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玫：父亲的抗战.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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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抗战
上篇

© 杜玫／文

　　父亲杜敬之（1909～1995），早年留学日本学医，“七七事变”后返国投身抗日。跟随傅作义将军在第二战区北路军抗战八年，任医务处长同时兼傅作义私人保健医生，亲历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突袭包头、五原战役。本文为杜敬之三女儿杜玫根据父亲晚年的回忆记录所撰写，全景式展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医在抗战八年硝烟中亲历的生离死别和国恨家仇，也是以一个医生的眼光所记录下来的抗战，那里有枪林弹雨，有血肉横飞，更有恐惧、责任、忠诚、背叛，甚至是不离不弃的爱情。

　　父亲是1937年7月15日那一天从日本启程回国的——此前父亲已经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真下教室学医两年，即将毕业。

　　辍学回国

　　父亲祖籍山西省万荣县，毕业于山西并州医学院，曾在唐山铁路医院工作两年。1933年唐山沦陷，日军在唐山烧杀抢掠，民不聊生，父亲离开唐山回到家乡。在山西运城明日中学任生理课教员和校医，后又与侄子在运城开办长春医院行医。1934年，四伯父从德国留学回国，在山西大学教书。四伯父在国外的经历和见识，仿佛给父亲封闭而又沉闷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父亲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经祖父同意，并在几个兄长的资助下，父亲于1934年11月，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安丸”号轮船。到达日本后，在东京神田华协日语补习学校接受了三个月的日语补习，同时又在秋叶原泉桥慈善病院内科和池田儿科实习近四个月后，父亲如愿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真下教室开始学习。
　　真下教室的教学十分系统和严苛。每周除按规定听教授授课外，每日上午跟随指导教师在门诊学习，下午转入病房协助高年级同学处理病人。父亲的面授指导教师是田今井讲师。父亲说那时最令他紧张和兴奋的是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学术讨论会，必须认真准备，容不得一点马虎。每个学生要在五六十个师生面前宣读学习心得，然后由教授、讲师进行毫不留情地点评，并由同学提问题或质疑。父亲清楚地记着在第一次参加真下教室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父亲认真准备的发言得到了几位教授的认可，他们认为父亲的日语很流利，发音也很正确。但那天真下教授的一番话却让父亲记忆犹新。真下教授说：“医学无国界，也不涉及政治，你可在这里安心完成学业，将来回去报效你的国家。”这番肺腑之言让父亲受益终生。
　　那时国内大学的教学质量还比较差，初到日本时，父亲的学习一度感到有些吃力，用德文阅读原文书籍和学术资料也比较困难，是父亲结交的两位日本同学，池田先生和奈良祝二先生，给予了父亲许多帮助，再加上父亲的努力，很快跟上了大家的学习进度。两位日本同学与父亲的住处相隔不远，他们可以经常在一起学习和探讨学术问题，其中父亲与池田先生私交更好。池田先生毕业于日本长崎医科大学，性格温和，忠厚老实，与父亲脾气相投，性格相近，甚至身高体型都相差无几。课余，父亲经常与池田一起外出郊游，散步、喝咖啡，无话不谈，他们之间甚至打破了日本人各自付款的习惯，两年下来可谓情同手足。这份珍贵的友谊可惜只延续了不长时间，若不是中日之间爆发了战争，相信池田先生将会是父亲一生的朋友。
