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周有光与张允和.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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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
上篇

© 李怀宇／文

张允和与周有光

　　五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时，张家的家境已大不如前。张武龄疏于理财，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亲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武龄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张武龄却早已丢了存单。有了这笔“意外”收入，张武龄给了张允和两千元作嫁妆。
　　这两千元嫁妆和婚礼收到的贺金，成了周有光和张允和留学日本的费用。
　　本来，周有光大学一毕业就想到外国去读书，因为穷，没去成。他在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同学，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十有八九到美国留学。对留学，周有光有自己的看法：

　　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留学，起初中国没有大学，后来教会学校到中国来办，读大学不一定到国外去了。可是比大学更高的还要到外国，譬如美国有名的大学是研究生为主，不是大学本科为主，我们的大学是本科为主，研究生比较少。留学有两点好处：外语学得好；外国整个学术环境跟中国不一样，受影响有好处。真正读书要靠自修，留学不留学一样，在中国也可以学得好的。读书实际是自已读的，老师不会来管你，只是指点一下子。

　　手头的这点钱刚够到日本留学，到美国还远远不够。而选择到日本留学，还有一个原因，周有光想法是：“我那时候有一种左倾思想，想到日本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
　　1933年10月，新婚的周有光和张允和登上日本的“长崎丸”。当时上海有大量的日本人，东京也有大量的中国人。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在中国写一封信，寄往国内是三分钱邮票，寄往日本也是三分钱邮票。中国人到日本去，不用签证，在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日本，上岸时根本不用检查。
　　周有光和张允和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在船上，一路风浪不断，张允和紧张，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到了陆地上，张允和仍是不停呕吐。开始以为是晕船的缘故，全然不知道怀着一个新的生命。
　　到日本不久，张允和发现怀孕了，便回国待产。周有光依然在日本留学。
　　日本的大学没有学生宿舍，学生都住在校外。夫妇俩先住在中国青年会，后住到日本人家里。日本许多人家有房间出租，喜欢租给大学生。张允和喜欢日本文学，在日本的短暂时光里，主要学日本的文学。当时日本著名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中国所受西洋文化的影响，最早也是间接通过日本。周有光的兴趣则主要在经济学。为了跟从河上肇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学，周有光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而是考京都帝国大学，因为听说河上肇就在那里教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后，才发现河上肇已被捕。“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周有光说，“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的，是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可以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周有光在国内已经读过日本的课，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住在日本人家里，周有光每天都要讲日语，也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到了京都，他原以为京都也是讲日本国语，结果发现房东老太太讲的是京都话，跟东京完全不一样，就跟着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快学会了。
　　在上海读大学时，周有光学过小提琴。他倒不想当小提琴家，只是学着玩，以为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了。在日本，他跟从一位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他一天拉四个小时，他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不想在音乐上花多长时间。”
　　张允和怀孕后提前回国，上海的亲戚朋友把她照顾得很周到。1933年4月30日结婚，他们的儿子周晓平（小平）在第二年4月30日出生。多少年来张允和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她，她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周有光在日本不到两年时间也回上海，留学的计划完全改变了，他感慨：“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从日本回到上海家里，抗战前的生活充满情趣。上海静安寺有一个百老汇跳舞场，周有光夫妇常去。他回忆：“那个地方有舞女，可以请舞女陪跳，在当时是高级的跳舞地方，门票是两个银元，一个银元可以吃一个月的饭了。我们星期六去跳舞，那是高级职员的生活，不是资本家的生活。跳舞的朋友有邹韬奋、刘凤生，刘凤生是张允和的姑父，有时还带着夫人，邹韬奋的夫人是小脚，所以不去跳舞。”
　　1936年春天，张允和已有了小平、小禾两个孩子，辞去工作安心相夫教子。一家人到了苏州，城市不大，熟人很多。他们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在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一开大门，只见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
　　这时《苏州明报》托人请张允和帮他们主编“苏州妇女”版。张允和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又喜欢动笔，一下真的当了编辑、记者，自己写自己编，干得很起劲。
　　南京的《中央日报》有“妇女与家庭”版和“文艺副刊”版，主要由张允和在光华大学的同学储安平、端木新民夫妇负责。有一段时间他们去英国留学，张允和便代端木新民编“妇女与家庭”版，她写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女人不是花》。当时女人做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请女职员，主要是做花瓶，起一些点缀作用。张允和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姐妹都不做这样的人。

