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玫：父亲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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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抗战
下篇

© 杜玫／文

　　劝降日寇

　　1939年春，傅作义参加陕西武功军事会议后，即转赴绥西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脱离了阎锡山的掌握，战场也就由山西转入了绥远。父亲由第七集团军总部医务主任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军医处副处长。
　　父亲他们从河曲出发，过了黄河。经过伊克昭盟时，在“骑渡”上过了黄河，来到绥西五原县。
　　绥西五原一带，素称米粮川，农民生活富足，一般地主都有耕地十多顷，大地主则有二三十顷之多。当时驻有军队步兵、骑兵万余人，正规军、地方团约有七八个单位。傅作义部队到达后，均归傅部统一指挥，兵力增强，军威大振。部队在五原东北山区乌不浪口与日寇接触，初获全胜。
　　农历三月中，敌机九架轰炸五原，因当时防空警报未及时拉响，敌机临空始发现。慌乱中大家一起出了后门，各自找单人掩蔽堡。傅将军最后才出门，当时敌机已在头上盘旋，他匆忙跳入一个掩体，但发现其中已有一人，后听说是单位会计。傅作义的副官侯玉山立即把傅将军拖出，推进另一掩体，侯副官则自己跳进此掩体。这时炸弹已在多处爆炸，侯副官掩体近旁落了一弹，结果侯副官与那会计均被土埋窒息，再加上强力震荡，口鼻出血，不治而亡。傅将军则侥幸逃脱一难。那时，父亲刚年近三十，身强力壮，早已跑到一公里外进入防空洞。此次轰炸共投下炸弹十余枚，炸死官兵十多人，军需处副处长余子俊被炸伤，父亲率领医护人员抢救了许久，总算使他幸免于难。
　　同年四月，傅将军在百川堡成立“抗战建国讨论会”，召集全军排级以上干部参加讨论，自由发言，希望从中发现人才，以便整编时任用。连办三期，每期三周。傅将军与大家同吃同住，大馒头和粉条豆腐炖肉烩菜，就地而食。大家戏称“奋斗菜”，吃个不亦乐乎。父亲在大会医务所任主任。第四期为专业训练：通讯、侦查、步炮协同、军兽医等。由父亲主办军医班，召集上尉军医三十余人。前一日命题做准备，次日大家分组讨论。两天后收集大家的发言摘要，父亲进行汇总，然后做中心发言，大家再做补充。之后，印成材料分发全军作为学习材料。
　　1939年由春至夏，经过半年多的兵力部署，入冬后，部队逐步向东推进。12月初，前方以急行军方式越过敌军封锁线，突然袭击包头。傅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在外围消灭了一个伪军师，俘虏伪军师长于某。两个步兵团进入包头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经过三五天，傅作义部队已顺利占领了半个包头城。
　　一日，父亲和一些后勤人员前往包头东北方向的前口子村。这时传令兵来报，前口子村附近有敌情。一队日军汽车被打坏，日军步行至山下，见村内有我军驻扎，不敢贸然前进，已成惊弓之鸟。
　　父亲于下午三时到达前口子村，前口子村驻军吴友山营长向父亲说明情况。