　　1937年7月15日的日本门司港码头，父亲即将登上开往中国天津塘沽港的“长安丸”号轮船，池田先生与奈良祝二先生也赶来送行。令人敏感的战争形势使二人与其他来送行的中国留学生刻意保持着距离，尴尬的气氛笼罩着大家。父亲突然放弃即将结束的学业匆匆回国，其原因所有人心里都不言而喻，池田等人也清楚地知道父亲是不会再回到日本来了。父亲说，当时池田泪流满面，紧握着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哽咽许久说出了一句话：“此生但愿能再见面……”。这一幕定格在父亲的脑海中将近六十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和池田先生同为二十八岁。中日恢复邦交后，父亲曾多次写信到日本寻找池田先生，但始终没有下落。父亲带着这份遗憾，在他八十七岁那年离开了人世。2010年我与京都大学同学会取得了联系，经查找得知，那年父亲回国后，池田先生尚未毕业即应征入伍，出征中国。同样经历了艰苦的战争，父亲有幸活了下来，这位池田先生却最终战死在了中国。

　　参军抗日

　　“长安丸”载着父亲经过四昼夜航行，到达天津塘沽港，当时卢沟桥战争时打时停，铁路不通，父亲只好绕道平绥线到达大同，改乘长途汽车，于7月25日前后到达山西太原的四伯父家中，与在此等候多日的祖父、祖母团聚。数日后，父亲将双亲送回老家山西省万荣县七庄村。谁知这竟是父亲与祖父母今生最后一次暂短的团聚。此次离别后，父亲立即参军投入抗战，从此转战华北，居无定所，多年与家乡音讯鲜通。战争中祖父、祖母相继病逝，父亲却均未能赶回家乡，这在父亲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痛。
　　祖父多年在天津经商，见识广，思想开明，七个儿子五个大学毕业，一个中专毕业，三个送出国留学，五个参加了抗战。父亲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又要去参军打仗，此去凶多吉少，祖父的内心不知有多么挣扎，但祖父依然默默地支持了父亲的决定。父亲离开家乡的那天，祖父送父亲到曲沃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父亲奉揖告别，祖父老泪纵横，父子相对泣不成声。这一幕老父送子参军抗击倭寇的悲壮场面，令父亲永远铭刻在心。1938年夏傅作义将军在我的二伯父夫妇也来参加他的抗日部队时，曾对父亲这样赞赏我的祖父，“你们的父亲不仅供你们上学，出国留学，还支持你们参加抗战，你们家的老人真是开明、爱国！真是令人佩服！”
　　父亲在太原期间接到曾一同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的江西同学黄泰锦的来信，说他已接到国民政府军医属任命，令他在上海组织某后方医院，希望父亲能到上海协助他工作。虽然也是抗日工作，但这与父亲上前线直接参加抗战的愿望还有一定差距。父亲与四伯父商议，四伯父说，到哪里都是抗战，赴上海尚需绕道陇海路，单就海路尚需时日，不如就近找个地方参军。傅作义那里是山西班子，环境好，我看还是到傅作义那里比较好。四伯父与傅作义将军既是同乡也是多年的好友。这一建议正合父亲的意，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给上海的黄锦泰去了电报，婉言谢绝。四伯父给傅作义部队驻太原的办事处打电话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办事处处长朱铭三答应马上给傅将军发电报通报此事。约一周后，朱铭三手持傅将军回电来到四伯父家，电文内容如下：“欢迎，有顺车即速来面晤”。并说，傅将军正在天镇、阳高一带指挥与日军作战，不日即可返回。数天后父亲乘给前方送地图的专车到达大同晋北矿务局——晋北前线傅作义将军的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正式参军。