　　六

　　安定的生活很短暂，“七七事变”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周有光和张允和住在上海。日本人有一招：凡是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会派人登门访问，第二天在报纸上登出“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受访者就变成汉奸了。周有光和张允和决定逃难。
　　张允和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小平和两岁多的女儿小禾，先辗转到了老家合肥，后到四川。周有光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同行，最后夫妇在四川会合。张允和在成都光华中学教了一段时间。周有光一边在光华大学教书，一边在江苏银行工作。江苏银行在重庆成立了办公处，周有光任办公处主任。国民党政府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成立了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到农本局做事，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周有光担任农本局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
　　在重庆的生活很艰苦，天天有轰炸。周有光在城里和歌乐山乡下安了两个家，他说：“碰得很巧，轰炸城里，我们住在歌乐山；轰炸歌乐山，我们住城里。这都是死里逃生。”有一次，周有光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发现家里炸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穿的橡皮靴子，家里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还有一次，周有光下班，要坐滑竿渡江到南温泉，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周有光旁边，把他冲出去，掉到沟里去了。周有光在沟里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他以为自己受伤了，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一看四周，旁边有人死了。
　　为躲避轰炸，一家人在四川搬了多少次家都数不清。周有光的一个朋友在南溪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有一次，他告诉周有光，南溪不会有轰炸，可以照顾一家安全。于是周有光一家和他姐姐一家，由长江坐船到南溪，到那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吃完饭，大家都累了，便去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家里被强盗抢了。大家都不知道，原来强盗用迷魂药把他们都迷糊住了。强盗以为他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逃难的人不可能带值钱东西，一路都有强盗，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周家的箱子。这一来，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周有光工作繁忙，常常要出差，家里由张允和照料。有一次，张允和为了找一点水给女儿做饭，出门上街，在一辆大卡车边，她猛然站住并后退了两步。她曾回忆：

　　那是一个死人，倒卧在车轮旁，四肢还完整，但脑壳迸裂，脑浆撒了一地，我见到了真正的肝脑涂地。又走过一条巷子，我看到了堆得一人多高的白木棺材，显然里面都装满了人，正等待着被运走，我心里一阵阵发冷。这短短的一路，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恐怖悲惨的场景，我并不觉得害怕，但这可怖的场景让我认识了什么是侵略，什么是战争，并在不久后接二连三的事件中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不久后，惨痛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家里。
　　1941年5月，一家人住在唐家沱乡下，周有光出差在外。女儿小禾突然告诉妈妈，自己肚子疼，张允和以为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小禾很快就发烧，到了第三天，张允和想方设法托人把女人儿送进重庆的医院。医生说是盲肠炎，没有及时治疗，已经开始化脓溃烂。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张允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一天天地病重，在7月里，小禾走了，此时正临近她的六周岁生日。
　　1943年，一家人搬到成都。此时周有光离开农本局到新华银行工作，收入不错，住在甘园的一座小洋房中。一天傍晚，儿子小平和房东的孩子在院子里玩包车，房东的孩子坐在车上，小平拉着他来回跑。突然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小平的肚子上。住所附近正好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张允和和房东赶快把小平送到空军医院。医生一点也没有耽误，马上麻醉，开刀后发现肠子被穿了六个洞。第二天，成都的报上登出新闻，标题为：“五世单传的儿子中子弹”。
　　这时周有光在重庆出差。小平手术后高烧，张允和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也咽不下一口东西。第四天早上，小平的烧退了，周有光也赶到了。为表达谢意，他们把参加手术和护理的医生、护士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
　　在成都时，丁聪也在成都，经常到周有光家里来玩。丁聪很喜欢小平，一家人也很喜欢丁聪，还曾闹了一个笑话。周有光在家里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小平去告密，说：“我爸爸说你有‘左倾幼稚病’。”几十年后，小平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少。”

