欢周有光，答复：“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打开，有一出传统戏叫《借当》，意为借东西来当。周有光就是“借当”上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报名需要照片，周有光的同学关照他：“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照相馆有准备拍照用的西装，周有光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照相馆的人也不懂，给他打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同学们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周有光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当时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再租独轮车到了位于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周有光风趣地说：“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大概九百年前。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一进校园，周有光就被迷住：校园美极了！学校规模小，园林大，到处都是大树。这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成了中山公园。第一次去学校报到，工作人员给周有光一个卡片，把他的名字打在卡片上，有中文，有拉丁字母。周有光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周有光一进学校就看到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印象深刻。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周有光回忆：

　　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看法。”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看报的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的教学法源于英美。周有光记得，学校里有一本客人可以随便拿来看的小书，书上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周有光回忆，“有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学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圣约翰大学按照英美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要到二年级才分科。周有光一年级的基础课中数学成绩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他：“你学理科吧。”高班的同学却都跟周有光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你在圣约翰大学不读文科，吃亏了。”周有光就选了文科，但偏重于经济学方面：“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技术，一套学问。”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各界都发起抗议运动，大学生参与游行。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校方说：“学生抗议、开会都可以，不许到校外去，只能在校内。”学生不答应：“大家都游行，我们为什么不能游行呢？”矛盾越闹越大，学生和中国老师全体离校，名为“离校运动”。运动之后，圣约翰大学关门。后由华侨捐款，中国人创办了光华大学。周有光便转到光华大学读书，他回忆：

　　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当时教育部没有命令大学要这样搞那样搞。光华大学请了中国有名的学者来上课，譬如教文学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学教授，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从北京到上海跑来跑去，结果飞机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做人的风格影响学生。徐志摩和原来的夫人张幼仪离婚，张幼仪很有文化的，但是小脚。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那时候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那时候老师跟学生、校长跟学生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很多人很钦佩徐志摩，他是一代风流。有人说：白话诗到徐志摩时成熟了。我没有听他的课，我那时候快毕业了，可是他的东西我都看过，很钦佩。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张允和还在苏州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她曾回忆：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乐益停课十天上街宣传、募捐，分散在各个城门口、火车站。那几天一直下雨，我冒雨守在城门口，脚下的新布鞋湿得一塌胡涂，心中却异常地激动和兴奋。乐益募捐得了第一名，上海、苏州各报都登了这条消息。为支持上海工人罢工，同学们自编自演了节目，父亲还请来了马连良、于伶等名演员义演募捐，共演了三天。上海工人罢工结束，多余的捐款退回苏州，乐益女中的师生和苏州工人、学生一起，自己动手，填平“皇废基”空场贯通南北的小路，开拓为大马路，取名“五册路”。

　　当张允和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周有光在光华大学念书。不久，一封信揭开两人感情中微妙的一层纸。
　　张允和回忆：

　　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阵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周有光则补充：

　　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她。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我跟她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张允和 1909～2002

　　三

　　当爱情萌芽时，周有光有时小心翼翼地到中国公学来探望张允和，张允和总是矜持地从东宿舍躲到西宿舍，嘱咐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周有光怅然而归。这样反复多少次，才有了“温柔的防浪石堤”。张允和八十岁时，写了文章《温柔的防浪石堤》，记录1928年秋天在吴淞江边海口一个刻骨铭心的星期天：

　　这里是天涯海角，只有两个人。是有风，风吹动长发和短发纠缠在一起。是有云，云飘忽在青天上偷偷地窥视着他们。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大意）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不理会他，可是她的手直出汗。在这深秋的海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了一块白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尽了罪恶”，可是当她的左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此时，周有光已经在光华大学毕业。张允和则在中国公学读到二年级时，转学到光华大学。周有光这样回忆张允和的大学时代：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她在大学读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已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幸福曲》，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

　　大学毕业时，有人劝周有光：“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种思想：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个地方。因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人就产生麻木，没有新的刺激。然而，光华校长张寿镛待周有光非常好，校长室需要一个秘书，在本校学生里招考，周有光考上了，张寿镛就劝他：“你不要出去了，就在本校教书吧。”周有光一边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一边帮张寿镛校长做些工作，后来在光华大学教书。
　　不久，周有光的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老待在这里，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此时，孟宪承要到无锡乡下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任院长，就把周有光带去。没过多久，浙江也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孟宪承又把周有光带到杭州。
　　张允和转到光华大学后，被推荐为女同学会会长。她什么活动都参加，在男生面前从不服输。学校年年举行国语演讲，据说此前几年都是一个姓赵的男生得第一。张允和精心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为《现在》。此时，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她就把讲稿寄给他看。周有光回信：“太哲学了。”张允和用一种统计方法把大学四年凡是上课念书的时间加起来，用二十四小时一除整整只有八个月，慷慨激昂语重心长地劝大家要珍惜大好时光，抓住“现在”，好好念书。
　　演讲在光华大学的一个大饭堂里进行。姓赵的男同学讲演题目是《铁》，国语讲得比张允和好。比赛结束，会场里十分安静，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评判结果。张寿镛校长宣布：“第三名……第二名……”张允和泄气了。报到第一名时，张校长好像卖关子，半天不报名字。突然像打雷一样：“张允和！”全场轰动。张允和的堂姐张镇和是光华大学篮球队长，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一下子把张允和举了起来。张允和的回忆说：