　　在这里必须详细介绍一下我的四伯父杜任之。父亲在他们兄弟七人中排行第六，在兄弟中与四伯父感情最为亲近，四伯父豁达坚定的性格，敏锐深刻、聪慧博学的才智，深为父亲爱戴和敬重。父亲留学日本学医以及投笔从戎回国抗战都受四伯父的影响。四伯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7年参加共产党，1929年赴德国留学期间参加了国际反帝同盟，曾赴芬兰、荷兰、英国参加反帝反战运动，1933年受反帝同盟和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到山西策动抗日教国运动，1937年与几名进步人士发起并组织成立了牺牲救国民主同盟会，任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四伯父的公开身份是民族革命大学教务主任，山西大学教授及山西省政府委员，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若干年后，四伯父的真实身份公开，父亲才得知，四伯父安排他到傅作义部队任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更好的完成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任务，随时了解傅作义将军的思想动态，并通过这层特殊关系为地下党组织获取傅作义部队的情报。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确实协助四伯父实现了他的愿望。十二年后的策动北平和谈，四伯父也正是借助了这样一层特殊的关系。至于四伯父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一直对家人是严格保密的。颇有戏剧性的是，这个秘密直至全国解放才真相大白。据父亲日后和我们讲，当年对政治滞钝的父亲确实不知道四伯父的真实身份，仅知道他是当时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派、共产党的同盟军民主同盟会的成员，更无从知晓四伯父把他安排在傅作义身边真实意图，父亲参加抗日追随傅作义将军完全出于一个热血青年的拳拳爱国之心。
　　1937年8月一个炎热的傍晚，傅作义部队参谋长陈炳谦带领父亲来到大同云冈的一个中学校舍，在这里父亲见到了傅作义将军。那天父亲脱下西服换上了草黄色的毛料军装。一见面，父亲向傅将军行了鞠躬礼，傅将军笑着还了一个军礼。交谈中傅将军问我的父亲：“在这战争时期，别人都向后方安全地带转移，你这个洋学生为什么反而跑到前方来找工作？”年轻气盛的父亲对傅作义将军说：“假如找工作是为了生活的话，留日同学约我到上海、宝鸡开业，既安全又舒适，生活当然不成问题。可我是在国难当头之日，为了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才回来的！”傅将军又说：“我和令兄是好朋友，你来我这里参加抗战，我当然欢迎。只是战争时期，军队生活不但很艰苦，而且危险性也很大”。父亲说：“既然我自愿来吃苦，艰苦和危险早考虑到了，这些就请您放心吧！”傅将军微笑着连连点头说：“那就更好了。”接着傅将军吩咐陈炳谦参谋长带父亲到司令部军医处报道，并让其转告大家要好好相处。然而，此后八年乃至十几年，父亲所遭遇的艰苦和危险，却是大大超出了父亲当年的想象。

　　亲历太原保卫战

　　1937年八九月间，司令部的全部汽车开始往前线运送部队，父亲随司令部军医处乘马车从大同出发，走土路经过左云、右尉，大约七八天后，到了光武。部队稍作休整，又经代县、阳明堡、大于镇，再到祁县某镇。不久，忻口会战开始，接连十余日为拉锯战，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大量伤员需运到后方教治。父亲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协同伤患输送队队长陈大操、中尉军医邢某乘二战区司令部派来的致护车到前方接运伤员。为避免飞机扫射轰炸，他们只能在夜间行动。当时有救护车八九辆，归兵站总指挥领导。那段日子父亲十分辛苦和劳累，但令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却是内心的痛苦和愤怒。面对一批批从战场上送下来的伤员，那些血淋淋的伤口，那些断肢残躯，对父亲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也是父亲生平第一次真正面对战争的残酷。
　　1937年10月初日军突破娘子关防线，向太原推进，中国军队放弃忻口阵地，傅作义将军率领三十五军退守太原。父亲所在的军医处也随司令部撤退到太原，驻扎在太原大北街平民中学。