　　七

　　八年抗战终于换来惨胜。
　　1946年底，新华银行派周有光到美国工作。张允和把小平送到苏州老家，夫妇同往美国。在上海，两人登上由美国军舰改成的客轮“梅格将军号”，途中用了十四天，到达旧金山时正是阴历年三十。语言学家李方桂的太太徐樱同船，徐樱也喜欢昆曲，于是大家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1月13日是周有光的生日，船刚好经过子午线。快到子午线时，周有光过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周有光又过生日。
　　周有光的办公室在纽约百老汇一号十九层四十七号。新华银行在美国没有对外的办公处，对外是用美国银行伊尔文信托公司的名义。在中国，新华银行代理伊尔文信托公司；在美国，伊尔文信托公司代理新华银行。
　　周有光觉得在工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真正了解到美国的强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像的。日本专门派了一个调查团到美国去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表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到今天我们都不能懂。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美国没有这个事情，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但是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来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周有光的工作待遇很好，业余则读书，不肯浪费一点时间。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周有光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看他每天都去，就问：“你研究什么？”周有光说自己主要研究经济学。工作人员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由两个人专用，另一个人用上午，周有光用下午和晚上，可以用到晚上十二点。借书时，随便借多少书都没有关系，借后放在房间里。周有光笑道：“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周末，周有光就到大学里听课，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脱产修学位。张允和则在伊利诺斯大学读书，读英国文学。在美国的中国人交往很多，赵元任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玩。周有光和张允和在星期天自己买菜，做中国菜，著名学者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语言学，常来吃中国菜，大家聊得很开心。此时，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不错，老舍就用这笔版税到美国去玩玩。张允和回忆：

　　当时老舍、杨刚都在美国，我们来往很多，记得1947年年三十他们在我家吃的年夜饭，我准备的是什锦火锅。老舍风趣幽默，边吃边讲笑话，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最后唱京剧《钓金龟》。大家笑痛肚子，没有放过我，又是一曲“原来姹紫嫣红……”

　　周有光的朋友何廉曾任农本局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此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研究教授，何廉对周有光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周有光说：“当然很高兴。”于是，周有光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他回忆：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美国的交通便利，我去访问他很方便。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跟爱因斯坦聊天就是普通朋友聊天，不是学术性的聊天。他生活也很随便，我在银行界工作，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爱因斯坦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思想家，此外，他是物理学家。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跟爱因斯坦只是随便地聊天，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

　　当时的银行要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政治和历史背景。周有光在美国工作，也常常被派到欧洲了解情况，回来后撰写调查报告。他回忆：

　　我在美国工作，条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左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罗马市中心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在意大利的国会里面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了。一到法国，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了。人家都说整个欧洲很快要被共产党接收了，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欧洲还是有民主基础。到了英国，我也是左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产党的机关报，在伦敦到处买不到，后来人家告诉我要到一个小地方才买到。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搞不起来，没有群众跟上去。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英国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

　　在周有光看来，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能够开阔眼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话原来在中国很难体会，到外国去，才体会到“行万里路”的确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
　　1948年，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结束，夫妇不约而同地说：“不要原道而返，绕地球一周好不好？”“好！”
　　当初从中国到美国时，过太平洋，夫妇坐的是简单的“梅格将军号”，如今从美国过大西洋，坐的是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这次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在周有光的视野里，历史旅游着重点是经济考察。他已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要明白其经济特点是什么。自由女神、哈佛大学、耶鲁、剑桥、牛津、蜡像馆、卢浮宫、艾菲尔铁塔、庞贝古城、金字塔……每到一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是他们必去的地方。
　　旅途中有不少趣事。周有光回忆，中国跟美国一样，到火车站，将行李交给行李房，工作人员就给旅客一个条子，下车凭条子拿行李。他到英国的火车站，把行李交给工作人员，没有条子给他，他说：“条子呢？”“什么条子啊？”他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你不是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什么旅馆吗？”到了订好的旅馆，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面了。他解嘲：中国人跑到外国去，变成了乡下人。