　　父亲认为，日本人见村内有我驻军不敢进攻，说明兵力有限，在包头遭受重创，已丧失战斗意志，如能劝降，可避免交战伤亡。但情况紧急，来不及向上级报告，现在只有父亲一人会讲日语，父亲决定独自赴敌营劝降。于是，和吴营长商议后，父亲写了一张纸条，说明双方都不带武器，派代表在中间地带谈判。纸条交由传令兵送给日军。日军山田大尉看完后，立即将手枪掷于地上，带着翻译到中间地带等待。父亲独自一人走出村外。双方相距不到一公里时，山田快步前来迎接，并立正行军礼。父亲还礼，相互握手，并互报姓名。父亲问他到此地打算干什么。他说，奉命进包头增援。父亲说，现在我军已占领包头，你们处在我军包围之中，不如明智选择，放下武器，和平为贵。山田笑着说，我的任务是赴包头作战，你说和平是好事，我也很同意。现在我们双方均未发一弹，不是很好吗？我要完成我的任务，希望你们不要开枪，我也决不向你们进攻。至于放下武器，日本皇军尚无这样的历史，我想你是明白这一点的。见他这样无礼、无耻，父亲强压怒火说，你的意见我现在尚不能答复，需回去请示。他问要多长时间，父亲答，大约一个小时。父亲离开。
　　回到村中，父亲向吴营长说明情况，并劝吴营长说，现在是绝好的机会，趁敌人不备，争取主动，马上突袭，一举开灭敌人。这位吴营长却犹豫不决，说，副营长还未回来，不能开枪。父亲说，请你立即派人找回副营长，父亲又走到山坡上，看见山田和翻译还在中间地带等候。然而，吴营长始终未敢开第一枪。
　　山田看表，已过了一小时，就命令他的士兵在山坡下就地卧倒，他和翻译也卧倒，做出迎战姿态。那位副营长这时也自动跑回。日军逐渐向山上爬行前进，并用掷弹筒向村内发射作掩护。双方终于展开激战，最终日军退去，所幸我方人员无伤亡。
　　当晚传令参谋到前方见了傅将军，将上述情况报告，傅将军拍着大腿生气地说，吴友山真是废物！还不如一个文人医生。本能大获全胜，结果错失良机，真是可惜！幸未伤亡，否则应受处分。
　　其实，确实应该受处分，只是因为吴友山营长是参谋长的侄子而幸免了。
　　这是抗战期间，父亲唯一的一次不是以一个医生或翻译的身份与日军的一次正面交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父亲却又经历了一次和平年代与日本右翼分子的正面交锋。那是一次日本某友好访问团到中国访问，到达内蒙古时，内蒙古政府因父亲是政协常委，懂日语，又曾留学日本，于是也邀请在座。席间，坐在父亲身旁的一位日本访问团成员的态度令父亲十分不悦，此人话语间充满着傲慢与挑衅，以及对中国的种种不屑。但出于礼貌父亲一直在隐忍，勉强与之交谈。当谈到父亲1937年离开日本回国时，这位日本人突然问父亲：“你那时还没毕业为什么要回国？为什么不留在日本？你回国后在满洲国的哪里任职？”父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用日语严厉告诉他：“我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什么是满洲国？满洲国是汉奸！是卖国贼！我怎么能为他们服务？”随即愤而离席，扬长而去。
　　傅作义部队攻占包头的另一目的是抢运敌人的军用物资。由于敌方领先，经三日三夜激战，只占领城市的一少半。又由于担任破坏铁路任务的骑兵第七师门师长比傅将军的资格老，对傅的命令执行不力，致使已破坏的铁路很快又修复。而且，敌人的援兵源源不断到达，随即展开反攻，在强大压力下，傅作义部队决定撤出包头。
　　从包头撤退时，正值午夜时分，财神庙负责掩护的一中士班长带领战士二人居高临下，歼敌数十人。大部队撤退后，他们仍然坚守，英勇作战。附近居民冒着生命危险送去食物和水得以维持生命。但枪弹渐尽，只有手榴弹十多枚。日军一再喊话，缴枪不杀，但三勇士始终不降，留下最后一枚手榴弹，待敌人上来活捉俘虏时，拉开火栓与日寇四五人同归于尽。可歌可泣！