　　据说当时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说，太原系华北名城，决不能轻易放弃。于是阎锡山集中他的高级将领开会研究由谁来担任守城重任。其他晋绥军将领们都说，傅宜生（傅作义）北伐时曾据守涿州近三个月，闻名遐迩，人所共知，还是由他来担任吧。阎锡山也频频用肯定和赞许的眼光示意傅作义，而其他高级将领均长时间缄默不语。傅作义深知，这次敌我兵力悬殊，绝非当年涿州战役可比。面对战斗力强、装备精良的十万日军的三面围攻，太原失守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傅作义将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依然挺身而出临危请命。阎锡山遂即决定傅作义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共六个步兵团，和阎锡山的一个炮兵团在城内据守，临时拨归他指挥的十多个团依城野战，就这样布置好了。那时，日军的攻势正锐，东北两路日军以放射形攻势直逼太原城，上有飞机，下有大炮成立体型攻势。但国民党在太原城外的野战部队并没有按照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到达他们应处的位置，却如商量好了一般纷纷向南撤退，很快就跑得无影无踪。傅作义彻底失去了对城外野战部队的掌控，仅守着一座被日军团团包围的孤城。“内外配合，依城野战”的作战计划彻底流产。
　　11月4日，面对严峻的形势，傅作义将军召集全体高级将领讲话，内容大意是：今日就要封城，你们大家应当认清当前形势，我们守城犹如进了棺材，只是未加盖而已，形势极其险恶，大家都应提高警惕，各尽其责，随时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11月5日，日军贴近太原城，空军对城内开始有计划的轰炸；11月6日，日军从城东北攻打太原城；11月7日，日军分别从城北、城南开始围攻太原城，城内守军拼死抵抗，敌我交战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敌人从城东北角蜂拥入城。然而正当守城士兵同仇敌忾与日军拼死抵抗的关头，三十五军副军长曾延毅却临阵脱逃，顿时谣言四起，军心大乱，城内守军开始弃城突围，四散溃逃，三十五军顿成无组织状态。
　　那时的父亲参军刚刚两个多月，已随部队参加过大同外围战役，广武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的危险来得这样快。父亲总以为那时的紧张气氛有些危言耸听，所以每天仍然不分昼夜地在医院处理伤病员。
　　10月末的时候，总司令傅作义曾正式下达命令：在太原医专附属医院正式组建城防医院。院长由高景杨处长兼任，院务由章怀诚少校负责，医务由父亲负责，另有军医六七人，看护和卫生兵二十多人。原则是，尽可能少收容伤病员，治疗后重伤员立即由后勤负责送走，轻伤员则立即自行出城。10月29日，城防医院正式开始收容伤员。摘取弹片和出血不止者尚需手术，伤口感染化脓坏死和骨折等重伤则需较大手术和截肢。父亲在唐山铁路医院曾数次参与过这类手术，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也在教授的指导下做过一些手术，现在要独自担任手术医生还是有些许忐忑，但当时的紧张气氛已令父亲顾不得犹豫，也就毅然大胆地实施手术了。
　　父亲已经在城防医院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近一周。直到11月8日中午，医院北侧的炮兵阵地突然停止打炮，而枪声开始密集。下午时分，有一住院的炮兵中校林参谋找到父亲说，敌人已经破城而入，正与我军展开巷战。虽然现在还未接到撤退命令，其实，司令部早已撤离了，应赶快做准备，现在看，冒险出城还不如暂时躲避。父亲不相信日军会这样快攻破太原城，没接到撤退命令，更不相信司令部已经撤离，仍坚持继续工作。不一会儿，林参谋又找到父亲，说父亲太年轻，没有战争经验，情况目前已经很紧急了，这次突围，不会像从晋北撤回太原那样有秩序，出城太危险，牺牲了毫无价值。父亲会说日语，与日本人交流不成问题，换了便装就在医院原地不动，应该较为安全。父亲说，虽然西服便装都有，但他不愿换装。原地不动更不可取，安全也许较有保障，但被俘后势必非当顺民不可，尤其父亲是医生，为日本人效劳坚决不会干。父亲谢绝了林参谋的好意，于是去找行政负责人章怀诚商议，却发现章早已不知去向。医院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开始陆续离开。父亲赶快安排现有医护人员协助为数不多的几名伤员立即撤离。待安排好医院的一切，除了一直跟在身边的护兵张宝山，周围已空无一人。父亲回到办公室，穿好呢大衣，装了四个馒头，两本医书，把两套便装包好，交由护兵张宝山背上。