　　八

　　从海外回国，是1949年前后的时代潮流。
　　周有光说，他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学习经济那么多年，深知中国当时最缺乏的是经济建设，立志回国搞经济。还有一个原因，周有光的母亲不懂英语，不愿意到美国去，他不想与母亲长期分开。
　　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第八天，周有光和张允和乘坐“盛京轮”经香港回到了上海。周有光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兼任新华银行的总行秘书长，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第二业务处处长。张允和则在光华附中教中国历史。
　　周有光身兼三职，待遇很高。他笑道：“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
　　没过多久，事情发生了变化。银行里的老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周有光发现：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当时的理论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薪金则是资产阶级才有的。另外有理论认为，这些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针对这个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国际性会议，有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不利。周有光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没有深入研究，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影响很大。
　　上海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后，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周有光从复旦大学调去当教授，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高校里还出现了新生事物，名为“教育的速成”：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来问周有光速成好不好，周有光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教学则要根据苏联的课程。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经济统计中有抽样调查，但是苏联规定不可以查，因为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教师向周有光反映了教学中出现的困难，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周有光也没有办法，便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周有光拿到苏联新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去查其中的“抽样调查”，上面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周有光让他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大家都很开心。
　　张允和也忙得不亦乐乎。当时高中历史课用的教科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张允和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课。沈从文知道后，送来了《东洋历史地图》、《东洋文化史大系》等一批书籍。教了一年半书后，张允和发现教材中有一些问题。在一次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上，张允和提出教材中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意见。与会的教师鼓励她把意见写出来，张允和一口气就写了两万多字，寄给上海《人民教育》杂志，没有刊登，便把稿子转寄给了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1年春节，张允和带着儿子小平到北京玩，住在沙滩中老胡同沈从文和张兆和家里。一天，沈从文拿着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问她：“二洁（姐），弟格（这个）张允和是不是妮（你）呀？”张允和一看，是一篇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历史教科书质询的文章，题为《敬答各方面对教科书批评》，全文中有五次提到张允和。张允和大为得意，反反复复地看，把催她吃饭的沈从文夫妇晾在一边。因为这篇文章，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将张允和推荐给出版社，他原是张允和的老师。此时，周有光和张允和在上海不止有一个保姆照顾孩子，张允和离开影响不大。张允和便只身来到北京，参加新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张允和到北京还不到一年，“三反”“五反”开始了。张允和成了“老虎”。叶圣陶虽然对张允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帮不上忙，搞运动的另外有领导小组。搞运动的人认为，张允和的娘家有钱，是大地主。更有意思的是将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间的信当做材料。周有光回忆：

　　“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她说：“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事情这么奇怪，她说：“你猜猜看，这个人是什么人？”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君吧，可能是L君吧，可能是D君吧。”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张允和觉得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神经一紧张，得了牙周神经炎，跟领导讲好回上海医病。行前，她口气很谦和但态度很坚决地对领导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结果信全都退回来了。没想到牙周神经炎还很厉害，要把牙拔掉。重装牙齿需要很长时间，她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回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
　　周有光对张允和说：“不要再出去做事了，家里的许多事都没有人管，老太太的年纪也大了，需要照顾。”这一番话，让张允和安心地当起家庭妇女。从此，她再也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张允和后来说：“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三反”“五反”时，周有光在上海，看到的是天天都有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但是他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失望，他说：“我虽然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
　　1955年10月，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希望他留在北京参加文字改革工作，他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我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觉得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不过语文方面也很重要。虽然他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到北京只有一份，但是为国家办事情，不在乎这些。尽管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他的情绪。1956年4月，一家人都搬到北京。很快，“反右”风暴降临了。周有光回忆：

　　我原来是党外专家，“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很讽刺的是，我调任文改会后不久，上海经济学教授一个又一个都被划成了“大右派”，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反动”的。我调来之后，就与经济学没有关系，幸免于难。“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结果他都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我在上海最器重的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当时我不知道，事后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九