　　诊治傅作义

　　1939年12月底，傅作义部队撤出包头后，日军为报包头一役“指尖疼痛之仇”，扬言“要彻底消灭傅作义”。于1940年初，纠集步、骑、炮以及坦克装甲车兵团十多万人大举进攻五原、临河、陕坝。并沿公路线一直西进到宁夏三盛公等地。傅作义部队撤离公路，沿狼山一带布防。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公路，在五原、临河、陕坝盘踞。月余，敌人大部返回包头，只留精锐部队龟缩五原，并派飞机每日空中侦察。
　　由于电台失灵，父亲和后勤部队以及警卫步兵连在撤退时，与司令部失去联系，父亲他们为寻找司令部，从冰上过黄河来到了伊克昭盟。当地的蒙古保安队均被日本人收买，抓住中国散兵一律残忍杀害。幸亏父亲他们有警卫连护卫，并均佩戴冲锋枪，所以蒙古保安队始终远远跟在左右，不敢下手。父亲他们冒着严寒风暴在在沙漠中日夜奔走二十余天，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途中曾住过十多个喇嘛庙。正月初一那天，到达德庆昭，有喇嘛送来一只羊给部队过年，父亲赏了喇嘛十元钱。全部官兵约有百余人，人多肉少，于是将肉分开，大家分散在各蒙古包吃羊肉面片过年。从包头战役至今大家两个多月未见肉星，此时羊肉面片的飘香早已令人垂涎欲滴，大家总算饱餐一顿。只有父亲因看到牧民往刀子上吐口水，然后在鞋底上来回备刀再切羊肉，而对这顿饭心存顾虑。这时，联络参谋口头传令，司令部在东北方二十里外。于是父亲他们离开公路，疾步行军，终于在蒙古营子找到目的地。这里是一片散居的蒙古包，地名亚马来（音译），司令部人员和后勤人员都分住在各个蒙古包里。父亲也住在一蒙古牧民家里。司令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五原的情报，就这样在亚马来共住了二十多天。
　　1940年三四月间，五原、临河一带春季开河，冻土融化，地面返潮状如胶皮，路面受压即出现泥淖。因此，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优势的发挥。傅作义部队即可大显神威。于是，利用天时地利集中兵力反攻五原。经过三个昼夜的激战，终于收复五原。击毙敌军水川伊夫中将一人，俘敌二十七八人，日军死伤无数。日军恼羞成怒，派来精锐部队，飞机掩护，强渡乌家河，进攻五原，企图抢夺水川尸体。傅作义部队主动撤出，待敌军占领后，傅部队又大举反攻。激战两日夜，除又俘获日军驻五原特务机关长大桥少校和少校兽医浅沼两人外，尚有日军官兵二十余人。伪军司令刘义，因其在傅作义部队的旧下属通风报信，连夜逃跑。五原一战歼敌数千人，缴获日军大批枪械和军用物资，汽车二十余辆。
　　战争结束，政治部张主任审问日军俘虏，父亲担任翻译。日军大桥少校态度强硬，坚持侵略主张，又好吸食鸦片，决定立即处决，其余日军俘虏全部转到陕西宝鸡收容所。浅沼兽医认罪态度较好，部队留用，后于1946年遣送回国。
　　日军俘虏中的两个小兵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们穿着肥大的军服，身体比步枪高不了多少，满脸稚气，瘦弱不堪。虽为敌对双方，但父亲看着他们，心中的怜悯却挥之不去。后经父亲请求，傅将军同意，两人未被送往战俘营，而是留在了父亲身边。这就是此后十三年一直跟着父亲的，后来我的哥哥姐姐视为兄长的朱诺瑞（音译）和马自达（音译）。那时的朱诺瑞十五岁，马自达十六岁，这样小的孩子如何被应征入伍出征中国的，现在已不得而知。于是二人从此留在傅作义部队，同时也跟着父亲从卫生兵学起。父亲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同时也严格地管教和培养他们，让他们学有一技之长。父亲曾因他们贪玩未认真背下拉丁文药名而受严厉训斥。这也是父亲的一贯做法，父亲身边的几个勤务兵也先后被培养成为医生。直到1953年离开中国前，朱诺瑞和马自达已经是绥远省立医院优秀的内科医生。因跟随父亲多年不离左右，二人在私下均用日语称呼我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平时他们住在医院，休息日就来我家吃饭或哄哥姐玩耍，相处得像一家人。1945年底开始，数次遣返俘虏二人均不愿回日本，直到最后一批日军俘虏回国，必须离开的那一天，二人前来与父亲告别，那凄凉、惜别的情景哥、姐至今记忆犹新，也令父亲日后一提起便十分伤感。那天他们让我的父母端坐在上，二人跪下叩了三个响头，并一起伏在父亲的膝头痛哭不止，长跪不起。父亲深知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却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五原战役中陆续送往后方的伤员共约五百余人。战争结束后，受傅将军委派，父亲带领骑兵数人，由五原沿公路赴临河、陕坝、三盛公以至磴口等地野战医院、临时医院以及后防医院慰问伤员。每到一处，为所有校级伤员每人发二十元，尉级十元，士兵五元，并召集能行动的伤员集合，宣读司令长官的慰问信。