　　此时，隔墙机枪大作，显然巷战已接近医院。父亲和护兵边躲炮弹边走，好不容易来到战区司令部，见门口已无卫兵，始知司令部确实已经撤离。失望之余，父亲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到太原城南大门，只见城门被沙袋堵塞，门洞内人满为患，城门久久不能打开。总部叶启杰参谋长持手枪正指挥士兵搬运沙袋。因门洞内的人太拥挤影响了沙袋搬离，情急之下叶启杰参谋长冲天连开几枪，人们才稍许后退。两小时后沙袋才搬开，总算是打开了一扇城门，此时日军机枪已封锁了出城的路口。叶启杰又指挥着手持轻机枪和步枪的士兵约七八十人，在前边冲锋开路，徒手的军民们随后跟上，大家一涌而出。父亲与护兵张宝山就在此混乱时失散。后来听说，这是太原城突围时打开的唯一一扇城门。父亲说，正是这位叶参谋长的擅自行动救了从南大门突围的大批军民，这是真正的义举。然而父亲面临的更大危险却还在后边。
　　父亲拥挤在出城的人流中，冲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过了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继续向南走又遇到敌人的机枪封锁，人群依然强行冲过。大家又转向城西公路，公路口也有机枪扫射。此时的人们早已乱成一团，虽然已无人指挥和掩护，但大家为了逃生，仗着人多，仍然拼死冲了过去。子弹在耳旁“嗖嗖”飞过，身旁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死伤无数。父亲曾在书报杂志上见到过“枪林弹雨”、“死伤遍野”这些词句，此时才真正感到身临其境。多少年后，父亲说，那天枪炮下血肉横飞，死者遍地，伤者哭喊娘的惨状依然如在眼前，终生难以忘却。庆幸的是三次冲过日寇封锁线的父亲竟然毫发未损。尤其是在冲过第一次封锁线时，毫无经验的父亲凭着年轻力壮竟然冲在了人群的最前面，能活下来真可谓奇迹。
　　太原城外，护城河边，公路路口都有早已埋伏好的敌人，日寇用机枪向突围的军民疯狂扫射。人群为避开机枪扫射，从公路涌向田野，踏过晋恒造纸厂排出的废水滩继续撤退。造纸厂污水深及膝盖，上边结了一层薄冰，父亲整日水米未进，口干舌燥，于是捧起污水来喝了个痛快。太原城外的农田里密布着两三米深的战壕，战壕上搭着块一尺宽的木板，仅能容一人通过。开始人们还能有秩序地鱼贯而过。不料，当前面又突响机枪扫射声时，失控的人群却又返身而退，于是便毫无防备地纷纷跌落战壕。父亲当时也未能幸免。战壕里，父亲的身下身上都是人，还有人不断在跌落，哭喊声响成一片。父亲双手护着头部和胸部，又竭力把压在身上的人推开。不知推了多少次，压在身上的人终于没了。父亲正想起身，恰这时忽然又有一人跳下，双脚重重踏在父亲的胸部，鲜血顿时从父亲的口鼻喷出，无法呼吸，父亲昏迷了过去。不知多久，父亲清醒过来，感到呼吸非常困难，于是判断肺部肯定受到了重创，所幸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受伤，还能走路。便忍痛挣扎着坐起，努力把被人压住的军大衣的扣子解开，脱出两只袖子，挣扎着爬出战壕。父亲一路不断咯着血，跌跌撞撞地随撤退的人流来到太原城西的汾河旁，此时已是11月8日的深夜。
　　汾河桥和南下的道路早已被日军火力封锁，撤退出城的官兵只能西渡汾河。时至初冬，汾河的岸边已结薄冰。河水虽不太深，但河面很宽，水流很急，流凌不断，冰冷刺骨，遍布暗流和泥淖。急于渡河的人们并不了解，纷纷踏入冰冷的河水，于是在渡河的过程中不断有人陷入暗流、泥淖，一时间挣扎呼救之声不绝于耳，死伤无数。那时的人们已经个个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人相救？看到这种情形，父亲无奈地在岸边坐了下来。父亲不会游泳，再加上肺部受伤，呼吸困难，冒然渡河必死无疑，但不及时过河，鬼子追上来也将是死路一条。一向坚强自信的父亲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陆续赶上来的人们不断从父亲的身边走过，下河，渡河。