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飘摇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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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ng the Other's Story

飘摇的家族

© 黄艾禾／文

　　1949年，16岁的陈佩结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读高一。4月23日的那一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整个南京城的人们恐怕都难以入眠，等待着这个城市的又一次历史交替。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都撤了，城市的治安陷入真空，街上不时有抢劫案发生。陈佩结记得，那时她住在离鼓楼不远的平仓巷，从家中的窗口向外望，附近的司法部大院火光熊熊。家里大人都叮嘱说，千万不要上街上去，一家人全都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曾对解放前夕的南京城有过描述：4月23日，“站岗的警察不见了，满街都见着制服的人群急忙中往中山门跑去，中央航空公司接送客人的车辆被拦去了。经过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和总统府门前，警卫已撤离，里面的好多桌椅被搬出来。总统府对面的房子一大群老百姓正在那里推瓦拆屋……明故宫机场挤满了走的人，某院秘书长想挤上某部的包机，结果被人推下来。早上六时记者打下关的电话，无论你打么地方只听铃声响，却没有人接电话”。“此间抢劫之风仍炽，暴民将剩下的粮食抢劫一空。抢得店中物品的暴民又复遭黑吃黑，殴击不时发生，稀疏的枪声不时听到，但不悉来自何方及原因何在。在街上行驶的车辆皆被拦住遭劫……”
　　但是陈佩结的父亲陈裕光那晚并不在家里。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他那一晚守在自己的校园里，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共同护校。一位名叫冯世昌的金陵大学校友，忆起那天晚上，街上满是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于是我们同学就上街把枪支拾回来，‘武装’保卫学校，农专同学还拿来一挺机枪，放在校门口助威”。
　　4月24日清晨，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大部队开进南京城，登上蒋介石的总统府。

　　末世的逃离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到1949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恢复到了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他们的保姆和用人又有9万，产业工人不过9万，用当年共产党南京新政府的一份报告的话来描述，这是一座有“庞大的寄生消费人口”的城市。
　　还是在1948年年初，这座六朝古都又一次人心惶惶。1948年2月，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曾发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电文：“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国民党政府机关决定南迁，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而三大战役尤其是令国民党丧失了55万军队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进行，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政府的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等）是肯定要迁的，但二级以下部门，不太重要的部委，则对于是否南迁吵成一团。大量的公务人员在发了3个月工资后被遣散。1948年12月10日，淮海战役已见分晓，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现中央已公布疏散眷属办法，并责由交通部统筹办理疏运事宜。本府为适应战时状态，自应与中央方面采取同一步趋，并为谋同人疏散眷属之便利，兹将11月份薪金提早于本月15日以前一律发清。其愿自动辞职，送眷回籍者，同时加发薪金一个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了南京，李宗仁“代总统”搬进了总统府。但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成样子。1949年1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而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3个月的薪金只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于是，面临失业的财政部的员工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施以老拳，结果不但争取到3个月薪金，还有3000元疏散费。消息传开，各部门机关的公务员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正在进行的“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南京的文化部门，如大学、博物院、研究院等，也面临着迁与不迁的抉择。

　　金陵大学陈裕光：“乃志留下”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肇始于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成为金陵大学。民国时期的诸多教会大学中，南京的金陵大学与北京的燕京大学素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誉。陈裕光自1927年受命成为校长，到解放前夕已经干了22年。在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是最重要的几所高等学府。国民党当然是希望它能迁到台湾去，况且，陈裕光的妹夫，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立武在教育部任上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将存放在南京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迁运到台湾。其实，这些文物在抗战期间，也是经他的手千辛万苦从南京运到西南的贵州四川等大后方的。1948年冬，淮海战役正在激战之时，杭立武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指示，筹集经费、洽定船只，挑选了3824箱文物精品，分三批由海军“中鼎”舰、“昆仑”舰和招商局“海沪”轮运送到台湾。
　　但是，杭立武运得了文物，却运不走人物——他连自己的内兄也运不走。陈裕光坚决不同意金大搬迁。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了金大是否搬迁的问题，陈裕光与他的同事们曾反复讨论过几个月。当时一位名叫李扬汉的校友记得，陈校长召开全体教职员会，会场气氛相当紧张，门紧紧关着，但有学生在外面偷听。主张迁校的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想走。陈佩结这样解释她父亲不想走的原因：“搬一次家多不容易！抗战的时候我们曾搬到成都。金大是私立学校，政府是不给搬迁费的。当时是教职工们说，我们少拿工资，让学校筹集到资金来搬家。以后学校再慢慢还！抗战胜利了我们刚刚才搬回来，还要朝哪里搬？搬台湾去，到台湾的哪里？费用又哪里来？”
　　1949年1月18日，陈裕光给当时在台湾的校友胡炽昌写了一封信：“经费无法筹措，新旧校址亦不易有妥善办法，决定不迁，仍举行招收新生……不便离校，只有护校。师生皆有留我的迫切愿望，乃志留下。”
　　杭立武本人也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对金大何尝没有感情？1937年抗战时那次搬迁，杭立武走前曾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和兼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身份，邀集各教会学校的部分英美友人和商界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金陵大学等地区划进“安全区”，保护了不少中国躲进金陵大学的同胞的生命。但是这次，杭立武搬不走金大了。
　　杭立武只好退一步，希望能把他内兄一家带走。他为陈裕光一家办好了护照和机票，到4月22日下午，杭立武夫妇登上南飞的飞机之前，还在动员陈裕光跟他们一起离开南京。陈裕光含着泪，仍然是坚定地拒绝了，目送妹妹和妹夫远去。这一分别，就是40年。到1989年陈裕光临终前才再次见到妹妹，而杭立武，再也没来过大陆。
　　杭立武后来回忆说，在他赴机场的路上，“情况已经非常混乱，并有抢劫事情”，他看到了署有陈裕光名字的“南京治安维持会”的安民告示。这个维持会的主任，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高级参议马青苑，副主任吴贻芳，陈裕光任委员。陈裕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南京市参议院议长。他们已经在积极地迎接解放军了。