　　这是我一生一世最快乐的时刻。现在！现在！现在！这两个字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抓住现在”几乎成了我办一切事的座右铭。

　　事后听说，现场评定结果是张允和与赵同学分数一样，本应并列第一，请张校长作最后裁决。张校长说，赵同学年年第一，女学生还从没得过第一，既然分数一样，就让张允和第一吧。
　　还有一件事给张允和印象深刻。她上钱基博（钱锺书的父亲）教的国文课时，钱先生从不给学生出题目，只给一句话或一篇短文要求作注，如给《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完成钱先生的作业，张允和要去查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使她终生受益。
　　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借口日本和尚被殴，向上海闸北一带发起进攻。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毁于日军炮火，光华大学也岌岌可危。而浙江和江苏的军阀打仗，把铁路打断了。张允和在苏州没有办法到上海读书，苏州和杭州的路没有断，只好转到杭州之江大学去借读。
　　周有光正在杭州工作，这与张允和敢于只身来求学大有关系。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地方。每逢周末，周有光和张允和相约在西湖边，漫步九溪，“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一对洋装在身，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却怎么也鼓不起搀着手并肩走的勇气。
　　193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周有光和张允和一同到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灵隐寺规模很大，环境优美。寺庙是古时谈恋爱的地方，《西厢记》便是如此。而这对谈恋爱的年轻人依从当时风俗，彼此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敢手牵手。有一个和尚跟在两人后边，两人走得快，和尚也走得快。两人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两人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周有光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四