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个倒在岸边负伤的的年轻人。许久，人群中有一人停了下来，迷迷糊糊中父亲听到有人问他：“鬼子快追上来了，为何还不快过河？”父亲答：“我负伤了，也不会水，不敢过河。”只见那人拄着步枪下河探了一下水深，反身上岸又叫了一个人过来，说：“我们俩帮他过河吧。”不等父亲回答，两人一左一右架起父亲就下了河。冰冷刺骨的河水仅齐胸部，但湍急的水流却让人无法在水中站立行走，那两人用双臂紧紧夹着父亲，另一只手用步枪探路，但三人行的困难和危险却是显而易见，谁都明白绝不能倒下，一人倒下，那两人也会同时遇难，更何况父亲的状况基本上是被他们拖着走。一路上险象环生，小心翼翼，跌跌撞撞，身旁不时有陷入泥淖的人在挣扎呼救，一个个体弱、受伤的士兵被激流冲走，其状惨不忍睹。但任何情况下，那两人始终未松开架着父亲的手。三人终于过了河，上岸后来到安全地带。父亲说当时自己帽子、眼镜早已不知哪里去了，一身湿透的单军衣，穿着皮鞋的双脚满是血泡，肺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咯血，拖着这样的身体无法跟上撤退的部队。于是不愿再拖累两个战友，一再谢绝与他们同行，那两人无奈，三人就此告别。
　　上岸后暂时没有了日寇的追击，仅仅身体的伤痛，父亲感觉境况已没那么窘迫，便挣扎着独自上路。父亲打听后知道从太原一直西行就会进入山区，可避开敌机的扫射，于是咬紧牙关随着撤退的人流慢慢向西行进。路过一个小村，村外有好些战士在烧高粱秸杆烤火。父亲全身湿透，单薄的军装已结冰，于是加入其中烤火。看见一个战士吸烟，父亲下意识向他伸手要了一支，吸了一口，但立即咳嗽不止，吐出一口鲜血，于是不敢再吸。此时东方已发白，战士们都说赶快进入山区，免得敌机扰乱。于是父亲随他们进入村庄。在一户人家，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父亲向他讨了一盆水，洗去口鼻处的血痂，看见窗台上晒晾的西红柿，父亲付了老人一元钱，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西红柿。为止血，父亲又向老人讨了一碗盐水喝下，吃了东西后，父亲立即感到有了精神。
　　到了中午，父亲遇到了同事齐向庵医生，齐医生同父亲一起走了两天。两天后的清晨，父亲一觉醒来，发现齐医生不辞而别。父亲说，当时齐医生看到父亲负伤行走困难，可能怕拖累了自己吧。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每个人都自顾不暇，这样做并无可厚非。有意思的是，这位齐医生日后又与父亲成为同事，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成为我家的常客，也是父亲一生的挚友，这是后话。
　　步履艰难的父亲又是将近两天水米未进，饥饿难耐。在一个村中，遇到了董其武将军的副官武继之，正带领骑兵四人在熬小米粥，武副官与父亲并不相识，但在问清父亲的来历后，就热情邀请父亲与他们一同进餐。父亲说，这顿饭，是他一生中最为香甜和难忘的一餐。饭后，武继之看到父亲行走不便，于是让出一匹马来让父亲骑上，而那位骑兵牵着马在一旁行走。这让父亲感到十分不安，勉强骑了十几里路，父亲就执意下马，与他们分手。父亲后又遇到医院伙夫夏凤友和卫生兵黄诚，从此二人搀扶着父亲一块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老夏看父亲只穿了一身单军衣，遂将自己的皮大衣白天让父亲穿，夜晚与父亲一同当被盖，每天两餐也都由他们想办法解决。在路上就听说大部队在石楼县集训整编，司令部在中阳县。就这样，父亲他们又走了整整八天，才到达晋西中阳县，三十五军司令部所在地。此时的父亲已被伤痛和疲惫折磨得面色蜡黄，形容枯槁。在傅作义将军的安排下，父亲被立即送到汾阳县医院医治，那时的汾阳县医院较其他医院设备较好，有光透视设备。后经透视拍片，发现父亲左肺气管附近有较大面积的充血阴影，随即住院接受正规治疗，仗着年轻身体底子好，父亲逐渐康复。