　　历史激流中的个人选择

　　吴贻芳在当年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是在1928年，即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一年后当上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的，与陈裕光、杭立武都过从甚密，与宋美龄也熟识。在南京临近解放时，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董会上，有人提议将学校迁往台湾，被吴贻芳断然拒绝。1949年4月22日，宋美龄打电话要吴贻芳去台湾，吴未接电话，随后，国民党又派人送来机票，要求吴贻芳乘最后的飞机离宁，她也没走。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她“静静地而又不安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在这风云激变的时刻，另一位当时的知名女性，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的伍智梅选择了离开南京。这位国民党的先烈伍汉持的女儿，从年轻时就跟随孙中山，丈夫黄建勋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伍智梅与宋庆龄、何香凝都私交甚密，她到了广州以后，曾经接到宋庆龄用英文写来的亲笔信，劝她留下来。信是通过解放前夕上海到广州的最后一班飞机送到伍智梅手中的。然而，伍智梅还是走了，先去香港，再赴台湾。
　　1949年，在这个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被周围的历史潮流裹挟着推动着，他们又怎么会预料得到，从此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他们的个人命运，从此完全不同？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退休研究员黄璧坤，是伍智梅的小姑子，当年是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正在广州执信中学念书。她记得，她的大哥黄谦益问她：共产党快来了，共产共妻，你们怕不怕？“我想，第一，我也没财产，第二关于共妻，我还没想到那样的问题呢。”黄璧坤说。
　　黄谦益20年代到美国留学，专业是城市与海岸设计，回国后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的总工程师，抗战时做盟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的联络顾问，官衔少将。因为他的工作出色，在1946年曾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的自由奖章。“这个奖章让他一辈子都为之荣耀。”黄璧坤回忆道。
　　1949年，大哥黄谦益全家走了，二嫂伍智梅走了，七姐黄毓坤已经在美国留学定居，九哥黄谦仪住在香港，十哥黄伯飞正在美国上学。留在大陆的，是黄璧坤的三姐黄式坤和姐夫袁振英，六哥黄震廷，十一姐黄馥坤和小弟黄伯坍。
　　这里面，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就是她的三姐夫袁振英。袁振英本来可以做个大人物的。这位1918年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1920年时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搞《新青年》，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开一大的时候，袁振英是当时全国53名中共党员之一。但是后来，袁振英与黄式坤（黄璧坤之三姐）赴法国留学后，就不再与中共联系，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与陈独秀不和。从法国回来，袁振英虽然不再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但还是曾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抓去囚禁。到解放前夕，袁振英已经失业在家，穷途潦倒。这时，袁振英的弟弟在越南西贡，让他去法国统治下的越南，而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让他去台湾。但他都拒绝了，欢欣鼓舞地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说，我从香港回到大陆，就是不愿做英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回为什么要到越南去做法帝国主义的走狗？”黄璧坤转述说。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当天晚上，黄璧坤听到了海珠桥被炸毁的巨大爆炸声，那是国民党部队逃跑前干的，“桥上的行人全部死掉了。”她说。而当年建海珠桥时，监工者正是她的大哥黄谦益。