　　五原战役结束后，许多华侨慰问团来访。战役刚结束，傅作义将军满身疲惫，还来不及休息，又接着忙乱了好几天。在一次早上八时汇报工作会议完毕后，他悄悄示意让父亲留下，随同他回到办公室，让父亲给他检体查温。一查39℃，父亲随即为他注射德国退烧药；下午四时，父亲又去为他查体温，是39.9℃，又注射一次，约半小时后退了烧。晚间又升至39.7℃，又注射一次，并给他服用安眠药一片。
　　次日早，傅将军体温又升至40℃。父亲坚持要他移住城郊农舍，以避免敌机的不时轰炸。此时，根据症状父亲已断定傅将军患的是热性传染病，短期不会退烧，于是向傅将军建议给后方打电报，请医生来会诊。将军执意不肯，并说完全信任父亲，让父亲不要有顾虑，放心大胆地治疗。父亲即按照热性传染病制定了医治方案，并按病人住院的规定，随时将脉搏、体温填表记录，饮食起居也做了详细的记录。为保险起见，父亲又向参谋长报告说，总司令病情严重，必须通知后方请医生来会诊。参谋长遂又向傅将军提出，将军仍不同意。于是，父亲搬到傅将军警卫人员宿舍，和他们吃住在一起，以随时观察将军的病情，并及时医治。
　　第四日，傅将军的体温升至42℃，进入半昏迷状态。这时曾厚载秘书长前来探视，看见傅将军的门上贴有“病人高烧昏迷，请勿谈话干扰”的字条，就找到父亲，很严肃地对父亲说：“傅将军不比别人，至关重要，你能负得起这样大的责任吗？”父亲说：“我对任何病人都负责，尽心尽力而为之。对总司令的病情，我虽有我的判断和医治方案，但为慎重起见，一开始我即建议向后方请医生会诊，但未获同意。而后又向陈参座报告此意。陈也提出这一建议，又未获同意。秘书长可以再向总司令提出，或自己做主，向后方请医生会诊，我绝不推卸责任，但愿能减轻责任。”曾秘书长听完却未做任何决定就离开了。
　　父亲坚持自己的治疗方案，按时为傅将军注射退烧针，每日两次，以减轻他的痛苦。高烧到第六日，夜间，父亲对傅将军说，明天可能会开始降温。第二日下午，体温未上40℃，他也未昏睡。从此，病情逐渐好转。曾秘书长后来对父亲说：“看来还是你们专家胸有成竹，你给大英雄治好了病，你就是治病的小英雄。我们都是外行，我说过的话你别记在心里。”
　　傅将军在病中，得到重庆办事处电报，国民政府向傅将军颁发了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表彰他的军功。不久，邮政传来重庆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均是大字标题：“五原大获全胜，傅作义将军功勋彪炳”。傅将军要看报纸，父亲怕将军高烧后视力受影响，只同意他看大标题，父亲给他读内容。
　　傅作义将军一向很体恤士兵，对伤残人员更为关怀。他对自己获得最高勋章，并不十分在意。他曾很痛苦地对父亲说：“我们伤亡那么惨重，只让我得勋章何用！我何以面对那些死伤的弟兄？”说至此竟泣不成声。父亲只好劝他，大病初愈，不宜激动，应平心静气。从此后，按照父亲拟定的食谱，每日四餐。鸡汤、肉汤、豆腐、蔬菜，逐渐吃点晋南风味饭食。很快，傅将军恢复了体力，可下床散步。每日三餐常邀父亲同吃。
　　五原战役大捷，师、团、营、连长获得勋章者有十余人，还有五原县北某村王氏兄弟二人。说是某日上午，村里突然来了全副武装的日军七人。因语言不通，日军写汉字要他们做饭，并要求夜间带路过乌家河回包头。王氏兄弟暗中商定计划。杀鸡做饭，热情招待，敌人毫不察觉，并要酒喝。兄弟俩尽量供应，日寇饱餐后，均抱枪入睡。待他们鼾声如雷时，兄弟俩先将枪收缴，两人各持菜刀一把，像切西瓜似地杀死了七个日寇，后将人头和枪械送交驻军。傅将军吩咐给王氏二兄弟重奖。除颁发奖状外，每人另发三百元奖金。在庆功酒会上，父亲与王氏兄弟同席，只见兄弟二人披红挂绿，二人身高均有一米八、九，头大如斗，手如簸箕，声若洪钟，十分威武。傅将军和各高级将领均把盏敬酒，并由秘书把杀敌经过编写成文章当场宣读，博得众人掌声如雷鸣，兄弟二人风头十足，当晚众人大醉而归。