　　在汾阳县医院住院期间，父亲巧遇太原突围时开启南大门的叶启杰参谋长，欣喜不已。因七十三师刘奉宾师长受伤，叶参座此时已被任命为七十三师代理师长，因患鼻腔脓肿也住在汾阳医院。叶参座比父亲年长十多岁，福建人，性格坚定豪爽，每天约父亲闲谈，就餐，二人谈笑风生，好不投机！好不畅快！太原突围当然是他们的主要话题。转眼间父亲住院已二十多天，一天夜晚，叶参座对父亲说，总司令来电报要他归队，估计可能前方有事。看父亲的病情也基本痊愈，不如准备一块出院吧，父亲应允。次日早上八点，总部派来一个副官，对父亲说，汽车团温团长传达总司令命令，所有临汾和汾阳等地的留住人员迅速撤回。父亲于次日和叶参座等人一同搭乘从临汾运送军械的汽车返回柳林。
　　过了春节，正月初五，父亲随司令部出发。除司令和参谋人员骑马外，其余人皆步行。三五日后，前方在交城文水城郊与日寇相遇交战一夜，敌不支而退。后又在临县大武镇歼敌一个连队。大武镇之战连续三个日夜，父亲被派往前线救助医治伤员，当地农民帮忙抬担架。战斗中俘虏日军十多名，交军法处审讯，父亲担当翻译。战俘审讯后全部转送后方，有一个间谋被当场枪毙。所有缴获文件由父亲翻译后交上级研究。
　　太原突围时，与父亲一同撤退出城的护兵张宝山，在第一次冲过日军的封锁线后即与父亲失散。约两个月后，张宝山才归队。他羞愧地对父亲说，因途中没饭吃，他已将父亲的一套西服卖掉，另一套中山装完好无损，还予父亲。父亲不仅未责备他，还当众称赞他忠诚老实，除补发工资外，父亲又赏给他二十元钱，并提升为中士班长。
　　太原保卫战使父亲初次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给父亲的身体留下了终生的疾患，但父亲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当时因为负伤，父亲没有记住那两个帮助父亲渡过汾河的士兵的相貌，更没有打听他们的姓名和所在部队，仅仅记住了那是两个河南口音的士兵。没有他们的相救，父亲必然死在汾河旁，教命之恩，无以回报，这令父亲懊悔终生。

　　出诊后大病一场

　　1938年春，父亲随同司令部由临县出发，后又沿黄河东岸直线北进，越过兴县、保德、河曲、偏吴进入绥远境内的清水河，直至和林东北的一间房。此处距离归绥只有二三十里路，夜间可看见远处归绥市里的灯光，那里正是日军的驻扎地。沿途节节胜利，缴获军用物资很多。有战马近三百匹，从此大家都有了马骑。父亲在清水河时就自己花八十元买了一匹青色母马，一直由警卫李国学骑用。一个多月后，部队从和林又返回河曲。
　　从和林撤退时，出城即遇暴风，飞沙走石，昏天黑地，伸手不见五指。为避免走失，传下命令，骑马的下马拉着马尾步行，步行的则拉着前边人的衣襟。就这样走了一夜。到天明风止，才走了二十多里。从清水河撤退时，下起了倾盆大雨，地面水深及膝。父亲和警卫李国学同行，由他一手拉着马尾，一手拉着父亲冒雨前行。后听说总司令和警卫人员失散，傅作义将军一个人进入路旁一个废弃窑洞，马在洞外。总司令则在洞内大声唱起山西晋南戏蒲州梆子，平时没事，傅将军也常会哼两句。警卫人员此时正因到处找不到他而着急，顺着他的声音总算找到了他，众人释然。上述两次撤退均在夜间，若无狂风暴雨，敌人很可能派出骑兵追击，必定会造成伤亡。现虽风雨交加，但一路顺畅，真可谓天助我也！
　　部队在河曲过了个端午节。因是战时，又在晋北贫穷地区，平时度日仅有杂粮充饥，但却随时有鱼可食，鲜美无比。有一赵姓厨师手艺高超，端午节那天，全桌十多个菜，竟都是鱼，无一重样，食而不腻，大快朵颐。
　　父亲担当傅将军的私人保健医业已半年，平常傅将军只是在闲谈中向父亲询问些医药常识，并无病可医。一次，他在临县三交镇骑马摔伤右腿，不能活动，一动关节就疼痛难忍。继而行动无力，肌肉松弛。用热敷、涂碘酒的办法见效甚微。父亲建议注射德国药握姆那丁（音译），可增强肌肉活力。傅将军不敢轻易尝试，父亲也不便坚持。过了几天，傅将军说试试看，父亲随即为他注射了三分之一支，后感略有好转。几天后，改为注射二分之一支，每天两次。三五日后腿部痊愈，行动自如。夏季在河曲，傅将军患痢疾，每日排便数十次，夜不能寐，十分痛苦。父亲用德国药药特灵灌肠，内加入鸦片两滴，对他说，今夜可安然入眠，明早排便。傅将军半信半疑，然而终夜无便意，次早即对父亲大加赞扬。从此对父亲的医术逐渐信任。
　　1938年农历十一月，某日下午，傅将军的副官突然来找父亲，说总司令有要事相见，请立即去司令部。父亲来到傅将军办公室，只见将军正在室内焦急地来回步，见到父亲，傅将军说：“你马上去偏关给孙旅长看病，前线已经两次来电话，说他病重已不省人事，究竟是什么病，他们也不知道，只说不是外伤。”接着傅将军又嘱附父亲，去偏关之事要严格保密，切不可透漏孙旅长患病之事。因当时偏关是最前方，百里之外的清水河即驻有日军数百人，并且还有炮兵，如敌人得悉我前方指挥官病倒，必定要突然袭击，所以必须严格保密。