　　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时，周有光刚刚五十岁。多年后，周有光的孙女周和庆小学时有一次回来对他说：“爷爷你亏啦！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0’！”
　　周有光从事语言工作，并非偶然。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对语言学产生兴趣。一到圣约翰大学读书，他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而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让他印象深刻。1920年代，上海产生语文左翼运动，主将叶籁士在上海办《语文》杂志，周有光曾为杂志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大学毕业后，周有光在学校教书和银行工作时，也参加了拉丁化运动。拉丁化运动自1933年开始由苏联传来，瞿秋白是主将之一。苏联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受苏联影响，就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在中国推不动。周有光参加拉丁化运动后，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望道认为他的意见有新意，鼓励他参与文字改革。
　　周有光业余一直没有间断对语言学的研究。在美国泡纽约公共图书馆时，他就开始研究语言文字，张允和也经常到那里帮他整理抄写资料，后来周有光撰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部分资料就是在那里收集的。到英国时，周有光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中国没有人研究字母学，周有光看了觉得趣味盎然。这种业余的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得上。
　　1955年10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周有光到了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任第一研究室即拼音化研究室主任。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胡愈之主管具体事务。大家对文字改革的劲头非常大。周有光回忆：“常常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不像今天老一辈架子大。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周有光领导的第一研究室着力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草案主要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起草。“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需要用到字母，没想到周有光在伦敦买的字母学书籍发挥作用了。这个方案推敲了三年才成功，别人和周有光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文字改革开始不久，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力就请周有光去开汉字改革课程，很受欢迎，后来人民大学又请周有光去讲课。周有光把讲课内容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这本书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多次再版，日本将全书翻译成日文。周有光认为：“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文字学的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美国的厉害之处，是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字改革运动要跟语言学、文字学挂钩的第一本书。”
　　张允和随同周有光来到北京后，发现住处并排挂着两块大牌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下子就勾起了伤心事，大哭着对周有光说：“我要走，我要回上海！”周有光慢慢地劝她，让她情绪稳定下来，接受现实。一些文化部的领导知道张允和能力很强，想让她去工作。夫妇研究了半天，周有光说：“你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浪，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你没有这个本事，别出去工作了。”
　　张允和又安心地当家庭主妇。有朋友知道张允和喜欢昆曲，就介绍她认识了俞平伯。1956年，俞平伯倡导成立昆曲研习社，他任社长，张允和为联络组组长。曲会的大文章由俞平伯亲自写，说明书、通知、请柬、电报、回信等小文章，俞平伯总是说：“张二姐，你来。”张允和写的诗和散文也请俞平伯指教。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昆曲中。周有光回忆：

　　张允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里还有小的演出剧场，周总理常常来看戏的。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把他的研究讲出来，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讲得真好，非常深入。
　　北京昆曲的几个重要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苏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每个星期我们一定去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去看戏。戏曲界我们有很多朋友，有好戏，票子早给我们准备了。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十二点以后才回来，那时候在北京这是很愉快的事情。

　　十

　　愉快的生活在1966年被打破了。
　　周有光所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是一个小机构，直属国务院，文化大革命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还是处于保护的状态。但是高级知识分子越来越受贬低，开始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帽子越来越多，后来是现行反革命。
　　1969年冬天，寒风凛凛。周有光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岳飞《满江红》中“踏破”的“贺兰山阙”，就在平罗。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里的山是南北向的，平罗是一个缺口，刮八级大风是常事。周有光到了平罗才知道，周围有二十多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周有光回想：“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要的人，是‘社会的渣滓’。这是学苏联的办法，把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多是冻死了，大规模消灭敌对阶级。”
　　一到平罗，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算有优待：可以拉电线，有电灯，又打了一口井，运气好，打出来的水可以洗澡。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很好的天然条件并没有合理利用，上级要求在干校种稻子，结果收成不好。
　　周有光和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两人年纪比较大，到干校第二年时被分派去看守高粱地。两人在山岗上望去，至少可以看到一二十里外，荒无人烟。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闲来无事时，两人就聊天。林汉达研究语文用语，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们不容易懂的语词，改为容易懂的。有一次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两人就说：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1972年，林汉达病逝。
　　有一次，造反派的领导指派周有光去看白菜。宁夏没有白菜，都是用卡车从外地运来的。白菜运来时非常好，但是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但是上级规定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周有光发现了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
　　周有光说：“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好的。”在这里，周有光还遇到了平生一件趣事。他回忆：

　　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五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心想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因为那天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味的遭遇。

　　林彪事件之后，周有光在1972年春天从干校回到北京。回来时，上级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
　　这期间，周有光一家分别在三个地方：周有光下放宁夏平罗；儿子周小平和儿媳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下放湖北潜江；张允和带着孙女周和庆在北京，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就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周有光从干校回来以后，上级优待，把扣去的工资还给他，这笔钱正好把债还清。
　　造反派批评他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从干校回来以后，周有光什么事情也没法做，不用上班，就安安静静专门在家，把以前研究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整理。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全都弄好了。”