　　战火结良缘

　　1940年5月，五原战役后，傅将军接通知要到后方参加会议，因傅将军大病初愈，每日尚需注射补剂，决定父亲随行。在宁夏停留期间，一日傅将军突然对父亲说，兰州来电，飞机太小了，去不了许多人，再说我的病也好了，你就留在宁夏办你的事吧。善解人意的傅将军所指的“事”即是父亲的婚事。
　　1939年春，父亲初到五原时，通过王一兵站医院的上尉副官吴少伯介绍认识了医院的中尉军医孙小姐。这位孙小姐是陕西省三原县人，父亲是私塾先生，家境殷实。孙小姐自幼聪慧好学，性格独立倔强，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深得父母和几个哥哥的疼爱。上完私塾后，不顾家人反对，刚刚十三岁的孙小姐执意远离父母，孤身赴西安求学。在西安护士学校即将毕业时，抗日名将杨虎城将军来护士学校的一场慷慨激昂的抗日动员报告，使得孙小姐热血沸腾，立即决定参军投身抗日。消息传回老家，父母焦急万分相继病倒，并派家人追到学校，但这些都没有阻止孙小姐奔赴前线的脚步，她如愿参军，并参加野战医院，炮火中救护伤员，也曾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正是这位孙小姐日后成为了我们的母亲。
　　那时的父亲高大儒雅，母亲善良清秀，他们的经历相似，志向相同，彼此十分中意。从此开始通信，每月数封。可从包头攻坚战到五原战役约三个多月的时间，由于邮路阻断，双方音讯全无。在宁夏的母亲认为父亲早已在大战中牺牲了，正处在悲痛之中。然而现在战后余生，二人又能平安相见，真是悲喜交集。于是在傅将军的建议下，遂决定立即结婚。傅将军命副官送来一百元贺礼，并嘱咐办事处长刘云峰、宁夏省立医院护士长程士杰为介绍人，并登报启事。1940年5月23日，我的父母在银川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父亲的老友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宁夏邮电局局长孟某为双方主婚；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为证婚人；来宾除亲朋外，尚有山西同乡会代表五人，总共约六七十人。以烤鸭席待客，颇为隆重。就这样，父母二人在抗战的炮火中结为伉俪。
　　自此，父亲、母亲相携共同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的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恩爱有加。父母分别于1980年和1995年走完了他们的人生。遵照他们生前的重托，父母的骨灰洒在了内蒙古黄河河口。波涛汹涌的黄河水将载着他们流经他们曾经与日寇战斗过的绥远平原，并一路南下，回归他们朝思暮想的故乡。

　　晋升上校处长

　　1940年秋，傅作义部队整顿军风，精简老弱以增强战斗力。傅作义将军将军医处改为救恤委员会。由傅作义的老师、少将高参苗雨田任主委，父亲任医务处上校主任，陈参谋任救护科长。约半年后，见父亲除专业能力外，行政管理工作亦做得有条不紊。遂又恢复了军医处，由父亲一人负责。那年，父亲编写了《临床医疗手册》和《新战士保健》，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业务培训。父亲一人负责军医处后，医务人员的升迁、任免完全依照平时工作考绩和业务水平。每年春秋季全部医务人员，按级命题，考核评分。从此军医处萎靡不振，生活散漫的作风逐渐销声匿迹，而努力工作和认真学习业务的风气逐渐形成。
　　几年间，军医处曾有数名高级军医因违反军规被法办。1938年，军医处少校军医章怀诚因侵吞公款被撤职查办；1938年，军医处中校副处长刘会山在野战医院因对伤员治疗不负责任和克扣伤员生活费，查明问题后，被扣押军法处；1939年，军医处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处长郝信来请假到宁夏探家，让跟随他的警卫员王某贩回大烟土三千余两，被傅作义查获，下令撤职查办，准备严惩，郝信来借机逃跑，王某被处决。
　　1941年秋，敌机不时在宁夏陕坝上空扰乱，母亲即将临产。父亲将母亲安置在离城西三里的一个小村。小村共三五户人家，其中有邮局某局长建起的一个小院。北房五间，其中两间为邮电家属居住，另两间父母租用。因父亲工作忙，委托同街一商贩之妻陪同母亲居住。阴历八月十六日晚，母亲顺利生下大姐。因当日长沙会战获得全胜，举国同庆，故取名“逢瑞”。
　　自从母亲移居农村后，父亲每日下午必抽时间去看望。母亲生产后第三天早，父亲突然感到全身不适，量体温已升至39.5℃，请来医院陈怀礼所长，诊察后说是患了热性传染病。服药打针后稍好，但下午依然如故，已不能再回乡下看望母亲了。于是派勤务兵回去对母亲只说是患了感冒，怕传染她们母女，暂且不去看望，希望能搪塞过去。然而次日又是如此。到第三日，母亲判断父亲定是出了大事，于是不顾产后身体虚弱，执意步行回家，要见到父亲。医院只好安排少校军医何郁借来轿车，半路把母亲接回。母亲看见父亲高烧昏睡不醒，十分焦急，她认为自己也是医生，就决定带父亲一同回到乡下，以免敌机来扰时无法躲避。父亲连烧一周不退，母亲不顾刚刚生产，衣不解带，昼夜精心护理。幸得同事曾君传授一偏方：黄花菜加冰糖煮水，连服两日。说也奇怪，父亲服后不停出汗，汗后降温，病情逐渐缓解。
　　某日清晨，少校军需茹宗瑞、房格运奉总司令傅将军命令前来探病，留七百元作为病后增加营养费用，并转达傅将军的话：“现在局势太平，并无战事，安心静养，不必着急。”在农村住了两周后，父亲即返回医院照常工作。
　　1941年到1943年底，父亲随傅作义部队在绥西驻防，每年冬季与日寇有小规模作战，傅将军均赴前方督战。这期间再无进行大的会战。部队处于休养生息状态。