　　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
　　张允和回了一封十张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缘定今生，他们决定在1933年4月30日结婚。
　　婚礼很简单。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婚礼桌椅布置成象征幸福的马蹄形，二百多位来宾中留下吃饭的刚好一百位，加上新郎新娘，两元一客的西餐，共一百零二客。
　　证婚人是张允和的老师李石岑先生。张家四妹张充和唱昆曲《佳期》中的一段，顾传玠吹笛伴奏。
　　在张家，张允和从小就手快嘴快脑子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张允和最快，张家十个姐妹兄弟，她第一个结婚。
　　这位“快嘴李翠莲”还让沈从文叫了五十多年的“媒婆”。理由是张允和给三妹张兆和当媒婆。到了晚年，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腔对张允和说：“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爱情闻名遐迩。在这个传奇的爱情故事里，张允和最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当媒婆的一节。
　　193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张家门外来了一位戴近视眼镜的青年，自称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张家看门的吉老头儿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这位客人一听，不但不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边，站在太阳下面发愣。吉老头儿抱歉地说：“您莫走，我去找二小姐。”
　　二小姐张允和在大小姐不在家时，是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得得得”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便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三个字：“我走吧！”张允和很快把话儿转个弯：“太阳下面怪热的，请到这边阴凉地方来。”可是他巍然不动。张允和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请把您的住址留下吧。”沈从文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所住的旅馆，转过身，低着头，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
　　三妹张兆和回来吃午饭，张允和怪她：“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张兆和不服气：“谁知道他这个时候来？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张允和说：“别说了，吃完饭，马上去。他是老师么！”又告诉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张兆和吃了一惊：“旅馆？我不去！”
　　“老师远道来看学生，学生不去回访，这不对。”张允和说，“还是要去，大大方方地去。来而不往，非礼也。究竟是远道来的老师呀！”
　　张兆和不得不同意。她问二姐：“怎样开口呢？”
　　张允和说：“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不到一个小时，张兆和带着沈从文来到张家。五个弟弟陪着沈从文。沈从文善于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一直讲到被叫去睡觉为止。而二姐张允和早就托词走开了。
　　1933年初春，张允和与张兆和同住在苏州。一天，张兆和拿了沈从文的信给二姐看。信中婉转地说，要请二姐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允和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张家住在城中心，张允和坐了人力车，拐拐弯弯走了好长的路。进了电报局，张允和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她心想：“自己名字中‘允’字就是同意的意思。”还准备了一番话给报务员做解释。不想报务员看一眼就收下了，没有问什么。张允和得意洋洋地回家，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名字。这就是“半个字电报”。
　　张兆和却放心不下，怕沈从文看不明白，又一个人悄悄坐人力车到阊门电报局，递上用白话文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报务员看了电报稿，觉得奇怪。密码？不收！要求张兆和改成文言。张兆和不肯，涨红了脸，说是喜事电报，请报务员照发就行。
　　在这两份电报之后，沈从文和张兆和在1933年10月结婚，比周有光和张允和晚了半年。
　　而大姐张元和的婚事，比两个妹妹晚了六年。按张允和的说法，她“为大姐的婚姻做了一半的主”。
　　张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时，因品貌出众多才多艺而引人注目。大夏大学当时有“四大天王”之说，张元和有“皇后”之称。
　　当张元和在大夏大学升大二时，继母韦均一认为学费太贵，不让张元和返校。继母当时是乐益女子中学的校长，张允和在校门口一站，鼓动过往学生罢课。张允和说，如果校长不让自己的继女完成学业，那么乐益女子中学的学生干吗上课呢？这么一站，族中长辈决定从地租中集资，帮张元和完成学业。也许是因为这场风波，张家子女此后都能一帆风顺地念大学，没有再受财政危机威胁。
　　张家自来有爱好昆曲的传统。张武龄在子女尚幼时，已让他们看曲学曲。当时过年过节有赌钱、喝酒之风，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张允和回忆：“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婚姻、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
　　张元和和张允和在上海读大学时，想看看舞台上《牡丹亭》中的“拾画”、“叫画”是怎样的。“昆曲第一小生”顾传玠正在上海大世界演出，张元和姐妹和几个女同学合写了一封信给顾传玠，请他唱“拾画”、“叫画”。张元和回忆：“过了几星期，他真的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演出精彩极了。”张允和则回忆：“顾传玠出场了。场子里是那么安静。观众屏声息气，听柳梦梅婉转悠扬、回肠荡气的歌声。顾传玠把汤显祖笔下的那个柳梦梅演活了。”
　　顾传玠比张元和小两岁。当年有位剧评家描述顾传玠的演出：“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吴昌硕有一嵌字格的对联：“传之不朽期天听，玠本无瑕佩我宣。”1930年，顾和梅兰芳合演《贩马记》，梅兰芳大加激赏。
　　1938年，周有光和张允和一家和弟弟妹妹在大后方碰头，张允和写信给大姐：“四弟四妹都在四川，你也来吧。”大姐回信：“我现在是去四川还是到上海一时决定不了，上海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好，但这件事（结婚）是不大可能的事。”张允和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对她和顾传玠之间的感情有所察觉。在当年的世风下，一个名门闺秀大学生与一个昆曲演员之间地位悬殊，社会各方的舆论让张元和精神压力不小。张允和马上回信，代行家长职责：“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张元和得到信，很快回上海。1939年4月，三十岁的张元和嫁给顾传玠，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炒作一番。顾传玠后来写信给张允和，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对这段姻缘，周有光说：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要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四妹张充和的婚姻，倒没有动用张允和这个媒婆，而是自作主张嫁给了洋人。
　　张充和一断奶，就被送给合肥二房亲奶奶做孙女。1920年春天，张充和七岁，才回到了苏州。母亲陆英派了张允和当四妹的小先生，这对姐妹相差四岁。大姐教大弟宗和，三妹教二弟寅和，三位小先生很来劲。书包做好后，三位小先生都认为得替学生起个学名。张允和认为自己的学生最难对付。张充和虽小，但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底子比姐姐们还强。但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对新文学不了解。张允和左思右想，就替四妹改了一个名字，叫“王觉悟”，不但改名，连姓也改了。张允和在四妹的书包上用粉红丝线绣上“王觉悟”三个字。有一天，四妹忽然问二姐：“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二姐答：“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四妹又问：“明白了什么？”
　　二姐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便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
　　“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皇帝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四妹摇头道，“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得不通，哈哈！”
　　这一笑把二姐气坏了，又不能打骂妹妹，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划的繁体字。
　　多年后，张充和到北京大学读书，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周有光说：“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张充和周末常在姐姐家。1948年8月，傅汉思和张充和在北平举行了简单的基督教式婚礼。礼成后大家吃蛋糕，沈从文的儿子虎虎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
　　傅汉思和张充和婚后去了美国。多年后，张充和小时候“不知道”的胡适之到美国讲学，也住在张充和家里。胡适之和傅汉思是老朋友。1978年，张充和带了洋女婿傅汉思回中国。大家谈到五十八年前的往事，哈哈大笑。张允和说：“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
　　叶圣陶当年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证明一点没错。

周有光与张允和

　　本文选自《读库》0802，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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