　　十一

　　周有光“周百科”的外号还是拜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位编委之一，另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十年浩劫之后，周有光参与这项重大文化工程，印证了连襟沈从文早年的玩笑话。
　　张家四姐妹中，多年来天各一方。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1949年去了台湾，1966年顾传玠去世，不久张元和移民美国；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婚后去了美国，傅汉思后任耶鲁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了减少麻烦，一对在美国的姐妹和一对在北京的姐妹不敢联系。同在北京的张允和与周有光、张兆和与沈从文两家则常在一起。
　　周有光来北京之前在上海，有人开玩笑：沈从文是京派，周有光是海派。和周有光留学海外不同，沈从文连小学也没有毕业。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告诉沈从文：“我小学毕业了。”沈从文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追忆沈从文，周有光说：“我常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
　　有意思的是，周有光和沈从文两连襟都著作等身，周有光的《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1978年，美国几个大学的名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来中国访问，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傅汉思来中国之前，周有光和沈从文两家并不知道，傅汉思来后通过关系找到他们。访问团请周有光和张允和陪着他们去参观了一天。张允和与余英时相谈甚欢，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两人曾经吟和过几首诗，但直到四妹张充和回国时道破，张允和才知道和诗者就是余英时。
　　从此，周有光和张允和的海外关系才恢复。有一天，领导突然来找周有光，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参加国际会议。”周有光说：“我不想去，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了会回来，一概交回给公家。”上飞机前，工作人员对周有光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人民币不能带出去，皮夹子交出去后，周有光的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周有光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他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
　　这次国际会议之后，海外的学术机构知道周有光的死讯是假，就常常邀请他出国访问，有时一年出去几次。1984年，美国的学术机构邀请周有光去访问，他便和张允和一起故地重游。到了美国，张允和到大姐家住一段时间，又到四妹家住一段时间，姐妹说不尽数十年的悲欢。大姐张元和一个人住在旧金山，有一套公寓房子，但她觉得公寓里太孤单，便住在她的一个学生家里，帮着照顾孩子。周有光要到七所大学讲课，讲完了就到四妹张充和临近耶鲁大学的家里。在这里，周有光看了许多书籍，大补历史课，知道了许多文革中不能了解的情况。那时候，周有光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他吃饭：“你想到哪儿吃？”他说：“我想到麦当劳吃。”傅汉思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他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傅汉思说：“好吧。”只好带着这位近八十岁的连襟去麦当劳体会是怎么一回事。
　　当国门重开之后，周有光又一次与世界同步。他倡导的汉字改革概论、现代汉字学、比较文字学等多门学问，在语文学界得到重视和研究。
　　1988年，周有光不再上班，有更多的时间看文化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书，不倦地写下与时俱进的思考。这一年，周有光用上电子打字机，此后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以上的著作，直到一百岁时还出版《百岁新稿》。
　　家庭妇女张允和也没有闲过。1964年，昆曲研习社解散，1979年恢复活动，此时俞平伯年事已高，社员公推张允和为社长。张允和不遗余力地推动昆曲研习社的活动。在登台唱戏时，她总是演别人不喜欢演的配角，她笑道：“我这一辈子是个丫鬟命，在家庭中是个家庭妇女，在戏台上常演配角。”就是这位家庭妇女和配角，为昆曲在现代续上美丽的一曲。
　　悠悠一曲识知音，张允和与俞平伯、许宝驯夫妇的友情持续终生。在张允和写给许宝驯的一首诗中有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昆曲之爱，是张允和童年在张家种下的根。到了晚年，张允和念念不忘的还有当年的《水》——1930年，张家姐妹兄弟们在苏州九如巷创办了小小的家庭刊物《水》，出版家范用誉为“本世纪一大奇迹也”。张允和感念亲友异地异邦，四散漂萍，1995年10月28日，她给姐妹兄弟写信，建议复办《水》。这封信是用电脑打出来的，为了方便办《水》，张允和向周有光学习打字方法。1996年2月7日，《水》复刊，张家亲人借以凝聚亲情，互通声气。在《水》中，叙述的时限从晚清到现代约一百五十年，叙述的人物从祖先张树声到子孙周安迪历七代。一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
　　在安稳的晚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每天在家中各自忙着研究写作，到了时间便“举杯齐眉”。周围的世界萦绕的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亲人的笔下流淌的是水的明净，水的不息。
　　当《水》的结集《浪花集》编辑排印时，张允和在2002年8月14日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半年后，在2003年2月16日，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周有光在《浪花集》后记中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周有光先生口述。
　　关于张允和女士回忆部分，主要参考书目：
　　《最后的闺秀》，张允和著，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一版。
　　《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昆曲日记》，张允和著，语文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浪花集》，张允和、张兆和等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合肥四姊妹》，金安平著，郑至慧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8月第一版。

　　本文选自《读库》0802，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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