　　抗战胜利举国同庆

　　1944年初，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寇由逐岛进攻转为越岛进攻，从而使盘踞在东南亚的日寇大为震惊。在中国战场上采取弃攻择守。为了配合美军的攻势，全国各战区均在准备反攻。军委会在广西成立东南干训团，蒋介石兼任团长，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任副团长，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任教育长，美军少将安姆斯任总教官，抽调各战区正规军各兵种优秀干部前往受训。傅作义部队先后派各兵种干部百余人前往受训，其中军医二十人由父亲带队前往。
　　赴桂林即将成行，恰逢大哥出生。因当时医务人员极缺，临行前，傅将军嘱咐父亲谨防受训军医借机潜逃，于是去时的差旅费由父亲统一掌握，并不发到个人。途经绥、宁、甘、陕、川、黔、桂七个省，到达桂林后次日入团报到。
　　军务队主任教官是美军上校里干，其他各科教员七八人，抽调各大学外语系高年级学生做翻译。学习共约八周。结业后，由团中点名给每人发放返回的差旅费。父亲已无法控制大家的行动，只好叮嘱各人务必返回原部队，遂即自由行动。父亲和上尉军医马名骝同行，于10月初返回陕坝。事后查明有上尉军医赵某、崔某二人未归队，终因无法追查而作罢。
　　回到绥远，傅作义部队内部干部训练团成立。父亲奉命负责组织医务人员训练班，分期抽调医务人员进行培训。1945年2月开始召集学员入团，绥干团军医院院长刘某曾做过父亲的上级，而军阶现在却低父亲一级，于是父亲呈请傅将军任命刘某为班主任。训练班如期进行，办完第一期后，第二期尚未结业，日寇即宣布投降。同年春，傅作义部队由第八战区司令部，改编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按照编制规定，父亲被任命为少将军医处长。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爆竹声中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傅作义部队司令部分乘两辆卡车离开陕坝准备受降。吩咐各处负责人只带随员一人，父亲作为军医处负责人带随员同往。傅作义将军和参谋长也乘卡车走在前面。先到包头城郊麻池村，停驻一日，接着又进驻包头发电厂。沿途日寇驻军垂头丧气，锐气全无，见到中国军队即行军礼。约五天后，司令部又开往归绥，进驻绥远公教医院。数日后又进驻集宁县政府。这时，傅将军命令父亲返回归绥筹备绥远省立医院。父亲到归绥后，住在厚和医院。不久，母亲带着哥姐随司令部家属乘船由黄河顺流而下，途经包头，又转向东来到归绥，住在医院西北角的一小院内。傅作义将厚和医院改名为绥远省立医院，父亲被任命为院长。
　　1945年9月28日，傅作义将军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的投降，父亲的抗战生涯到此结束。

　　本文选自《白纸黑字》No.1，鄢烈山／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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