　　父亲做好出诊准备，提前吃了晚饭，于下午四时和勤务兵马名骝骑马出发，傅将军派两名骑兵护送，沿黄河东岸山间小路北行。西北风吹来，寒冷异常。午夜到达一个小山村，勤务兵悄悄敲开一户门，有一对老夫妇，听说是抗日部队，十分热情，马上生火做了一锅粥。父亲他们吃完后，就和老乡在一个炕上挤着睡下休息。
　　天亮，老人听说父亲是医生，就指着紧挨在父亲身旁睡觉的小伙子说，这是我儿子，他有病了，已经烧了七八天了，不吃不喝，昏迷不醒，昨天出了很多汗，请你给看看吧。父亲揭开棉被听诊，发现他身上的皮肤出了好多红色斑疹。分析患的是斑疹伤寒，但已在痊愈阶段。再仔细一看，吃了一惊，小伙子的衣服和棉被上虱子密布，正到处乱爬；随即起身，告知老人，不要着急，他儿子的病很快就会好，但干万注意饮食，不能吃饱，只能喝稀饭，并给老人留了一些药。此时，勤务兵和护卫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父亲上马继续赶路，但内心一种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上午九点左右到了偏关，嘱咐大家赶紧换内衣，却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好几个虱子，于是父亲确定自己很可能已经感染了斑疹伤寒。
　　当日给孙旅长看了病，孙旅长因过度劳顿，患的是重症感冒，高烧不退。于是进行灌肠通便，注射德国退烧药，体温逐渐开始下降。父亲拟好医嘱，规定按时服药，每日上下午各诊察一次。父亲他们到偏关当天，发现城内外都在搞卫生，说是傅总司令要来视察前防，次日日军飞机即来侦查。而实际情况则是傅将军和父亲同一日晚间启程，过河到延安，经陕北到武功参加军事会议。所谓总司令来前防视察防务不过是放了一个烟幕弹而已。
　　父亲在偏关五六天后，孙旅长已经能坐起来进食。父亲决定返回河曲，但孙旅长的参谋长不放心，强留父亲再住几天。到了第七日，同来的其他人都没事，但父亲已明显感到不适，看到孙旅长已基本痊愈，决意次日返回。返回途中父亲即感到发烧、头疼，于是快马加鞭回到河曲。此时体温已升到39℃，头痛欲裂，次日开始不断进入昏睡状态。为了避免敌机扰乱，父亲要求住进铁锅门野战医院。担架抬着送父亲走时，父亲尚清醒。在途中遇见好友周均，还能略谈数语，到了医院住进窑洞，父亲即进入昏迷状态，从此昏迷十一日之久。后听勤务兵说，父亲高烧期间经常迷迷糊糊挣扎着打开炕上放着的一个小柜的门，说是太热了，要钻进去凉快凉快。父亲此时高烧持续，体温在39～41℃之间徘徊，浑身已出满斑疹，生命垂危。那时既无特效药，也无输液设备，部队医生也只能用解热针剂，从口中点滴葡萄糖液体或米汤维持着生命，急坏了周围的人。从第十二天开始，稍有清醒，接连一天一夜大汗淋漓，张炳猷主治医师给父亲注射强心剂避免再次虚脱。此时父亲已经接连十三天未解大便，屡次灌肠而未下。第十四日，便意突然急不可忍，于是父亲的勤务兵马名骝坐在父亲前面，让其他人扶起父亲趴在他背上解大便，但父亲此时已奄奄一息，哪里还有力气？情急之下，另一名勤务兵王广鉴用右手食指为父亲掏出许多干硬粪便，这才逐渐顺畅而通，大便终于排出。但因排便时间过久，父亲已陷入昏迷状态。后又经注射强心剂才得以缓解。此后，父亲食欲逐渐恢复，但因肠胃过于菲薄，只能严格规定食量。饼干由半块起始，挂面由五根起始，牛羊鸡汤每次一小杯，食量逐渐增加，毕竟父亲年轻，体力恢复很快。又约十日后，父亲可扶杖下床站立数分钟。
　　孙兰峰旅长听说父亲为他看病而途中感染伤寒，特派他的副官长送来现金六十元和二斤从敌占区包头购来的当时非常珍贵的红糖。傅作义将军由陕西会议之后返回河曲，也专程到野战医院来看父亲，当时父亲尚在昏迷之中，他嘱咐医院负责人，要用尽一切办法挽救父亲的生命，并留下一百元作为营养补助。
　　由于营养充足，护理精心，父亲恢复得很快。但病后的父亲满头浓发全部脱落，全身皮肤也逐渐脱落了一层。约于春节前，可扶杖而行到室外晒晒太阳。整整两个月父亲才痊愈。次年农历二月，傅作义部队奉命移驻绥西防守，部队陆续开拔，父亲率领全体医务人员由河曲出发奔赴绥西。

　　本文选自《白纸黑字》No.1，鄢烈山／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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