　　新的生活开始了

　　1949年4月24日，马青苑、陈裕光、吴贻芳等“南京市治安维持会”成员去见解放军的首长，希望军队尽早接收南京。数日之后，他们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接见，回来后，陈裕光说：“他们蛮儒雅的。”第一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给陈裕光的印象不错。
　　这个时候，陈裕光的家族，也已经分为两半。他的二弟陈裕华、三弟陈裕康都留在了大陆；四弟陈裕耀和一个妹妹陈信美抗战胜利后就去美国读书了，从此留在了美国，弟媳沈佩兰也一同留在那里；他的大妹陈圣婉留在大陆；二妹陈竹君去了台湾，并带走了他们的父亲陈烈明。陈竹君本还想带走他们的母亲鲍敏，但老太太死活不肯走，留了下来。他们家那张抗战胜利后的全家福，里面的人从此再也没有凑齐过。
　　陈佩结的大哥大姐是在1949年赴美留学的。至今陈佩结还保存着她奶奶当时写给姐姐的一张字条：“佩丽，我送你这部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她是一名基督徒。或许老人家心里已经有预感，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逃离了南京的杭立武，先到了成都。1949年12月9日，他从成都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台湾，同机的有陈立夫和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杭立武后来回忆说，他到机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表情若有所思。朱、陈二人对杭立武嘀咕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箱子里全是黄金。飞机超重了，而阎锡山又不肯放弃黄金。
　　作为国民党的要员，这些人还有飞机坐。而中下层的国民党军民，逃往台湾只有乘船，路途之艰险不堪回首。后来台湾“民视”拍过一部名为《台湾演义》的电视片，披露了当年大溃退的若干细节。其中以1949年1月27日的“太平轮”事件最为悲惨。这艘开往台湾的轮船载满乘客，摸黑从上海开出不久，就与另一艘货船“建元轮”相撞，近千人葬身鱼腹，仅有38人生还。
　　台湾岛当时只有600万人口，而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军民达200万。伍智梅的儿子黄仰山曾经回忆过他们初到台湾时的困顿，住房狭小，一家五口仅有一间半，生活艰难。伍智梅的孙子黄坚记得，有时因黄坚调皮，奶奶骂起他来就是两三个小时，也可见伍智梅心中的郁闷。这20万大陆人与本岛居民的碰撞融合，到今天都没有完成。那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而留在大陆的人们，生活也完全变成新的了。
　　1950年2月，金陵大学改归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是年10月，陈裕光赴苏州，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研究院学习，“实际就是交代你们历史上与国民党有啥关系。他有啥都说出来了。”陈佩结说。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决定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改为公立。3月，陈裕光学习回来，辞去了金陵大学的任职。他当了一阵“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图书仪器清理处主任”后，就到上海的一个轻工业研究所当化学顾问了，直到退休。而金陵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成为南京大学的一部分，金陵大学的名字被撤销。
　　袁振英解放后因为生活无着，直接给周恩来写了封信，信封上仅写：“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收”，而周恩来真的给他安排了工作，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中，袁振英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几乎被枪毙。而他的一位内弟，即黄璧坤的六哥黄震廷，曾当过国民党的少将，“本来可能是问题最大的”，因为解放后一直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断绝与一切故旧的来往，一直当个外语教师，倒还算平安。
　　陈裕光长寿，活了96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金陵大学校友左天觉从美国回来去看望他，他们谈到了金陵大学有没有可能复校。左天觉告诉他，复校是不可能了，不如办一个“金陵研究院”吧。陈裕光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决定，把自己在汉口路71号的住宅捐出来，作为基金。这所房子，是陈裕光的父亲陈烈明留给他的遗产，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发还给他，刚刚住进去两年。一年后，陈裕光去世，他的儿女们遵照遗嘱，将住宅变现为500万元，捐给了南京农业大学。金陵大学的校友们也纷纷为这所金陵研究院捐了钱。
　　两年后，杭立武在台湾去世。
　　陈裕光在去世前，让陈佩结写信给台湾的妹妹陈越梅（杭立武的妻子），说他很想念她，有话想同她讲。陈越梅赶回了南京。兄妹俩在40年后终于得以见面了，而他们的老父亲陈烈明早已病逝在台湾，他的骨灰后来也被带回大陆，葬在南京。
　　“我爷爷祖籍浙江宁波，但主要生活在南京，是南京人了。我自己虽然抗战时去了四川8年，解放后参加工作在山西20多年，但我是南京人。”年已75岁的陈佩结说。

　　本文选自《大变革时代：晚清过后是民国》，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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